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apter 2
我們曾在梁啟超所辦的《時務報》〔２〕上，看見了《福爾摩斯包探案》〔３〕的變幻，又在《新小說》〔４〕上，看見了焦士威奴（ＪｕｌｅｓＶｅｒｎｅ）〔５〕所做的號稱科學小說的《海底旅行》之類的新奇。後來林琴南大譯英國哈葛德（ＨAＲｉ*洌澹穎齲幔紓紓幔穎洌┐男說了，〔６〕我們又看見了倫敦小姐之纏綿和菲洲野蠻之古怪。至於俄國文學，卻一點不知道，——但有幾位也許自己心裡明白，而沒有告訴我們的“先覺”先生，自然是例外。不過在別一方面，是已經有了感應的。那時較為革命的青年，誰不知道俄國青年是革命的，暗殺的好手？尤其忘不掉的是蘇菲亞〔７〕，雖然大半也因為她是一位漂亮的姑娘。現在的國貨的作品中，還常有“蘇菲”一類的名字，那淵源就在此。
那時——十九世紀末——的俄國文學，尤其是陀思妥夫斯基和託爾斯泰的作品，已經很影響了德國文學，但這和中國無關，因為那時研究德文的人少得很。最有關系的是英美帝國主義者，他們一面也翻譯了陀思妥夫斯基，都介涅夫，託爾斯泰，契訶夫的選集了，一面也用那做給印度人讀的讀本來教我們的青年以拉瑪和吉利瑟那（ＲａｍａａｎｄＫｒｉｓｈｎａ）〔８〕的對話，然而因此也攜帶了閱讀那些選集的可能。包探，冒險家，英國姑娘，菲洲野蠻的故事，是隻能當醉飽之後，在發脹的身體上搔搔癢的，然而我們的一部分的青年卻已經覺得壓迫，只有痛楚，他要掙扎，用不著癢癢的撫摩，只在尋切實的指示了。
那時就看見了俄國文學。
那時就知道了俄國文學是我們的導師和朋友。因為從那裡面，看見了被壓迫者的善良的靈魂，的酸辛，的掙扎；還和四十年代的作品一同燒起希望，和六十年代的作品一同感到悲哀。
我們豈不知道那時的大俄羅斯帝國也正在侵略中國，然而從文學裡明白了一件大事，是世界上有兩種人：壓迫者和被壓迫者！
從現在看來，這是誰都明白，不足道的，但在那時，卻是一個大發見，正不亞於古人的發見了火的可以照暗夜，煮東西。
俄國的作品，漸漸的紹介進中國來了，同時也得了一部分讀者的共鳴，只是傳布開去。零星的譯品且不說罷，成為大部的就有《俄國戲曲集》〔９〕十種和《小說月報》增刊的《俄國文學研究》〔１０〕一大本，還有《被壓迫民族文學號》〔１１〕兩本，則是由俄國文學的啟發，而將範圍擴大到一切弱小民族，並且明明點出“被壓迫”的字樣來了。
於是也遭了文人學士的討伐，有的主張文學的“崇高”，說描寫下等人是鄙俗的勾當〔１２〕，有的比創作為處女，說翻譯不過是媒婆〔１３〕，而重譯尤令人討厭。的確，除了《俄國戲曲集》以外，那時所有的俄國作品幾乎都是重譯的。但俄國文學只是紹介進來，傳布開去。
作家的名字知道得更多了，我們雖然從安特來夫（ＬAＡｎｄｒｅｅｖ）的作品裡遇*攪絲植潰□景纖綬穎□虯Ａｒｔｓｙ－ｂａｓｈｅｖ）的作品裡看見了絕望和荒唐，但也從珂羅連珂（ＶAＫｏｒｏｌｅｎｋｏ）〔１４〕學得了寬宏，從戈理基（Ｍａｘｉ*恚牽錚穎耄└受了反抗。讀者大眾的共鳴和熱愛，早不是幾個論客的自私的曲說所能掩蔽，這偉力，終於使先前膜拜曼殊斐兒（ＫａｔｈｅｒｉｎｅＭａｎｓｆｉｅｌｄ）的紳士也重譯了都介涅夫的《父與子》，〔１５〕排斥“媒婆”的作家也重譯著託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了〔１６〕。
這之間，自然又遭了文人學士和流氓警犬的聯軍的討伐。對於紹介者，有的說是為了盧布〔１７〕，有的說是意在投降〔１８〕，有的笑為“破鑼”〔１９〕，有的指為共黨，而實際上的對於書籍的禁止和沒收，還因為是秘密的居多，無從列舉。
但俄國文學只是紹介進來，傳布開去。
有些人們，也譯了《莫索里尼傳》，也譯了《希特拉傳》，但他們紹介不出一冊現代意國或德國的白色的大作品，《戰後》〔２０〕是不屬於希特拉〔２１〕的I字旗下的*端賴氖□貳玻玻病秤種好以“死”自傲。
但蘇聯文學在我們卻已有了裡培進斯基的《一週間》〔２３〕，革拉特珂夫的《士敏土》，法捷耶夫的《毀滅》，綏拉菲摩微支的《鐵流》；此外中篇短篇，還多得很。凡這些，都在御用文人的明槍暗箭之中，大踏步跨到讀者大眾的懷裡去，給一一知道了變革，戰鬥，建設的辛苦和成功。
但一月以前，對於蘇聯的“輿論”，剎時都轉變了，昨夜的魔鬼，今朝的良朋，許多報章，總要提起幾點蘇聯的好處，有時自然也涉及文藝上：“復交”〔２４〕之故也。然而，可祝賀的卻並不在這裡。自利者一淹在水裡面，將要滅頂的時候，只要抓得著，是無論“破鑼”破鼓，都會抓住的，他決沒有所謂“潔癖”。然而無論他終於滅亡或幸而爬起，始終還是一個自利者。隨手來舉一個例子罷，上海稱為“大報”的《申報》，不是一面甜嘴蜜舌的主張著“組織蘇聯考察團”（三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時評），而一面又將林克多的《蘇聯聞見錄》稱為“反動書籍”（同二十七日新聞）麼？
可祝賀的，是在中俄的文字之交，開始雖然比中英，中法遲，但在近十年中，兩國的絕交也好，復交也好，我們的讀者大眾卻不因此而進退；譯本的放任也好，禁壓也好，我們的讀者也決不因此而盛衰。不但如常，而且擴大；不但雖絕交和禁壓還是如常，而且雖絕交和禁壓而更加擴大。這可見我們的讀者大眾，是一向不用自私的“勢利眼”來看俄國文學的。我們的讀者大眾，在朦朧中，早知道這偉大肥沃的“黑土”〔２５〕裡，要生長出什麼東西來，而這“黑土”卻也確實生長了東西，給我們親見了：忍受，呻吟，掙扎，反抗，戰鬥，變革，戰鬥，建設，戰鬥，成功。
在現在，英國的蕭，法國的羅蘭，也都成為蘇聯的朋友了〔２６〕。這，也是當我們中國和蘇聯在歷來不斷的“文字之交”的途中，擴大而與世界結成真的“文字之交”的開始。這是我們應該祝賀的。
十二月三十日。
BB
〔１〕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十五日《文學月報》第一卷第五、六號合刊。
〔２〕《時務報》旬刊，一八九六年（清光緒二十二年）八月在上海創刊，梁啟超主編，是當時鼓吹變法維新的主要刊物，一八九八年七月停刊。
〔３〕《福爾摩斯包探案》英國作家柯南道爾（１８５９—１９３０）作的偵探小說。福爾摩斯是書中的主要人物。
〔４〕《新小說》月刊，一九○二年（清光緒二十八年）十月在日本橫濱創刊，梁啟超主編。該刊除登載創作小說之外，也刊登翻譯小說。
〔５〕焦士威奴（１８２８—１９０５）通譯儒勒·凡爾納，法國小說家。著有科學幻想及冒險小說《海底兩萬里》、《神秘島》、《格蘭特船長的女兒》等多種。
〔６〕哈葛德（１８５６—１９２５）英國小說家。林琴南曾依靠別人口述，用文言翻譯過他的《迦茵小傳》、《埃及金塔剖屍記》、《斐洲煙水愁城錄》。
〔７〕蘇菲亞即別羅夫斯卡婭（UAX艷`KLSOIb，１８５３—１８８１），俄國女革命家，民意黨領導人之一。
因參加一八八一年三月一日暗殺沙皇亞歷山大二世，於同年四月三日被沙皇政府殺害。清末中國無政府主義者所辦的刊物《新世紀》第二十七號（一九○七年十二月），曾介紹過她的事跡，刊出她的照片。
〔８〕拉瑪和吉利瑟那都是印度神話中的人物。〔９〕《俄國戲曲集》共學社叢書之一，一九二一年商務印書館出版。它包括戲曲十種：果戈理的《巡按》（賀啟明譯），奧斯特洛夫斯基的《雷雨》（耿濟之譯），屠格涅夫的《村中之月》（耿濟之譯），託爾斯泰的《黑暗之勢力》（耿濟之譯）和《教育之果》（沈穎譯），契訶夫的《海鷗》（鄭振鐸譯）、《伊凡諾夫》、《萬尼亞叔父》和《櫻桃園》（三者均耿式之譯），史拉美克的《六月》（鄭振鐸譯）。〔１０〕《俄國文學研究》《小說月報》第十二卷的增刊，一九二一年九月出版。內收鄭振鐸《俄國文學的啟源時代》、耿濟之《俄國四大文學家合傳》、沈雁冰《近代俄國文學家三十人合傳》、魯迅《阿爾志跋綏甫》、郭紹虞《俄國美論及其文藝》、張聞天《託爾斯泰的藝術觀》、沈澤民《俄國的敘事詩歌》等論文，以及魯迅、瞿秋白、耿濟之等所譯俄國文學作品多篇。
