Chapter 4
有的又看不起他，因為他不是實行的革命者，然而倘是實行者，就會和牛蘭〔３〕一同關在牢監裡，看不起他的人可就不願提他了。
他有錢，他偏講社會主義，他偏不去做工，他偏來遊歷，他偏到上海，他偏講革命，他偏談蘇聯，他偏不給人們舒服……
於是乎可惡。
身子長也可惡，年紀大也可惡，須發白也可惡，不愛歡迎也可惡，逃避訪問也可惡，連和夫人的感情好也可惡。
然而他走了，這一位被人們公認為“矛盾”的蕭。
然而我想，還是熬一下子，姑且將這樣的蕭，當作現在的世界的文豪罷，嘮嘮叨叨，鬼鬼祟祟，是打不倒文豪的。而且為給大家可以嘮叨起見，也還是有他在著的好。
因為矛盾的蕭沒落時，或蕭的矛盾解決時，也便是社會的矛盾解決的時候，那可不是玩意兒也。
二月十九夜。
BB
〔１〕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三三年三月一日《論語》第十二期。〔２〕蕭伯納（１８５６—１９５０）英國劇作家、批評家。出生於愛爾蘭都柏林。早年參加過英國改良主義政治組織“費邊社”。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譴責帝國主義戰爭，同情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一九三一年曾訪問蘇聯。
但他始終未能擺脫資產階級改良主義的觀點。主要作品有劇本《華倫夫人的職業》、《巴巴拉少校》、《真相畢露》等，大都揭露和諷刺資本主義的偽善和罪惡。一九三三年他乘船周遊世界，二月十二日到香港，十七日到上海。
〔３〕牛蘭（Ｎａｕｌｅｎ）即保羅·魯埃格（ＰａｕｌＲｕｅｇｇ），原籍波蘭，“泛太平洋產業同盟”上海辦事處秘書，共產國際派駐中國的工作人員。
一九三一年六月十七日牛蘭夫婦同在上海被國民黨政府拘捕，送往南京監禁，次年七月一日以“危害民國”罪受審。牛蘭不服，於七月二日起進行絕食鬥爭。宋慶齡、蔡元培等曾組織“牛蘭夫婦營救委員會”營救。一九三七年日本侵佔南京前夕出獄。
談金聖歎
講起清朝的文字獄來，也有人拉上金聖歎〔２〕，其實是很不合適的。他的“哭廟”，用近事來比例，和前年《新月》上的引據三民主義以自辯，並無不同，但不特撈不到教授而且至於殺頭，則是因為他早被官紳們認為壞貨了的緣故。就事論事，倒是冤枉的。
清中葉以後的他的名聲，也有些冤枉。他抬起小說傳奇來，和《左傳》《杜詩》並列，實不過拾了袁宏道〔３〕輩的唾餘；而且經他一批，原作的誠實之處，往往化為笑談，佈局行文，也都被硬拖到八股的作法上。這餘蔭，就使有一批人，墮入了對於《紅樓夢》之類，總在尋求伏線，挑剔破綻的泥塘。自稱得到古本，亂改《西廂》字句〔４〕的案子且不說罷，單是截去《水滸》的後小半，〔５〕夢想有一個“嵇叔夜”來殺盡宋江們，也就昏庸得可以。雖說因為痛恨流寇的緣故，但他是究竟近於官紳的，他到底想不到小百姓的對於流寇，只痛恨著一半：不在於“寇”，而在於“流”。
百姓固然怕流寇，也很怕“流官”。記得民元革命以後，我在故鄉，不知怎地縣知事常常掉換了。每一掉換，農民們便愁苦著相告道：“怎麼好呢？又換了一隻空肚鴨來了！”他們雖然至今不知道“欲壑難填”的古訓，卻很明白“成則為王，敗則為賊”的成語，賊者，流著之王，王者，不流之賊也，要說得簡單一點，那就是“坐寇”。中國百姓一向自稱“蟻民”，現在為便於譬喻起見，姑升為牛罷，鐵騎一過，茹毛飲血，蹄骨狼藉，倘可避免，他們自然是總想避免的，但如果肯放任他們自嚙野草，苟延殘喘，擠出乳來將這些“坐寇”喂得飽飽的，後來能夠比較的不復狼吞虎嚥，則他們就以為如天之福。所區別的只在“流”與“坐”，卻並不在“寇”與“王”。試翻明末的野史，就知道北京民心的不安，在李自成入京的時候，是不及他出京之際的利害的。〔６〕宋江據有山寨，雖打家劫舍，而劫富濟貧，金聖歎卻道應該在童貫高俅輩的爪牙之前，一個個俯首受縛，他們想不懂。所以《水滸傳》縱然成了斷尾巴蜻蜓，鄉下人卻還要看《武松獨手擒方臘》〔７〕這些戲。
不過這還是先前的事，現在似乎又有了新的經驗了。聽說四川有一隻民謠，大略是“賊來如梳，兵來如篦，官來如剃”的意思。汽車飛艇〔８〕，價值既遠過於大轎馬車，租界和外國銀行，也是海通以來新添的物事，不但剃盡毛發，就是刮盡筋肉，也永遠填不滿的。正無怪小百姓將“坐寇”之可怕，放在“流寇”之上了。
事實既然教給了這些，僅存的路，就當然使他們想到了自己的力量。
五月三十一日。
BB
〔１〕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三三年七月一日上海《文學》第一卷第一號。
〔２〕金聖歎（１６０８—１６６１）名人瑞，原姓張，名採，吳縣（今屬江蘇）人，明末清初文人。曾批改《西廂記》、《水滸傳》等。據清代王應奎《柳南隨筆》載：清順治十八年（１６６１），“大行皇帝（按指順治）遺詔至蘇，巡撫以下，大臨府治。諸生從而訐吳縣令不法事，巡撫朱國治方翱令，於是諸生被系者五人。翌日諸生群哭於文廟，復逮繫至十三人，俱劾大不敬，而聖歎與焉。當是時，海寇入犯江南，衣冠陷賊者，坐反叛，興大獄。廷議遣大臣即訊並治諸生，及獄具，聖歎與十七人俱傅會逆案坐斬，家產箱沒入官。聞聖歎將死，大歎詫曰：‘斷頭，至痛也。籍家，至慘也。而聖歎以不意得之，大奇！’於是一笑受刑，其妻子亦遣戍邊塞雲。”
〔３〕袁宏道（１５６８—１６１０）字中郎，湖廣公安（今屬湖北）人，明代文學家。他在《觴政》等文中肯定了小說、戲曲、民歌的地位，在《狂言》裡的《讀書》詩中，把《離騷》、《莊子》、《西廂》、《水滸》和《焚書》並列。金聖歎也曾以《離騷》為第一才子書，《南華經》（《莊子》）為第二才子書，《史記》為第三才子書，《杜詩》為第四才子書，《水滸》為第五才子書，《西廂記》為第六才子書。〔４〕《西廂》全名《崔鶯鶯待月西廂記》，雜劇，元代王實甫作。金聖歎在批註《西廂》時，曾參校徐文長、徐士範、王伯良等較早的刻本，作了一些有根據的改動，但有些卻是主觀妄改的，如將篇末“謝當今盛明唐聖主”改為“謝當今垂簾雙聖主”，則更是為了奉承清順治皇帝及其母后而亂改的。
〔５〕截去《水滸》的後小半明中葉以後，《水滸傳》有百回和一百二十回多種版本流行。明崇禎十四年（１６４１）左右，金聖歎把《水滸》七十一回以後的章節全部刪去，另外偽造了一個“驚噩夢”的結局（盧俊義夢見知州“嵇叔夜”擊潰了梁山隊伍，並殺絕起義者一百零八人），又把第一回改為楔子，成為七十回本。〔６〕李自成（１６０６—１６４５）陝西米脂人，明末農民起義軍領袖。崇禎二年（１６２９）起義，崇禎十七年（１６４４）三月攻入北京，推翻明王朝。後明將吳三桂勾引清兵入關，李兵敗退出北京。據清初彭孫貽《平寇志》等野史記載，李自成初進北京時，“貼安民榜雲：‘大帥臨城，秋毫無犯，敢有擅掠民財者，凌遲處死。’……民間大喜，安堵如故。”後來李自成退出北京時，“宮中火作，百姓知‘賊’走，必肆屠僇，各運器物，縱橫堆塞衚衕口，盡以木石支戶”。
〔７〕《武松獨手擒方臘》過去流行於民間的戲劇。按《水滸傳》百回和一百二十回本，擒方臘的是魯智深。
〔８〕飛艇當時對飛機的一種稱呼。
題記
雜文五十一篇，一九三四年三月由上海同文書店初版。本版抽出《〈兩地書〉序言》（存目），以免與編入第十一卷中的《兩地書》的《序言》重複。
題記
