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apter 1
Produced by Wei-Ting Liu
“非所計也”
新年第一回的《申報》（一月七日）〔２〕用“要電”告訴我們：“聞陳（外交總長印友仁）〔３〕與芳澤〔４〕友誼甚深，外交界觀察，芳澤回國任日外長，東省交涉可望以陳之私人感情，得一較好之解決雲。”
中國的外交界看慣了在中國什麼都是“私人感情”，這樣的“觀察”，原也無足怪的。但從這一個“觀察”中，又可以“觀察”出“私人感情”在政府裡之重要。
然而同日的《申報》上，又用“要電”告訴了我們：“錦州三日失守，連山綏中續告陷落，日陸戰隊到山海關在車站懸日旗……”
而同日的《申報》上，又用“要聞”告訴我們“陳友仁對東省問題宣言”雲：“……前日已命令張學良〔５〕固守錦州，積極抵抗，今後仍堅持此旨，決不稍變，即不幸而挫敗，非所計也。……”
然則“友誼”和“私人感情”，好象也如“國聯”〔６〕以及“公理”，“正義”之類一樣的無效，“暴日”似乎不象中國，專講這些的，這真只得“不幸而挫敗，非所計也”了。也許愛國志士，又要上京請願了罷。當然，“愛國熱忱”，是“殊堪嘉許”的，但第一自然要不“越軌”，第二還是自己想一想，和內政部長衛戍司令諸大人“友誼”怎樣，“私人感情”又怎樣。倘不“甚深”，據內政界觀察，是不但難“得一較好之解決”，而且——請恕我直言——恐怕仍舊要有人“自行失足落水淹死”〔７〕的。
所以未去之前，最好是擬一宣言，結末道：“即不幸而‘自行失足落水淹死’，非所計也！”然而又要覺悟這說的是真話。
一月八日。
BB
〔１〕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三二年一月五日上海《十字街頭》第三期，署名白舌。
〔２〕舊時新年各日報多連續休刊幾天，所以《申報》到一月七日才出新年後的第一回。
〔３〕陳友仁（１８７５—１９４４）原籍廣東順德，出身於華僑家庭，一九一三年回國，曾任孫中山秘書及武漢國民政府外交部長等職。一九三二年一度任國民黨政府外交部長。舊時在官場或社交活動中，對人稱字不稱名；在文字上如稱名時，則在名前加一“印”字，以示尊重。
〔４〕芳澤即芳澤謙吉，曾任日本駐國民黨政府公使、日本外務大臣等職。
〔５〕張學良字漢卿，遼寧海城人。
九一八事變時任國民黨政府陸海空軍副司令兼東北邊防軍司令長官，奉蔣介石不抵抗的命令，放棄東北三省。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他與楊虎城發動西安事變，後被蔣介石囚禁。
〔６〕“國聯”參看本卷第３５４頁注〔５〕。
當時國民黨政府對日本的侵略採取不抵抗政策，一味依賴國聯，如一九三一年十月十四日國民黨第四次代表大會對外宣言中就說：“當事變之初，中國即提請國聯處理，期以國際間保障和平機關之制裁，申張正義與公理。”〔７〕“自行失足落水淹死”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以後，各地學生為了反對國民黨政府的不抵抗政策，紛紛到南京請願，十二月十七日在南京舉行總示威時，國民黨政府出動軍警屠殺和逮捕學生，有的學生遭刺傷後又被扔進河裡。次日，南京衛戍當局對記者談話，詭稱死難學生是“失足落水”。
連環圖畫”辯護
我自己曾經有過這樣一個小小的經驗。有一天，在一處筵席上，我隨便的說：用活動電影來教學生，一定比教員的講義好，將來恐怕要變成這樣的。話還沒有說完，就埋葬在一陣鬨笑裡了。
自然，這話裡，是埋伏著許多問題的，例如，首先第一，是用的是怎樣的電影，倘用美國式的發財結婚故事的影片，那當然不行。但在我自己，卻的確另外聽過採用影片的細菌學講義，見過全部照相，只有幾句說明的植物學書。所以我深信不但生物學，就是歷史地理，也可以這樣辦。
然而許多人的隨便的鬨笑，是一枝白粉筆，它能夠將粉塗在對手的鼻子上，使他的話好像小丑的打諢。
前幾天，我在《現代》上看見蘇汶先生的文章，他以中立的文藝論者的立場，將“連環圖畫”一筆抹殺了。自然，那不過是隨便提起的，並非討論繪畫的專門文字，然而在青年藝術學徒的心中，也許是一個重要的問題，所以我再來說幾句。
我們看慣了繪畫史的插圖上，沒有“連環圖畫”，名人的作品的展覽會上，不是“羅馬夕照”，就是“西湖晚涼”，便以為那是一種下等物事，不足以登“大雅之堂”的。但若走進意大利的教皇宮〔２〕——我沒有遊歷意大利的幸福，所走進的自然只是紙上的教皇宮——去，就能看見凡有偉大的壁畫，幾乎都是《舊約》，《耶穌傳》，《聖者傳》的連環圖畫，藝術史家截取其中的一段，印在書上，題之曰《亞當的創造》〔３〕，《最後之晚餐》〔４〕，讀者就不覺得這是下等，這在宣傳了，然而那原畫，卻明明是宣傳的連環圖畫。
在東方也一樣。印度的阿強陀石窟〔５〕，經英國人摹印了壁畫以後，在藝術史上發光了；中國的《孔子聖跡圖》〔６〕，只要是明版的，也早為收藏家所寶重。這兩樣，一是佛陀的本生〔７〕，一是孔子的事跡，明明是連環圖畫，而且是宣傳。
書籍的插畫，原意是在裝飾書籍，增加讀者的興趣的，但那力量，能補助文字之所不及，所以也是一種宣傳畫。這種畫的幅數極多的時候，即能只靠圖像，悟到文字的內容，和文字一分開，也就成了獨立的連環圖畫。最顯著的例子是法國的陀萊（ＧｕｓｔａｖｅＤｏｒe），他是插圖版畫的名家，最有名的是《神曲》，《失樂園》，《吉訶德先生》，還有《十字軍記》〔８〕的插畫，德國都有單印本（前二種在日本也有印本），只靠略解，即可以知道本書的梗概。然而有誰說陀萊不是藝術家呢？宋人的《唐風圖》和《耕織圖》〔９〕，現在還可找到印本和石刻；至於仇英的《飛燕外傳圖》和《會真記圖》〔１０〕，則翻印本就在文明書局發賣的。凡這些，也都是當時和現在的藝術品。