〔１１〕《被壓迫民族文學號》即《被損害民族的文學號》，《小說月報》第十二卷第十期專刊，一九二一年十月出版。內收魯迅譯的《近代捷克文學概觀》（捷克凱拉綏克作）和《小俄羅斯文學略說》（德國凱爾沛來斯作）、沈雁冰譯的《芬蘭的文學》（ＨｅｒｍｉｏｎｅＲａｍｓｄｅｒ作）、沈澤民譯的《塞爾維亞文學概觀》（ＣｈｅｄｏＭｉｊａｔｏｖｉｃｈ作）、周作人譯的《近代波蘭文學概觀》（波蘭訶勒溫斯奇作）等論文，以及魯迅、沈雁冰等所譯芬蘭、保加利亞、波蘭等國文學作品多篇。〔１２〕指那時曾留學英美的某些紳士派如吳宓等人，參看《二心集·上海文藝之一瞥》中的有關論述。
〔１３〕關於創作是處女，翻譯是媒婆的話，見《民鐸》第二卷第五號（一九二一年二月）郭沫若致李石岑函：“我覺得國內人士只注重媒婆，而不注重處子，只注重翻譯，而不注重產生。”〔１４〕珂羅連珂（DACAdK`KFGJOK，１８５３—１９２１）通開柯羅連*疲俄國作家。主要作品有小說《馬爾加的夢》、《盲音樂家》、《我的同時代人的故事》等。
〔１５〕膜拜曼殊斐兒的紳士指陳源。他曾在《新月》第一卷第四號（一九二八年六月）《曼殊斐兒》一文中，稱英國女作家曼殊斐兒是“超絕一世的微妙清新的作家”。後來，他根據英譯本翻譯屠格涅夫的《父與子》，一九三一年六月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１６〕郭沫若曾根據德譯本翻譯了列夫·託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的一部分，一九三一年八月上海文藝書局出版。〔１７〕為了盧布參看本卷第９頁注〔１２〕及《二心集·“喪家的”“資本家的乏走狗”》。
〔１８〕意在投降參看本卷第２２０頁注〔５２〕。〔１９〕“破鑼”反動派對“普羅文學”的汙衊。當時，一般稱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為“普羅文學”；“普羅”是Ｐｒｏｌｅｔａｒｉａｔ（無產階級）的音譯“普羅列塔利亞”的簡稱。
〔２０〕《戰後》德國作家雷馬克的小說《西線無戰事》的續篇，當時有沈叔之的中譯本，一九三一年八月上海開明書店出版。〔２１〕希特拉（ＡAＨｉｔｌｅｒ*保福福埂保梗矗擔⊥ㄒ胂Ｌ乩眨鹿ㄎ斯頭子，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禍首之一。下文的I字旗，即德國法西說鈉熳印！癐”，納粹黨的黨徽玻玻病場端賴氖□貳∫獯罄*作家鄧南遮在一八九四年出版的小說，當時有芳信的中譯本，一九三二年十月上海光華書局出版。〔２３〕裡培進斯基（oAYAXTVGJTJSOT\，１８９８—１９５９）通譯裡苯夠樟*家。所作《一週間》，當時我國有蔣光慈的譯本，一九三○年一月北新書局出版。又有江思、蘇汶的譯本，一九三○年三月上海水沫書店出版。
〔２４〕“復交”國民黨政府在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四日宣佈和蘇聯斷絕邦交，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十二日宣佈復交。〔２５〕“黑土”蘇聯的黑土區面積廣大，有以“黑土”作為它的代稱的。如丹麥文藝批評家和文學史家喬治·勃蘭兌斯（１８４２—１９２７），曾在他寫的《俄國印象記》一書中稱俄國為“黑土”。〔２６〕指英國作家蕭伯納和法國作家羅曼·羅蘭。羅曼·羅蘭在俄國十月革命後對蘇聯持友好態度，一九三一年發表《與過去告別》一文，熱烈支持無產階級革命。蕭伯納，參看本書《誰的矛盾》及其注〔２〕。
《總退卻》序
中國久已稱小說之類為“閒書”，這在五十年前為止，是大概真實的，整日價辛苦做活的人，就沒有工夫看小說。所以凡看小說的，他就得有餘暇，既有餘暇，可見是不必怎樣辛苦做活的了，成仿吾先生曾經斷之曰：“有閒，即是有錢！”〔２〕者以此。誠然，用經濟學的眼光看起來，在現制度之下，“閒暇”恐怕也確是一種“富”。但是，窮人們也愛小說，他們不識字，就到茶館裡去聽“說書”，百來回的大部書，也要每天一點一點的聽下去。不過比起整天做活的人們來，他們也還是較有閒暇的。要不然，又那有工夫上茶館，那有閒錢做茶錢呢？
小說之在歐美，先前又何嘗不這樣。後來生活艱難起來了，為了維持，就缺少餘暇，不再能那麼悠悠忽忽。只是偶然也還想借書來休息一下精神，而又耐不住嘮叨不已，破費工夫，於是就使短篇小說交了桃花運。這一種洋文壇上的趨勢，也跟著古人之所謂“歐風美雨”，沖進中國來，所以“文學革命”以後，所產生的小說，幾乎以短篇為限。但作者的才力不能構成鉅製，自然也是一個很大的原因。
而且書中的主角也變換了。古之小說，主角是勇將策士，俠盜贓官，妖怪神仙，佳人才子，後來則有妓女嫖客，無賴奴才之流。“五四”以後的短篇裡卻大抵是新的智識者登了場，因為他們是首先覺到了在“歐風美雨”中的飄搖的，然而總還不脫古之英雄和才子氣。現在可又不同了，大家都已感到飄搖不再要聽一個特別的人的運命。某英雄在柏林拊髀看天，某天才在泰山捶胸泣血，還有誰會轉過臉去呢？他們要知道，感覺得更廣大，更深邃了。
這一本集子就是這一時代的出產品，顯示著分明的蛻變，人物並非英雄，風光也不旖旎，然而將中國的眼睛點出來了。我以為作者的寫工廠，不及她的寫農村，但也許因為我先前較熟於農村，否則，是作者較熟於農村的緣故罷。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二十五夜，魯迅記。
BB
〔１〕本篇在收入本書前未在報刊上發表過。
《總退卻》，葛琴的短篇小說集，一九三七年三月上海良友圖書印刷公司出版，內收短篇小說七篇，與魯迅作序時的篇目有出入。〔２〕“有閒，即是有錢”這是李初梨的話，參看本卷第８頁注〔８〕。
大家降一級試試看
《文學》第一期的《〈圖書評論〉所評文學書部分的清算》〔２〕，是很有趣味，很有意義的一篇賬。這《圖書評論》〔３〕不但是“我們唯一的批評雜志”，也是我們的教授和學者們所組成的唯一的聯軍。然而文學部分中，關於譯注本的批評卻佔了大半，這除掉那《清算》裡所指出的各種之外，實在也還有一個切要的原因，就是在我們學術界文藝界作工的人員，大抵都比他的實力憑空跳高一級。
校對員一面要通曉排版的格式，一面要多認識字，然而看現在的出版物，“己”與“已”，“戮”與“戳”，“剌”與“刺”，在很多的眼睛裡是沒有區別的。版式原是排字工人的事情，因為他不管，就壓在校對員的肩膀上，如果他再不管，那就成為和大家不相干。作文的人首先也要認識字，但在文章上，往往以“戰'G”為“戰包”，以“已竟”為“已經”；“非常頑艷”是因妒殺人的情形；“年已鼎盛”的意思，是說這人已有六十多歲了。至於譯注的書，那自然，不是“硬譯”，就是誤譯，為了訓斥與指正，竟佔去了九本《圖書評論》中文學部分的書數的一半，就是一個不可動搖的證明。
這些錯誤的書的出現，當然大抵是因為看準了社會上的需要，匆匆的來投機，但一面也實在為了勝任的人，不肯自貶聲價，來做這用力多而獲利少的工作的緣故。否則，這些譯注者是隻配埋首大學，去謹聽教授們的指示的。只因為能夠不至於誤譯的人們潔身遠去，出版界上空蕩蕩了，遂使小兵也來掛著帥印，辱沒了翻譯的天下。
但是，勝任的譯注家那裡去了呢？那不消說，他也跳了一級，做了教授，成為學者了。“世無英雄，遂使豎子成名”〔４〕，於是只配做學生的胚子，就乘著空虛，託庇變了譯注者。而事同一律，只配做個譯注者的胚子，卻踞著高座，昂然說法了。杜威教授有他的實驗主義，白璧德教授有他的人文主義，從他們那裡零零碎碎販運一點回來的就變了中國的呵斥八極〔５〕的學者，不也是一個不可動搖的證明麼？
要澄清中國的翻譯界，最好是大家都降下一級去，雖然那時候是否真是都能勝任愉快，也還是一個沒有把握的問題。七月七日。