一兩年前，上海有一位文學家，現在是好像不在這裡了，那時候，卻常常拉別人為材料，來寫她的所謂“素描”。我也沒有被赦免。據說，我極喜歡演說，但講話的時候是口吃的，至於用語，則是南腔北調〔１〕。前兩點我很驚奇，後一點可是十分佩服了。真的，我不會說綿軟的蘇白，不會打響亮的京腔，不入調，不入流，實在是南腔北調。而且近幾年來，這缺點還有開拓到文字上去的趨勢；《語絲》早經停刊，沒有了任意說話的地方，打雜的筆墨，是也得給各個編輯者設身處地地想一想的，於是文章也就不能劃一不二，可說之處說一點，不能說之處便罷休。即使在電影上，不也有時看得見黑奴怒形於色的時候，一有同是黑奴而手裡拿著皮鞭的走過來，便趕緊低下頭去麼？我也毫不強橫。
一俯一仰，居然又到年底，鄰近有幾家放鞭爆，原來一過夜，就要“天增歲月人增壽”了。靜著沒事，有意無意的翻出這兩年所作的雜文稿子來，排了一下，看看已經足夠印成一本，同時記得了那上面所說的“素描”裡的話，便名之曰《南腔北調集》，準備和還未成書的將來的《五講三噓集》〔２〕配對。我在私塾裡讀書時，對過對，這積習至今沒有洗乾淨，題目上有時就玩些什麼《偶成》，《漫與》，《作文秘訣》，《搗鬼心傳》，這回卻鬧到書名上來了。這是不足為訓的。
其次，就自己想：今年印過一本《偽自由書》，如果這也付印，那明年就又有一本了。於是自己覺得笑了一笑。這笑，是有些惡意的，因為我這時想到了梁實秋先生，他在北方一面做教授，一面編副刊，〔３〕一位嘍羅兒〔４〕就在那副刊上說我和美國的門肯（ＨAＬAＭｅｎｃｋｅｎ）〔５〕相像，因為每年都要出一本書。
每年出一本書就會像每年也出一本書的門肯，那麼，吃大菜而做教授，真可以等於美國的白璧德了。低能好像是也可以傳授似的。但梁教授極不願意因他而牽連白璧德，是據說小人的造謠；〔６〕不過門肯卻正是和白璧德相反的人，以我比彼，雖出自徒孫之口，骨子裡卻還是白老夫子的鬼魂在作怪。指頭一撥，君子就翻一個筋斗，我覺得我到底也還有手腕和眼睛。
不過這是小事情。舉其大者，則一看去年一月八日所寫的《“非所計也”》，就好像著了鬼迷，做了惡夢，胡里胡塗，不久就整兩年。怪事隨時襲來，我們也隨時忘卻，倘不重溫這些雜感，連我自己做過短評的人，也毫不記得了。一年要出一本書，確也可以使學者們搖頭的，然而只有這一本，雖然淺薄，卻還藉此存留一點遺聞逸事，以中國之大，世變之亟，恐怕也未必就算太多了罷。
兩年來所作的雜文，除登在《自由談》〔７〕上者外，幾乎都在這裡面；書的序跋，卻只選了自以為還有幾句可取的幾篇。曾經登載這些的刊物，是《十字街頭》，《文學月報》，《北斗》，《現代》，《濤聲》，《論語》，《申報月刊》，《文學》〔８〕等，當時是大抵用了別的筆名投稿的；但有一篇沒有發表過。
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夜，於上海寓齋記。BB
〔１〕南腔北調見上海《出版消息》第四期（一九三三年一月）《作家素描（八），魯迅》，作者署名美子。其中說：“魯迅很喜歡演說，只是有些口吃，並且是‘南腔北調’，然而這是促成他深刻而又滑稽的條件之一。”
〔２〕《五講三噓集》參署本書《答楊村人先生公開信的公開信》。這本集子後來沒有編成。
〔３〕梁實秋當時任青島大學教授，並主編天津《益世報》的《文學週刊》。
〔４〕一位嘍羅兒指梅僧。他在天津《益世報·文學週刊》第三十一期（一九三三年七月）發表的《魯迅與ＨAＬAＭｅｎｃｋｅｎ》一文中說：“曼肯（即門肯）平時在報章雜志揭載之文，自己甚為珍視，發表之後，再輯成冊，印單行本。取名曰《偏見集》，厥後陸續匯集刊印，為第二集第三集以至於無窮。猶魯迅先生之雜感，每隔一二年必有一兩冊問世。”
〔５〕門肯（１８８０—１９５６）又譯孟肯、曼肯，美國文藝批評家，散文作家。他從自由主義立場出發，反對學院、紳士的“傳統標準”，反對一切市儈和社會上的庸俗現象。他的主張曾遭到白璧德等“新人文主義”者的攻擊，雙方論戰數十年。主要著作有《偏見集》，從一九一九年到一九二七年，共出六冊。
〔６〕梁實秋在為吳宓等譯的《白璧德與人文主義》一書所作的序言中說：“我自己從來沒有翻譯過白璧德的書，亦沒有介紹過他的學說……但是我竟為白璧德招怨了。據我所看見的攻擊白璧德的人，都是沒有讀過他的書的人，我以為這是一件極不公平的事。”〔７〕《自由談》《申報》的副刊之一。從一九三三年一月起，作者連續在該刊發表雜文；後來將一月至五月發表的編為《偽自由書》，六月至十一月的編為《準風月談》。
〔８〕《十字街頭》半月刊，第三期改為旬刊，“左聯”刊物之一，魯迅、馮雪峰合編。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在上海創刊，次年一月即被國民黨政府禁止，僅出三期。《文學月報》，“左聯”刊物之一，先後由周起應（周揚）等編輯。一九三二年六月在上海創刊，同年十二月被國民黨政府禁止，僅出六期。《北斗》，參看本卷第３６５頁注〔１〕。《現代》，文藝月刊，施蟄存、杜衡編輯，一九三二年五月在上海創刊，一九三五年三月改為綜合性月刊，汪馥泉編輯，同年五月出至第六卷第四期停刊。《濤聲》，文藝性週刊，曹聚仁編輯。一九三一年八月在上海創刊，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停刊。共出八十二期。《論語》，文藝性半月刊，林語堂等編，一九三二年九月在上海創刊，一九三七年八月停刊，共出一一七期。《申報月刊》，申報館編輯和出版的國際時事綜合性刊物，也刊載少量文藝作品。一九三二年七月在上海創刊，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出至第四卷第十二期停刊。《文學》，月刊，鄭振鐸、傅東華等編輯，一九三三年七月在上海創刊，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出至第九卷第四期停刊。
聽說夢
做夢，是自由的，說夢，就不自由。做夢，是做真夢的，說夢，就難免說謊。
大年初一，就得到一本《東方雜志》新年特大號，臨末有“新年的夢想”，〔２〕問的是“夢想中的未來中國”和“個人生活”，答的有一百四十多人。記者的苦心，我是明白的，想必以為言論不自由，不如來說夢，而且與其說所謂真話之假，不如來談談夢話之真，我高興的翻了一下，知道記者先生卻大大的失敗了。
當我還未得到這本特大號之前，就遇到過一位投稿者，他比我先看見印本，自說他的答案已被資本家刪改了，他所說的夢其實並不如此。這可見資本家雖然還沒法禁止人們做夢，而說了出來，倘為權力所及，卻要干涉的，決不給你自由。這一點，已是記者的大失敗。
但我們且不去管這改夢案子，只來看寫著的夢境罷，誠如記者所說，來答覆的幾乎全部是智識分子。首先，是誰也覺得生活不安定，其次，是許多人夢想著將來的好社會，“各盡所能”呀，“大同世界”呀，很有些“越軌”氣息了（末三句是我添的，記者並沒有說）。
但他後來就有點“痴”起來，他不知從那裡拾來了一種學說，將一百多個夢分為兩大類，說那些夢想好社會的都是“載道”之夢，是“異端”，正宗的夢應該是“言志”的，硬把“志”弄成一個空洞無物的東西。〔３〕然而，孔子曰，“盍各言爾志”，而終於贊成曾點者，〔４〕就因為其“志”合於孔子之“道”的緣故也。