自十九世紀後半以來，版畫復興了，許多作家，往往喜歡刻印一些以幾幅畫匯成一帖的“連作”（Ｂｌａｔｔｆｏｌｇｅ）。這些連作，也有並非一個事件的。現在為青年的藝術學徒計，我想寫出幾個版畫史上已經有了地位的作家和有連續事實的作品在下面：
首先應該舉出來的是德國的珂勒惠支（ＫａHｔｈｅＫｏｌｌｗｉｔｚ７蛉恕玻保薄場*她除了為霍普德曼的《織匠》（ＤｉｅＷｅｂｅｒ）而刻的六幅版畫外，還有三種，有題目，無說明——一，《農民鬥爭》（Ｂａｕｅｒｎｋｒｉｅｇ），金屬版七幅；二，《戰爭》（ＤｅｒＫｒｉｅｇ），木刻七幅；三，《無產者》（Ｐｒｏｌｅｔａｒｉａｔ），木刻三幅。以《士敏土》的版畫，為中國所知道的梅斐爾德（ＣａｒｌＭｅｆｆｅｒｔ），是一個新進的青年作家，他曾為德譯本斐格納爾的《獵俄皇記》（ＤｉｅＪａｇｄｎａｃｈＺａｒｅｎｖｏｎＷｅｒａＦｉｇｎｅｒ）〔１２〕刻過五幅木版圖，又有兩種連作——一，《你的姊妹》（ＤｅｉｎｅＳｃｈｗｅｓｔｅｒ），木刻七幅，題詩一幅；
二，《養護的門徒》（原名未詳），木刻十三幅。比國有一個麥綏萊勒（ＦｒａｎｓＭａｓｅｒｅｅｌ）〔１３〕，是歐洲大戰時候，像羅曼羅蘭〔１４〕一樣，因為非戰而逃出過外國的。他的作品最多，都是一本書，只有書名，連小題目也沒有。現在德國印出了普及版（ＢｅｉＫｕｒｔＷｏｌｆｆ，Ｍuｎｃｈｅｎ），每本三馬克半，容易到手了。我所見過的是這幾種——一，《理想》（ＤｉｅＩｄｅｅ），木刻八十三幅；二，《我的禱告》（ＭｅｉｎＳｔｕｎｄｅｎｂｕｃｈ），木刻一百六十五幅；
三，《沒字的故事》（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ｏｈｎｅＷｏｒｔｅ），木刻六十幅；
四，《太陽》（ＤｉｅＳｏｎｎｅ），木刻六十三幅；五，《工作》（ＤａｓＷｅｒｋ），木刻，幅數失記；六，《一個人的受難》（ＤｉｅＰａｓｓｉｏｎｅｉｎｅｓＭｅｎｓｃｈｅｎ），木刻二十五幅。
美國作家的作品，我曾見過希該爾〔１５〕木刻的《巴黎公社》（ＴｈｅＰａｒｉｓＣｏｍｍｕｎｅ，ＡＳｔｏｒｙｉｎＰｉｃｔｕｒｅｓｂｙ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ｉｅｇｅｌ），是紐約的約翰李特社（ＪｏｈｎＲｅｅｄＣｌｕｂ）出版的。還有一本石版的格羅沛爾（ＷAＧｒｏｐｐｅｒ）所畫的書，據趙景山淌謁擔恰奧硐返墓適隆保玻保*〕另譯起來，恐怕要“信而不順”，只好將原名照抄在下面——《Ａｌａｙ－Ｏｏｐ》（ＬｉｆｅａｎｄＬｏｖｅＡｍｏｎｇｔｈｅＡｃｒｏｂａｔｓAＳ□淖骷椅也淮籩潰*因為那作品定價貴。但曾經有一本小書，只有十五幅木刻和不到二百字的說明，作者是有名的吉賓斯（ＲｏｂｅｒｔＧｉｂｂｉｎｇｓ）〔１７〕，限印五百部，英國紳士是死也不肯重印的，現在恐怕已將絕版，每本要數十元了罷。那書是——
《第七人》（Ｔｈｅ７ｔｈＭａｎ）。
以上，我的意思是總算舉出事實，證明瞭連環圖畫不但可以成為藝術，並且已經坐在“藝術之宮”的裡面了。至於這也和其他的文藝一樣，要有好的內容和技術，那是不消說得的。
我並不勸青年的藝術學徒蔑棄大幅的油畫或水彩畫，但是希望一樣看重並且努力於連環圖畫和書報的插圖；自然應該研究歐洲名家的作品，但也更注意於中國舊書上的繡像和畫本，以及新的單張的花紙。這些研究和由此而來的創作，自然沒有現在的所謂大作家的受著有些人們的照例的歎賞，然而我敢相信：對於這，大眾是要看的，大眾是感激的！十月二十五日。
BB
〔１〕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三二年十一月十五日《文學月報》第四號。
〔２〕意大利的教皇宮位於梵蒂岡，宮內保存著歐洲文藝復興時期許多重要文物和繪畫、雕塑等。
〔３〕《亞當的創造》根據《舊約·創世記》中上帝造人的故事所作的繪畫。亞當，上帝用泥土所造的男人。歐洲有不少以此為題的繪畫，其中著名的有米開朗琪羅於一五○八年至一五一二年間所作的西斯庭禮拜堂拱頂壁畫的一部分。
〔４〕《最後之晚餐》根據《新約·馬太福音》所作的繪畫，描寫耶穌殉難前與十二門徒共進晚餐時，當眾宣佈一門徒出賣自己而引起群情激動的情景。歐洲有不少以此為題的繪畫，其中著名的有達·芬奇於一四九五年至一四九七年間所作的米蘭聖瑪利亞·格拉契教堂中的壁畫。
〔５〕阿強陀石窟（ＡｊａｎｔａＣａｖｅＴｅｍｐｌｅ）今譯阿旃陀石窟，位於印度德干高原文達雅山，原是在馬蹄形的壁面上鑿成的僧房，約從公元前一、二世紀開鑿，到公元六、七世紀建成，共二十九洞。洞內保存印度壁畫很多，也較完整。
壁畫的內容大多表現佛的生平故事和印度古代人民與宮廷生活的情景，為印度古代藝術的著名寶藏之一。〔６〕《孔子聖跡圖》一部關於孔丘生平事跡的連環圖畫，明代有木刻、石刻多種。木刻現存最早的有明初刻本，共三十六圖，以後又有明萬歷年間刻本一一二幅（呂兆祥編）。
石刻有曲阜孔廟保存的明萬歷年間的一二○幅。