BB
〔１〕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三三年八月十五日《申報月刊》第二卷第八號，署名洛文。
〔２〕《〈圖書評論〉所評文學書部分的清算》傅東華作，載《文學》第一卷第一號（一九三三年七月）。該文就《圖書評論》一至九期發表的二十二篇文學書評進行了分析和批判。〔３〕《圖書評論》月刊，劉英士編輯，一九三二年九月創刊，南京圖書評論社出版。該刊發表的梁實秋、羅家倫等對當時一些外國文學譯本的評論，態度十分粗暴，往往抓住譯文的個別錯誤，就指斥為“荒謬絕倫”，“糊塗到莫名其妙”，“比毒藥還要厲害”，“誤人子弟，男盜女娼”等，並且定出所謂“標準”，企圖限制和打擊別的譯者。〔４〕“世無英雄，遂使豎子成名”語出《晉書·阮籍傳》：阮籍“嘗登廣武，觀楚漢戰處，歎曰：‘時無英雄，使豎子成名！’”〔５〕八極《淮南子·形訓》：“天地之間，九州八極，”八極，邊遠的地方，引伸為世界。
答楊村人先生公開信的公開信
《文化列車》〔２〕破格的開到我的書桌上面，是十二月十日開車的第三期，託福使我知道了近來有這樣一種雜志，並且使我看見了楊村人〔３〕先生給我的公開信，還要求著答覆。對於這一種公開信，本沒有一定給以答覆的必要的，因為它既是公開，那目的其實是在給大家看，對我個人倒還在其次。但是，我如果要回答也可以，不過目的也還是在給大家看，要不然，不是隻要直接寄給個人就完了麼？因為這緣故，所以我在回答之前，應該先將原信重抄在下面——魯迅先生：
讀了李儵先生（不知道是不是李又燃先生，抑或曹聚仁先生的筆名）的《讀偽自由書》一文，近末一段說：“讀著魯迅：《偽自由書》，便想到魯迅先生的人。那天，見魯迅先生吃飯，咀嚼時牽動著筋肉，連胸肋骨也拉拉動的，魯迅先生是老了！我當時不禁一股酸味上心頭。
記得從前看到父親的老態時有過這樣的情緒，現在看了魯迅先生的老態又重溫了一次。這都是使司馬懿之流，快活的事，何況旁邊早變心了魏延。”（這末一句照原文十個字抄，一字無錯，確是妙文！）
不禁令人起了兩個感想：一個是我們敬愛的魯迅先生老了，一個是我們敬愛的魯迅先生為什麼是諸葛亮？先生的“旁邊”那裡來的“早變心了魏延”？無產階級大眾何時變成了阿斗？
第一個感想使我惶恐萬分！我們敬愛的魯迅先生老了，這是多麼令人驚心動魄的事！記得《吶喊》在北京最初出版的時候（大概總在十年前），我拜讀之後，景仰不置，曾為文介紹頌揚，揭登於張東蓀先生編的《學燈》，在當時我的敬愛先生甚於敬愛創造社四君子。其後一九二八年《語絲》上先生為文譏誚我們，雖然兩方論戰絕無感情，可是論戰是一回事，私心敬愛依然如昔。一九三○年秋先生五十壽辰的慶祝會上，我是參加慶祝的一個，而且很親切地和先生一起談天，私心很覺榮幸。
左聯有一次大會在一個日本同志家裡開著，我又和先生見面，十分快樂。可是今年我脫離共產黨以後，在左右夾攻的當兒，《藝術新聞》與《出版消息》都登載著先生要“噓”我的消息，說是書名定為：《北平五講與上海三噓》，將對我“用噓的方式加以襲擊”，而且將我與梁實秋張若谷同列，這自然是引起我的反感，所以才有《新儒林外史第一回》之作。但在《新儒林外史第一回》裡頭只說先生出陣交戰用的是大刀一詞加以反攻的諷刺而已。其中引文的情緒與態度都是敬愛先生的。文中的意義卻是以為先生對我加以“噓”的襲擊未免看錯了敵人吧了。到了拜讀大著《兩地書》以後為文介紹，筆下也十分恭敬並沒半點謾罵的字句，可是先生於《我的種痘》一文裡頭卻有所誤會似地順筆對我放了兩三枝冷箭兒，特別地說是有人攻擊先生的老，在我呢，並沒有覺得先生老了，而且那篇文章也沒有攻擊先生的老，先生自己認為是老了吧了。伯納蕭的年紀比先生還大，伯納蕭的鬢毛比先生還白如絲吧，伯納蕭且不是老了，先生怎麼這樣就以為老了呢？我是從來沒感覺到先生老了的，我只感覺到先生有如青年而且希望先生永久年青。然而，讀了李儵先生的文章，我惶恐，我驚訝，原來先生真的老了。李儵先生因為看了先生老了而“不禁一股酸味上心頭”有如看他的令尊的老態的時候有過的情緒，我雖然也時常想念著我那年老的父親，但並沒有如人家攻擊我那樣地想做一個“孝子”，不過是天性所在有時未免興感而想念著吧了，所以我看了李儵先生的文章並沒有聯想到我的父親上面去。然而先生老了，我是惶恐與驚訝。
我惶恐與驚訝的是，我們敬愛的文壇前輩老了，他將因為生理上的緣故而要停止他的工作了！在這敬愛的心理與觀念上，我將今年來對先生的反感打個粉碎，竭誠地請先生訓誨。可是希望先生以嚴肅的態度出之，如“噓”，如放冷箭兒等卻請慎重，以令對方心服。
第二個感想使我……因為那是李儵先生的事，這裡不願有擾清聽。
假如這信是先生覺得有答覆的價值的話，就請寄到這裡《文化列車》的編者將它發表，否則希望先生為文給我一個嚴正的批判也可以。發表的地方我想隨處都歡迎的。
專此並竭誠地恭敬地問了一聲安好並祝康健。
楊村人謹啟。一九三三，一二，三。
末了附帶聲明一句，我作這信是出諸至誠，並非因為鬼兒子罵我和先生打筆墨官司變成小鬼以後向先生求和以……“大鬼”的意思。村人又及。
以下算是我的回信。因為是信的形式，所以開頭照例是——
村人先生：
先生給我的信是沒有答覆的價值的。我並不希望先生“心服”，先生也無須我批判，因為近二年來的文字，已經將自己的形象畫得十分分明瞭。自然，我決不會相信“鬼兒子”們的胡說，但我也不相信先生。
這並非說先生的話是一樣的叭兒狗式的狺狺；恐怕先生是自以為永久誠實的罷，不過因為急促的變化，苦心的躲閃，弄得左支右絀，不能自圓其說，終於變成廢話了，所以在聽者的心中，也就失去了重量。例如先生的這封信，倘使略有自知之明，其實是不必寫的。
先生首先問我“為什麼是諸葛亮〔４〕？”這就問得稀奇。李儵〔５〕先生我曾經見過面，並非曹聚仁先生，至於是否李又燃先生，我無從確說，因為又燃先生我是沒有豫先見過的。我“為什麼是諸葛亮”呢？別人的議論，我不能，也不必代為答覆，要不然，我得整天的做答案了。也有人說我是“人群的蟊賊”〔６〕的。“為什麼？”——我都由它去。但據我所知道，魏延變心，是在諸葛亮死後，〔７〕我還活著，諸葛亮的頭銜是不能加到我這裡來的，所以“無產階級大眾何時變成了阿斗〔８〕？”的問題也就落了空。那些廢話，如果還記得《三國志演義》或吳稚暉先生的話，是不至於說出來的，書本子上及別人，並未說過人民是阿斗。現在請放心罷。但先生站在“小資產階級文學革命”〔９〕的旗下，還是什麼“無產階級大眾”，自己的眼睛看見了這些字，不覺得可羞或可笑麼？不要再提這些字，怎麼樣呢？
其次是先生“驚心動魄”於我的老，可又“驚心動魄”得很稀奇。我沒有修煉仙丹，自然的規則，一定要使我老下去，絲毫也不足為奇的，請先生還是鎮靜一點的好。而且我後來還要死呢，這也是自然的規則，豫先聲明，請千萬不要“驚心動魄”，否則，逐漸就要神經衰弱，愈加滿口廢話了。我即使老，即使死，卻決不會將地球帶進棺材裡去，它還年青，它還存在，希望正在將來，目前也還可以插先生的旗子。這一節我敢保證，也請放心工作罷。
於是就要說到“三噓”問題了。這事情是有的，但和新聞上所載的有些兩樣。那時是在一個飯店裡，大家閒談，談到有幾個人的文章，我確曾說：這些都只要以一噓了之，不值得反駁。這幾個人們中，先生也在內。我的意思是，先生在那冠冕堂皇的“自白”〔１０〕裡，明明的告白了農民的純厚，小資產階級的智識者的動搖和自私，卻又要來豎起小資產階級革命文學的旗，就自己打著自己的嘴。不過也並未說出，走散了就算完結了。但不知道是輾轉傳開去的呢，還是當時就有新聞記者在座，不久就張大其辭的在紙上登了出來，並請讀者猜測。近五六年來，關於我的記載多極了，無論為毀為譽，是假是真，我都置之不理，因為我沒有聘定律師，常登廣告的鉅款，也沒有遍看各種刊物的工夫。況且新聞記者為要哄動讀者，會弄些誇張的手段，是大家知道的，甚至於還全盤捏造。例如先生還在做“革命文學家”的時候，用了“小記者”的筆名，在一種報上說我領到了南京中央黨部的文學獎金，大開筵宴，祝孩子的週年，不料引起了鬱達夫先生對於亡兒的記憶，悲哀了起來。〔１１〕這真說得栩栩如生，連出世不過一年的嬰兒，也和我一同被噴滿了血汙。然而這事實的全出於創作，我知道，達夫先生知道，記者兼作者的您楊村人先生當然也不會不知道的。