其實是記者的所以為“載道”的夢，那裡面少得很。文章是醒著的時候寫的，問題又近於“心理測驗”，遂致對答者不能不做出各各適宜於目下自己的職業，地位，身分的夢來（已被刪改者自然不在此例），即使看去好像怎樣“載道”，但為將來的好社會“宣傳”的意思，是沒有的。所以，雖然夢“大家有飯吃”者有人，夢“無階級社會”者有人，夢“大同世界”者有人，而很少有人夢見建設這樣社會以前的階級鬥爭，白色恐怖，轟炸，虐殺，鼻子裡灌辣椒水，電刑……倘不夢見這些，好社會是不會來的，無論怎麼寫得光明，終究是一個夢，空頭的夢，說了出來，也無非教人都進這空頭的夢境裡面去。
然而要實現這“夢”境的人們是有的，他們不是說，而是做，夢著將來，而致力於達到這一種將來的現在。因為有這事實，這才使許多智識分子不能不說好像“載道”的夢，但其實並非“載道”，乃是給“道”載了一下，倘要簡潔，應該說是“道載”的。
為什麼會給“道載”呢？曰：為目前和將來的吃飯問題而已。
我們還受著舊思想的束縛，一說到吃，就覺得近乎鄙俗。但我是毫沒有輕視對答者諸公的意思的。《東方雜志》記者在《讀後感》裡，也曾引佛洛伊特〔５〕的意見，以為“正宗”的夢，是“表現各人的心底的秘密而不帶著社會作用的”。但佛洛伊特以被壓抑為夢的根柢——人為什麼被壓抑的呢？這就和社會制度，習慣之類連結了起來，單是做夢不打緊，一說，一問，一分析，可就不妥當了。記者沒有想到這一層，於是就一頭撞在資本家的朱筆上。但引“壓抑說”來釋夢，我想，大家必已經不以為忤了罷。
不過，佛洛伊特恐怕是有幾文錢，吃得飽飽的罷，所以沒有感到吃飯之難，只注意於性慾。有許多人正和他在同一境遇上，就也轟然的拍起手來。誠然，他也告訴過我們，女兒多愛父親，兒子多愛母親，即因為異性的緣故。然而嬰孩出生不多久，無論男女，就尖起嘴唇，將頭轉來轉去。莫非它想和異性接吻麼？不，誰都知道：是要吃東西！
食慾的根柢，實在比性慾還要深，在目下開口愛人，閉口情書，並不以為肉麻的時候，我們也大可以不必諱言要吃飯。因為是醒著做的夢，所以不免有些不真，因為題目究竟是“夢想”，而且如記者先生所說，我們是“物質的需要遠過於精神的追求”了，所以乘著Ｃｅｎｓｏｒｓ〔６〕（也引用佛洛伊特語）的監護好像解除了之際，便公開了一部分。其實也是在“夢中貼標語，喊口號”，不過不是積極的罷了，而且有些也許倒和表面的“標語”正相反。
時代是這麼變化，飯碗是這樣艱難，想想現在和將來，有些人也只能如此說夢，同是小資產階級（雖然也有人定我為“封建餘孽”或“土著資產階級”，但我自己姑且定為屬於這階級），很能夠彼此心照，然而也無須秘而不宣的。
至於另有些夢為隱士，夢為漁樵，和本相全不相同的名人〔７〕，其實也只是豫感飯碗之脆，而卻想將吃飯範圍擴大起來，從朝廷而至園林，由洋場及於山澤，比上面說過的那些志向要大得遠，不過這裡不來多說了。
一月一日。
BB
〔１〕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三三年四月十五日上海《文學雜志》第一號。
〔２〕《東方雜志》綜合性刊物，一九○四年三月在上海創刊，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停刊，商務印書館出版。它於一九三三年出的“新年特大號”（第三十卷第一期）中，闢有“新年的夢想”專欄。當時該刊的主編為胡愈之。
〔３〕《東方雜志》記者在“新年的夢想”專欄的《讀後感》中說：“近來有些批評家把文學分為‘載道’的文學和‘言志’的文學這兩類。我們的‘夢’也可以同樣的方法來分類：就是‘載道’的夢，和‘言志’的夢。”又說：“‘載道’的夢只是‘異端’，而‘言志’的夢才是夢的‘正宗’，因為我們相信‘夢’是個人的，而不是社會的。依據佛洛伊特的解釋，夢只是白天受遏抑的意識，於睡眠，解放出來。……所以‘夢’只是代表了意識的‘不公開’的部分，在夢中說教，在夢中講道，在夢中貼標語，喊口號，這到底是不常有的夢，至少這是白日夢而不是夜夢，所以不能算作夢的正宗。只有個人的夢，表現各人心底的秘密而不帶著社會作用的，那才是正宗的夢。”按《東方雜志》記者所說的“近來有些批評家”指周作人，他在《中國新文學的源流》一書中，認為中國文學史是“載道”文學和“言志”文學的消長史。
〔４〕“盍各言爾志”語見《論語·公冶長》：“顏淵、季路侍。子曰：‘盍各言爾志。’”孔子贊成曾點的話，見《論語·先進》：“子路、曾皙（名點）、冉有、公西華侍坐。……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曾點）曰：‘莫（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５〕佛洛伊特（ＳAＦｒｅｕｄ，１８５６—１９３９）通譯弗*摶戀攏碌利精神病學家，精神分析學說的創立者。這種學說認為文學、藝術、哲學、宗教等一切精神現象，乃至常人的夢，精神病患者的症狀，都是人們因受壓抑而潛藏在下意識裡的某種“生命力”（Ｌｉｂｉｄｏ），特別是性慾的潛力所產生的。他的主要著作有《夢的解釋》、《日常生活的病理心理學》、《精神分析引論》、《精神分析引論新編》等。〔６〕Ｃｅｎｓｏｒｓ英語，原義為檢查官，弗羅伊德精神分析學說用以表示潛在意識壓抑力。
〔７〕名人指在《東方雜志》“新年特大號”上“說夢”的一些國民黨官僚，如當時的鐵道部次長、抗日戰爭中做了漢奸的曾仲鳴說：“何處是修竹、吾廬三徑”；中國銀行副總裁俞寰澄說：“我只想做一個略具知識的自耕農，我最酷愛田園生活”，等等。
為了忘卻的記念
一
我早已想寫一點文字，來記念幾個青年的作家。這並非為了別的，只因為兩年以來，悲憤總時時來襲擊我的心，至今沒有停止，我很想借此算是竦身一搖，將悲哀擺脫，給自己輕鬆一下，照直說，就是我倒要將他們忘卻了。
兩年前的此時，即一九三一年的二月七日夜或八日晨，是我們的五個青年作家〔２〕同時遇害的時候。當時上海的報章都不敢載這件事，或者也許是不願，或不屑載這件事，只在《文藝新聞》上有一點隱約其辭的文章〔３〕。那第十一期（五月二十五日）裡，有一篇林莽〔４〕先生作的《白莽印象記》，中間說：
“他做了好些詩，又譯過匈牙利和詩人彼得斐〔５〕的幾首詩，當時的《奔流》的編輯者魯迅接到了他的投稿，便來信要和他會面，但他卻是不願見名人的人，結果是魯迅自己跑來找他，竭力鼓勵他作文學的工作，但他終於不能坐在亭子間裡寫，又去跑他的路了。不久，他又一次的被了捕。……”
這裡所說的我們的事情其實是不確的。白莽並沒有這麼高慢，他曾經到過我的寓所來，但也不是因為我要求和他會面；我也沒有這麼高慢，對於一位素不相識的投稿者，會輕率的寫信去叫他。我們相見的原因很平常，那時他所投的是從德文譯出的《彼得斐傳》，我就發信去討原文，原文是載在詩集前面的，郵寄不便，他就親自送來了。看去是一個二十多歲的青年，面貌很端正，顏色是黑黑的，當時的談話我已經忘卻，只記得他自說姓徐，象山人；
我問他為什麼代你收信的女士是這麼一個怪名字（怎麼怪法，現在也忘卻了），他說她就喜歡起得這麼怪，羅曼諦克，自己也有些和她不大對勁了。就只剩了這一點。
夜裡，我將譯文和原文粗粗的對了一遍，知道除幾處誤譯之外，還有一個故意的曲譯。他像是不喜歡“國民詩人”這個字的，都改成“民眾詩人”了。第二天又接到他一封來信，說很悔和我相見，他的話多，我的話少，又冷，好像受了一種威壓似的。我便寫一封回信去解釋，說初次相會，說話不多，也是人之常情，並且告訴他不應該由自己的愛憎，將原文改變。因為他的原書留在我這裡了，就將我所藏的兩本集子送給他，問他可能再譯幾首詩，以供讀者的參看。他果然譯了幾首，自己拿來了，我們就談得比第一回多一些。這傳和詩，後來就都登在《奔流》第二卷第五本，即最末的一本里。