〔７〕佛陀的本生佛陀，梵語Ｂｕｄｄｈａ的音譯，意為“智者”、“覺者”，簡稱佛。這裡指佛教創立者釋迦牟尼。本生，梵語Ｊ□ｔａｋａ（闍陀伽）的意譯，“十二部經”之一，是佛敘說自己過去因緣的經文。〔８〕陀萊（１８３３—１８８３）法國版畫家。他作插圖的《神曲》為意大利詩人但丁（１２６５—１３２１）的長詩；《失樂園》為英國詩人彌爾頓（１６０８—１６７４）的長詩；《吉訶德先生》，參看本卷第３５４頁注〔２〕。《十字軍記》，陀萊編繪的連環圖畫，共一百幅。
〔９〕《唐風圖》南宋馬和之所繪的《詩經》圖卷之一。《耕織圖》，描繪耕種、紡織生產過程的圖畫。南宋劉松年畫過《耕織圖》兩卷，樓□畫過《耕圖》二十一幅，《織圖》二十四幅。〔１０〕仇英（？—約１５５２）字實父，號十洲，江蘇太倉人，明代畫家。他為之繪圖的《飛燕外傳》，傳奇小說，題漢代伶玄撰，寫趙飛燕姊妹的宮廷生活；《會真記》，傳奇小說，唐代元稹作，寫崔鶯鶯與張生的戀愛故事。
〔１１〕珂勒惠支夫人（１８６７—１９４５）德國版畫家。一九三六年，魯迅曾用“三閒書屋”名義編選出版了《凱綏·珂勒惠支版畫選集》。她作插圖的《織匠》，是德國作家霍普特曼寫的以紡織工人罷工為題材的劇本。
〔１２〕梅斐爾德現代德國版畫家。一九三○年，魯迅曾用“三閒書屋”名義編印出版了《梅斐爾德木刻〈士敏土〉之圖》。他作插圖的《獵俄皇記》，俄國民粹派女革命家斐格納爾（１８５２—１９４２）寫的回憶錄，記述一八八一年三月民粹派行刺沙皇亞歷山大二世的故事。〔１３〕麥綏萊勒比利時版畫家。參看本書《〈一個人的受難〉序》及其注〔４〕。
〔１４〕羅曼·羅蘭（ＲｏｍａｉｎＲｏｌｌａｎｄ，１８６６—１９４４）法國作家、社會活動家。著有長篇小說《約翰·克利斯朵夫》及傳記《貝多芬傳》等。第一次世界大戰時他僑居瑞士，反對戰爭。〔１５〕希該爾未詳。
〔１６〕參看《二心集·風馬牛》及其有關注。〔１７〕吉賓斯（１８８９—１９５８）英國木刻家。
“論語一年”
——藉此又談蕭伯納
說是《論語》辦到一年了，語堂〔２〕先生命令我做文章。這實在好像出了“學而一章”〔３〕的題目，叫我做一篇白話八股一樣。沒有法，我只好做開去。
老實說罷，他所提倡的東西，我是常常反對的。先前，是對於“費厄潑賴”〔４〕，現在呢，就是“幽默”〔５〕。我不愛“幽默”，並且以為這是隻有愛開圓桌會議〔６〕的國民才鬧得出來的玩意兒，在中國，卻連意譯也辦不到。我們有唐伯虎，有徐文長；〔７〕還有最有名的金聖歎，“殺頭，至痛也，而聖歎以無意得之，大奇！”雖然不知道這是真話，是笑話；是事實，還是謠言。但總之：一來，是聲明瞭聖歎並非反抗的叛徒；二來，是將屠戶的兇殘，使大家化為一笑，收場大吉。我們只有這樣的東西，和“幽默”是並無什麼瓜葛的。
況且作者姓氏一大篇〔８〕，動手者寥寥無幾，乃是中國的古禮。在這種禮制之下，要每月說出兩本“幽默”來，倒未免有些“幽默”的氣息。這氣息令人悲觀，加以不愛，就使我不大熱心於《論語》了。
然而，《蕭的專號》〔９〕是好的。
它發表了別處不肯發表的文章，揭穿了別處故意顛倒的談話，至今還使名士不平，小官懷恨，連吃飯睡覺的時候都會記得起來。憎惡之久，憎惡者之多，就是效力之大的證據。
莎士比亞雖然是“劇聖”，我們不大有人提起他。五四時代紹介了一個易卜生，名聲倒還好，今年紹介了一個蕭，可就糟了，至今還有人肚子在發脹。
為了他笑嘻嘻，辨不出是冷笑，是惡笑，是嘻笑麼？並不是的。為了他笑中有刺，刺著了別人的病痛麼？也不全是的。列維它夫〔１０〕說得很分明：就因為易卜生是偉大的疑問號（？），而蕭是偉大的感歎號（！）的緣故。
他們的看客，不消說，是紳士淑女們居多。紳士淑女們是頂愛面子的人種。易卜生雖然使他們登場，雖然也揭發一點隱蔽，但並不加上結論，卻從容的說道“想一想罷，這到底是些什麼呢？”紳士淑女們的尊嚴，確也有一些動搖了，但究竟還留著搖搖擺擺的退走，回家去想的餘裕，也就保存了面子。至於回家之後，想了也未，想得怎樣，那就不成什麼問題，所以他被紹介進中國來，四平八穩，反對的比贊成的少。蕭可不這樣了，他使他們登場，撕掉了假面具，闊衣裝，終於拉住耳朵，指給大家道，“看哪，這是蛆蟲！”連磋商的工夫，掩飾的法子也不給人有一點。這時候，能笑的就只有並無他所指摘的病痛的下等人了。在這一點上，蕭是和下等人相近的，而也就和上等人相遠。
這怎麼辦呢？仍然有一定的古法在。就是：大家沸沸揚揚的嚷起來，說他有錢，說他裝假，說他“名流”，說他“狡猾”，至少是和自己們差不多，或者還要壞。自己是生活在小茅廁裡的，他卻從大茅廁裡爬出，也是一隻蛆蟲，紹介者胡塗，稱贊的可惡。然而，我想，假使蕭也是一隻蛆蟲，卻還是一隻偉大的蛆蟲，正如可以同有許多感歎號，而惟獨他是“偉大的感歎號”一樣。譬如有一堆蛆蟲在這裡罷，一律即即足足，自以為是紳士淑女，文人學士，名宦高人，互相點頭，雍容揖讓，天下太平，那就是全體沒有什麼高下，都是平常的蛆蟲。但是，如果有一隻驀地跳了出來，大喝一聲道：“這些其實都是蛆蟲！”那麼，——自然，它也是從茅廁裡爬出來的，然而我們非認它為特別的偉大的蛆蟲則不可。蛆蟲也有大小，有好壞的。
生物在進化，被達爾文揭發了，使我們知道了我們的遠祖和猴子是親戚。〔１１〕然而那時的紳士們的方法，和現在是一模一樣的：他們大家倒叫達爾文為猴子的子孫。羅廣廷博士在廣東中山大學的“生物自然發生”的實驗尚未成功，〔１２〕我們姑且承認人類是猴子的親戚罷，雖然並不十分體面。但這同是猴子的親戚中，達爾文又不能不說是偉大的了。那理由很簡單而且平常，就因為他以猴子親戚的家世，卻並不忌諱，指出了人們是猴子的親戚來。
猴子的親戚也有大小，有好壞的。