當時我一聲不響。為什麼呢？革命者為達目的，可用任何手段的話，我是以為不錯的，所以即使因為我罪孽深重，革命文學的第一步，必須拿我來開刀，我也敢於咬著牙關忍受。殺不掉，我就退進野草裡，自己舐盡了傷口的血痕，決不煩別人傅藥。但是，人非聖人，為了麻煩而激動起來的時候也有的，我誠然譏誚過先生“們”，這些文章，後來都收在《三閒集》中，一點也不刪去，然而和先生“們”的造謠言和攻擊文字的數量來比一比罷，不是不到十分之一麼？不但此也，在講演裡，我有時也曾嘲笑葉靈鳳先生或先生，先生們以“前衛”之名，雄赳赳出陣的時候，我是祭旗的犧牲，則戰不數合便從火線上爬了開去之際，我以為實在也難以禁絕我的一笑。無論在階級的立場上，在個人的立場上，我都有一笑的權利的。然而我從未傲然的假借什麼“良心”或“無產階級大眾”之名，來凌壓敵手，我接著一定聲明：這是因為我和他有些個人的私怨的。先生，這還不夠退讓麼？
但為了不能使我負責的新聞記事，竟引起先生的“反感”來了，然而仍蒙破格的優待，在《新儒林外史》〔１２〕裡，還賞我拿一柄大刀。在禮儀上，我是應該致謝的，但在實際上，卻也如大張筵宴一樣，我並無大刀，只有一枝筆，名曰“金不換”。這也並不是在廣告不收盧布的意思，是我從小用慣，每枝五分的便宜筆。我確曾用這筆碰著了先生，不過也只如運用古典一樣，信手拈來，涉筆成趣而已，並不特別含有報復的惡意。但先生卻又給我掛上“三枝冷箭”了。這可不能怪先生的，因為這只是陳源教授的餘唾〔１３〕。然而，即使算是我在報復罷，由上面所說的原因，我也還不至於走進“以怨報德”的隊伍裡面去。
至於所謂《北平五講與上海三噓》，其實是至今沒有寫，聽說北平有一本《五講》出版，那可並不是我做的，我也沒有見過那一本書。不過既然鬧了風潮，將來索性寫一點也難說，如果寫起來，我想名為《五講三噓集》，但後一半也未必正是報上所說的三位。
先生似乎羞與梁實秋張若谷兩位先生為伍，我看是排起來倒也並不怎樣辱沒了先生，只是張若谷先生比較的差一點，淺陋得很，連做一“噓”的材料也不夠，我大概要另換一位的。
對於先生，照我此刻的意見，寫起來恐怕也不會怎麼壞。我以為先生雖是革命場中的一位小販，卻並不是奸商。我所謂奸商者，一種是國共合作時代的闊人，那時頌蘇聯，贊共產，無所不至，一到清黨時候，就用共產青年，共產嫌疑青年的血來洗自己的手，依然是闊人，時勢變了，而不變其闊；一種是革命的驍將，殺土豪，倒劣紳，激烈得很，一有蹉跌，便稱為“棄邪歸正”，罵“土匪”，殺同人，也激烈得很，主義改了，而仍不失其驍。先生呢，據“自白”，革命與否以親之苦樂為轉移，有些投機氣味是無疑的，但並沒有反過來做大批的買賣，僅在竭力要化為“第三種人”，來過比革命黨較好的生活。既從革命陣線上退回來，為辯護自己，做穩“第三種人”起見，總得有一點零星的懺悔，對於統治者，其實是頗有些益處的，但竟還至於遇到“左右夾攻的當兒”者，恐怕那一方面，還嫌先生門面太小的緣故罷，這和銀行僱員的看不起小錢店夥計是一樣的。先生雖然覺得抱屈，但不信“第三種人”的存在不獨是左翼，卻因先生的經驗而證明瞭，這也是一種很大的功德。
平心而論，先生是不算失敗的，雖然自己覺得被“夾攻”，但現在只要沒有馬上殺人之權的人，有誰不遭人攻擊。生活當然是辛苦的罷，不過比起被殺戮，被囚禁的人們來，真有天淵之別；文章也隨處能夠發表，較之被封鎖，壓迫，禁止的作者，也自由自在得遠了。和闊人驍將比，那當然還差得很遠，這就因為先生並不是奸商的緣故。這是先生的苦處，也是先生的好處。
話已經說得太多了，就此完結。總之，我還是和先前一樣，決不肯造謠說謊，特別攻擊先生，但從此改變另一種態度，卻也不見得，本人的“反感”或“恭敬”，我是毫不打算的。請先生也不要因為我的“將因為生理上的緣故而要停止工作”而原諒我，為幸。
專此奉答，並請
著安。
魯迅。一九三三，一二，二八。
BB
〔１〕本篇在收入本書前未在報刊上發表過。
〔２〕《文化列車》文藝性五日刊，方含章、陳欒合編，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一日在上海創刊，一九三四年三月二十五日出至第十二期停刊。
〔３〕楊村人（１９０１—１９５５）廣東潮安人。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國共產黨，一九二八年參加太陽社，一九三二年叛變革命。〔４〕諸葛亮（１８１—２３４）字孔明，琅王牙陽都（今山東沂南）人，三國時政治家、軍事家，蜀漢丞相。在《三國演義》中，他是一個具有高度智慧和謀略的典型人物。〔５〕李儵應作李儵，即曹藝，浙江浦江人，曹聚仁之弟。他的《讀〈偽自由書〉》一文，發表於《濤聲》第二卷第四十期（一九三三年十月二十一日）。
〔６〕“人群的蟊賊”這是《社會新聞》第五卷第十三期（一九三三年十一月）署名“莘”的《讀〈偽自由書〉後》中謾罵魯迅的話。
〔７〕魏延（？—２３４）三國義陽（今屬河南）人，蜀國大將。《三國演義》一○五回載：“孔明識魏延腦後有反骨，每欲斬之；因憐其勇，故姑留用。”諸葛亮死後不久，他就謀反；長史楊儀按諸葛亮生前預定計策，將他殺掉。〔８〕阿斗三國蜀後主劉禪的小名。據史書記載和《三國演義》中的描寫，他是一個昏庸無能的人。
〔９〕“小資產階級文學革命”楊村人在《現代》第二卷第四期（一九三三年二月）發表《揭起小資產階級革命文學之旗》一文中說：“無產階級已經樹起無產階級文學之旗，而且已經有了鞏固的營壘，我們為了這廣大的小市民和農民群眾的啟發工作，我們也揭起小資產階級革命文學之旗，號召同志，整齊陣伍，也來扎住我們的陣營。……我們也承認著文藝是有階級性的，而且也承認著屬於某一階級的作家的作品任是無意地也是擁護著其自身所屬的階級的利益。我們是小資產階級的作家，我們也就來作擁護著目前小資產階級的小市民和農民的群眾的利益而鬥爭。”
〔１０〕“自白”指楊村人叛變革命的《離開政黨生活的戰壕》一文（載一九三三年二月上海《讀書雜志》第三卷第一期）。其中說：“回過頭來，看我自己，父老家貧弟幼，漂泊半生，一事無成，革命何時才成功。我的家人現在在作餓殍不能過日，將來革命就是成功，以湘鄂西蘇區的情形來推測，我的家人也不免作餓殍作叫化子的。還是：留得青山在，且顧自家人吧了！病中；千思萬想，終於由理智來判定，我脫離中國共產黨了。”
〔１１〕這裡指楊村人於一九三○年在他自己所辦的《白話小報》第一期上，以“文壇小卒”的筆名發表的《魯迅大開湯餅會》一文。其中對魯迅造謠誣蔑說：“這時恰巧魯迅大師領到當今國民政府教育部大學院的獎賞；於是乎湯餅會便開成了。……這日魯迅大師的湯餅會到會的來賓，都是海上聞人，鴻儒碩士，大小文學家呢。
那位鬱達夫先生本是安徽大學負有責任的，聽到這個喜訊，亦從安慶府連夜坐船東下呢。鬱先生在去年就產下了一個虎兒，這日帶了鬱夫人抱了小娃娃到會，會場空氣倍加熱鬧。酒飲三巡，鬱先生首先站起來致祝辭，大家都對魯迅大師恭喜一杯，魯迅大師謙遜著致詞，說是小囝將來是龍是犬還未可知，各位今天不必怎樣的慶祝啦。座中楊騷大爺和白薇女士同聲叫道，一定是一個龍兒呀！這一句倒引起鬱先生的傷感，他前年不幸夭殤的兒子，名字就叫龍兒呢！”
〔１２〕《新儒林外史》這是楊村人化名柳絲所作攻擊魯迅的文章，載一九三三年六月十七日《大晚報·火炬》。其中誣蔑魯迅對他的批判是“手執大刀”、“是非不分”的“亂砍亂殺”。
〔１３〕陳源教授的餘唾陳源曾在一九二六年一月三十日《晨報副刊》發表《閒話的閒話之閒話引出來的幾封信》，其中誣蔑魯迅說，“他沒有一篇文章裡不放幾支冷箭兒”。??