我們第三次相見，我記得是在一個熱天。有人打門了，我去開門時，來的就是白莽，卻穿著一件厚棉袍，汗流滿面，彼此都不禁失笑。這時他才告訴我他是一個革命者，剛由被捕而釋出，衣服和書籍全被沒收了，連我送他的那兩本；身上的袍子是從朋友那裡借來的，沒有夾衫，而必須穿長衣，所以只好這麼出汗。我想，這大約就是林莽先生說的“又一次的被了捕”的那一次了。
我很欣幸他的得釋，就趕緊付給稿費，使他可以買一件夾衫，但一面又很為我的那兩本書痛惜：落在捕房的手裡，真是明珠投暗了。那兩本書，原是極平常的，一本散文，一本詩集，據德文譯者說，這是他蒐集起來的，雖在匈牙利本國，也還沒有這麼完全的本子，然而印在《萊克朗氏萬有文庫》（Ｒｅｃｌａｍ’ｓ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Ｂｉｂｌｉｏｔｈｅｋ）〔６〕中，倘在德國，就隨處可得，也值不到一元錢。不過在我是一種寶貝，因為這是三十年前，正當我熱愛彼得斐的時候，特地託丸善書店〔７〕從德國去買來的，那時還恐怕因為書極便宜，店員不肯經手，開口時非常惴惴。後來大抵帶在身邊，只是情隨事遷，已沒有翻譯的意思了，這回便決計送給這也如我的那時一樣，熱愛彼得斐的詩的青年，算是給它尋得了一個好著落。所以還鄭重其事，託柔石親自送去的。誰料竟會落在“三道頭”〔８〕之類的手裡的呢，這豈不冤枉！
二
我的決不邀投稿者相見，其實也並不完全因為謙虛，其中含著省事的分子也不少。由於歷來的經驗，我知道青年們，尤其是文學青年們，十之九是感覺很敏，自尊心也很旺盛的，一不小心，極容易得到誤解，所以倒是故意迴避的時候多。見面尚且怕，更不必說敢有託付了。但那時我在上海，也有一個惟一的不但敢於隨便談笑，而且還敢於託他辦點私事的人，那就是送書去給白莽的柔石。
我和柔石最初的相見，不知道是何時，在那裡。他彷彿說過，曾在北京聽過我的講義，那麼，當在八九年之前了。我也忘記了在上海怎麼來往起來，總之，他那時住在景雲裡，離我的寓所不過四五家門面，不知怎麼一來，就來往起來了。大約最初的一回他就告訴我是姓趙，名平復。但他又曾談起他家鄉的豪紳的氣焰之盛，說是有一個紳士，以為他的名字好，要給兒子用，叫他不要用這名字了。所以我疑心他的原名是“平福”，平穩而有福，才正中鄉紳的意，對於“復”字卻未必有這麼熱心。他的家鄉，是台州的寧海，這只要一看他那臺州式的硬氣就知道，而且頗有點迂，有時會令我忽而想到方孝孺〔９〕，覺得好像也有些這模樣的。
他躲在寓里弄文學，也創作，也翻譯，我們往來了許多日，說得投合起來了，於是另外約定了幾個同意的青年，設立朝華社。目的是在紹介東歐和北歐的文學，輸入外國的版畫，因為我們都以為應該來扶植一點剛健質樸的文藝。接著就印《朝花旬刊》，印《近代世界短篇小說集》，印《藝苑朝華》，算都在循著這條線，只有其中的一本《拾谷虹兒畫選》，是為了掃蕩上海灘上的“藝術家”，即戳穿葉靈鳳這紙老虎而印的。
然而柔石自己沒有錢，他借了二百多塊錢來做印本。除買紙之外，大部分的稿子和雜務都是歸他做，如跑印刷局，制圖，校字之類。可是往往不如意，說起來皺著眉頭。看他舊作品，都很有悲觀的氣息，但實際上並不然，他相信人們是好的。我有時談到人會怎樣的騙人，怎樣的賣友，怎樣的吮血，他就前額亮晶晶的，驚疑地圓睜了近視的眼睛，抗議道，“會這樣的麼？——不至於此罷？……”
不過朝花社不久就倒閉了，我也不想說清其中的原因，總之是柔石的理想的頭，先碰了一個大釘子，力氣固然白化，此外還得去借一百塊錢來付紙賬。後來他對於我那“人心惟危”〔１０〕說的懷疑減少了，有時也歎息道，“真會這樣的麼？……”但是，他仍然相信人們是好的。
他於是一面將自己所應得的朝花社的殘書送到明日書店和光華書局去，希望還能夠收回幾文錢，一面就拚命的譯書，準備還借款，這就是賣給商務印書館的《丹麥短篇小說集》和戈理基作的長篇小說《阿爾泰莫諾夫之事業》。但我想，這些譯稿，也許去年已被兵火燒掉了。
他的迂漸漸的改變起來，終於也敢和女性的同鄉或朋友一同去走路了，但那距離，卻至少總有三四尺的。這方法很不好，有時我在路上遇見他，只要在相距三四尺前後或左右有一個年青漂亮的女人，我便會疑心就是他的朋友。但他和我一同走路的時候，可就走得近了，簡直是扶住我，因為怕我被汽車或電車撞死；我這面也為他近視而又要照顧別人擔心，大家都蒼皇失措的愁一路，所以倘不是萬不得已，我是不大和他一同出去的，我實在看得他吃力，因而自己也吃力。
無論從舊道德，從新道德，只要是損己利人的，他就挑選上，自己背起來。
他終於決定地改變了，有一回，曾經明白的告訴我，此後應該轉換作品的內容和形式。我說：這怕難罷，譬如使慣了刀的，這回要他耍棍，怎麼能行呢？他簡潔的答道：只要學起來！
他說的並不是空話，真也在從新學起來了，其時他曾經帶了一個朋友來訪我，那就是馮鏗女士。談了一些天，我對於她終於很隔膜，我疑心她有點羅曼諦克，急於事功；我又疑心柔石的近來要做大部的小說，是發源於她的主張的。但我又疑心我自己，也許是柔石的先前的斬釘截鐵的回答，正中了我那其實是偷懶的主張的傷疤，所以不自覺地遷怒到她身上去了。——我其實也並不比我所怕見的神經過敏而自尊的文學青年高明。
她的體質是弱的，也並不美麗。
三
直到左翼作家聯盟成立之後，我才知道我所認識的白莽，就是在《拓荒者》上做詩的殷夫。有一次大會時，我便帶了一本德譯的，一個美國的新聞記者所做的中國遊記去送他，這不過以為他可以由此練習德文，另外並無深意。然而他沒有來。我只得又託了柔石。
但不久，他們竟一同被捕，我的那一本書，又被沒收，落在“三道頭”之類的手裡了。
四
明日書店要出一種期刊，請柔石去做編輯，他答應了；書店還想印我的譯著，託他來問版稅的辦法，我便將我和北新書局所訂的合同，抄了一份交給他，他向衣袋裡一塞，匆匆的走了。其時是一九三一年一月十六日的夜間，而不料這一去，竟就是我和他相見的末一回，竟就是我們的永訣。第二天，他就在一個會場上被捕了，衣袋裡還藏著我那印書的合同，聽說官廳因此正在找尋我。印書的合同，是明明白白的，但我不願意到那些不明不白的地方去辯解。記得《說嶽全傳》裡講過一個高僧，當追捕的差役剛到寺門之前，他就“坐化”了，還留下什麼“何立從東來，我向西方走”的偈子〔１１〕。
這是奴隸所幻想的脫離苦海的惟一的好方法，“劍俠”盼不到，最自在的惟此而已。我不是高僧，沒有涅~劇玻保病車淖雜桑椿褂猩裊擔矣謔薔吞幼摺玻保場場*
這一夜，我燒掉了朋友們的舊信札，就和女人抱著孩子走在一個客棧裡。不幾天，即聽得外面紛紛傳我被捕，或是被殺了，柔石的消息卻很少。有的說，他曾經被巡捕帶到明日書店裡，問是否是編輯；有的說，他曾經被巡捕帶往北新書局去，問是否是柔石，手上上了銬，可見案情是重的。但怎樣的案情，卻誰也不明白。
他在囚繫中，我見過兩次他寫給同鄉〔１４〕的信，第一回是這樣的——
“我與三十五位同犯（七個女的）於昨日到龍華。並於昨夜上了鐐，開政治犯從未上鐐之紀錄。此案累及太大，我一時恐難出獄，書店事望兄為我代辦之。現亦好，且跟殷夫兄學德文，此事可告周先生；望周先生勿念，我等未受刑。捕房和公安局，幾次問周先生地址，但我那裡知道。諸望勿念。祝好！
趙少雄一月二十四日。”
以上正面。
“洋鐵飯碗，要二三隻如不能見面，可將東西望轉交趙少雄”
以上背面。