但達爾文善於研究，卻不善於罵人，所以被紳士們嘲笑了小半世。給他來鬥爭的是自稱為“達爾文的咬狗”〔１３〕的赫胥黎，他以淵博的學識，警闢的文章，東沖西突，攻陷了自以為亞當和夏娃〔１４〕的子孫們的最後的堡壘。現在是指人為狗，變成摩登了，也算是一句惡罵。但是，便是狗罷，也不能一例而論的，有的食肉，有的拉橇，有的為軍隊探敵，有的幫警署捉人，有的在張園〔１５〕賽跑，有的跟化子要飯。
將給闊人開心的吧兒和在雪地裡救人的猛犬一比較，何如？如赫胥黎，就是一匹有功人世的好狗。
狗也有大小，有好壞的。
但要明白，首先就要辨別。“幽默處俏皮與正經之間”（語堂語）。不知俏皮與正經之辨，怎麼會知道這“之間”？我們雖掛孔子的門徒招牌，卻是莊生的私淑弟子。“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是與非不想辨；“不知周之夢為蝴蝶歟，蝴蝶之夢為周歟？”夢與覺也分不清。生活要混沌。如果鑿起七竅來呢？莊子曰：“七日而混沌死。”〔１６〕這如何容得感歎號？
而且也容不得笑。私塾的先生，一向就不許孩子憤怒，悲哀，也不許高興。皇帝不肯笑，奴隸是不準笑的。他們會笑，就怕他們也會哭，會怒，會鬧起來。更何況坐著有版稅可抽，而一年之中，竟“只聞其騷音怨音以及刻薄刁毒之音”呢？這可見“幽默”在中國是不會有的。
這也可見我對於《論語》的悲觀，正非神經過敏。有版稅的尚且如此，還能希望那些炸彈滿空，河水漫野之處的人們來說“幽默”麼？恐怕連“騷音怨音”也不會有，“盛世元音”自然更其談不到。將來圓桌會議上也許有人列席，然而是客人，主賓之間，用不著“幽默”。甘地一回一回的不肯吃飯，而主人所辦的報章上，已有說應該給他鞭子的了。〔１７〕這可見在印度也沒有“幽默”。
最猛烈的鞭撻了那主人們的是蕭伯納，而我們中國的有些紳士淑女們可又憎惡他了，這真是伯納“以無意得之，大奇！”然而也正是辦起《孝經》〔１８〕來的好文字：“此士大夫之孝也。”
《中庸》《大學》〔１８〕都已新出，《孝經》是一定就要出來的；不過另外還要有《左傳》。在這樣的年頭，《論語》那裡會辦得好；二十五本，已經要算是“不亦樂乎”的了。八月二十三日。
BB
〔１〕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三三年九月十六日《論語》第二十五期。
〔２〕語堂林語堂（１８９５—１９７６），福建龍溪人，作家。曾留學美國、德國，早期是《語絲》撰稿人之一。三十年代在上海主編《論語》、《人間世》、《宇宙風》等刊物，提倡“幽默”、“閒適”和“性靈”文學，以自由主義者的姿態為國民黨反動統治粉飾太平。一九三六年居留美國，一九六六年定居臺灣，長期從事反動文化活動。〔３〕“學而一章”“學而”是《論語》第一篇的題目。舊時的八股文，一般以《論語》等儒家經典中的文句命題。〔４〕“費厄潑賴”英語ｆａｉｒｐｌａｙ的音譯，意思是光明正大的比賽，不用不正當的手段。
後來英國資產階級曾有人提倡將這種精神用於社會生活和黨派鬥爭，認為這是每一個資產階級紳士應有的涵養和品德。林語堂在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十四日《語絲》第五十七期發表的《插論語絲的文體——穩健，罵人，及費厄潑賴》一文中，說“中國‘潑賴’的精神就很少，更談不到‘費厄’”，“對於失敗者不應再施攻擊，……以今日之段祺瑞、章士釗為例，我們便不應再攻擊其個人”。作者在《墳·論“費厄潑賴”應該緩行》中曾批判過這一主張。〔５〕“幽默”英語ｈｕｍｏｕｒ的音譯。林語堂從一九三二年九月創辦《論語》起，就提倡“幽默”，他說“《論語》發刊以提倡幽默為目標”（見《論語》第一期“群言堂”《“幽默”與“語妙”之討論》）。〔６〕圓桌會議中世紀英國亞瑟王召集高級騎士開會時，為表示席次不分高下，採用圓桌會議的形式。後泛指與會者地位在形式上平等的會議。
〔７〕唐伯虎（１４７０—１５２４）名寅，吳縣（今屬江蘇）人。徐文長（１５２１—１５９３），名渭，山陰（今浙江紹興）人。兩人都是明代文學家、畫家。過去民間流傳不少關於他們的笑話。
〔８〕作者姓氏一大篇過去有些雜志為了顯示陣容的強大，常列出大批撰稿人名單。《論語》自第五期起，在刊頭下印有“長期撰稿員”二十餘人。
〔９〕《蕭的專號》指一九三三年三月一日出版的《論語》第十二期《蕭伯納遊華專號》。
〔１０〕列維它夫（nAoAXGLJQKL，１８９１—１９４２）蘇聯作家。他浴恫傘□艫南肪紜*一文中說：“說到蕭和易卜生的對比，這也是自然的，因為，易卜生和蕭是資產階級戲劇創作的頂點。然而這個頂點——易卜生——被濃密的永久的雲霧掩蔽著。易卜生——是個天才的問號‘？’，沒有答案的問題，沒有解決的疑問。……蕭——卻是個偉大的驚歎號‘！’——這一個頂點被鬥爭化的思想的燦爛光線鍍了金了；對於他，提出疑問，也大半是倫理道德的疑問，就等於解決這個疑問，因為疑問的解決就包含在疑問的正確的提出，像蝴蝶的包含在蛹裡面一樣。”（據蕭參譯文）
〔１１〕達爾文在《人類起源和性的選擇》第六章《論人類的血緣和譜系》中，描述了人類的始祖類人猿。
