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apter 3
然而也有經過許多人經驗之後，倒給了後人壞影響的，如俗語說“各人自掃門前雪，莫管他家瓦上霜”的便是其一。救急扶傷，一不小心，向來就很容易被人所誣陷，而還有一種壞經驗的結果的歌訣，是“衙門八字開，有理無錢莫進來”，於是人們就只要事不幹己，還是遠遠的站開乾淨。我想，人們在社會裡，當初是並不這樣彼此漠不相關的，但因豺狼當道，事實上因此出過許多犧牲，後來就自然的都走到這條道路上去了。所以，在中國，尤其是在都市裡，倘使路上有暴病倒地，或翻車摔傷的人，路人圍觀或甚至於高興的人盡有，肯伸手來扶助一下的人卻是極少的。這便是犧牲所換來的壞處。
總之，經驗的所得的結果無論好壞，都要很大的犧牲，雖是小事情，也免不掉要付驚人的代價。例如近來有些看報的人，對於什麼宣言，通電，講演，談話之類，無論它怎樣駢四儷六，崇論宏議，也不去注意了，甚而還至於不但不注意，看了倒不過做做嘻笑的資料。這那裡有“始制文字，乃服衣裳”〔４〕一樣重要呢，然而這一點點結果，卻是犧牲了一大片地面，和許多人的生命財產換來的。生命，那當然是別人的生命，偶是自己，就得不著這經驗了。所以一切經驗，是隻有活人才能有的，我的決不上別人譏刺我怕死〔５〕，就去自殺或拚命的當，而必須寫出這一點來，就為此。而且這也是小小的經驗的結果。
六月十二日。
BB
〔１〕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三三年七月十五日《申報月刊》第二卷第七號，署名洛文。
〔２〕《本草綱目》明代醫藥學家李時珍撰寫的藥物學著作，共五十二卷。
這書是他在長期實踐和實地調查的基礎上，吸取人民群眾的智慧和經驗，參考大量醫藥資料和有關文獻，費時近三十年才寫成的。
〔３〕神農皇帝我國傳說中的古代帝王。據《淮南子·修務訓》：“古者民茹草飲水，採樹本之實，食蠃蛖之肉，時多疾病毒傷之害。於是神農乃始教民播種五穀，相土地宜燥濕肥土堯高下，嘗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避就。當此之時，一日而遇七十毒。”
〔４〕“始制文字，乃服衣裳”語見《千字文》。〔５〕別人譏刺我怕死梁實秋在《新月》第二卷第十一期發表的《魯迅與牛》一文，借一九三○年四月八日中國自由運動大同盟為聲援四·三慘案（英國人在南京打死打傷中國工人的慘案）集會時，一工人被巡捕槍殺的事譏笑作者說：“自由運動大同盟即是魯迅先生領銜發起的，……這事發生之後，頗有人為魯迅先生擔心，因為不曉得流了‘一灘鮮血’的究竟是那一位。……幸虧事實不久大明，死的不是‘參加工農革命底實際行動’的‘左翼作家’，是一位‘勇敢的工人’……魯迅先生的‘不賣肉主義’是老早言明在先的。”又法魯在一九三三年六月十一日《大晚報·火炬》發表的《到底要不要自由》中，也有這類含沙射影的話，參看《偽自由書·後記》。
看蕭和“看蕭的人們”記
我是喜歡蕭的。這並不是因為看了他的作品或傳記，佩服得喜歡起來，僅僅是在什麼地方見過一點警句，從什麼人聽說他往往撕掉紳士們的假面，這就喜歡了他了。還有一層，是因為中國也常有模仿西洋紳士的人物的，而他們卻大抵不喜歡蕭。被我自己所討厭的人們所討厭的人，我有時會覺得他就是好人物。
現在，這蕭就要到中國來，但特地搜尋著去看一看的意思倒也並沒有。
十六日的午後，內山完造〔２〕君將改造社的電報給我看，說是去見一見蕭怎麼樣。我就決定說，有這樣地要我去見一見，那就見一見罷。
十七日的早晨，蕭該已在上海登陸了，但誰也不知道他躲著的處所。這樣地過了好半天，好像到底不會看見似的。到了午後，得到蔡先生〔３〕的信，說蕭現就在孫夫人〔４〕的家裡吃午飯，教我趕緊去。
我就跑到孫夫人的家裡去。一走進客廳隔壁的一間小小的屋子裡，蕭就坐在圓桌的上首，和別的五個人在吃飯。因為早就在什麼地方見過照相，聽說是世界的名人的，所以便電光一般覺得是文豪，而其實是什麼標記也沒有。但是，雪白的須發，健康的血色，和氣的面貌，我想，倘若作為肖像畫的模範，倒是很出色的。
午餐像是吃了一半了。是素菜，又簡單。白俄的新聞上，曾經猜有無數的侍者，但只有一個廚子在搬菜。
蕭吃得並不多，但也許開始的時候，已經很吃了一通了也難說。到中途，他用起筷子來了，很不順手，總是夾不住。然而令人佩服的是他竟逐漸巧妙，終於緊緊的夾住了一塊什麼東西，於是得意的遍看著大家的臉，可是誰也沒有看見這成功。
在吃飯時候的蕭，我毫不覺得他是諷刺家。談話也平平常常。例如說：朋友最好，可以久遠的往還，父母和兄弟都不是自己自由選擇的，所以非離開不可之類。
午餐一完，照了三張相。並排一站，我就覺得自己的矮小了。雖然心裡想，假如再年青三十年，我得來做伸長身體的體操……。
兩點光景，筆會（ＰｅｎＣｌｕｂ）〔５〕有歡迎。也趁了摩托車一同去看時，原來是在叫作“世界學院”的大洋房裡。走到樓上，早有為文藝的文藝家，民族主義文學家，交際明星，伶界大王等等，大約五十個人在那裡了。合起圍來，向他質問各色各樣的事，好像翻檢《大英百科全書》似的。
蕭也演說了幾句：諸君也是文士，所以這玩藝兒是全都知道的。至於扮演者，則因為是實行的，所以比起自己似的只是寫寫的人來，還要更明白。此外還有什麼可說的呢。總之，今天就如看看動物園裡的動物一樣，現在已經看見了，這就可以了罷。云云。
大家都鬨笑了，大約又以為這是諷刺。
也還有一點梅蘭芳博士〔６〕和別的名人的問答，但在這裡，略之。
此後是將贈品送給蕭的儀式。這是由有著美男子之譽的邵洵美〔７〕君拿上去的，是泥土做的戲子的臉譜的小模型，收在一個盒子裡。還有一種，聽說是演戲用的衣裳，但因為是用紙包好了的，所以沒有見。蕭很高興的接受了。據張若谷君後來發表出來的文章，則蕭還問了幾句話，張君也刺了他一下，可惜蕭不聽見雲。〔８〕但是，我實在也沒有聽見。
有人問他菜食主義的理由。這時很有了幾個來照照相的人，我想，我這煙卷的煙是不行的，便走到外面的屋子去了。
還有面會新聞記者的約束，三點光景便又回到孫夫人的家裡來。早有四五十個人在等候了，但放進的卻只有一半。首先是木村毅〔９〕君和四五個文士，新聞記者是中國的六人，英國的一人，白俄一人，此外還有照相師三四個。
在後園的草地上，以蕭為中心，記者們排成半圓陣，替代著世界的周遊，開了記者的嘴臉展覽會。蕭又遇到了各色各樣的質問，好像翻檢《大英百科全書》似的。
蕭似乎並不想多話。但不說，記者們是決不干休的，於是終於說起來了，說得一多，這回是記者那面的筆記的分量，就漸漸的減少了下去。
我想，蕭並不是真的諷刺家，因為他就會說得那麼多。
試驗是大約四點半鐘完結的。蕭好像已經很疲倦，我就和木村君都回到內山書店裡去了。
第二天的新聞，卻比蕭的話還要出色得遠遠。在同一的時候，同一的地方，聽著同一的話，寫了出來的記事，卻是各不相同的。似乎英文的解釋，也會由於聽者的耳朵，而變換花樣。例如，關於中國的政府罷，英字新聞的蕭，說的是中國人應該挑選自己們所佩服的人，作為統治者；〔１０〕日本字新聞的蕭，說的是中國政府有好幾個；〔１１〕漢字新聞的蕭，說的是凡是好政府，總不會得人民的歡心的。〔１２〕從這一點看起來，蕭就並不是諷刺家，而是一面鏡。
但是，在新聞上的對於蕭的評論，大體是壞的。人們是各各去聽自己所喜歡的，有益的諷刺去的，而同時也給聽了自己所討厭的，有損的諷刺。於是就各各用了諷刺來諷刺道，蕭不過是一個諷刺家而已。