他的心情並未改變，想學德文，更加努力；也仍在記念我，像在馬路上行走時候一般。但他信裡有些話是錯誤的，政治犯而上鐐，並非從他們開始，但他向來看得官場還太高，以為文明至今，到他們才開始了嚴酷。其實是不然的。果然，第二封信就很不同，措詞非常慘苦，且說馮女士的面目都浮腫了，可惜我沒有抄下這封信。其時傳說也更加紛繁，說他可以贖出的也有，說他已經解往南京的也有，毫無確信；而用函電來探問我的消息的也多起來，連母親在北京也急得生病了，我只得一一發信去更正，這樣的大約有二十天。
天氣愈冷了，我不知道柔石在那裡有被褥不？我們是有的。洋鐵碗可曾收到了沒有？……但忽然得到一個可靠的消息，說柔石和其他二十三人，已於二月七日夜或八日晨，在龍華警備司令部被槍斃了，他的身上中了十彈。
原來如此！……
在一個深夜裡，我站在客棧的院子中，周圍是堆著的破爛的什物；人們都睡覺了，連我的女人和孩子。我沉重的感到我失掉了很好的朋友，中國失掉了很好的青年，我在悲憤中沉靜下去了，然而積習卻從沉靜中抬起頭來，湊成了這樣的幾句：
慣於長夜過春時，挈婦將雛鬢有絲。
夢裡依稀慈母淚，城頭變幻大王旗。
忍看朋輩成新鬼，怒向刀叢覓小詩。
吟罷低眉無寫處，月光如水照緇衣。
但末二句，後來不確了，我終於將這寫給了一個日本的歌人〔１５〕。
可是在中國，那時是確無寫處的，禁錮得比罐頭還嚴密。我記得柔石在年底曾回故鄉，住了好些時，到上海後很受朋友的責備。他悲憤的對我說，他的母親雙眼已經失明瞭，要他多住幾天，他怎麼能夠就走呢？我知道這失明的母親的眷眷的心，柔石的拳拳的心。當《北斗》創刊時，我就想寫一點關於柔石的文章，然而不能夠，只得選了一幅珂勒惠支（ＫａHｔｈｅＫｏｌｌｗｉｔｚ）夫人的木刻，名曰《犧牲》，是一個母潛*哀地獻出她的兒子去的，算是隻有我一個人心裡知道的柔石的記念。
同時被難的四個青年文學家之中，李偉森我沒有會見過，胡也頻在上海也只見過一次面，談了幾句天。較熟的要算白莽，即殷夫了，他曾經和我通過信，投過稿，但現在尋起來，一無所得，想必是十七那夜統統燒掉了，那時我還沒有知道被捕的也有白莽。然而那本《彼得斐詩集》卻在的，翻了一遍，也沒有什麼，只在一首《Ｗａｈｌｓｐｒｕｃｈ》（格言）的旁邊，有鋼筆寫的四行譯文道：“生命誠寶貴，
愛情價更高；
若為自由故，
二者皆可拋！”
又在第二葉上，寫著“徐培根”〔１６〕三個字，我疑心這是他的真姓名。
五
前年的今日，我避在客棧裡，他們卻是走向刑場了；去年的今日，我在炮聲中逃在英租界，他們則早已埋在不知那裡的地下了；今年的今日，我才坐在舊寓裡，人們都睡覺了，連我的女人和孩子。我又沉重的感到我失掉了很好的朋友，中國失掉了很好的青年，我在悲憤中沉靜下去了，不料積習又從沉靜中抬起頭來，寫下了以上那些字。
要寫下去，在中國的現在，還是沒有寫處的。年青時讀向子期《思舊賦》〔１７〕，很怪他為什麼只有寥寥的幾行，剛開頭卻又煞了尾。然而，現在我懂得了。
不是年青的為年老的寫記念，而在這三十年中，卻使我目睹許多青年的血，層層淤積起來，將我埋得不能呼吸，我只能用這樣的筆墨，寫幾句文章，算是從泥土中挖一個小孔，自己延口殘喘，這是怎樣的世界呢。夜正長，路也正長，我不如忘卻，不說的好罷。但我知道，即使不是我，將來總會有記起他們，再說他們的時候的。……二月七——八日。
BB
〔１〕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三三年四月一日《現代》第二卷第六期。
〔２〕五個青年作家參看本卷第２８３頁注〔２〕。〔３〕“左聯”五位作家被捕遇害的消息，《文藝新聞》第三號（一九三—年三月三十日）以《在地獄或人世的作家？》為題，用讀者致編者信的形式，首先透露出來。
〔４〕林莽即樓適夷，浙江餘姚人，作家、翻譯家。當時“左聯”成員。
〔５〕彼得斐（ＰｅｔｆｉＳaｎｄｏｒ，１８２３—１８４９）通譯裴多菲，匈牙利愛國詩人。主要詩作有《勇敢的約翰》、《民族之歌》等。〔６〕《萊克朗氏萬有文庫》一八六七年德國出版的文學叢書。
〔７〕丸善書店日本東京一家出售西文書籍的書店。〔８〕“三道頭”當時上海公共租界裡的巡官，制服袖上綴有三道倒人字形標志，被稱作“三道頭”。
〔９〕方孝孺（１３５７—１４０２）浙江寧海人，明建文帝朱允吧時的侍講學士、文學博士。建文四年（１４０２）建文帝的叔父燕王朱棣起兵攻陷南京，自立為帝（即永樂帝），命他起草即位詔書；他堅決不從，遂遭殺害，被滅十族。
〔１０〕“人心惟危”語見《尚書·大禹謨》。〔１１〕《說嶽全傳》清代康熙年間的演義小說，題為錢彩編次，金豐增訂，共八十回。該書第六十一回寫鎮江金山寺道悅和尚，因同情嶽飛，秦檜就派“家人”何立去抓他。他正在寺內“升座說法”，一見何立，便口占一偈死去。“坐化”，佛家語，佛家傳說有些高僧在臨終前盤膝端坐，安然而逝，稱作“坐化”。偈子，佛經中的唱詞，也泛指和尚的雋語。
〔１２〕涅~劇》鵂矣錚囊琶稹□饌訓齲阜鷙透呱乃勞觶步性布擰：罄*引伸作死的意思。
〔１３〕柔石被捕後，作者於一九三一年一月二十日和家屬避居黃陸路花園莊，二月二十八日回寓。
〔１４〕指王育和，浙江寧海人，當時是慎昌鐘錶行的職員，和柔石同住閘北景雲裡二十八號，柔石在獄中通過送飯人帶信給他，由他送周建人轉給作者。
〔１５〕日本歌人指山本初枝（１８９８—１９６６）。據《魯迅日記》，一九三二年七月十一日，作者將此詩書成小幅，託內山書店寄給她。〔１６〕“徐培根”白莽的哥哥，曾任國民黨政府的航空署長。〔１７〕向子期（約２２７—２７２）向秀，字子期，河內（今河南武陟）人，魏晉時期文學家。他和嵇康、呂安友善。《思舊賦》是他在嵇、呂被司馬昭殺害後所作的哀悼文章，共一百五十六字（見《文選》卷十六）。
我們不再受騙了
帝國主義是一定要進攻蘇聯的。蘇聯愈弄得好，它們愈急於要進攻，因為它們愈要趨於滅亡。
我們被帝國主義及其侍從們真是騙得長久了。十月革命之後，它們總是說蘇聯怎麼窮下去，怎麼兇惡，怎麼破壞文化。但現在的事實怎樣？小麥和煤油的輸出，不是使世界吃驚了麼？正面之敵的實業黨〔２〕的首領，不是也只判了十年的監禁麼？列寧格勒，墨斯科的圖書館和博物館，不是都沒有被炸掉麼？文學家如綏拉菲摩維支，法捷耶夫，革拉特珂夫，綏甫林娜，唆羅訶夫〔３〕等，不是西歐東亞，無不贊美他們的作品麼？關於藝術的事我不大知道，但據烏曼斯基（ＫAＵｍａｎｓｋｙ）〔４〕說，一九一九年*校諛箍頻惱估闌峋陀二十次，列寧格勒兩次（《ＮｅｕｅＫｕｎｓｔｉｎＲｕｓｓｌａｎｄ》），則現在的旺盛，更是可想而知了。
然而謠言家是極無恥而且巧妙的，一到事實證明瞭他的話是撒謊時，他就躲下，另外又來一批。
新近我看見一本小冊子，是說美國的財政有復興的希望的，序上說，蘇聯的購領物品，必須排成長串，現在也無異於從前，彷彿他很為排成長串的人們抱不平，發慈悲一樣。
這一事，我是相信的，因為蘇聯內是正在建設的途中，外是受著帝國主義的壓迫，許多物品，當然不能充足。但我們也聽到別國的失業者，排著長串向饑寒進行；中國的人民，在內戰，在外侮，在水災，在榨取的大羅網之下，排著長串而進向死亡去。
然而帝國主義及其奴才們，還來對我們說蘇聯怎麼不好，好像它倒願意蘇聯一下子就變成天堂，人們個個享福。現在竟這樣子，它失望了，不舒服了。——這真是惡鬼的眼淚。
一睜開眼，就露出惡鬼的本相來的，——它要去懲辦了。
它一面去懲辦，一面來誑騙。正義，人道，公理之類的話，又要滿天飛舞了。但我們記得，歐洲大戰時候，飛舞過一回的，騙得我們的許多苦工，到前線去替它們死〔５〕，接著是在北京的中央公園裡豎了一塊無恥的，愚不可及的“公理戰勝”的牌坊〔６〕（但後來又改掉了）。現在怎樣？“公理”在那裡？這事還不過十六年，我們記得的。