搗鬼心傳
中國人又很有些喜歡奇形怪狀，鬼鬼祟祟的脾氣，愛看古樹發光比大麥開花的多，其實大麥開花他向來也沒有看見過。於是怪胎畸形，就成為報章的好資料，替代了生物學的常識的位置了。最近在廣告上所見的，有像所謂兩頭蛇似的兩頭四手的胎兒，還有從小肚上生出一隻腳來的三腳漢子。固然，人有怪胎，也有畸形，然而造化的本領是有限的，他無論怎麼怪，怎麼畸，總有一個限制：孿兒可以連背，連腹，連臀，連脅，或竟駢頭，卻不會將頭生在屁股上；形可以駢拇，枝指，缺肢，多乳，卻不會兩腳之外添出一隻腳來，好像“買兩送一”的買賣。天實在不及人之能搗鬼。
但是，人的搗鬼，雖勝於天，而實際上本領也有限。因為搗鬼精義，在切忌發揮，亦即必須含蓄。蓋一加發揮，能使所搗之鬼分明，同時也生限制，故不如含蓄之深遠，而影響卻又因而模胡了。“有一利必有一弊”，我之所謂“有限”者以此。
清朝人的筆記裡，常說羅兩峰的《鬼趣圖》〔２〕，真寫得鬼氣拂拂；後來那圖由文明書局印出來了，卻不過一個奇瘦，一個矮胖，一個臃腫的模樣，並不見得怎樣的出奇，還不如只看筆記有趣。小說上的描摹鬼相，雖然竭力，也都不足以驚人，我覺得最可怕的還是晉人所記的臉無五官，渾淪如雞蛋的山中厲鬼〔３〕。因為五官不過是五官，縱使苦心經營，要它兇惡，總也逃不出五官的範圍，現在使它渾淪得莫名其妙，讀者也就怕得莫名其妙了。然而其“弊”也，是印象的模胡。不過較之寫些“青面獠牙”，“口鼻流血”的笨伯，自然聰明得遠。
中華民國人的宣佈罪狀大抵是十條，然而結果大抵是無效。古來盡多壞人，十條不過如此，想引人的注意以至活動是決不會的。駱賓王作《討武白檄》，那“入宮見嫉，蛾眉不肯讓人，掩袖工讒，狐媚偏能惑主”這幾句，恐怕是很費點心機的了，但相傳武后看到這裡，不過微微一笑。〔４〕是的，如此而已，又怎麼樣呢？聲罪致討的明文，那力量往往遠不如交頭接耳的密語，因為一是分明，一是莫測的。我想假使當時駱賓王站在大眾之前，只是攢眉搖頭，連稱“壞極壞極”，卻不說出其所謂壞的實例，恐怕那效力會在文章之上的罷。“狂飆文豪”高長虹攻擊我時，說道劣跡多端，倘一發表，便即身敗名裂，〔５〕而終於並不發表，是深得搗鬼正脈的；但也竟無大效者，則與廣泛俱來的“模胡”之弊為之也。
明白了這兩例，便知道治國平天下之法，在告訴大家以有法，而不可明白切實的說出何法來。因為一說出，即有言，一有言，便可與行相對照，所以不如示之以不測。不測的威稜使人萎傷，不測的妙法使人希望——饑荒時生病，打仗時做詩，雖若與治國平天下不相干，但在莫明其妙中，卻能令人疑為跟著自有治國平天下的妙法在——然而其“弊”也，卻還是照例的也能在模胡中疑心到所謂妙法，其實不過是毫無方法而已。
搗鬼有術，也有效，然而有限，所以以此成大事者，古來無有。
十一月二十二日。
BB
〔１〕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三四年一月十五日《申報月刊》第三卷第一號，署名羅憮。
心傳，佛教禪宗用語，指不立文字，不依經卷，只憑師徒心心相印來傳法授受。
〔２〕羅兩峰（１７３３—１７９９）名聘，字遯夫，江蘇甘泉（今江都）人，清代畫家。《鬼趣圖》，是一幅諷刺世態的畫，當時不少文人曾為它題詠。
〔３〕這裡所說的山中厲鬼，見南朝宋人郭季產的《集異記》：“中山劉玄，居越城。日暮，忽見一人著烏褲褶來，取火照之，面首無七孔，面莽儻然。”（據魯迅《古小說鉤沈》）
〔４〕駱賓王（約６４０—？）義烏（今屬浙江）人，唐代詩人。曾隨徐敬業反對武則天，著有《代徐敬業討武白檄》。據《新唐書·駱賓王傳》，他“為敬業傳檄天下，斥武后罪。後讀，但嘻笑”。〔５〕高長虹在《狂飆》第十七期（一九二七年一月）發表的《我走出了化石的世界》中說：“若夫其他瑣事，如狂飆社以直報怨，則魯迅不特身心交病，且將身敗名裂矣！我們是青年，我們有的是同情，所以我們決不為已甚。”
聲明
大約一個多月以前，從開明書店轉到Ｍ女士〔２〕的一封信，其中有云：
“自一月十日在杭州孤山別後，多久沒有見面了。前蒙允時常通訊及指導……。”
我便寫了一封回信，說明我不到杭州，已將十年，決不能在孤山和人作別，所以她所看見的，是另一人。兩禮拜前，蒙Ｍ女士和兩位曾經聽過我的講義的同學見訪，三面證明，知道在孤山者，確是別一“魯迅”。但Ｍ女士又給我看題在曼殊〔３〕師墳旁的四句詩：“我來君寂居，喚醒誰氏魂？
飄萍山林跡，待到它年隨公去。
魯迅遊杭吊老友曼殊句一，一○，十七年。”
我於是寫信去打聽寓杭的Ｈ君〔４〕，前天得到回信，說確有人見過這樣的一個人，就在城外教書，自說姓周，曾做一本《彷徨》，銷了八萬部，但自己不滿意，不遠將有更好的東西發表云云。
中國另有一個本姓周或不姓周，而要姓周，也名魯迅，我是毫沒法子的。但看他自敘，有大半和我一樣，卻有些使我為難。那首詩的不大高明，不必說了，而硬替人向曼殊說“待到它年隨公去”，也未免太專制。“去”呢，自然總有一天要“去”的，然而去“隨”曼殊，卻連我自己也夢裡都沒有想到過。但這還是小事情，尤其不敢當的，倒是什麼對別人豫約“指導”之類……。
我自到上海以來，雖有幾種報上說我“要開書店”，或“遊了杭州”。其實我是書店也沒有開，杭州也沒有去，不過仍舊躲在樓上譯一點書。因為我不會拉車，也沒有學制無煙火藥，所以只好這樣用筆來混飯吃。因為這樣在混飯吃，於是忽被推為“前驅”，忽被擠為“落伍”，〔５〕那還可以說是自作自受，管他孃的去。但若再有一個“魯迅”，替我說教，代我題詩，而結果還要我一個人來擔負，那可真不能“有閒，有閒，第三個有閒”，連譯書的工夫也要沒有了。
所以這回再登一個啟事。要聲明的是：我之外，今年至少另外還有一個叫“魯迅”的在，但那些個“魯迅”的言動，和我也曾印過一本《彷徨》而沒有銷到八萬本的魯迅無幹。三月二十七日，在上海。
BB
〔１〕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二八年四月二日《語絲》第四卷第十四期。
〔２〕Ｍ女士指馬湘影，當時上海法政大學的學生。《魯迅日記》一九二八年二月二十五日：“午得開明書店……轉交馬湘影信，即復。”
〔３〕曼殊蘇曼殊（１８８４—１９１８），名玄瑛，字子谷，出家後法號曼殊，廣東中山縣人，文學家。著作有《曼殊全集》。他的墳墓在杭州西湖孤山。
〔４〕Ｈ君指許欽文，浙江紹興人，當時的青年作家。作品有小說集《故鄉》等。
〔５〕“前驅”高長虹在一九二六年八月號《新女性》所刊的“狂飆社廣告”中，說《狂飆》是“與思想界先驅者魯迅及少數最進步的青年合辦”。“落伍”，參看本卷第６７頁注〔２〕。
給文學社信
編輯先生：
《文學》第二號，伍實〔２〕先生寫的《休士在中國》中，開首有這樣的一段——
“……蕭翁是名流，自配我們的名流招待，且唯其是名流招待名流，這才使魯迅先生和梅蘭芳博士有千載一時的機會得聚首於一堂。休士呢，不但不是我們的名流心目中的那種名流，且還加上一層膚色上的顧忌！”