在諷刺競賽這一點上，我以為還是蕭這一面偉大。
我對於蕭，什麼都沒有問；蕭對於我，也什麼都沒有問。不料木村君卻要我寫一篇蕭的印象記。別人做的印象記，我是常看的，寫得彷彿一見便窺見了那人的真心一般，我實在佩服其觀察之銳敏。至於自己，卻連相書也沒有翻閱過，所以即使遇見了名人罷，倘要我滔滔的來說印象，可就窮矣了。
但是，因為是特地從東京到上海來要我寫的，我就只得寄一點這樣的東西，算是一個對付。
一九三三年二月二十三夜。
（三月二十五日，許霞譯自《改造》四月特輯，更由作者校定。）BB
〔１〕本篇為日本改造社特約稿，原系日文，發表於一九三三年四月號《改造》。後由許霞（許廣平）譯成中文，經作者校定，發表於一九三三年五月一日《現代》第三卷第一期。
〔２〕內山完造（１８８５—１９５９）日本人，當時在上海開設主要出售日文書籍的內山書店。
一九二七年十月他與魯迅結識後常有交往。〔３〕蔡先生即蔡元培（１８６８—１９４０），字鶴卿，號孑民，浙江紹興人。近代教育家。當時是中國民權保障同盟領導人之一。
〔４〕孫夫人即宋慶齡，廣東文昌人，政治家。〔５〕筆會帶有國際性的著作家團體，一九二一年在倫敦成立。中國分會由蔡元培任理事長，一九二九年十二月成立於上海，後來自行渙散。
〔６〕梅蘭芳博士一九三○年梅蘭芳赴美訪問時，美國波摩那大學及南加州大學曾授予他文學博士的榮譽學位。〔７〕邵洵美（１９０６—１９６８）浙江餘姚人。曾出資創辦金屋書店，主編《金屋月刊》，提倡唯美主義文學。著有詩集《花一般的罪惡》等。〔８〕張若谷江蘇南匯（今屬上海）人，當時的投機文人。他在一九三三年二月十八日《大晚報》發表《五十分鐘和蕭伯納在一起》一文，其中記述給蕭伯納送禮時的情形說：“筆會的同人，派希臘式鼻子的邵洵美做代表，捧了一隻大的玻璃框子，裡面裝了十幾個北平土產的泥制優伶臉譜，紅面孔的關雲長，白麵孔的曹操，長鬍子的老生，包紮頭的花旦，五顏六色，煞是好看。蕭老頭兒裝出似乎很有興味的樣子，指著一個長白鬍須和他有些相像的臉譜，微笑著問道：‘這是不是中國的老爺？’‘不是老爺，是舞臺上的老頭兒。’我對他說。他好像沒有聽見，仍舊笑嘻嘻地指著一個花旦的臉譜說：‘她不是老爺的女兒吧？’”據張若谷自稱，他所說的“舞臺上的老頭兒”，是諷刺蕭伯納的。〔９〕木村毅當時日本改造社的記者。在蕭伯納將到上海時，他被派前來採訪，並約魯迅為《改造》雜志撰寫關於蕭伯納的文章。〔１０〕英字新聞指上海《字林西報》一九三三年二月十八日一段報導：“回答著關於被壓迫民族和他們應當怎麼幹的問題，蕭伯納先生說：‘他們應當自己解決自己的問題，中國也應當這樣幹。中國的民眾應當自己組織起來，並且，他們所要挑選的自己的統治者，不是什麼戲子或者封建的王公’”。
論“第三種人”
這三年來，關於文藝上的論爭是沉寂的，除了在指揮刀的保護之下，掛著“左翼”的招牌，在馬克斯主義裡發見了文藝自由論，列寧主義裡找到了殺盡共匪說的論客〔２〕的“理論”之外，幾乎沒有人能夠開口，然而，倘是“為文藝而文藝”的文藝，卻還是“自由”的，因為他決沒有收了盧布的嫌疑。但在“第三種人”，就是“死抱住文學不放的人”〔３〕，又不免有一種苦痛的豫感：左翼文壇要說他是“資產階級的走狗”〔４〕。
代表了這一種“第三種人”來鳴不平的，是《現代》雜志第三和第六期上的蘇汶先生的文章〔５〕（我在這裡先應該聲明：我為便利起見，暫且用了“代表”，“第三種人”這些字眼，雖然明知道蘇汶先生的“作家之群”，是也如拒絕“或者”，“多少”，“影響”這一類不十分決定的字眼一樣，不要固定的名稱的，因為名稱一固定，也就不自由了）。他以為左翼的批評家，動不動就說作家是“資產階級的走狗”，甚至於將中立者認為非中立，而一非中立，便有認為“資產階級的走狗”的可能，號稱“左翼作家”者既然“左而不作”〔６〕，“第三種人”又要作而不敢，於是文壇上便沒有東西了。
然而文藝據說至少有一部分是超出於階級鬥爭之外的，為將來的，就是“第三種人”所抱住的真的，永久的文藝。——但可惜，被左翼理論家弄得不敢作了，因為作家在未作之前，就有了被罵的豫感。
我相信這種豫感是會有的，而以“第三種人”自命的作家，也愈加容易有。我也相信作者所說，現在很有懂得理論，而感情難變的作家。然而感情不變，則懂得理論的度數，就不免和感情已變或略變者有些不同，而看法也就因此兩樣。蘇汶先生的看法，由我看來，是並不正確的。
自然，自從有了左翼文壇以來，理論家曾經犯過錯誤，作家之中，也不但如蘇汶先生所說，有“左而不作”的，並且還有由左而右，甚至於化為民族主義文學的小卒，書坊的老闆，敵黨的探子的，然而這些討厭左翼文壇了的文學家所遺下的左翼文壇，卻依然存在，不但存在，還在發展，克服自己的壞處，向文藝這神聖之地進軍。蘇汶先生問過：克服了三年，還沒有克服好麼？〔７〕回答是：是的，還要克服下去，三十年也說不定。然而一面克服著，一面進軍著，不會做待到克服完成，然後行進那樣的傻事的。但是，蘇汶先生說過“笑話”〔８〕：左翼作家在從資本家取得稿費；現在我來說一句真話，是左翼作家還在受封建的資本主義的社會的法律的壓迫，禁錮，殺戮。所以左翼刊物，全被摧殘，現在非常寥寥，即偶有發表，批評作品的也絕少，而偶有批評作品的，也並未動不動便指作家為“資產階級的走狗”，而且不要“同路人”。左翼作家並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神兵，或國外殺進來的仇敵，他不但要那同走幾步的“同路人”，還要招致那站在路旁看看的看客也一同前進。
但現在要問：左翼文壇現在因為受著壓迫，不能發表很多的批評，倘一旦有了發表的可能，不至於動不動就指“第三種人”為“資產階級的走狗”麼？我想，倘若左翼批評家沒有宣誓不說，又只從壞處著想，那是有這可能的，也可以想得比這還要壞。不過我以為這種豫測，實在和想到地球也許有破裂之一日，而先行自殺一樣，大可以不必的。
然而蘇汶先生的“第三種人”，卻據說是為了這未來的恐怖而“擱筆”了。未曾身歷，僅僅因為心造的幻影而擱筆，“死抱住文學不放”的作者的擁抱力，又何其弱呢？兩個愛人，有因為豫防將來的社會上的斥責而不敢擁抱的麼？
其實，這“第三種人”的“擱筆”，原因並不在左翼批評的嚴酷。真實原因的所在，是在做不成這樣的“第三種人”，做不成這樣的人，也就沒有了第三種筆，擱與不擱，還談不到。
生在有階級的社會裡而要做超階級的作家，生在戰斗的時代而要離開戰鬥而獨立，生在現在而要做給與將來的作品，這樣的人，實在也是一個心造的幻影，在現實世界上是沒有的。要做這樣的人，恰如用自己的手拔著頭發，要離開地球一樣，他離不開，焦躁著，然而並非因為有人搖了搖頭，使他不敢拔了的緣故。
所以雖是“第三種人”，卻還是一定超不出階級的，蘇汶先生就先在豫料階級的批評了，作品裡又豈能擺脫階級的利害；也一定離不開戰斗的，蘇汶先生就先以“第三種人”之名提出抗爭了，雖然“抗爭”之名又為作者所不願受；而且也跳不過現在的，他在創作超階級的，為將來的作品之前，先就留心於左翼的批判了。
這確是一種苦境。但這苦境，是因為幻影不能成為實有而來的。即使沒有左翼文壇作梗，也不會有這“第三種人”，何況作品。
但蘇汶先生卻又心造了一個橫暴的左翼文壇的幻影，將“第三種人”的幻影不能出現，以至將來的文藝不能發生的罪孽，都推給它了。