帝國主義和我們，除了它的奴才之外，那一樣利害不和我們正相反？我們的癰疽，是它們的寶貝，那麼，它們的敵人，當然是我們的朋友了。它們自身正在崩潰下去，無法支持，為挽救自己的末運，便憎惡蘇聯的向上。謠諑，詛咒，怨恨，無所不至，沒有效，終於只得準備動手去打了，一定要滅掉它才睡得著。但我們幹什麼呢？我們還會再被騙麼？
“蘇聯是無產階級專政的，智識階級就要餓死。”——一位有名的記者曾經這樣警告我。是的，這倒恐怕要使我也有些睡不著了。但無產階級專政，不是為了將來的無階級社會麼？只要你不去謀害它，自然成功就早，階級的消滅也就早，那時就誰也不會“餓死”了。不消說，排長串是一時難免的，但到底會快起來。
帝國主義的奴才們要去打，自己（！）跟著它的主人去打去就是。我們人民和它們是利害完全相反的。我們反對進攻蘇聯。我們倒要打倒進攻蘇聯的惡鬼，無論它說著怎樣甜膩的話頭，裝著怎樣公正的面孔。
這才也是我們自己的生路！
五月六日。
BB
〔１〕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三二年五月二十日上海《北斗》第二卷第二期。
〔２〕實業黨蘇聯在一九三○年破獲的反革命集團。它的主要分子受法國帝國主義的指使，混入蘇聯國家企業機關，破壞社會主義經濟建設。該案破獲後，其首領拉姆仁等被分別判處徒刑。〔３〕綏甫林娜（XAＨAUG\p^FFTJI，１８８９—１９５４）通譯謝芙琳*齲蘇聯女作家，著有短篇小說《肥料》、《維麗尼雅》等。唆羅訶夫（ＭAＡABKFKHKL），通譯蕭洛*舴穎樟□導遙諧□□怠毒簿的頓河》等。
〔４〕烏曼斯基（dACqIJSOT\）當時蘇聯人民外交委員會的新聞司司長。《ＮｅｕｅＫｕｎｓｔｉｎＲｕｓｓｌａｎｄ》（《俄國的新藝術》）是他所著的一本書。
〔５〕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北洋政府於一九一七年八月十四日宣佈對德作戰，隨後，英法兩國先後招募華工十五萬名去法國戰場，他們被驅使在前線從事挖戰壕及運輸等苦役，傷亡甚多。〔６〕“公理戰勝”的牌坊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英、法為首的協約國宣揚他們打敗德、奧等同盟國是“公理戰勝強權”，並立碑紀念。北洋政府也在北京中央公園（今中山公園）建立了“公理戰勝”的牌坊。
我怎麼做起小說來？
我怎麼做起小說來？——這來由，已經在《吶喊》的序文上，約略說過了。這裡還應該補敘一點的，是當我留心文學的時候，情形和現在很不同：在中國，小說不算文學，做小說的也決不能稱為文學家，所以並沒有人想在這一條道路上出世。我也並沒有要將小說抬進“文苑”裡的意思，不過想利用他的力量，來改良社會。
但也不是自己想創作，注重的倒是在紹介，在翻譯，而尤其注重於短篇，特別是被壓迫的民族中的作者的作品。因為那時正盛行著排滿論，有些青年，都引那叫喊和反抗的作者為同調的。所以“小說作法”之類，我一部都沒有看過，看短篇小說卻不少，小半是自己也愛看，大半則因了搜尋紹介的材料。也看文學史和批評，這是因為想知道作者的為人和思想，以便決定應否紹介給中國。和學問之類，是絕不相干的。
因為所求的作品是叫喊和反抗，勢必至於傾向了東歐，因此所看的俄國，波蘭以及巴爾幹諸小國作家的東西就特別多。也曾熱心的搜求印度，埃及的作品，但是得不到。記得當時最愛看的作者，是俄國的果戈理（ＮAＧｏｇｏｌ）和波蘭的顯克沃□□華Ｓｉｅ*睿耄椋澹鰨椋簦玻病場Ｈ氈鏡模竅哪渴蛻竿狻玻場場回國以後，就辦學校，再沒有看小說的工夫了，這樣的有五六年。為什麼又開手了呢？——這也已經寫在《吶喊》的序文裡，不必說了。但我的來做小說，也並非自以為有做小說的才能，只因為那時是住在北京的會館〔４〕裡的，要做論文罷，沒有參考書，要翻譯罷，沒有底本，就只好做一點小說模樣的東西塞責，這就是《狂人日記》。
大約所仰仗的全在先前看過的百來篇外國作品和一點醫學上的知識，此外的準備，一點也沒有。
但是《新青年》的編輯者，卻一回一回的來催，催幾回，我就做一篇，這裡我必得記念陳獨秀〔５〕先生，他是催促我做小說最著力的一個。
自然，做起小說來，總不免自己有些主見的。例如，說到“為什麼”做小說罷，我仍抱著十多年前的“啟蒙主義”，以為必須是“為人生”，而且要改良這人生。我深惡先前的稱小說為“閒書”，而且將“為藝術的藝術”，看作不過是“消閒”的新式的別號。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態社會的不幸的人們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療救的注意。所以我力避行文的嘮叨，只要覺得夠將意思傳給別人了，就寧可什麼陪襯拖帶也沒有。中國舊戲上，沒有背景，新年賣給孩子看的花紙上，只有主要的幾個人（但現在的花紙卻多有背景了），我深信對於我的目的，這方法是適宜的，所以我不去描寫風月，對話也決不說到一大篇。
我做完之後，總要看兩遍，自己覺得拗口的，就增刪幾個字，一定要它讀得順口；沒有相宜的白話，寧可引古語，希望總有人會懂，只有自己懂得或流自己也不懂的生造出來的字句，是不大用的。這一節，許多批評家之中，只有一個人看出來了，但他稱我為Ｓｔｙｌｉｓｔ〔６〕。
所寫的事跡，大抵有一點見過或聽到過的緣由，但決不全用這事實，只是採取一端，加以改造，或生發開去，到足以幾乎完全發表我的意思為止。人物的模特兒也一樣，沒有專用過一個人，往往嘴在浙江，臉在北京，衣服在山西，是一個拼湊起來的腳色。有人說，我的那一篇是罵誰，某一篇又是罵誰，那是完全胡說的。
不過這樣的寫法，有一種困難，就是令人難以放下筆。一氣寫下去，這人物就逐漸活動起來，盡了他的任務。但倘有什麼分心的事情來一打岔，放下許久之後再來寫，性格也許就變了樣，情景也會和先前所豫想的不同起來。例如我做的《不周山》，原意是在描寫性的發動和創造，以至衰亡的，而中途去看報章，見了一位道學的批評家攻擊情詩〔７〕的文章，心裡很不以為然，於是小說裡就有一個小人物跑到女媧的兩腿之間來，不但不必有，且將結構的宏大毀壞了。但這些處所，除了自己，大概沒有人會覺到的，我們的批評大家成仿吾先生，還說這一篇做得最出色。
我想，如果專用一個人做骨幹，就可以沒有這弊病的，但自己沒有試驗過。
忘記是誰說的了，總之是，要極省儉的畫出一個人的特點，最好是畫他的眼睛。〔８〕我以為這話是極對的，倘若畫了全副的頭發，即使細得逼真，也毫無意思。我常在學學這一種方法，可惜學不好。
可省的處所，我決不硬添，做不出的時候，我也決不硬做，但這是因為我那時別有收入，不靠賣文為活的緣故，不能作為通例的。
還有一層，是我每當寫作，一律抹殺各種的批評。因為那時中國的創作界固然幼稚，批評界更幼稚，不是舉之上天，就是按之入地，倘將這些放在眼裡，就要自命不凡，或覺得非自殺不足以謝天下的。批評必須壞處說壞，好處說好，才於作者有益。
但我常看外國的批評文章，因為他於我沒有恩怨嫉恨，雖然所評的是別人的作品，卻很有可以借鏡之處。但自然，我也同時一定留心這批評家的派別。
以上，是十年前的事了，此後並無所作，也沒有長進，編輯先生要我做一點這類的文章，怎麼能呢。拉雜寫來，不過如此而已。
三月五日燈下。
BB
〔１〕本篇最初印入一九三三年六月上海天馬書店出版的《創作的經驗》一書。
〔２〕顯克微支（１８４６—１９１６）波蘭作家。