〔１２〕羅廣廷廣西合浦縣人。早年留學法國，曾得醫學博士。三十年代任中山大學生物教授時，發表《生物自然發生的發明》、《用真憑實據來答覆進化論學者》等文，用物種不變論反對達爾文的進化學說，聲稱他在“科學試驗”中發現了“生物自然發生的奇跡”，說“由此推論，人猿，牛，豬……等生物，自然也是在古代某時某地的適應環境裡產生的，而不是要經過幾千億兆年的進化才有的。”〔１３〕“達爾文的咬狗”赫胥黎在達爾文發表《物種起源》受到攻擊時，極力為達爾文辯護，他在一八五九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給達爾文的信中說：“至於那些要吠、要嗥的惡狗，你必須想到你的朋友們無論如何還有一定的戰鬥性……我正在磨利我的爪和牙，以作準備”。〔１４〕亞當和夏娃《聖經》故事中由上帝創造的人類始祖，見《舊約·創世記》第一章。
〔１５〕張園舊時上海的一個公共遊覽場所，原為無錫張氏私人花園，故名。按當時上海賽狗的地方是在逸園、申園、明園等處。〔１６〕莊生（約前３６９—前２８６）即莊子，名周，戰國時宋國人，道家思想主要代表人物。這裡的引語，前兩處見《莊子·齊物論》，後一處見《莊子·應帝王》。
〔１７〕甘地（ＭAＧａｎｄｈｉ，１８６９—１９４８）印度民族獨立運動領袖*主張“非暴力抵抗”，以“不合作運動”對付英國殖民政府，屢遭監禁，在獄中多次絕食。一九三○年五月六日“路透電”曾說到英國殷芝開伯爵主張對他採用武力。
〔１８〕《孝經》儒家經典之一，作者各說不一，當為孔門後學所作。下面的引語，出自該書《卿大夫》：“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三者備矣，然後能守其宗廟，蓋卿大夫之孝也”。
〔１９〕《中庸》《大學》儒家經書名，當時在上海以此為名出版的雜志有：《中庸》半月刊，徐心芹等主辦，一九三三年三月創刊；《大學》月刊，林眾可、丘漢平等編輯，一九三三年八月創刊。
“蜜蜂”與“蜜”
陳思先生：
看了《濤聲》上批評《蜜蜂》〔２〕的文章後，發生了兩個意見，要寫出來，聽聽專家的判定。但我不再來辯論，因為《濤聲》並不是打這類官司的地方。
村人火燒蜂群，另有緣故，並非階級鬥爭的表現，我想，這是可能的。但蜜蜂是否會於蟲媒花有害，或去害風媒花呢，我想，這也是可能的。
昆蟲有助於蟲媒花的受精，非徒無害，而且有益，就是極簡略的生物學上也都這樣說，確是不錯的。但這是在常態時候的事。假使蜂多花少，情形可就不同了，蜜蜂為了採粉或者救饑，在一花上，可以有數匹甚至十餘匹一湧而入，因為爭，將花瓣弄傷，因為餓，將花心咬掉，聽說日本的果園，就有遭了這種傷害的。它的到風媒花上去，也還是因為饑餓的緣故。這時釀蜜已成次要，它們是吃花粉去了。
所以，我以為倘花的多少，足供蜜蜂的需求，就天下太平，否則，便會“反動”。譬如蟻是養護蚜蟲的，但倘將它們關在一處，又不另給食物，蟻就會將蚜蟲吃掉；人是吃米或麥的，然而遇著饑饉，便吃草根樹皮了。
中國向來也養蜂，何以並無此弊呢？那是極容易回答的：因為少。近來以養蜂為生財之大道，幹這事的愈多。然而中國的蜜價，遠遜歐美，與其賣蜜，不如賣蜂。又因報章鼓吹，思養蜂以獲利者輩出，故買蜂者也多於買蜜。因這緣故，就使養蜂者的目的，不在於使釀蜜而在於使繁殖了。但種植之業，卻並不與之俱進，遂成蜂多花少的現象，鬧出上述的亂子來了。
總之，中國倘不設法擴張蜂蜜的用途，及同時開闢果園農場之類，而一味出賣蜂種以圖目前之利，養蜂事業是不久就要到了絕路的。此信甚希發表，以冀有心者留意也。專此，順請
著安。
羅憮。六月十一日。
BB
〔１〕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三三年六月十七日《濤聲》第二卷第二十三期，署名羅憮。
〔２〕《蜜蜂》張天翼所作短篇小說。寫一個養蜂場因蜂多花少，致使蜂群傷害了農民的莊稼，引起群眾反抗的故事。小說發表後，陳思（曹聚仁）在《濤聲》第二卷第二十二期（一九三三年六月十日）寫了《“蜜蜂”》一文，其中說：“張天翼先生寫《蜜蜂》的原起，也許由於聽到無錫鄉村人火燒華繹之蜂群的故事。
那是土豪劣紳地痞流氓敲詐不遂的報復舉動，和無錫農民全無關系；並且那一回正當苜蓿花開，蜂群採蜜，更有利於農事，農民決不反對的。鄉村間的鬥爭，決不是單純的勞資鬥爭，若不仔細分析鬥爭的成分，也要陷於錯誤的。希望張天翼先生看了我的話，實際去研究調查一下。”
《木刻創作法》序
地不問東西，凡木刻的圖版，向來是畫管畫，刻管刻，印管印的。中國用得最早，而照例也久經衰退；清光緒中，英人傅蘭雅氏編印《格致匯編》，〔２〕插圖就已非中國刻工所能刻，精細的必需由英國運了圖版來。那就是所謂“木口木刻”〔３〕，也即“複製木刻”，和用在編給印度人讀的英文書，後來也就移給中國人讀的英文書上的插畫，是同類的。那時我還是一個兒童，見了這些圖，便震驚於它的精工活潑，當作寶貝看。到近幾年，才知道西洋還有一種由畫家一手造成的版畫，也就是原畫，倘用木版，便叫作“創作木刻”，是藝術家直接的創作品，毫不假手於刻者和印者的。現在我們所要紹介的，便是這一種。
為什麼要紹介呢？據我個人的私見，第一是因為好玩。說到玩，自然好像有些不正經，但我們鈔書寫字太久了，誰也不免要息息眼，平常是看一會窗外的天。假如有一幅掛在牆壁上的畫，那豈不是更其好？倘有得到名畫的力量的人物，自然是無須乎此的，否則，一張什麼複製縮小的東西，實在遠不如原版的木刻，既不失真，又省耗費。自然，也許有人要指為“要以‘今雅’立國”〔４〕的，但比起“古雅”來，不是已有“古”“今”之別了麼？
第二，是因為簡便。現在的金價很貴了，一個青年藝術學徒想畫一幅畫，畫布顏料，就得化一大批錢；畫成了，倘使沒法展覽，就只好請自己看。木刻是無需多化錢的，只用幾把刀在木頭上劃來劃去——這也許未免說得太容易了——就如印人的刻印一樣，可以成為創作，作者也由此得到創作的歡喜。印了出來，就能將同樣的作品，分給別人，使許多人一樣的受到創作的歡喜。總之，是比別種作法的作品，普遍性大得遠了。