左翼作家誠然是不高超的，連環圖畫，唱本，然而也不到蘇汶先生所斷定那樣的沒出息〔９〕。左翼也要託爾斯泰，弗羅培爾〔１０〕。但不要“努力去創造一些屬於將來（因為他們現在是不要的）的東西”的託爾斯泰和弗羅培爾。他們兩個，都是為現在而寫的，將來是現在的將來，於現在有意義，才於將來會有意義。尤其是託爾斯泰，他寫些小故事給農民看，也不自命為“第三種人”，當時資產階級的多少攻擊，終於不能使他“擱筆”。左翼雖然誠如蘇汶先生所說，不至於蠢到不知道“連環圖畫是產生不出託爾斯泰，產生不出弗羅培爾來”，但卻以為可以產出密開朗該羅，達文希〔１１〕那樣偉大的畫手。而且我相信，從唱本說書裡是可以產生託爾斯泰，弗羅培爾的。現在提起密開朗該羅們的畫來，誰也沒有非議了，但實際上，那不是宗教的宣傳畫，《舊約》〔１２〕的連環圖畫麼？而且是為了那時的“現在”的。
總括起來說，蘇汶先生是主張“第三種人”與其欺騙，與其做冒牌貨，倒還不如努力去創作，這是極不錯的。“定要有自信的勇氣，才會有工作的勇氣！”〔１３〕這尤其是對的。
然而蘇汶先生又說，許多大大小小的“第三種人”們，卻又因為豫感了不祥之兆——左翼理論家的批評而“擱筆”了！“怎麼辦呢”？
十月十日。
BB
〔１〕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一日上海《現代》第二卷第一期。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胡秋原在他所主持的《文化評論》創刊號發表了《阿狗文藝論》一文，他自稱“自由人”，一方面批評“民族主義文學”，一方面則對當時“左聯”所領導的革命文學運動進行攻擊，認為“將藝術墮落到一種政治的留聲機，那是藝術的叛徒”。其後，他又連續發表了《勿侵略文藝》、《錢杏村理論之清算》二文，誹謗當時的革命文學運動，因此受到“左聯”的反擊。洛揚（馮雪峰）在《文藝新聞》第五十八期（一九三二年六月六日）上發表了《致文藝新聞的信》，指出胡秋原的目的“是進攻整個普羅革命文學運動”，揭露了胡秋原在“自由人”假面具掩蓋下的反動實質。由此蘇汶（即杜衡）就在《現代》第一卷第三期（一九三二年七月）發表了《關於“文新”與胡秋原的文藝論辯》一文，自稱“第三種人”，認為當時許多作家（即他所說的“作家之群”）之所以“擱筆”，是因為“左聯”批評家的“兇暴”，和“左聯”“霸佔”了文壇的緣故；
並在文中對人民的革命鬥爭進行歪曲和誹謗。於是“左聯”也就繼續對胡秋原、蘇汶等加以反擊和批判。本篇及瞿秋白所作《文藝的自由和文學家的不自由》（一九三二年十月《現代》第一卷第六期）就是在這情形下發表的。〔２〕這裡所說的論客，指胡秋原和某些托洛茨基派分子。當時胡秋原曾冒充“馬克思主義”者，並和托洛茨基派分子相勾結；托洛茨基派同國民黨反動派一鼻孔出氣，誣蔑中國工農紅軍為“土匪”。〔３〕“死抱住文學不放的人”這是蘇汶在《關於“文新”與胡秋原的文藝論辯》中的話：“在‘智識階級的自由人’和‘不自由的，有黨派的’階級爭著文壇的霸權的時候，最吃苦的，卻是這兩種人之外的第三種人。這第三種人便是所謂作者之群。作者，老實說，是多少帶點我前面所說起的死抱住文學不肯放手的氣味的。”〔４〕這是蘇汶在《關於“文新”與胡秋原的文藝論辯》一文中所說的話：“誠哉，難乎其為作家！……他只想替文學，不管是煽動的也好，暴露的也好，留著一線殘存的生機，但是又怕被料事如神的指導者們算出命來，派定他是那一階級的走狗。”
〔５〕蘇汶（１９０６—１９６４）又名杜衡，原名戴克崇，浙江杭縣人，當時《現代》月刊的編輯。這裡所說蘇汶的文章，即上述《關於“文新”與胡秋原的文藝論辯》和《現代》第六期（一九三二年十月）所載《“第三種人”的出路》。
〔６〕“左而不作”見蘇汶《“第三種人”的出路》：“不勇於欺騙的作家，既不敢拿出他們所有的東西，而別人所要的卻又拿不出，於是怎麼辦？——擱筆。這擱筆不是什麼‘江郎才盡’，而是不敢動筆。因為做了忠實的左翼作家之後，他便會覺得與其作而不左，倒還不如左而不作。而在今日之下，左而不作的左翼作家，何其多也！”〔７〕蘇汶的這些話也見《“第三種人”的出路》：“中國無產階級文學運動已經有了三年的歷史。在這三年的期間內，理論是明顯地進步了，但是作品呢？不但在量上不見其增多，甚至連質都未見得有多大的進展。
固然有人高唱著克服什麼什麼的根性和偏見。但是克服了三年還沒有克服好嗎？”
〔８〕蘇汶說過“笑話”，也見《“第三種人”的出路》：“容我說句笑話，連在中國這樣野蠻的國家，左翼諸公都還可以拿他們的反資本主義的作品去從資本家手裡換出幾個稿費來呢。”〔９〕蘇汶在《關於“文新”與胡秋原的文藝論辯》中說：“譬如拿他們（按指“左聯”）所提倡的文藝大眾化這問題來說吧。他們鑒於現在勞動者沒有東西看，在那裡看陳舊的充滿了封建氣味的（這就是說，有害的）連環圖畫和唱本。
於是他們便要作家們去寫一些有利的連環圖畫和唱本來給勞動者們看。……這樣低級的形式還生產得出好的作品嗎？確實，連環圖畫裡是產生不出託爾斯泰，產生不出弗羅培爾來的。這一點難道左翼理論家們會不知道？他們斷然不會那麼蠢。但是，他們要弗羅培爾什麼用呢？要託爾斯泰什麼用呢？
他們不但根本不會叫作家去做成弗羅培爾或託爾斯泰，就使有了，他們也是不要，至少他們‘目前’已是不要。而且這不要是對的，辯證的。也許將來，也許將來他們會原諒，不過此是後話。”
〔１０〕託爾斯泰指列夫·託爾斯泰。
他曾特別關注俄國農民的悲慘處境和命運，編寫了大量以農民為主要讀者對象的民間故事、傳說和寓言。這類作品，鼓吹了宗教道德，同時也揭露了沙皇統治的罪惡，因而有些遭到了當局的刪改和查禁。弗羅培爾（ＧAＦｌａｕｂｅｒｔ＃保福玻薄保福福埃ㄒ□Ｂ□藎u□導搖Ｖ諧□*說《包法利夫人》、《情感教育》等。
〔１１〕密開朗該羅（ＢAＭｉｃｈｅｌａｎｇｅｌｏ，１４７５—１５６４）*ㄒ朊卓琪羅，文藝復興時期的意大利雕刻家、畫家。繪畫代表作有《創世記》和《最後的審判》等。達文希（ＤａＶｉｎｃｉ，１４５２—１５１９），通譯達·芬奇，文藝復興時期的意大利畫家。代表作有《蒙娜·麗莎》和《最後的晚餐》等。
〔１２〕《舊約》即《舊約全書》，基督教《聖經》的前部分（後部分為《新約全書》）。
〔１３〕這句話和末句的“怎麼辦呢”，均見《“第三種人”的出路》。
〔１１〕日本字新聞指上海《每日新聞》一九三三年二月十八日的一段報導：“中國記者問：‘對於中國政府的你的意見呢？’——‘在中國，照我所知道，政府有好幾個，你是指那一個呀？’”〔１２〕漢字新聞據《蕭伯納在上海》一書所引，當時上海有中文報紙曾報導蕭伯納的話說：“中國今日所需要者為良好政府，要知好政府及好官吏，絕非一般民眾所歡迎”。
林克多《蘇聯聞見錄》序
大約總歸是十年以前罷，我因為生了病，到一個外國醫院去請診治，在那待診室裡放著的一本德國《星期報》（ＤｉｅＷｏｃｈｅ）上，看見了一幅關於俄國十月革命的漫畫，畫著法官，教師，連醫生和看護婦，也都橫眉怒目，捏著手槍。
這是我最先看見的關於十月革命的諷刺畫，但也不過心裡想，有這樣兇暴麼，覺得好笑罷了。後來看了幾個西洋人的旅行記，有的說是怎樣好，有的又說是怎樣壞，這才莫名其妙起來。但到底也是自己斷定：這革命恐怕對於窮人有了好處，那麼對於闊人就一定是壞的，有些旅行者為窮人設想，所以覺得好，倘若替闊人打算，那自然就都是壞處了。
但後來又看見一幅諷刺畫，是英文的，畫著用紙版剪成的工廠，學校，育兒院等等，豎在道路的兩邊，使參觀者坐著摩托車，從中間駛過。