是的，見蕭的不只我一個，但我見了一回蕭，就被大小文豪一直笑罵到現在，最近的就是這回因此就並我和梅蘭芳為一談的名文。然而那時是招待者邀我去的。這回的招待休士，〔３〕我並未接到通知，時間地址，全不知道，怎麼能到？即使邀而不到，也許有別種的原因，當口誅筆伐之前，似乎也須略加考察。現在並未相告，就責我不到，因這不到，就斷定我看不起黑種。作者是相信的罷，讀者不明事實，大概也可以相信的，但我自己還不相信我竟是這樣一個勢利卑劣的人！
給我以誣蔑和侮辱，是平常的事；我也並不為奇：慣了。
但那是小報，是敵人。略具識見的，一看就明白。而《文學》是掛著冠冕堂皇的招牌的，我又是同人之一，為什麼無端虛構事跡，大加奚落，至於到這地步呢？莫非缺一個勢利卑劣的老人，也在文學戲臺上跳舞一下，以給觀眾開心，且催嘔吐麼？我自信還不至於是這樣的腳色，我還能夠從此跳下這可怕的戲臺。那時就無論怎樣誣辱嘲罵，彼此都沒有矛盾了。
我看伍實先生其實是化名，他一定也是名流，就是招待休士，非名流也未必能夠入座。
不過他如果和上海的所謂文壇上的那些狐鼠有別，則當施行人身攻擊之際，似乎應該略負一點責任，宣佈出和他的本身相關聯的姓名，給我看看真實的嘴臉。這無關政局，決無危險，況且我們原曾相識，見面時倒是裝作十分客氣的也說不定的。
臨末，我要求這封信就在《文學》三號上發表。
魯迅。七月二十九日。
BB
〔１〕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三三年九月一日《文學》第一卷第三號。
〔２〕伍實即傅東華（１８９３—１９７１），浙江金華人，翻譯家。當時《文學》的編者之一。
〔３〕休士（ＬAＨｕｇｈｅｓ，１９０２—１９６７）美國黑人作家。一九熱*年七月訪蘇返美途經上海時，上海的文學社、現代雜志社、中外新聞社等曾聯合為他舉行招待會。
關於翻譯
今年是“國貨年”，除“美麥”〔２〕外，有些洋氣的都要被打倒了。四川雖然正在奉令剪掉路人的長衫，上海的一位慷慨家卻因為討厭洋服而記得了袍子和馬褂。翻譯也倒了運，得到一個籠統的頭銜是“硬譯”和“亂譯”。但據我所見，這些“批評家”中，一面要求著“好的翻譯”者，卻一個也沒有的。
創作對於自己人，的確要比翻譯切身，易解，然而一不小心，也容易發生“硬作”，“亂作”的毛病，而這毛病，卻比翻譯要壞得多。我們的文化落後，無可諱言，創作力當然也不及洋鬼子，作品的比較的薄弱，是勢所必至的，而且又不能不時時取法於外國。所以翻譯和創作，應該一同提倡，決不可壓抑了一面，使創作成為一時的驕子，反因容縱而脆弱起來。我還記得先前有一個排貨的年頭，國貨家販了外國的牙粉，搖鬆了兩瓶，裝作三瓶，貼上商標，算是國貨，而購買者卻多損失了三分之一；還有一種痱子藥水，模樣和洋貨完全相同，價錢卻便宜一半，然而它有一個大缺點，是搽了之後，毫無功效，於是購買者便完全損失了。
注重翻譯，以作借鏡，其實也就是催進和鼓勵著創作。但幾年以前，就有了攻擊“硬譯”的“批評家”，搔不他舊瘡疤上的末屑，少得像膏藥上的麝香一樣，因為少，就自以為是奇珍。而這風氣竟傳布開來了，許多新起的論者，今年都在開始輕薄著販來的洋貨。比起武人的大買飛機，市民的拚命捐款來，所謂“文人”也者，真是多麼昏庸的人物呵。
我要求中國有許多好的翻譯家，倘不能，就支持著“硬譯”。理由還在中國有許多讀者層，有著並不全是騙人的東西，也許總有人會多少吸收一點，比一張空盤較為有益。而且我自己是向來感謝著翻譯的，例如關於蕭的毀譽和現在正在提起的題材的積極性的問題〔３〕，在洋貨裡，是早有了明確的解答的。關於前者，德國的尉特甫格（ＫａｒｌＷｉｔｔｖｏｇｅｌ）〔４〕在《蕭伯納是丑角》裡說過——“至於說到蕭氏是否有意於無產階級的革命，這並不是一個重要的問題。十八世紀的法國大哲學家們，也並不希望法國的大革命。雖然如此，然而他們都是引導著必至的社會變更的那種精神崩潰的重要勢力。”（劉大傑譯，《蕭伯納在上海》所載。）
關於後者，則恩格勒在給明那·考茨基（ＭｉｎｎａＫａｕｔｓｋｙ，就是現存的考茨基的母親）〔５〕的信裡，已有極明確的指示，對於現在的中國，也是很有意義的——“還有，在今日似的條件之下，小說是大抵對於布爾喬亞層的讀者的，所以，由我看來，只要正直地敘述出現實的相互關系，毀壞了罩在那上面的作偽的幻影，使布爾喬亞世界的樂觀主義動搖，使對於現存秩序的永遠的支配起疑，則社會主義的傾向的文學，也就十足地盡了它的使命了——即使作者在這時並未提出什麼特定的解決，或者有時連作者站在那一邊也不很明白。”〔６〕（日本上田進原譯，《思想》百三十四號所載。）
八月二日。
BB
〔１〕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三三年九月一日《現代》第三卷第五期。
〔２〕“美麥”一九三三年五月，國民黨政府為了進行反共反人民的內戰，由財政部長宋子文和美國復興金融公司，在華盛頓簽訂了“棉麥借款”合同，規定借款五千萬美元，其中五分之一購買美麥，五分之四購買美棉。
〔３〕關於題材的積極性問題，當時曾有過討論，一九三三年八月《文學》第一卷第二號“社談”欄《文壇往何處去》一文就曾談到：“其次是‘題材積極性’的問題。
現在很有些人以為描寫小資產階級生活的題材便沒有‘積極性’，必須寫工農大眾的生活，這才是題材有積極性；
又以為僅僅描寫大眾的生活痛苦或是僅僅描寫了他們怎樣被剝削被壓迫，也就不能說有積極性，必須寫他們鬥爭才好，而且須寫鬥爭得勝。究竟所謂‘題材的積極性’是否應當這樣去理解呢，抑或別有理論？這也是當前問題的一個，亟待發展討論，俾創作者可資參考。”〔４〕尉特甫格（１８９６—？）德國作家，一九三三年遷居美國。他是中國問題研究者，著有《覺醒的中國》、《中國經濟研究》以及與人合著的《中國社會史——遼史》等。
〔５〕恩格勒即恩格斯。明那·考茨基（１８３７—１９１２），通譯敏娜·考茨基，德國社會民主黨人，女作家，著有小說《格里蘭霍夫的斯蒂凡》等。
〔６〕這裡所引恩格斯的話，現譯為：“此外，在當前條件下，小說主要是面向資產階級圈子裡的讀者，即不直接屬於我們的人的那個圈子裡的讀者，因此，如果一部具有社會主義傾向的小說通過對現實關系的真實描寫，來打破關於這些關系的流行的傳統幻想，動搖資產階級世界的樂觀主義，不可避免地引起對於現存事物的永世長存的懷疑，那末，即使作者沒有直接提出任何解決辦法，甚至作者有時並沒有明確地表明自己的立場，但我認為這部小說也完全完成了自己的使命。”（《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六卷第三八五頁，一九七四年十月人民出版社出版）。
關於婦女解放
孔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２〕女子與小人歸在一類裡，但不知道是否也包括了他的母親。後來的道學先生們，對於母親，表面上總算是敬重的了，然而雖然如此，中國的為母的女性，還受著自己兒子以外的一切男性的輕蔑。