第三，是因為有用。這和“好玩”似乎有些沖突，但其實也不盡然的，要看所玩的是什麼。打馬將恐怕是終於沒有出息的了；用火藥做花炮玩，推廣起來卻就可以造槍炮。大炮，總算是實用不過的罷，而安特萊夫一有錢，卻將它裝在自己的庭園裡當玩藝。木刻原是小富家兒藝術，然而一用在刊物的裝飾，文學或科學書的插畫上，也就成了大家的東西，是用不著多說的。
這實在是正合於現代中國的一種藝術。
但是至今沒有一本講說木刻的書，這才是第一本。雖然稍簡略，卻已經給了讀者一個大意。由此發展下去，路是廣大得很。題材會豐富起來的，技藝也會精煉起來的，採取新法，加以中國舊日之所長，還有開出一條新的路徑來的希望。那時作者各將自己的本領和心得，貢獻出來，中國的木刻界就會發生光焰。這書雖然因此要成為不過一粒星星之火，但也夠有歷史上的意義了。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九日，魯迅記。
BB
〔１〕本篇在收入本書前未在報刊上發表過。
《木刻創作法》，白危編譯的關於木刻的入門書，一九三七年一月上海讀書生活出版社出版。
〔２〕傅蘭雅（ＪAＦｒｙｅｒ，１８３９—１９２８）英國教士。一八六一模*清咸豐十一年）來我國傳教，一八七五年（清光緒元年）在上海與人合辦“格致書院”，次年出版專刊西方自然科學論著摘要和科學情報資料的《格致匯編》（季刊），時斷時續，至一八九二年共出二十八本。該刊附有大量刻工精細的插圖。
〔３〕“木口木刻”即在木頭橫斷面上進行的雕刻。〔４〕這是施蟄存在《“莊子”與“文選”》一文中攻擊魯迅的話：“新文學家中，也有玩木刻，考究版本，收羅藏書票，以駢體文為白話書信作序，甚至寫字臺上陳列了小擺設的，照豐先生的意見說來，難道他們是要以‘今雅’立足於天地之間嗎？”魯迅曾將該文錄入《準風月談“感舊”以後（上）》的“備考”。
《守常全集》題記
我最初看見守常〔２〕先生的時候，是在獨秀先生邀去商量怎樣進行《新青年》的集會上，這樣就算認識了。不知道他其時是否已是共產主義者。總之，給我的印象是很好的：誠實，謙和，不多說話。《新青年》的同人中，雖然也很有喜歡明爭暗鬥，扶植自己勢力的人，但他一直到後來，絕對的不是。
他的模樣是頗難形容的，有些儒雅，有些樸質，也有些凡俗。所以既像文士，也像官吏，又有些像商人。這樣的商人，我在南邊沒有看見過，北京卻有的，是舊書店或箋紙店的掌櫃。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段祺瑞們槍擊徒手請願的學生的那一次，他也在群眾中，給一個兵抓住了，問他是何等樣人。答說是“做買賣的”。兵道：“那麼，到這裡來幹什麼？滾你的罷！”一推，他總算逃得了性命。
倘說教員，那時是可以死掉的。
然而到第二年，他終於被張作霖們害死了。
段將軍的屠戮，死了四十二人，其中有幾個是我的學生，我實在很覺得一點痛楚；張將軍的屠戮，死的好像是十多人，手頭沒有記錄，說不清楚了，但我所認識的只有一個守常先生。在廈門〔３〕知道了這消息之後，橢圓的臉，細細的眼睛和鬍子，藍布袍，黑馬褂，就時時出現在我的眼前，其間還隱約看見絞首臺。痛楚是也有些的，但比先前淡漠了。這是我歷來的偏見：見同輩之死，總沒有像見青年之死的悲傷。這回聽說在北平公然舉行了葬式〔４〕，計算起來，去被害的時候已經七年了。這是極應該的。我不知道他那時被將軍們所編排的罪狀，——大概總不外乎“危害民國”罷。然而僅在這短短的七年中，事實就鐵鑄一般的證明瞭斷送民國的四省的並非李大釗，卻是殺戮了他的將軍！
那麼，公然下葬的寬典，該是可以取得的了。然而我在報章上，又看見北平當局的禁止路祭和捕拿送葬者的新聞。我也不知道為什麼，但這回恐怕是“妨害治安”了罷。倘其果然，則鐵鑄一般的反證，實在來得更加神速：看罷，妨害了北平的治安的是日軍呢還是人民！
但革命的先驅者的血，現在已經並不希奇了。單就我自己說罷，七年前為了幾個人，就發過不少激昂的空論，後來聽慣了電刑，槍斃，斬決，暗殺的故事，神經漸漸麻木，毫不吃驚，也無言說了。我想，就是報上所記的“人山人海”去看梟首示眾的頭顱的人們，恐怕也未必覺得更興奮於看賽花燈的罷。血是流得太多了。
不過熱血之外，守常先生還有遺文在。不幸對於遺文，我卻很難講什麼話。因為所執的業，彼此不同，在《新青年》時代，我雖以他為站在同一戰線上的夥伴，卻並未留心他的文章，譬如騎兵不必注意於造橋，炮兵無須分神於馭馬，那時自以為尚非錯誤。所以現在所能說的，也不過：一，是他的理論，在現在看起來，當然未必精當的；二，是雖然如此，他的遺文卻將永住，因為這是先驅者的遺產，革命史上的豐碑。一切死的和活的騙子的一迭迭的集子，不是已在倒塌下來，連商人也“不顧血本”的只收二三折了麼？
以過去和現在的鐵鑄一般的事實來測將來，洞若觀火！一九三三年五月二十九夜，魯迅謹記。
這一篇，是Ｔ先生要我做的，因為那集子要在和他有關系的Ｇ書局出版。我誼不容辭，只得寫了這一點，不久，便在《濤聲》上登出來。但後來，聽說那遺集稿子的有權者另託Ｃ書局〔５〕去印了，至今沒有出版，也許是暫時不會出版的罷，我雖然很後悔亂作題記的孟浪，但我仍然要在自己的集子裡存留，記此一件公案。十二月三十一夜，附識。
BB