這是針對著做旅行記述說蘇聯的好處的作者們而發的，猶言參觀的時候，受了他們的欺騙。政治和經濟的事，我是外行，但看去年蘇聯煤油和麥子的輸出，竟弄得資本主義文明國的人們那麼駭怕的事實，卻將我多年的疑團消釋了。我想：假裝面子的國度和專會殺人的人民，是決不會有這麼巨大的生產力的，可見那些諷刺畫倒是無恥的欺騙。
不過我們中國人實在有一點小毛病，就是不大愛聽別國的好處，尤其是清黨之後，提起那日有建設的蘇聯。一提到罷，不是說你意在宣傳，就是說你得了盧布。而且宣傳這兩個字，在中國實在是被糟蹋得太不成樣子了，人們看慣了什麼闊人的通電，什麼會議的宣言，什麼名人的談話，發表之後，立刻無影無蹤，還不如一個屁的臭得長久，於是漸以為凡有講述遠處或將來的優點的文字，都是欺人之談，所謂宣傳，只是一個為了自利，而漫天說謊的雅號。
自然，在目前的中國，這一類的東西是常有的，靠了欽定或官許的力量，到處推銷無阻，可是讀的人們卻不多，因為宣傳的事，是必須在現在或到後來有事實來證明的，這才可以叫作宣傳。而中國現行的所謂宣傳，則不但後來只有證明這“宣傳”確鑿就是說謊的事實而已，還有一種壞結果，是令人對於凡有記述文字逐漸起了疑心，臨末弄得索性不著。即如我自己就受了這影響，報章上說的什麼新舊三都的偉觀，南北兩京的新氣〔２〕，固然只要看見標題就覺得肉麻了，而且連講外國的遊記，也竟至於不大想去翻動它。
但這一年內，也遇到了兩部不必用心戒備，居然看完了的書，一是胡愈之先生的《莫斯科印象記》〔３〕，一就是這《蘇聯聞見錄》。因為我的辨認草字的力量太小的緣故，看下去很費力，但為了想看看這自說“為了吃飯問題，不得不去做工”的工人作者的見聞，到底看下去了。
雖然中間遇到好像講解統計表一般的地方，在我自己，未免覺得枯燥，但好在並不多，到底也看下去了。那原因，就在作者彷彿對朋友談天似的，不用美麗的字眼，不用巧妙的做法，平舖直敘，說了下去，作者是平常的人，文章是平常的文章，所見所聞的蘇聯，是平平常常的地方，那人民，是平平常常的人物，所設施的正是合於人情，生活也不過像了人樣，並沒有什麼希奇古怪。倘要從中獵艷搜奇，自然免不了會失望，然而要知道一些不搽粉墨的真相，卻是很好的。
而且由此也可以明白一點世界上的資本主義文明國之定要進攻蘇聯的原因。工農都像了人樣，於資本家和地主是極不利的，所以一定先要殲滅了這工農大眾的模範。蘇聯愈平常，他們就愈害怕。前五六年，北京盛傳廣東的裸體遊行，後來南京上海又盛傳漢口的裸體遊行，就是但願敵方的不平常的證據。據這書裡面的記述，蘇聯實在使他們失望了。為什麼呢？因為不但共妻，殺父，裸體遊行等類的“不平常的事”，確然沒有而已，倒是有了許多極平常的事實，那就是將“宗教，家庭，財產，祖國，禮教……一切神聖不可侵犯”的東西，都像糞一般拋掉，而一個簇新的，真正空前的社會制度從地獄底裡湧現而出，幾萬萬的群眾自己做了支配自己命運的人。這種極平常的事情，是隻有“匪徒”才幹得出來的。該殺者，“匪徒”也。
但作者的到蘇聯，已在十月革命後十年，所以只將他們之“能堅苦，耐勞，勇敢與犧牲”告訴我們，而怎樣苦鬥，才能夠得到現在的結果，那些故事，卻講得很少。這自然是別種著作的任務，不能責成作者全都負擔起來，但讀者是萬不可忽略這一點的，否則，就如印度的《譬喻經》所說，要造高樓，而反對在地上立柱，〔４〕據說是因為他要造的，是離地的高樓一樣。
我不加戒備的將這讀完了，即因為上文所說的原因。而我相信這書所說的蘇聯的好處的，也還有一個原因，那就是十來年前，說過蘇聯怎麼不行怎麼無望的所謂文明國人，去年已在蘇聯的煤油和麥子面前發抖。而且我看見確鑿的事實：他們是在吸中國的膏血，奪中國的土地，殺中國的人民。他們是大騙子，他們說蘇聯壞，要進攻蘇聯，就可見蘇聯是好的了。這一部書，正也轉過來是我的意見的實證。
一九三二年四月二十日，魯迅於上海閘北寓樓記。BB
〔１〕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三二年六月十日上海《文學月報》第一卷第一號“書評”欄，題為《“蘇聯聞見錄”序》。林克多，原名李平，浙江黃巖人，五金工人。原在巴黎做工，一九二九年因法國經濟危機失業，一九三○年應募到蘇聯做工。《蘇聯聞見錄》，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上海光華書局出版。
〔２〕新舊三都指南京、洛陽和西安。當時國民黨政府以南京為首都，一二八戰爭時，又曾定洛陽為行都，西安為陪都。南北兩京，指南京和北京。
〔３〕胡愈之浙江上虞人，作家、政論家。他的《莫斯科印象記》，一九三一年八月上海新生命書局出版。
〔４〕《譬喻經》即《百句譬喻經》，簡稱《百喻經》。印度僧伽斯那撰，南朝齊求那毗地譯，是佛教宣講大乘教義的寓言性作品。這裡所引的故事見該書的《三重樓喻》：“往昔之世，有富愚人，痴無所知。到餘富家，見三重樓，高廣嚴麗，軒敞疏朗。心生渴仰，即作是念：我有財錢，不減於彼，云何頃來而不造作如是之樓。即喚木匠而問言曰：解作彼家端正舍不？木匠答言：是我所作。即便語言，今可為我造樓如彼。是時木匠，即便經地壘作樓，愚人見其壘作舍，猶懷疑惑，不能了知。而問之言：欲作何等。木匠答言：作三重屋。愚人復言：我不欲下二重之屋，先可為我作最上屋。木匠答言：無有是事。何有不作最下重屋，而得造彼第一之屋；不造第二，云何得造第三重屋。愚人固言：我今不用下二重屋，必可為我作最上者。時人聞已，便生怪笑。鹹作此言：何有不造下第一屋而得上者。”
論“赴難”和“逃難”
——寄《濤聲》編輯的一封信編輯先生：
我常常看《濤聲》，也常常叫“快哉！”但這回見了周木齋先生那篇《罵人與自罵》〔２〕，其中說北平的大學生“即使不能赴難，最低最低的限度也應不逃難”，而致慨於五四運動時代式鋒芒之銷盡，卻使我如骨鯁在喉，不能不說幾句話。因為我是和周先生的主張正相反，以為“倘不能赴難，就應該逃難”，屬於“逃難黨”的。
周先生在文章的末尾，“疑心是北京改為北平的應驗”，我想，一半是對的。那時的北京，還掛著“共和”的假面，學生嚷嚷還不妨事；那時的執政，是昨天上海市十八團體為他開了“上海各界歡迎段公芝老大會”〔３〕的段祺瑞先生，他雖然是武人，卻還沒有看過《莫索理尼傳》。然而，你瞧，來了呀。有一回，對著請願的學生畢畢剝剝的開槍了〔４〕，兵們最受瞄準的是女學生，這用精神分析學來解釋，是說得過去的，尤其是剪發的女學生，這用整頓風俗〔５〕的學說來解說，也是說得過去的。總之是死了一些“莘莘學子”。然而還可以開追悼會；還可以遊行過執政府之門，大叫“打倒段祺瑞”。為什麼呢？因為這時又還掛著“共和”的假面。然而，你瞧，又來了呀。現為黨國大教授的陳源先生，在《現代評論》上哀悼死掉的學生，說可惜他們為幾個盧布送了性命；〔６〕《語絲》反對了幾句，現為黨國要人的唐有壬先生在《晶報》上發表一封信，說這些言動是受墨斯科的命令的。這實在已經有了北平氣味了。
後來，北伐成功了，北京屬於黨國，學生們就都到了進研究室的時代，五四式是不對了。為什麼呢？因為這是很容易為“反動派”所利用的。為了矯正這種壞脾氣，我們的政府，軍人，學者，文豪，警察，偵探，實在費了不少的苦心。用誥諭，用刀槍，用書報，用段煉，用逮捕，用拷問，直到去年請願之徒，死的都是“自行失足落水”，連追悼會也不開的時候為止，這才顯出了新教育的效果。