作品主要反映波蘭農民的痛苦生活和波蘭人民反對異族侵略的鬥爭。著有歷史小說三部曲《火與劍》、《洪流》、《伏洛竇耶夫斯基先生》和中篇小說《炭畫》等。〔３〕夏目漱石（１８６７—１９１６）日本小說家，著有長篇小說《我是貓》、中篇小說《哥兒》等。森鷗外（１８６２—１９２２），日本小說家、文學評論家，著有小說《舞姬》等。
〔４〕會館指北京宣武門外南半截衚衕的“紹興縣館”。
一九一二年五月至一九一九年十一月作者曾在此寄住。
〔５〕陳獨秀（１８８０—１９４２〕字仲甫，安徽懷寧人，原為北京大學教授，《新青年》雜志的創辦人，“五四”時期提倡新文化運動的主要人物。中國共產黨成立後任黨的總書記，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後期，推行右傾投降主義路線，致使革命遭到失敗；以後他成為取消主義者，並與托洛茨基分子相勾結，成立反黨小組織，一九二九年十一月被開除出黨。“五四”時期，他在致周作人的函件中，極力敦促魯迅從事小說寫作，如一九二○年三月十一日信：“我們很盼望豫才先生為《新青年》創作小說，請先生告訴他。”又八月二十二日信：“魯迅兄做的小說，我實在五體投地的佩服。”
〔６〕Ｓｔｙｌｉｓｔ英語：文體家。作者這裡所指似為黎錦明。黎在《論體裁描寫與中國新文藝》（見《文學周報》第五卷第二期，一九二八年二月合訂本）一文中說：“西歐的作家對於體裁，是其第一安到著作的路的門徑，還竟有所謂體裁家（Ｓｔｙｌｉｓｔ）者。……我們的新文藝，除開魯迅葉紹鈞二三人的作品還可見到有體裁的修養外，其餘大都似乎隨意的把它掛在筆頭上。”
〔７〕一位道學的批評家指胡夢華。他在一九二二年十月二十四日《時事新報·學燈》上發表《讀了〈蕙的風〉以後》，攻擊汪靜之作的詩集《蕙的風》，認為其中某些情詩是“墮落輕薄”的作品，有“不道德的嫌疑”。參看《熱風·反對“含淚”的批評家》。〔８〕這是東晉畫家顧愷之的話，見南朝宋劉義慶《世說新語·巧藝》：“顧長康（按即顧愷之）畫人，或數年不點目睛。人問其故，顧曰：‘四體妍蚩，本無關於妙處；傳神寫照，正在阿堵中。’”阿堵，當時俗語：這個。
小品文的危機
彷彿記得一兩月之前，曾在一種日報上見到記載著一個人的死去的文章，說他是收集“小擺設”的名人，臨末還有依稀的感喟，以為此人一死，“小擺設”的收集者在中國怕要絕跡了。
但可惜我那時不很留心，竟忘記了那日報和那收集家的名字。
現在的新的青年恐怕也大抵不知道什麼是“小擺設”了。但如果他出身舊家，先前曾有玩弄翰墨的人，則只要不很破落，未將覺得沒用的東西賣給舊貨擔，就也許還能在塵封的廢物之中，尋出一個小小的鏡屏，玲瓏剔透的石塊，竹根刻成的人像，古玉雕出的動物，銹得發綠的銅鑄的三腳癩蝦蟆：這就是所謂“小擺設”。先前，它們陳列在書房裡的時候，是各有其雅號的，譬如那三腳癩蝦蟆，應該稱為“蟾蜍硯滴”之類，最末的收集家一定都知道，現在呢，可要和它的光榮一同消失了。
那些物品，自然決不是窮人的東西，但也不是達官富翁家的陳設，他們所要的，是珠玉紮成的盆景，五彩繪畫的磁瓶。那只是所謂士大夫的“清玩”。在外，至少必須有幾十畝膏腴的田地，在家，必須有幾間幽雅的書齋；就是流寓上海，也一定得生活較為安閒，在客棧裡有一間長包的房子，書桌一頂，煙榻一張，癮足心閒，摩挲賞鑒。然而這境地，現在卻已經被世界的險惡的潮流沖得七顛八倒，像狂濤中的小船似的了。
然而就是在所謂“太平盛世”罷，這“小擺設”原也不是什麼重要的物品。在方寸的象牙版上刻一篇《蘭亭序》〔２〕，至今還有“藝術品”之稱，但倘將這掛在萬里長城的牆頭，或供在雲岡〔３〕的丈八佛像的足下，它就渺小得看不見了，即使熱心者竭力指點，也不過令觀者生一種滑稽之感。何況在風沙撲面，狼虎成群的時候，誰還有這許多閒工夫，來賞玩琥珀扇墜，翡翠戒指呢。他們即使要悅目，所要的也是聳立於風沙中的大建築，要堅固而偉大，不必怎樣精；即使要滿意，所要的也是匕首和投槍，要鋒利而切實，用不著什麼雅。
美術上的“小擺設”的要求，這幻夢是已經破掉了，那日報上的文章的作者，就直覺的地知道。然而對於文學上的“小擺設”——“小品文”的要求，卻正在越加旺盛起來，要求者以為可以靠著低訴或微吟，將粗獷的人心，磨得漸漸的平滑。這就是想別人一心看著《六朝文絮》〔４〕，而忘記了自己是抱在黃河決口之後，淹得僅僅露出水面的樹梢頭。但這時卻只用得著掙扎和戰鬥。
而小品文的生存，也只仗著掙扎和戰斗的。晉朝的清言〔５〕，早和它的朝代一同消歇了。唐末詩風衰落，而小品放了光輝。但羅隱〔６〕的《讒書》，幾乎全部是抗爭和憤激之談；皮日休和陸龜蒙〔７〕自以為隱士，別人也稱之為隱士，而看他們在《皮子文藪》和《笠澤叢書》中的小品文，並沒有忘記天下，正是一榻胡塗的泥塘裡的光彩和鋒鑣。明末的小品〔８〕雖然比較的頹放，卻並非全是吟風弄月，其中有不平，有諷刺，有攻擊，有破壞。這種作風，也觸著了滿洲君臣的心病，費去許多助虐的武將的刀鋒，幫閒的文臣的筆鋒，直到乾隆年間，這才壓制下去了。以後呢，就來了“小擺設”。
“小擺設”當然不會有大發展。到五四運動的時候，才又來了一個展開，散文小品的成功，幾乎在小說戲曲和詩歌之上。這之中，自然含著掙扎和戰鬥，但因為常常取法於英國的隨筆（Ｅｓｓａｙ），所以也帶一點幽默和雍容；寫法也有漂亮和縝密的，這是為了對於舊文學的示威，在表示舊文學之自以為特長者，白話文學也並非做不到。以後的路，本來明明是更分明的掙扎和戰鬥，因為這原是萌芽於“文學革命”以至“思想革命”的。但現在的趨勢，卻在特別提倡那和舊文章相合之點，雍容，漂亮，縝密，就是要它成為“小擺設”，供雅人的摩挲，並且想青年摩挲了這“小擺設”，由粗暴而變為風雅了。
然而現在已經更沒有書桌；雅片雖然已經公賣，煙具是禁止的，吸起來還是十分不容易。想在戰地或災區裡的人們來鑒賞罷——誰都知道是更奇怪的幻夢。這種小品，上海雖正在盛行，茶話酒談，遍滿小報的攤子上，但其實是正如煙花女子，已經不能在弄堂里拉扯她的生意，只好塗脂抹粉，在夜裡躄到馬路上來了。
小品文就這樣的走到了危機。但我所謂危機，也如醫學上的所謂“極期”（Ｋｒｉｓｉｓ）一般，是生死的分歧，能一直得到死亡，也能由此至於恢復。麻醉性的作品，是將與麻醉者和被麻醉者同歸於盡的。生存的小品文，必須是匕首，是投槍，能和讀者一同殺出一條生存的血路的東西；但自然，它也能給人愉快和休息，然而這並不是“小擺設”，更不是撫慰和麻痺，它給人的愉快和休息是休養，是勞作和戰鬥之前的準備。
八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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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三三年十月一日《現代》第三卷第六期。
〔２〕《蘭亭序》即《蘭亭集序》，晉代王羲之作，全文三百二十餘字。
〔３〕雲岡指雲岡石窟，在山西大同武周山南麓，創建於北魏中期。現存主要洞窟五十三個，石雕佛像飛天等五萬一千多個，其中最高的佛像達十七米。
〔４〕《六朝文絜》六朝駢體文選集，共四卷，清代許~氨嘌！玻怠場Π逖浴∪*國時魏何晏、夏侯玄、王弼等以老莊思想解釋儒家經義，崇尚虛無，擯棄世務，專談玄理，讀書人爭相慕效，形成風氣，叫作“清言”，也叫“清談”或“玄言”。到晉代有王衍等人提倡，此風更盛。
〔６〕羅隱（８３３—９０９）字昭諫，餘杭（今屬浙江）人，晚唐文學家。著有《甲乙集》十卷、《讒書》五卷等。