辛亥革命後，為了參政權，有名的沈佩貞〔３〕女士曾經一腳踢倒過議院門口的守衛。不過我很疑心那是他自己跌倒的，假使我們男人去踢罷，他一定會還踢你幾腳。這是做女子便宜的地方。還有，現在有些太太們，可以和闊男人並肩而立，在碼頭或會場上照一個照相；或者當汽船飛機開始行動之前，到前面去敲碎一個酒瓶〔４〕（這或者非小姐不可也說不定，我不知道那詳細）了，也還是做女子的便宜的地方。此外，又新有了各樣的職業，除女工，為的是她們工錢低，又聽話，因此為廠主所樂用的不算外，別的就大抵只因為是女子，所以一面雖然被稱為“花瓶”，一面也常有“一切招待，全用女子”的光榮的廣告。男子倘要這麼突然的飛黃騰達，單靠原來的男性是不行的他至少非變狗不可。
這是五四運動後，提倡了婦女解放以來的成績。
不過我們還常常聽到職業婦女的痛苦的呻吟，評論家的對於新式女子的譏笑。她們從閨閣走出，到了社會上，其實是又成為給大家開玩笑，發議論的新資料了。
這是因為她們雖然到了社會上，還是靠著別人的“養”；要別人“養”，就得聽人的嘮叨，甚而至於侮辱。我們看看孔夫子的嘮叨，就知道他是為了要“養”而“難”，“近之”“遠之”都不十分妥帖的緣故。
這也是現在的男子漢大丈夫的一般的歎息。也是女子的一般的苦痛。在沒有消滅“養”和“被養”的界限以前，這歎息和苦痛是永遠不會消滅的。這並未改革的社會裡，一切單獨的新花樣，都不過一塊招牌，實際上和先前並無兩樣。拿一匹小鳥關在籠中，或給站在竿子上，地位好象改變了，其實還只是一樣的在給別人做玩意，一飲一啄，都聽命於別人。俗語說：“受人一飯，聽人使喚”，就是這。所以一切女子，倘不得到和男子同等的經濟權，我以為所有好名目，就都是空話。自然，在生理和心理上，男女是有差別的；即在同性中，彼此也都不免有些差別，然而地位卻應該同等。必須地位同等之後，才會有真的女人和男人，才會消失了歎息和苦痛。
在真的解放之前，是戰鬥。但我並非說，女人應該和男人一樣的拿槍，或者只給自己的孩子吸一隻奶，而使男子去負擔那一半。
我只以為應該不自苟安於目前暫時的位置，而不斷的為解放思想，經濟等等而戰鬥。解放了社會，也就解放了自己。但自然，單為了現存的惟婦女所獨有的桎梏而鬥爭，也還是必要的。
我沒有研究過婦女問題，倘使必須我說幾句，就只有這一點空話。
十月二十一日。
BB
〔１〕本篇最初曾否發表於報刊，未詳。
〔２〕這段話見《論語·陽貨》。
〔３〕沈佩貞浙江杭州人，辛亥革命時組織“女子北伐隊”，民國初年曾任袁世凱總統府顧問。
〔４〕這是西方傳入的一種儀式，叫擲瓶禮：在船艦、飛機首航前，由官眷或女界名流將一瓶繫有彩帶的香檳酒在船身或機身上擲碎，以示祝賀。
關於女人
國難期間，似乎女人也特別受難些。一些正人君子責備女人愛奢侈，不肯光顧國貨。就是跳舞，肉感等等，凡是和女性有關的，都成了罪狀。彷彿男人都做了苦行和尚，女人都進了修道院，國難就會得救似的。
其實那不是女人的罪狀，正是她的可憐。這社會制度把她擠成了各種各式的奴隸，還要把種種罪名加在她頭上。西漢末年，女人的“墮馬髻”，“愁眉啼妝”〔２〕，也說是亡國之兆。其實亡漢的何嘗是女人！不過，只要看有人出來唉聲歎氣的不滿意女人的妝束，我們就知道當時統治階級的情形，大概有些不妙了。
奢侈和淫靡只是一種社會崩潰腐化的現象，決不是原因。私有制度的社會，本來把女人也當做私產，當做商品。一切國家，一切宗教都有許多稀奇古怪的規條，把女人看做一種不吉利的動物，威嚇她，使她奴隸般的服從；同時又要她做高等階級的玩具。正像現在的正人君子，他們罵女人奢侈，板起面孔維持風化，而同時正在偷偷地欣賞著肉感的大腿文化。
阿剌伯的一個古詩人說：“地上的天堂是在聖賢的經書上，馬背上，女人的胸脯上。”〔３〕這句話倒是老實的供狀。
自然，各種各式的賣淫總有女人的份。然而買賣是雙方的。沒有買淫的嫖男，那裡會有賣淫的娼女。所以問題還在買淫的社會根源。這根源存在一天，也就是主動的買者存在一天，那所謂女人的淫靡和奢侈就一天不會消滅。男人是私有主的時候，女人自身也不過是男人的所有品。也許是因此罷，她的愛惜家財的心或者比較的差些，她往往成了“敗家精”。何況現在買淫的機會那麼多，家庭裡的女人直覺地感覺到自己地位的危險。民國初年我就聽說，上海的時髦是從長三麼二〔４〕傳到姨太太之流，從姨太太之流再傳到太太奶奶小姐。這些“人家人”，多數是不自覺地在和娼妓競爭，——自然，她們就要竭力修飾自己的身體，修飾到拉得住男子的心的一切。這修飾的代價是很貴的，而且一天一天的貴起來，不但是物質上的，而且還有精神上的。
美國一個百萬富翁說：“我們不怕共匪（原文無匪字，謹遵功令改譯），我們的妻女就要使我們破產，等不及工人來沒收。”中國也許是惟恐工人“來得及”，所以高等華人的男女這樣趕緊的浪費著，享用著，暢快著，那裡還管得到國貨不國貨，風化不風化。然而口頭上是必須維持風化，提倡節儉的。
四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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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三三年六月十五日《申報月刊》第二卷第六號，署名洛文。
按本篇和下面一篇《真假堂吉訶德》以及《偽自由書》中的《王道詩話》、《伸冤》、《曲的解放》、《迎頭經》、《出賣靈魂的秘訣》、《最藝術的國家》、《內外》、《透底》、《大觀園的人才》，《準風月談》中的《中國文與中國人》等十二篇文章，都是一九三三年瞿秋白在上海時所作，其中有的是根據魯迅的意見或與魯迅交換意見後寫成的。魯迅對這些文章曾作過字句上的改動（個別篇改換了題目），並請人謄抄後，以自己使用的筆名，寄給《申報·自由談》等報刊發表，後來又分別將它們收入自己的雜文集。
〔２〕“墮馬髻”、“愁眉啼妝”見《後漢書·梁冀傳》：漢順帝時大將軍梁冀妻孫壽“色美而善為妖態，作愁眉唬（啼）妝、墮馬髻。”據唐代李賢注引《風俗通》說：“愁眉者，細而曲折；唬妝者，薄拭目下若啼處；墮馬髻者，側在一邊。”
〔３〕阿剌伯古詩人指穆塔納比（Ｍｕｔａｎａｂｂｉ，９１５—９６５）。他在晚年寫了一首無題的抒情詩，最後四句是：“美麗的女人給了我短暫的幸福，後來一片荒漠就把我們隔斷開。世界上最好的地方——是騎在駿馬的鞍上。而經書——則時時刻刻是最好的伴侶！”〔４〕長三麼二舊時上海妓院中妓女的等級名稱，頭等的叫做長三，二等的叫做麼二。
火
普洛美修斯偷火給人類，總算是犯了天條，貶入地獄。但是，鑽木取火的燧人氏卻似乎沒有犯竊盜罪，沒有破壞神聖的私有財產——那時候，樹木還是無主的公物。然而燧人氏〔２〕也被忘卻了，到如今只見中國人供火神菩薩〔３〕，不見供燧人氏的。
火神菩薩只管放火，不管點燈。凡是火著就有他的份。因此，大家把他供養起來，希望他少作惡。然而如果他不作惡，他還受得著供養麼，你想？