倘使日本人不再攻榆關，我想，天下是太平了的，“必先安內而後可以攘外”〔７〕。但可恨的是外患來得太快一點，太繁一點，日本人太不為中國諸公設想之故也，而且也因此引起了周先生的責難。
看周先生的主張，似乎最好是“赴難”。不過，這是難的。倘使早先有了組織，經過訓練，前線的軍人力戰之後，人員缺少了，副司令〔８〕下令召集，那自然應該去的。無奈據去年的事實，則連火車也不能白坐，而況乎日所學的又是債權論，土耳其文學史，最小公倍數之類。去打日本，一定打不過的。大學生們曾經和中國的兵警打過架，但是“自行失足落水”了，現在中國的兵警尚且不抵抗，大學生能抵抗麼？我們雖然也看見過許多慷慨激昂的詩，什麼用死屍堵住敵人的炮口呀，用熱血膠住倭奴的刀槍呀，但是，先生，這是“詩”呵！事實並不這樣的，死得比螞蟻還不如，炮口也堵不住，刀槍也膠不住。孔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９〕我並不全拜服孔老夫子，不過覺得這話是對的，我也正是反對大學生“赴難”的一個。
那麼，“不逃難”怎樣呢？我也是完全反對。自然，現在是“敵人未到”的，但假使一到，大學生們將赤手空拳，罵賊而死呢，還是躲在屋裡，以圖倖免呢？我想，還是前一著堂皇些，將來也可以有一本烈士傳。不過於大局依然無補，無論是一個或十萬個，至多，也只能又向“國聯”報告一聲罷了。去年十九路軍的某某英雄怎樣殺敵，大家說得眉飛色舞，因此忘卻了全線退出一百里的大事情，可是中國其實還是輸了的。而況大學生們連武器也沒有。現在中國的新聞上大登“滿洲國”〔１０〕的虐政，說是不準私藏軍器，但我們大中華民國人民來藏一件護身的東西試試看，也會家破人亡，——先生，這是很容易“為反動派所利用”的呵。
施以獅虎式的教育，他們就能用爪牙，施以牛羊式的教育，他們到萬分危急時還會用一對可憐的角。然而我們所施的是什麼式的教育呢，連小小的角也不能有，則大難臨頭，惟有兔子似的逃跑而已。自然，就是逃也不見得安穩，誰都說不出那裡是安穩之處來，因為到處繁殖了獵狗，詩曰：“□E□Es賜茫鋈裰薄玻保薄常酥揭病Ｈ輝蛉*計，固仍以“走”為上計耳。
總之，我的意見是：我們不可看得大學生太高，也不可責備他們太重，中國是不能專靠大學生的；大學生逃了之後，卻應該想想此後怎樣才可以不至於單是逃，脫出詩境，踏上實地去。
但不知先生以為何如？能給在《濤聲》上發表，以備一說否？謹聽裁擇，並請文安。
羅憮頓首。一月二十八夜。
再：頃聞十來天之前，北平有學生五十多人因開會被捕，可見不逃的還有，然而罪名是“藉口抗日，意圖反動”，又可見雖“敵人未到”，也大以“逃難”為是也。二十九日補記。
BB
〔１〕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三三年二月十一日上海《濤聲》第二卷第五期，署名羅憮。原題為《三十六計走為上計》。〔２〕周木齋（１９１０—１９４１）江蘇武進人，當時在上海從事編輯和寫作。他的《罵人與自罵》，載《濤聲》第二卷第四期（一九三三年一月二十一日），其中說：“最近日軍侵佔榆關，北平的大學生竟至要求提前放假，所願未遂，於是紛紛自動離校。敵人未到，聞風遠逸，這是絕頂離奇的了。……論理日軍侵榆，……即使不能赴難，最低最低的限度也不應逃難。”又說：“寫到這裡，陡然的想起五四運動時期北京學生的鋒芒，轉眼之間，學風民氣，兩俱不變，我要疑心是‘北京’改為‘北平’的應驗了。”
〔３〕“上海各界歡迎段公芝老大會”段祺瑞（字芝泉）於一九三三年一月二十四日去上海時，上海市商會等十八個團體於二月十七日為他舉行歡迎會。
〔４〕指三一八慘案。參看本卷第２４９頁注〔６〕。〔５〕整頓風俗段祺瑞政府曾多次頒行這類政令，如一九二五年八月二十五日發布的“整頓學風令”；一九二六年三月六日，西北邊防督辦張之江致電段祺瑞，主張“男女之防”“維風化而奠邦本”，段政府復電表示“嘉許”，並著手“根本整飭”。
〔６〕陳源於三一八慘案發生後，在《現代評論》發表《閒話》，誣蔑愛國學生是被人利用，自蹈“死地”，還誣蔑所謂“宣傳赤化”的人是“直接或間接用蘇俄金錢”（見一九二六年五月八日《現代評論》第三卷第七十四期的《閒話》）。
〔７〕“必先安內而後可以攘外”蔣介石在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三十日國民黨政府外長顧維鈞宣誓就職會上的“親書訓詞”中提出：“攘外必先安內，統一方能禦侮。”（見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一日《中央日報》）此後，它成為國民黨政府一貫奉行的反共賣國政策。〔８〕副司令指張學良。他在一九三○年六月被任命為國民黨政府陸海空軍副司令。
〔９〕“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語見《論語·子路》。〔１０〕“滿洲國”日本帝國主義侵佔我東北後於一九三二年三月製造的傀儡政權。
〔１１〕“□E□Es賜茫鋈裰薄∮錛妒□⊙擰□裳浴貳ＺOE□E，跳躍的樣子；s賜茫*兔。
論翻印木刻
麥綏萊勒的連環圖畫四種〔２〕出版並不久，日報上已有了種種的批評，這是向來的美術書出版後未能遇到的盛況，可見讀書界對於這書，是十分注意的。但議論的要點，和去年已不同：去年還是連環圖畫是否可算美術的問題，現在卻已經到了看懂這些圖畫的難易了。
出版界的進行可沒有評論界的快。其實，麥綏萊勒的木刻的翻印，是還在證陰連環圖畫確可以成為藝術這一點的。現在的社會上，有種種讀者層，出版物自然也就有種種，這四種是供給智識者層的圖畫。然而為什麼有許多地方很難懂得呢？我以為是由於經歷之不同。同是中國人，倘使曾經見過飛機救國或“下蛋”，則在圖上看見這東西，即刻就懂，但若歷來未嘗躬逢這些盛典的人，恐怕只能看作風箏或蜻蜓罷了。
有一種自稱“中國文藝年鑒社”，而實是匿名者們所編的《中國文藝年鑒》在它的所謂“鳥瞰”中，曾經說我所發表的《連環圖畫辯護》雖將連環圖畫的藝術價值告訴了蘇汶先生，但“無意中卻把要是德國板畫那類藝術作品搬到中國來，是否能為一般大眾所理解，即是否還成其為大眾藝術的問題忽略了過去，而且這種解答是對大眾化的正題沒有直接意義的”。〔３〕這真是倘不是能編《中國文藝年鑒》的選家，就不至於說出口來的聰明話，因為我本也“不”在討論將“德國板畫搬到中國來，是否為一般大眾所理解”；所辯護的只是連環圖畫可以成為藝術，使青年藝術學徒不被曲說所迷，敢於創作，並且逐漸產生大眾化的作品而已。假使我真如那編者所希望，“有意的”來說德國板畫是否就是中國的大眾藝術，這可至少也得歸入“低能”一類裡去了。
但是，假使一定要問：“要是德國板畫那類藝術作品搬到中國來，是否能為一般大眾所理解”呢？那麼，我也可以回答：假使不是立方派〔４〕，未來派〔５〕等等的古怪作品，大概該能夠理解一點。所理解的可以比看一本《中國文藝年鑒》多，也不至於比看一本《西湖十景》少。風俗習慣，彼此不同，有些當然是莫明其妙的，但這是人物，這是屋宇，這是樹木，卻能夠懂得，到過上海的，也就懂得畫裡的電燈，電車，工廠。尤其合式的是所畫的是故事，易於講通，易於記得。古之雅人，曾謂婦人俗子，看畫必問這是什麼故事，大可笑。中國的雅俗之分就在此：雅人往往說不出他以為好的畫的內容來，俗人卻非問內容不可。從這一點看，連環圖畫是宜於俗人的，但我在《連環圖畫辯護》中，已經證明瞭它是藝術，傷害了雅人的高超了。