〔７〕皮日休（約８３４—約８８３）字襲美，襄陽（今湖北襄樊市）人，晚唐文學家。早年隱居鹿門山，曾參加黃巢起義軍。著有《皮子文藪》十卷。陸龜蒙（？—約８８１），字魯望，姑蘇（今江蘇蘇州）人，晚唐文學家。曾隱居笠澤，著有《笠澤叢書》四卷。〔８〕明末的小品指晚明作家袁宏道、鐘惺、張岱等人的小品文。
學生和玉佛
一月二十八日《申報》號外載二十七日北平專電曰：“故宮古物即起運，北寧平漢兩路已奉令備車，團城白玉佛〔２〕亦將南運。”
二十九日號外又載二十八日中央社電傳教育部電平各大學，略曰：“據各報載榆關告緊之際，北平各大學中頗有逃考及提前放假等情，均經調查確實。查大學生為國民中堅份子，詎容妄自驚擾，敗壞校規，學校當局迄無呈報，跡近寬縱，亦屬非是。仰該校等迅將學生逃考及提前放假情形，詳報核辦，並將下學期上課日期，並報為要。”
三十日，“墮落文人”周動軒先生見之，有詩歎曰：寂寞空城在，倉皇古董遷，頭兒誇大口，面子靠中堅。
驚擾詎雲妄？奔逃只自憐：所嗟非玉佛，不值一文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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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三三年二月十六日上海《論語》第十一期，署名動軒。
〔２〕團城在北京北海公園聲門旁的小丘上，有圓形城垣，故名。金時始建殿宇，元后屢有增修。白玉佛，置於團城承光殿內，由整塊潔白的玉石雕刻而成，高約五尺，是具有很高藝術價值的珍貴文物。
諺語
粗略的一想，諺語固然好像一時代一國民的意思的結晶，但其實，卻不過是一部分的人們的意思。現在就以“各人自掃門前雪，莫管他家瓦上霜”來做例子罷，這乃是被壓迫者們的格言，教人要奉公，納稅，輸捐，安分，不可怠慢，不可不平，尤其是不要管閒事；而壓迫者是不算在內的。
專制者的反面就是奴才，有權時無所不為，失勢時即奴性十足。孫皓是特等的暴君，但降晉之後，簡直像一個幫閒；〔２〕宋徽宗在位時，不可一世，而被擄後偏會含垢忍辱。〔３〕做主子時以一切別人為奴才，則有了主子，一定以奴才自命：這是天經地義，無可動搖的。
所以被壓制時，信奉著“各人自掃門前雪，莫管他家瓦上霜”的格言的人物，一旦得勢，足以凌人的時候，他的行為就截然不同，變為“各人不掃門前雪，卻管他家瓦上霜”了。
二十年來，我們常常看見：武將原是練兵打仗的，且不問他這兵是用以安內或攘外，總之他的“門前雪”是治軍，然而他偏來干涉教育，主持道德；教育家原是辦學的，無論他成績如何，總之他的“門前雪”是學務，然而他偏去膜拜“活佛”，紹介國醫。小百姓隨軍充案，童子軍沿門募款。頭兒胡行於上，蟻民亂碰於下，結果是各人的門前都不成樣，各家的瓦上也一團糟。
女人露出了臂膊和小腿，好像竟打動了賢人們的心，我記得曾有許多人絮絮叨叨，主張禁止過，後來也確有明文禁止了。〔４〕不料到得今年，卻又“衣服蔽體已足，何必前拖後曳，消耗布匹，……顧念時艱，後患何堪設想”起來，四川的營山縣長於是就令公安局派隊一一剪掉行人的長衣的下截。〔５〕長衣原是累贅的東西，但以為不穿長衣，或剪去下截，即於“時艱”有補，卻是一種特別的經濟學。《漢書》上有一句雲，“口含天憲”〔６〕，此之謂也。
某一種人，一定只有這某一種人的思想和眼光，不能越出他本階級之外。說起來，好像又在提倡什麼犯諱的階級了，然而事實是如此的。謠諺並非全國民的意思，就為了這緣故。古之秀才，自以為無所不曉，於是有“秀才不出門，而知天下事”這自負的漫天大謊，小百姓信以為真，也就漸漸的成了諺語，流行開來。其實是“秀才雖出門，不知天下事”的。秀才只有秀才頭腦和秀才眼睛，對於天下事，那裡看得分明，想得清楚。清末，因為想“維新”，常派些“人才”出洋去考察，我們現在看看他們的筆記罷，他們最以為奇的是什麼館裡的蠟人能夠和活人對面下棋〔７〕。聲海聖人康有為，佼佼者也，他周遊十一國，一直到得巴爾幹，這才悟出外國之所以常有“弒君”之故來了，曰：因為宮牆太矮的緣故。〔８〕六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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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三三年七月十五日《申報月刊》第二卷第七號，署名洛文。
〔２〕孫皓（２４２—２８３）三國時吳國最後的皇帝。據《三國志·吳書·三嗣主傳》，他在位時，“粗暴驕盈”，常無故殺戮臣子和宮人；降晉之後，被封為歸命侯，甘受戲弄。《世說新語·排調》載：有一次，“晉武帝問孫皓：‘聞南人好作《爾汝歌》，頗能為不？’皓正飲酒，因舉觴對帝而言曰：‘昔與汝為鄰，今與汝為臣，上汝一杯酒，令汝壽萬春！’”
〔３〕宋徽宗（１０８２—１１８５）即趙佶，北宋皇帝。在位時，橫暴兇殘，驕奢淫侈；靖康二年（１１２７）為金兵所俘，被封為“昏德公”，宮眷被“沒為宮婢”。他雖備受侮辱，卻還不斷向“金主”稱臣，“具表稱謝”（見《靖康稗史·呻吟語》）。
〔４〕一九三三年五月，廣西民政廳曾公佈法令，凡女子服裝袖不過肘，裙不過膝者，均在取締之列。
〔５〕當時四川軍閥楊森提倡“短衣運動”，他管轄下的營山縣縣長羅象翥曾發布《禁穿長衫令》。這裡所引即見於該項令文，令文中還說：“著自四月十六日起，由公安局派隊，隨帶剪刀，於城廂內外梭巡，遇有玩視禁令，仍著長服者，立即執行剪衣，勿稍瞻徇，倘敢有抗拒者，立即帶縣罰究，決不姑寬。”
〔６〕“口含天憲”語見《後漢書·朱穆傳》：“當今中官近習，竊持國柄，手握王爵，口含天憲，運嘗則使餓隸富於季孫，呼*q則伊、顏化為桀、蹠。“據清代王先謙《後漢書集解》：“天憲，王法也，謂刑戮出於其口也。”
〔７〕關於蠟人和活人下棋的事，見清朝出使各國考察政治大臣、禮部尚書戴鴻慈的《出使九國日記》（一九○六年北京和第一書局出版）。該書“丙午（１９０６）正月二十一日”記有參觀巴黎蠟人院的情況：“午後往觀蠟人院，院中蠟人甚多，或坐或立，神志如生。最妙者：一蠟像前置棋枰，能與人對弈。如對手欺之，故下一子不如式，則像即停子不下，若不豫狀。其仍不改，即以手將棋子掃之。巧妙至此，誠可歎也！”
〔８〕康有為（１８５８—１９２７）廣東南海人，清末維新運動領袖。後來組織保皇會，反對孫中山領導的民主革命運動。一九○四年至一九○八年，他周遊意大利、瑞士、奧地利、匈牙利、德意志、法蘭西、丹麥、瑞典、比利時、荷蘭、英吉利等十一國。這裡所說的事，見他的《歐東阿連五國遊記·遊塞耳維亞京悲羅吉辣》：“王宮三層，黃色頗麗，然臨街，僅如一富家屋耳。往聞塞耳維亞內亂弒君後，驚其易，今觀之，亂民一擁入室，即可行弒，如吾國鄉曲行劫富豪，亦何難事。如以中國禁城之森嚴廣大比之，則豈能頃刻成弒乎？”（見《不忍雜志匯編》二集卷四）
謠言世家
雙十佳節〔２〕，有一位文學家大名湯增"壬模淞妒筆灤鹵□飛細頤牆補飧*時候的杭州的故事。〔３〕他說那時杭州殺掉許多駐防的旗人，辨別的方法，是因為旗人叫“九”為“鉤”的，所以要他說“九百九十九”，一露馬腳，刀就砍下去了。
這固然是頗武勇，也頗有趣的。但是，可惜是謠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