〔１〕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三三年八月十九日《濤聲》第二卷第三十一期。
李大釗的文稿經李樂光收集整理，其中三十篇於一九三三年輾轉交上海群眾圖書公司出版，題名《守常全集》，並約請魯迅作序，但在國民黨統治下未能出版。一九三九年四月北新書局以“社會科學研究社”名義印出初版，但當即為租界當局沒收。一九四九年七月仍由北新書局重印出書，改名為《守常文集》上冊。
〔２〕守常李大釗（１８８９—１９２７），字守常，河北樂亭人，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最初的傳播者，中國共產黨創始人之一。曾任北京《晨鐘報》總編輯、北京大學教授兼圖書館主任、《新青年》雜志編輯等。他積極領導了五四運動。一九二一年中國共產黨成立後，一直負責北方區黨的工作。
一九二四年他代表中國共產黨與孫中山商談國共合作，在幫助孫中山確定“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和改組國民黨的工作中起了重要作用。
一九二七年四月六日在北京被奉系軍閥張作霖逮捕，二十八日與範鴻劼、路友于、譚祖堯、張挹蘭（女）等十九人同時遇害。
〔３〕這裡應作“在廣州”。作者於一九二七年一月十六日離開廈門，十八日到達廣州。
〔４〕一九三三年四月，北平群眾在中國共產黨的發動和領導下，為李大釗舉行公葬。
四月二十三日由宣武門外下斜街移柩赴香山萬安公墓，途經西四牌樓時，國民黨軍警特務即以“妨害治安”為名，禁止群眾送葬，並開槍射擊，送葬者有多人受傷，四十餘人當場被捕。〔５〕Ｔ先生指曹聚仁。Ｇ書局，指群眾圖書公司。Ｃ書局，指商務印書館。
《豎琴》前記
俄國的文學，從尼古拉斯二世〔２〕時候以來，就是“為人生”的，無論它的主意是在探究，或在解決，或者墮入神秘，淪於頹唐，而其主流還是一個：為人生。
這一種思想，在大約二十年前即與中國一部分的文藝紹介者合流，陀思妥夫斯基，都介涅夫〔３〕，契訶夫，託爾斯泰之名，漸漸出現於文字上，並且陸續翻譯了他們的一些作品，那時組織的介紹“被壓迫民族文學”的是上海的文學研究會〔４〕，也將他們算作為被壓迫者而呼號的作家的。
凡這些，離無產者文學本來還很遠，所以凡所紹介的作品，自然大抵是叫喚，呻吟，困窮，酸辛，至多，也不過是一點掙扎。
但已經使又一部分人很不高興了，就招來了兩標軍馬的圍剿。創造社豎起了“為藝術的藝術”的大旗，喊著“自我表現”的口號，〔５〕要用波斯詩人的酒杯，“黃書”文士的手杖，〔６〕將這些“庸俗”打平。
還有一標是那些受過了英國的小說在供紳士淑女的欣賞，美國的小說家在迎合讀者的心思這些“文藝理論”的洗禮而回來的，一聽到下層社會的叫喚和呻吟，就使他們眉頭百結，揚起了帶著白手套的纖手，揮斥道：這些下流都從“藝術之宮”裡滾出去！
而且中國原來還有著一標布滿全國的舊式的軍馬，這就是以小說為“閒書”的人們。小說，是供“看官”們茶餘酒後的消遣之用的，所以要優雅，超逸，萬不可使讀者不歡，打斷他消閒的雅興。此說雖古，但卻與英美時行的小說論合流，於是這三標新舊的大軍，就不約而同的來痛剿了“為人生的文學”——俄國文學。
然而還是有著不少共鳴的人們，所以它在中國仍然是宛轉曲折的生長著。
但它在本土，卻突然凋零下去了。在這以前，原有許多作者企望著轉變的，而十月革命的到來，卻給了他們一個意外的莫大的打擊。於是有梅壘什珂夫斯基夫婦（ＤAＳAＭｅｒｅｚｈｉ－ｋｏｖｓｋｉｉＺAＮAＨｉｐｐｉｕｓ），庫普林（ＡAＩAＫｕｐｒｉｎ），蒲寧（ＩAＡAＢｕｎｉｎ），安特來夫（ＬAＮAＡｎｄｒｅｅｖ）之流的逃亡〔７〕，阿爾志跋綏夫（ＭAＰAＡｒｔｚｙｂａｓｈｅｖ），梭羅古勃（ＦｉｏｄｏｒＳｏｌｏｇｕｂ）之流的沉默〔８〕，舊作家的還在活動者，只剩了勃留梭夫（ＶａｌｅｒｉＢｒｉｕｓｏｖ），惠壘賽耶夫（ＶAＶｅｒｅｓａｉｅｖ），戈理唬□停幔椋恚牽錚穎耄椋暄晴娣蛩*基（ＶAＶAＭａｙａｋｏｖｓｋｉ）這幾個人，到後來，還回來了一個亞歷舍·託爾斯泰（ＡｌｅｋｓｅｉＮAＴｏｌｓｔｏｉ）〔９〕。此外也沒有什麼顯著的新起的人物，在國*謖爭和列強封鎖中的文苑，是隻見萎謝和荒涼了。
至一九二○年頃，新經濟政策〔１０〕實行了，造紙，印刷，出版等項事業的勃興，也幫助了文藝的復活，這時的最重要的樞紐，是一個文學團體“綏拉比翁的兄弟們”（Ｓｅｒａｐｉｏｎｓｂｒu－ｄｅｒ）〔１１〕。
這一派的出現，表面上是始於二一年二月一日，在列寧格拉“藝術府”裡的第一回集會的，加盟者大抵是年青的文人，那立場是在一切立場的否定。淑雪兼珂說過：“從黨人的觀點看起來，我是沒有宗旨的人物。這不很好麼？自己說起自己來，則我既不是共產主義者，也不是社會革命黨員，也不是帝制主義者。我只是一個俄國人，而且對於政治，是沒有操持的。大概和我最相近的，是布爾塞維克，和他們一同布爾塞維克化，我是贊成的。……但我愛農民的俄國。”〔１２〕這就很明白的說出了他們的立場。
但在那時，這一個文學團體的出現，卻確是一種驚異，不久就幾乎席捲了全國的文壇。在蘇聯中，這樣的非蘇維埃的文學的勃興，是很足以令人奇怪的。然而理由很簡單：當時的革命者，正忙於實行，惟有這些青年文人發表了較為優秀的作品者其一；他們雖非革命者，而身歷了鐵和火的試練，所以凡所描寫的恐怖和戰栗，興奮和感激，易得讀者的共鳴者其二；其三，則當時指揮文學界的瓦浪斯基〔１３〕，是很給他們支持的。託羅茨基也是支持者之一，稱之為“同路人”。同路人者，謂因革命中所含有的英雄主義而接受革命，一同前行，但並無徹底為革命而鬥爭，雖死不惜的信念，僅是一時同道的伴侶罷了。這名稱，由那時一直使用到現在。