然而，雖然只對於智識者，我以為紹介了麥綏萊勒的作品也還是不夠的。同是木刻，也有刻法之不同，有思想之不同，有加字的，有無字的，總得翻印好幾種，才可以窺見現代外國連環圖畫的大概。而翻印木刻畫，也較易近真，有益於觀者。我常常想，最不幸的是在中國的青年藝術學徒了，學外國文學可看原書，學西洋畫卻總看不到原畫。自然，翻板是有的，但是，將一大幅壁畫縮成明信片那麼大，怎能看出真相？大小是很有關系的，假使我們將象縮小如豬，老虎縮小如鼠，怎麼還會令人覺得原先那種氣魄呢。木刻卻小品居多，所以翻刻起來，還不至於大相遠。
但這還僅就紹介給一般智識者的讀者層而言，倘為藝術學徒設想，鋅板的翻印也還不夠。太細的線，鋅板上是容易消失的，即使是粗線，也能因強水浸蝕的久暫而不同，少浸太粗，久浸就太細，中國還很少制板適得其宜的名工。要認真，就只好來用玻璃板，我翻印的《士敏土之圖》〔６〕二百五十本，在中國便是首先的試驗。施蟄存先生在《大晚報》附刊的《火炬》上說：“說不定他是像魯迅先生印珂羅版本木刻圖一樣的是私人精印本，屬於罕見書之列”〔７〕，就是在譏笑這一件事。我還親自聽到過一位青年在這“罕見書”邊說，寫著只印二百五十部，是騙人的，一定印的很多，印多報少，不過想抬高那書價。
他們自己沒有做過“私人精印本”的可笑事，這些笑罵是都無足怪的。
我只因為想供給藝術學徒以較可靠的木刻翻本，就用原畫來制玻璃版，但制這版，是每制一回只能印三百幅的，多印即須另制，假如每制一幅則只印一張或多至三百張，制印費都是三元，印三百以上到六百張即需六元，九百張九元，外加紙張費。倘在大書局，大官廳，即使印一萬二千本原也容易辦，然而我不過一個“私人”；並非繁銷書，而竟來“精印”，那當然不免為財力所限，只好單印一板了。但幸而還好，印本已經將完，可知還有人看見；至於為一般的讀者，則早已用鋅板複製，插在譯本《士敏土》裡面了，然而編輯兼批評家卻不屑道。
人不嚴肅起來，連指導青年也可以當作開玩笑，但僅印十來幅圖，認真地想過幾回的人卻也有的，不過自己不多說。我這回寫了出來，是在向青年藝術學徒說明珂羅板一板只印三百部，是制板上普通的事，並非故意要造“罕見書”，並且希望有更多好事的“私人”，不為不負責任的話所欺，大家都來製造“精印本”。
十一月六日。
BB
〔１〕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濤聲》第二卷第四十六期，署名旅隼。
〔２〕麥綏萊勒的連環圖畫四種參看本書《〈一個人的受難〉序》及其注〔４〕。
〔３〕《中國文藝年鑒》指一九三二年《中國文藝年鑒》，杜衡、施蟄存以“中國文藝年鑒社”名義編選，上海現代書局出版。“鳥瞰”，指該書中的《一九三二年中國文壇鳥瞰》一文，它歪曲魯迅鼓勵青年藝術家創作大眾化作品的意見說：“蘇汶……對舊形文藝（舉例說，是連環圖畫）的藝術價值表示懷疑。因辯解這種懷疑，魯迅便發表了他的《連環圖畫辯護》，他告訴蘇汶說，像德國板畫那種連環圖畫也是有藝術價值的。
但是魯迅無意中卻把要是德國板畫那類藝術品搬到中國來，是否能為一般大眾所理解，即是否還成其為大眾藝術的問題忽略了過去，而且這種解答是對大眾化的正題沒有直接意義的。”〔４〕立方派即立體派，二十世紀初形成於法國的一種資產階級藝術流派。它反對客觀地描繪事物，主張以幾何學圖形（立方體、球體和圓錐體）作為造型藝術的基礎，作品構圖怪誕。〔５〕未來派二十世紀初形成於意大利的一種資產階級藝術流派。它否定文化遺產和一切傳統，強調表現現代機械文明。形式離奇，難於理解。
〔６〕《士敏土之圖》即《梅斐爾德木刻士敏土之圖》，共十幅，魯迅自費影印，一九三○年九月以“三閒書屋”名義出版。〔７〕這是施蟄存在《推薦者的立場》一文中的話，魯迅曾將該文錄入《準風月談·撲空》的“備考”。
漫與
陰天，晌午大風雨。看晚報，已有紀念這紀念日的文章，用風雨作材料了。明天的日報上，必更有千篇一律的作品。空言不如事實，且看看那些記事罷——戴季陶講如何救國（中央社）
南京十八日——國府十八日晨舉行紀念周，到林森戴季陶陳紹寬朱家驊呂超魏懷暨國府職員等四百餘人，林主席領導行禮，繼戴講“如何救國”，略謂本日系九一八兩週年紀念，吾人於沉痛之餘，應想法達到救國目的，救國之道甚多，如道德救國，教育救國，實業救國等，最近又有所謂航空運動及節約運動，前者之動機在於國防與交通上建設，此後吾人應從根本上設法增強國力，不應只知向外國購買飛機，至於節約運動須一面消極的節省消費，一面積極的將金錢用於生產方面。在此國家危急之秋，吾人應該各就自己的職務上盡力量，根據總理的一貫政策，來做整個三民主義的實施。
吳敬恆講紀念意義（中央社）
南京十八日——中央十八日晨八時舉行九一八二週年紀念大會，到中委汪兆銘陳果夫邵元沖陳公博朱培德賀耀祖王祺等暨中央工作人員共六百餘人，汪主席，由吳敬恆演講以精誠團結充實國力，為紀念九一八之意義，闡揚甚多，並指正愛國之道，詞甚警惕，至九時始散。漢口靜默停止娛樂（日聯社）
漢口十八日——漢口九一八紀念日華街各戶均揭半旗，省市兩黨部上午十時舉行紀念會，各戲院酒館等一律停業，上午十一時全市人民默禱五分鐘。
廣州禁止民眾遊行（路透社）
廣州十八日——各公署與公共團體今晨均舉行九一八國恥紀念，中山紀念堂晨間行紀念禮，演說者均抨擊日本對華之侵略，全城汽笛均大鳴，以警告民眾，且有飛機於行禮時散發傳單，惟民眾大遊行，為當局所禁，未能實現。
東京紀念祭及犬馬（日聯社）
東京十八日——東京本日舉行九一八紀念日，下午一時在日比谷公會堂舉行陣亡軍人遺族慰安會，築地本願寺舉行軍馬軍犬軍鴿等之慰靈祭，在鄉軍人於下午六時開大會，靖國神社舉行陣亡軍人追悼會。
但在上海怎樣呢？先看租界——雨絲風片倍覺消沉
今日之全市，既因雨絲風片之侵襲，愁雲慘霧之籠罩，更顯黯淡之象。但駕車遍遊全市，則殊難得見九一八特殊點綴，似較諸去年今日，稍覺消沉，但此非中國民眾之已漸趨於麻木，或者為中國民眾已覺悟於過去標語口號之不足恃，只有埋頭苦做之一道乎？所以今日之南市閘北以及租界區域，情形異常平安，道途之間，除警務當局多派警探在沖要之區，嚴密戒備外，簡直無甚可以紀述者。
以上是見於《大美晚報》〔２〕的，很為中國人祝福。至華界情狀，卻須看《大晚報》的記載了——今日九一八華界戒備公安局據密報防反動今日為“九一八”，日本侵佔東北國難二週紀念，市公安局長文鴻恩，昨據密報，有反動分子，擬借國難紀念為由秘密召集無知工人，乘機開會，企圖煽惑搗亂秩序等語，文局長核報後，即訓令各區所隊，仍照去年“九一八”實施特別戒備辦法，除通告該局各科處於今晨十時許，在局長辦公廳前召集全體職員，及警察總隊第三中隊警士，舉行“九一八”國難紀念，同時並行紀念周外，並飭督察長李光曾派全體督察員，男女檢查員，分赴中華路，民國路，方濱路，南陽橋，唐家灣，斜橋等處，會同各區所警士，在各要隘街衙，及華租界接壤之處，自上午八時至十一時半，中午十一時半至三時，下午三時至六時半，分三班輪流檢查行人。南市大吉路公共體育場，滬西曹家渡三角場，閘北譚子灣等處，均派大批巡邏警士，禁止集會遊行。製造局路之西，徐家匯區域內主要街道，尤宜特別注意，如遇發生事故，不能制止者，即向麗園路報告市保安處第二團長處置，凡工廠林立處所，加派雙崗駐守，紅色車巡隊，沿城環行駛巡，形勢非常壯嚴。該局偵緝隊長盧英，飭偵緝領班陳光炎，陳才福，唐炳祥，夏品山，各率偵緝員，分頭密赴曹家渡，白利南路，膠州路及南市公共體育場等處，嚴密暗探反動分子行動，以資防範，而遏亂萌。公共租界暨法租界兩警務處，亦派中西探員出發搜查，以防反動雲。