點燈太平凡了。從古至今，沒有聽到過點燈出名的名人，雖然人類從燧人氏那裡學會了點火已經有五六千年的時間。放火就不然。秦始皇放了一把火〔４〕——燒了書沒有燒人；項羽入關又放了一把火〔５〕——燒的是阿房宮不是民房（？——待考）。……羅馬的一個什麼皇帝卻放火燒百姓〔６〕了；
中世紀正教的僧侶就會把異教徒當柴火燒，間或還灌上油。這些都是一世之雄。現代的希特拉就是活證人。〔７〕如何能不供養起來。何況現今是進化時代，火神菩薩也代代跨灶〔８〕的。
譬如說罷，沒有電燈的地方，小百姓不顧什麼國貨年，人人都要買點洋貨的煤油，晚上就點起來：那麼幽黯的黃澄澄的光線映在紙窗上，多不大方！不準，不準這麼點燈！你們如果要光明的話，非得禁止這樣“浪費”煤油不可。煤油應當扛到田地裡去，灌進噴筒，呼啦呼啦的噴起來……一場大火，幾十里路的延燒過去，稻禾，樹木，房舍——尤其是草棚——一會兒都變成飛灰了。還不夠，就有燃燒彈，硫磺彈，從飛機上面扔下來，像上海一二八的大火似的，夠燒幾天幾晚。那才是偉大的光明呵。
火神菩薩的威風是這樣的。可是說起來，他又不承認：火神菩薩據說原是保佑小民的，至於火災，卻要怪小民自不小心，或是為非作歹，縱火搶掠。
誰知道呢？歷代放火的名人總是這樣說，卻未必總有人信。
我們只看見點燈是平凡的，放火是雄壯的，所以點燈就被禁止，放火就受供養。你不見海京伯馬戲團〔９〕麼：宰了耕牛喂老虎，原是這年頭的“時代精神”。
十一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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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十五日《申報月刊》第二卷第十二號，署名洛文。
〔２〕燧人氏我國傳說中的古帝王，他發明鑽木取火、教人熟食。
〔３〕火神菩薩我國傳說中的火神有祝融、回祿等，他們的名字也用作火災的代稱。
〔４〕秦始皇嬴政（前２５９—前２１０），戰國時秦國的國君，秦王朝的建立者。據《史記·秦始皇本紀》，他於公元前二一三年，採納丞相李斯的建議下令焚書，凡“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５〕項羽（前２３２—前２０２）名籍，秦末農民起義領袖之一。出身楚國貴族。據《史記·項羽本紀》，公元前二○六年他進兵秦國首都鹹陽時，“燒秦宮室（按即阿房宮），火三月不滅。”〔６〕指羅馬皇帝尼祿（ＣAＣAＮｅｒｏ，３７—６８），相傳他曾在公元六十四年放火焚燒羅馬城。
〔７〕希特拉即希特勒。他在一九三三年二月二十七日製造“國會縱火案”，焚燒了國會大廈，卻嫁禍於德國共產黨人，作為鎮壓共產黨和革命人民的藉口。
〔８〕跨灶馬的前蹄下有個空隙，稱灶門。快馬奔馳時，後蹄蹄印落在前蹄蹄印之前，叫做“跨灶”。人們以此比喻兒子勝過父親。〔９〕海京伯馬戲團德國馴獸家海京伯（ＣAＨａｇｅｎｂｅｃｋ，１８４４。保梗保常┐窗斕穆硐吠牛瘓湃*十月曾來我國上海表演。
家庭為中國之基本
中國的自己能釀酒，比自己來種鴉片早，但我們現在只聽說許多人躺著吞雲吐霧，卻很少見有人像外國水兵似的滿街發酒瘋。唐宋的踢球，久已失傳，一般的娛樂是躲在家裡徹夜叉麻雀。從這兩點看起來，我們在從露天下漸漸的躲進家裡去，是無疑的。古之上海文人，已嘗慨乎言之，曾出一聯，索人屬對，道：“三鳥害人鴉雀鴿”，“鴿”是彩票，雅號獎券，那時卻稱為“白鴿票”的。但我不知道後來有人對出了沒有。
不過我們也並非滿足於現狀，是身處斗室之中，神馳宇宙之外，抽鴉片者享樂著幻境，叉麻雀者心儀於好牌。簷下放起爆竹，是在將月亮從天狗嘴裡救出；劍仙坐在書齋裡，哼的一聲，一道白光，千萬裡外的敵人可被殺掉了，不過飛劍還是回家，鑽進原先的鼻孔去，因為下次還要用。這叫做千變萬化，不離其宗。所以學校是從家庭里拉出子弟來，教成社會人才的地方，而一鬧到不可開交的時候，還是“交家長嚴加管束”雲。
“骨肉歸於土，命也；若夫魂氣，則無不之也，無不之也！”〔２〕一個人變了鬼，該可以隨便一點了罷，而活人仍要燒一所紙房子，請他住進去，闊氣的還有打牌桌，鴉片盤。成仙，這變化是很大的，但是劉太太偏捨不得老家，定要運動到“拔宅飛升”〔３〕，連雞犬都帶了上去而後已，好依然的管家務，飼狗，喂雞。
我們的古今人；對於現狀，實在也願意有變化，承認其變化的。變鬼無法，成仙更佳，然而對於老家，卻總是死也不肯放。我想，火藥只做爆竹，指南針只看墳山，恐怕那原因就在此。
現在是火藥蛻化為轟炸彈，燒夷彈，裝在飛機上面了，我們卻只能坐在家裡等他落下來。自然，坐飛機的人是頗有了的，但他那裡是遠徵呢，他為的是可以快點回到家裡去。家是我們的生處，也是我們的死所。
十二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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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三四年一月十五日《申報月刊》第三卷第一號，署名羅憮。
〔２〕這段話見《禮記·檀弓》：“骨肉歸復於上，命也；若魄氣則無不之也，無不之也！”
〔３〕“拔宅飛升”據《全後漢文》中的《仙人唐公房碑》記載，相傳唐公房認識一個仙人，能獲得“神藥”。有一次，他觸怒了太守，太守想逮捕他和他的妻子，“公房乃先歸於谷口，呼其師告以危急。其師與之歸，以藥飲公房妻子曰：‘可去矣。’妻子戀家不忍去。又曰：‘豈欲得傢俱去乎？’妻子曰：‘固所願也。’於是乃以藥塗屋柱，飲牛馬六畜。須臾有大風玄雲來迎，公房妻子，屋宅六畜，翛然與之俱去。”又東晉葛洪《神仙傳》也載有關於漢代淮南王劉安的類似傳說，參看本卷第２３１頁注〔４〕。
經驗
古人所傳授下來的經驗，有些實在是極可寶貴的，因為它曾經費去許多犧牲，而留給後人很大的益處。
偶然翻翻《本草綱目》〔２〕，不禁想起了這一點。這一部書，是很普通的書，但裡面卻含有豐富的寶藏。自然，捕風捉影的記載，也是在所不免的，然而大部分的藥品的功用，卻由歷久的經驗，這才能夠知道到這程度，而尤其驚人的是關於毒藥的敘述。我們一向喜歡恭維古聖人，以為藥物是由一個神農皇帝獨自嘗出來的，他曾經一天遇到過七十二毒，〔３〕但都有解法，沒有毒死。這種傳說，現在不能主宰人心了。人們大抵已經知道一切文物，都是歷來的無名氏所逐漸的造成。建築，烹飪，漁獵，耕種，無不如此；醫藥也如此。這麼一想，這事情可就大起來了：大約古人一有病，最初只好這樣嘗一點，那樣嘗一點，吃了毒的就死，吃了不相干的就無效，有的竟吃到了對證的就好起來，於是知道這是對於某一種病痛的藥。這樣地累積下去，乃有草創的紀錄，後來漸成為龐大的書，如《本草綱目》就是。而且這書中的所記，又不獨是中國的，還有阿剌伯人的經驗，有印度人的經驗，則先前所用的犧牲之大，更可想而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