“紅色車”是囚車，中國人可坐，然而從中國人看來，卻覺得“形勢非常壯嚴”雲。記得前兩天（十六日）出版的《生活》〔３〕所載的《兩年的教訓》裡，有一段說——“第二，我們明白誰是友誰是仇了。希特勒在德國民族社會黨大會中說：‘德國的仇敵，不在國外，而在國內。’北平整委會主席黃郛說：‘和共抗日之說，實為謬論；剿共和外方為救時救黨上策。’我們卻要說‘民族的仇敵，不僅是帝國主義，而是出賣民族利益的帝國主義走狗們。’民族反帝的真正障礙在那裡，還有比這過去兩年的事實指示得更明白嗎？”
現在再來一個切實的注腳：分明的鐵證還有上海華界的“紅色車”！是一天裡的大教訓！
年年的這樣的情狀，都被時光所埋沒了，今夜作此，算是紀念文，倘中國人而終不至被害盡殺絕，則以貽我們的後來者。
是夜，記。
BB
〔１〕本篇在收入本書前未在報刊上發表過。
〔２〕《大美晚報》美國人在上海出版的英文報紙。一九二九年四月創刊，一九三三年一月增出中文版，一九四九年五月上海解放後停刊。
〔３〕《生活》週刊，中華職業教育社主辦，一九二五年十月在上海創刊。一九二六年十月起由鄒韜奮主編，一九三三年獨立出版，同年十二月在國民黨當局壓迫下停刊。
辱罵和恐嚇決不是戰鬥
——致《文學月報》編輯的一封信起應〔２〕兄：
前天收到《文學月報》第四期，看了一下。我所覺得不足的，並非因為它不及別種雜志的五花八門，乃是總還不能比先前充實。但這回提出了幾位新的作家來，是極好的，作品的好壞我且不論，最近幾年的刊物上，倘不是姓名曾經排印過了的作家，就很有不能登載的趨勢，這麼下去，新的作者要沒有發表作品的機會了。現在打破了這局面，雖然不過是一種月刊的一期，但究竟也掃去一些沉悶，所以我以為是一種好事情。但是，我對於芸生先生的一篇詩〔３〕，卻非常失望。這詩，一目瞭然，是看了前一期的別德納衣的諷刺詩〔４〕而作的。然而我們來比一比罷，別德納衣的詩雖然自認為“惡毒”，但其中最甚的也不過是笑罵。這詩怎麼樣？有辱罵，有恐嚇，還有無聊的攻擊：其實是大可以不必作的。例如罷，開首就是對于姓的開玩笑〔５〕。一個作者自取的別名，自然可以窺見他的思想，譬如“鐵血”，“病鵑”之類，固不妨由此開一點小玩笑。但姓氏籍貫，卻不能決定本人的功罪，因為這是從上代傳下來的，不能由他自主。我說這話還在四年之前，當時曾有人評我為“封建餘孽”，其實是捧住了這樣的題材，欣欣然自以為得計者，倒是十分“封建的”的。不過這種風氣，近幾年頗少見了，不料現在竟又復活起來，這確不能不說是一個退步。
尤其不堪的是結末的辱罵。現在有些作品，往往並非必要而偏在對話裡寫上許多罵語去，好像以為非此便不是無產者作品，罵詈愈多，就愈是無產者作品似的。其實好的工農之中，並不隨口罵人的多得很，作者不應該將上海流氓的行為，塗在他們身上的。即使有喜歡罵人的無產者，也只是一種壞脾氣，作者應該由文藝加以糾正，萬不可再來展開，使將來的無階級社會中，一言不合，便祖宗三代的鬧得不可開交。況且即是筆戰，就也如別的兵戰或拳鬥一樣，不妨伺隙乘虛，以一擊制敵人的死命，如果一味鼓譟，已是《三國志演義》式戰法，至於罵一句爹孃，揚長而去，還自以為勝利，那簡直是“阿Ｑ”式的戰法了。
接著又是什麼“剖西瓜”〔６〕之類的恐嚇，這也是極不對的，我想。無產者的革命，乃是為了自己的解放和消滅階級，並非因為要殺人，即使是正面的敵人，倘不死於戰場，就有大眾的裁判，決不是一個詩人所能提筆判定生死的。現在雖然很有什麼“殺人放火”的傳聞，但這只是一種誣陷。中國的報紙上看不出實話，然而只要一看別國的例子也就可以恍然，德國的無產階級革命〔７〕（雖然沒有成功），並沒有亂殺人；俄國不是連皇帝的宮殿都沒有燒掉麼？而我們的作者，卻將革命的工農用筆塗成一個嚇人的鬼臉，由我看來，真是鹵莽之極了。
自然，中國歷來的文壇上，常見的是誣陷，造謠，恐嚇，辱罵，翻一翻大部的歷史，就往往可以遇見這樣的文章，直到現在，還在應用，而且更加厲害。但我想，這一份遺產，還是都讓給叭兒狗文藝家去承受罷，我們的作者倘不竭力的拋棄了它，是會和他們成為“一丘之貉”的。
不過我並非主張要對敵人陪笑臉，三鞠躬。我只是說，戰斗的作者應該注重於“論爭”；倘在詩人，則因為情不可遏而憤怒，而笑罵，自然也無不可。但必須止於嘲笑，止於熱罵，而且要“喜笑怒罵，皆成文章”〔８〕，使敵人因此受傷或致死，而自己並無卑劣的行為，觀者也不以為汙穢，這才是戰斗的作者的本領。
剛才想到了以上的一些，便寫出寄上，也許於編輯上可供參考。總之，我是極希望此後的《文學月報》上不再有那樣的作品的。
專此布達，並問
好。
魯迅。十二月十日。
BB
〔１〕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十五日《文學月報》第一卷第五、六號合刊。
〔２〕起應即周揚，湖南益陽人，文藝理論家，“左聯”領導成員之一。當時主編《文學月報》。
〔３〕芸生原名邱九如，浙江寧波人。他的詩《漢奸的供狀》，載《文學月報》第一卷第四期（一九三二年十一月），意在諷刺自稱“自由人”的胡秋原的反動言論，但是其中有魯迅在本文中所指出的嚴重缺點和錯誤。
〔４〕別德納衣的諷刺詩指諷刺托洛茨基的長詩《沒工夫唾罵》（瞿秋白譯，載一九三二年十月《文學月報》第一卷第三期）。〔５〕對于姓的開玩笑原詩開頭是：“現在我來寫漢奸的供狀。據說他也姓胡，可不叫立夫”。按胡立夫是一九三二年“一二八”日軍侵佔上海閘北時的著名漢奸。
〔６〕“剖西瓜”原詩中有這樣的話：“當心，你的腦袋一下就要變做剖開的西瓜！”
〔７〕德國的無產階級革命即德國十一月革命。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一九年德國無產階級、農民和人民大眾在一定程度上用無產階級革命的手段和形式進行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它推翻了霍亨索倫王朝，宣佈建立社會主義共和國。隨後，在社會民主黨政府的血腥鎮壓下失敗。
〔８〕“喜笑怒罵，皆成文章”語見宋代黃庭堅《東坡先生真贊》。喜，原作嬉。
沙
近來的讀書人，常常歎中國人好像一盤散沙，無法可想，將倒楣的責任，歸之於大家。其實這是冤枉了大部分中國人的。小民雖然不學，見事也許不明，但知道關於本身利害時，何嘗不會團結。先前有跪香〔２〕，民變，造反；現在也還有請願之類。他們的像沙，是被統治者“治”成功的，用文言來說，就是“治績”。
那麼，中國就沒有沙麼？有是有的，但並非小民，而是大小統治者。
人們又常常說：“升官發財。”其實這兩件事是不併列的，其所以要升官，只因為要發財，升官不過是一種發財的門徑。所以官僚雖然依靠朝廷，卻並不忠於朝廷，吏役雖然依靠衙署，卻並不愛護衙署，頭領下一個清廉的命令，小嘍羅是決不聽的，對付的方法有“矇蔽”。他們都是自私自利的沙，可以肥己時就肥己，而且每一粒都是皇帝，可以稱尊處就稱尊。有些人譯俄皇為“沙皇”，移贈此輩，倒是極確切的尊號。財何從來？是從小民身上刮下來的。小民倘能團結，發財就煩難，那麼，當然應該想盡方法，使他們變成散沙才好。以沙皇治小民，於是全中國就成為“一盤散沙”了。
然而沙漠以外，還有團結的人們〔３〕在，他們“如入無人之境”的走進來了。
這就是沙漠上的大事變。當這時候，古人曾有兩句極切貼的比喻，叫作“君子為猿鶴，小人為蟲沙”〔４〕。那些君子們，不是象白鶴的騰空，就如猢猻的上樹，“樹倒猢猻散”，另外還有樹，他們決不會吃苦。剩在地下的，便是小民的螻蟻和泥沙，要踐踏殺戮都可以，他們對沙皇尚且不敵，怎能敵得過沙皇的勝者呢？
然而當這時候，偏又有人搖筆鼓舌，向著小民提出嚴重的質問道：“國民將何以自處”呢，“問國民將何以善其後”呢？忽然記得了“國民”，別的什麼都不說，只又要他們來填虧空，不是等於向著縛了手腳的人，要求他去捕盜麼？
但這正是沙皇治績的後盾，是猿鳴鶴唳的尾聲，稱尊肥己之餘，必然到來的末一著。
七月十二日。 B B 〔１〕 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三三年八月十五日《申報月刊》第二卷第八號，署名洛文。 〔２〕 跪香 舊時窮苦無告的人們手捧燃香，跪於衙前或街頭，向官府“請願”、鳴冤的一種方式。 〔３〕 這裡所說“團結的人們”和下文“沙皇的勝者”，隱指日本帝國主義。 〔４〕 “君子為猿鶴，小人為蟲沙” 《太平御覽》卷九一六引古本《抱朴子》：“周穆王南征，一軍盡化，君子為猿為鶴，小人為蟲為沙。”
世故三昧
人世間真是難處的地方，說一個人“不通世故”，固然不是好話，但說他“深於世故”也不是好話。“世故”似乎也像“革命之不可不革，而亦不可太革”一樣，不可不通，而亦不可太通的。
然而據我的經驗，得到“深於世故”的惡謚者，卻還是因為“不通世故”的緣故。
現在我假設以這樣的話，來勸導青年人——“如果你遇見社會上有不平事，萬不可挺身而出，講公道話，否則，事情倒會移到你頭上來，甚至於會被指作反動分子的。如果你遇見有人被冤枉，被誣陷的，即使明知道他是好人，也萬不可挺身而出，去給他解釋或分辯，否則，你就會被人說是他的親戚，或得了他的賄路；倘使那是女人，就要被疑為她的情人的；如果他較有名，那便是黨羽。例如我自己罷，給一個毫不相干的女士做了一篇信札集的序〔２〕，人們就說她是我的小姨；紹介一點科學的文藝理論，人們就說得了蘇聯的盧布。親戚和金錢，在目下的中國，關系也真是大，事實給與了教訓，人們看慣了，以為人人都脫不了這關系，原也無足深怪的。
“然而，有些人其實也並不真相信，只是說著玩玩，有趣有趣的。即使有人為了謠言，弄得凌遲碎剮，像明末的鄭鄤〔３〕那樣了，和自己也並不相干，總不如有趣的緊要。這時你如果去辨正，那就是使大家掃興，結果還是你自己倒楣。我也有一個經驗，那是十多年前，我在教育部裡做“官僚”〔４〕，常聽得同事說，某女學校的學生，是可以叫出來嫖的〔５〕，連機關的地址門牌，也說得明明白白。有一回我偶然走過這條街，一個人對於壞事情，是記性好一點的，我記起來了，便留心著那門牌，但這一號；卻是一塊小空地，有一口大井，一間很破爛的小屋，是幾個山東人住著賣水的地方，決計做不了別用。待到他們又在談著這事的時候，我便說出我的所見來，而不料大家竟笑容盡斂，不歡而散了，此後不和我談天者兩三月。我事後才悟到打斷了他們的興致，是不應該的。
“所以，你最好是莫問是非曲直，一味附和著大家；但更好是不開口；
而在更好之上的是連臉上也不顯出心裡的是非的模樣來……”
這是處世法的精義，只要黃河不流到腳下，炸彈不落在身邊，可以保管一世沒有挫折的。但我恐怕青年人未必以我的話為然；便是中年，老年人，也許要以為我是在教壞了他們的子弟。嗚呼，那麼，一片苦心，竟是白費了。
然而倘說中國現在正如唐虞盛世，卻又未免是“世故”之談。耳聞目睹的不算，單是看看報章，也就可以知道社會上有多少不平，人們有多少冤抑。但對於這些事，除了有時或有同業，同鄉，同族的人們來說幾句呼籲的話之外，利害無關的人的義憤的聲音，我們是很少聽到的。這很分明，是大家不開口；或者以為和自己不相干；或者連“以為和自己不相干”的意思也全沒有。“世故”深到不自覺其“深於世故”，這才真是“深於世故”的了。這是中國處世法的精義中的精義。
而且，對於看了我的勸導青年人的話，心以為非的人物，我還有一下反攻在這裡。他是以我為狡猾的。但是，我的話裡，一面固然顯示著我的狡猾，而且無能，但一面也顯示著社會的黑暗。他單責個人，正是最穩妥的辦法，倘使兼責社會，可就得站出去戰鬥了。責人的“深於世故”而避開了“世”不談，這是更“深於世故”的玩藝，倘若自己不覺得，那就更深更深了，離三昧〔６〕境蓋不遠矣。
不過凡事一說，即落言筌〔７〕，不再能得三昧。說“世故三昧”者，即非“世故三昧”。三昧真諦，在行而不言；我現在一說“行而不言”，卻又失了真諦，離三昧境蓋益遠矣。
一切善知識〔８〕，心知其意可也，〔９〕！
十月十三日。
BB
〔１〕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十五日《申報月刊》第二卷第十一號，署名洛文。
〔２〕毫不相干的女士指金淑姿。
一九三二年程鼎興為亡妻金淑姿刊行遺信集，託人請魯迅寫序。魯迅所作的序，後編入《集外集》，題為《〈淑姿的信〉序》。
〔３〕鄭鄤號癮陽，江蘇武進（今常州市）人，明代天啟年間進士。崇禎時溫體仁誣告他不孝杖母，被凌遲處死。〔４〕“官僚”陳西瀅攻擊作者的話，見一九二六年一月三十日北京《晨報副刊》所載《致志摩》。
〔５〕在一九二五年女師大風潮中，陳西瀅誣蔑女師大學生可以“叫局”，一九二六年初，北京《晨報副刊》、《語絲》等不斷載有談論此事的文字。
〔６〕三昧佛家語，佛家修身方法之一，也泛指事物的訣要或精義。
〔７〕言筌言語的跡象。《莊子·外物》：“荃（筌）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荃；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
〔８〕善知識佛家語，據《法華文句》解釋：“聞名為知，見形為識，是人益我菩提（覺悟）之道，名善知識。”
〔９〕梵文ｏｍ的音譯，佛經咒語的發聲詞。
誰的矛盾
蕭（ＧｅｏｒｇｅＢｅｒｎａｒｄＳｈａｗ）〔２〕並不在周遊世界，是在歷覽世界上新聞記者們的嘴臉，應世界上新聞記者們的口試，——然而落了第。
他不願意受歡迎，見新聞記者，卻偏要歡迎他，訪問他，訪問之後，卻又都多少講些俏皮話。
他躲來躲去，卻偏要尋來尋去，尋到之後，大做—通文章，卻偏要說他自己善於登廣告。
他不高興說話，偏要同他去說話，他不多談，偏要拉他來多談，談得多了，報上又不敢照樣登載了，卻又怪他多說話。
他說的是真話，偏要說他是在說笑話，對他哈哈的笑，還要怪他自己倒不笑。
他說的是直話，偏要說他是諷刺，對他哈哈的笑，還要怪他自以為聰明。
他本不是諷刺家，偏要說他是諷刺家，而又看不起諷刺家，而又用了無聊的諷刺想來諷刺他一下。
他本不是百科全書，偏要當他百科全書，問長問短，問天問地，聽了回答，又鳴不平，好像自己原來比他還明白。
他本是來玩玩的，偏要逼他講道理，講了幾句，聽的又不高興了，說他是來“宣傳赤化”了。
有的看不起他，因為他不是一個馬克思主義文學者，然而倘是馬克思主義文學者，看不起他的人可就不要看他了。
有的看不起他，因為他不去做工人，然而倘若做工人，就不會到上海，看不起他的人可就看不見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