然而，單說是“愛文學”而沒有明確的觀念形態的徽幟的“綏拉比翁的兄弟們”，也終於逐漸失掉了作為團體的存在的意義，始於渙散，繼以消亡，後來就和別的同路人們一樣，各各由他個人的才力，受著文學上的評價了。
在四五年以前，中國又曾盛大的紹介了蘇聯文學，然而就是這同路人的作品居多。這也是無足異的。一者，此種文學的興起較為在先，頗為西歐及日本所賞贊和介紹，給中國也得了不少轉譯的機緣；二者，恐怕也還是這種沒有立場的立場，反而易得介紹者的賞識之故了，雖然他自以為是“革命文學者”。
我向來是想介紹東歐文學的一個人，也曾譯過幾篇同路人作品，現在就合了十個人的短篇為一集，其中的三篇，是別人的翻譯，我相信為很可靠的。可惜的是限於篇幅，不能將有名的作家全都收羅在內，使這本書較為完善，但我相信曹靖華君的《煙袋》和《四十一》〔１４〕，是可以補這缺陷的。
至於各個作者的略傳，和各篇作品的翻譯或重譯的來源，都寫在卷末的《後記》裡，讀者倘有興致，自去翻檢就是了。一九三二年九月九日，魯迅記於上海。
BB
〔１〕本篇最初印入一九三三年一月上海良友圖書公司出版的《豎琴》。
《豎琴》，魯迅翻譯和編輯的蘇聯短篇小說集，共收十篇：ＭA扎醚嵌抖純摺貳Ⅲ*A*繆┘驍妗獨蝦淖印罰ㄈ腰耄Ⅲ藺倫支《在沙漠上》、ＫA斐定《果樹園》、ＡA雅各武萊夫《窮苦的人們》、ＶA理丁妒佟貳Ⅲ臕左祝黎《亞克與人性》、ＢA拉甫列涅夫《星花》（曹靖華譯）、ＶA英倍爾《拉拉的利益》、ＶA凱泰耶夫《“物事”》（柔石譯）。〔２〕尼古拉斯二世（YTOKFI\a，１８６８—１９１８）通譯尼古拉二世，俄國最後的一個皇帝，一八九四年即位，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後被捕，十月革命後被槍決。
〔３〕陀思妥夫斯基（iAnAeKS[KGLSOT\，１８２１—１８８１）通譯退僱滓蛩夠砉骷遙*著有中長篇小說《窮人》、《被侮辱與被損害的》、《罪與罰》等。都介涅夫（fAUAZ^`]GJGL，１８１８—１８８３），通譯屠格涅夫，俄國作家，著有長篇小說《獵人筆記》、《羅亭》、《父與子》等。
〔４〕文學研究會參看本卷第３０５頁注〔２０〕。〔５〕創造社參看本卷第７頁注〔５〕。它初期的文學傾向是浪漫主義，帶有反帝反封建的色彩；但也受唯美主義的影響，強調“藝術家的目的只在乎如何能真摯地表現出自己的感情”，“藝術的本身上是無所謂目的”。後來他們倡導“革命文學”運動，對這種錯誤的觀點進行了自我批評。
〔６〕波斯詩人指莪默伽尼謨（ＯｍａｒＫｈａｙｙaｍ，１０４８—１１２３）。郭沫若在一九二四年曾翻譯了他的詩《魯拜集》（Ｒｕｂaｉｙaｔ）。他在詩裡常歌唱飲酒。“黃書”文士，指英國十九世紀末聚集在“黃書”（ＴｈｅＹｅｌｌｏｗＢｏｏｋ）雜志周圍的一些作家、藝術家，包括畫家畢亞茲萊、詩人歐內斯特·道森、約翰·戴維森、小說家休伯特·克拉坎索普等。鬱達夫在《創造周報》第二十、二十一期（一九二三年九月）曾經介紹過他們的生平和作品。
〔７〕梅壘什珂夫斯基（eAUAnG`GDOKLSOJ\，１８６６—１９４１）通譯梅列日科夫斯基，俄國作家，象徵主義者和神秘主義者；其妻吉皮烏斯（EAYACTaaT^S，１８６９—１９４５），俄國象徵*饕迮耍欠嚇紗懟他們於一九二○年逃亡法國。庫普林（ＡAfAd^a`TJ，１８７０—１９３*福國作家，十月革命後逃亡法國，後於一九三七年回到蘇聯。蒲寧（fAＡAN^JTJ，１８７０—１９５３），俄國作家，十月革命後逃亡法國。安特來夫，即安德烈夫，俄國作家，十月革命後逃亡芬蘭。〔８〕阿爾志跋綏夫（Ｍ艫c`QhVIjGL，１８７８—１９２７）俄國作家*一九二三年逃亡華沙。梭羅古勃（iAUKFK]^V，１８６３—１９２７），俄國準遙笳髖紗恚*要作品都寫於十月革命以前。〔９〕勃留梭夫（DAFAN`oSKL，１８７３—１９２４）蘇聯詩人，早期創作受象徵主義影響，一九○五年革命前夜開始接觸現實生活，同情革命，十月革命後從事社會、文化活動。寫過一些歌頌革命的詩。惠壘賽耶夫，通譯魏烈薩耶夫，十月革命後寫有長篇小說《絕路》、《姊妹》等。戈理基，即高爾基，十月革命後，積極參加社會、文化活動，寫了長篇小說《阿爾達莫諾夫家的事業》、《克里姆·薩姆金的一生》以及大量政論文章。瑪亞珂夫斯基（ＢAＢAＭIbOKLSOJ\，１８９３—１９３０），鴕□硌趴煞*斯基，蘇聯詩人。他的代表作長詩《列寧》、《好》都寫在十月革命之後。亞歷舍託爾斯泰，一九一九年僑居國外，一九二三年回國，以後連續發表長篇小說《彼得大帝》、《苦難的歷程》等。〔１０〕新經濟政策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三五年蘇聯實行的經濟政策，區別於從前實行的“戰時共產主義”政策而言。它的原則是列寧制定的，主要措施是取消餘糧收集制而實行糧食稅，發展商業，以租讓及租賃等形式發展國家資本主義。實行的結果，恢復和發展了工農業，鞏固了工農聯盟，建立了社會主義經濟基礎。〔１１〕“綏拉比翁的兄弟們”（UG`IaTKJKLhN`I[Lb）通譯“謝榔□絛值堋薄Ｒ瘓哦荒曖陝狀摹□*琴科等六人組成，一九二四年自動解散。
它的名稱是借用德國小說家霍夫曼的一部四卷本短篇小說集的書名。
〔１２〕淑雪兼珂（ＭAＭAGKjGJOK，１８９５—１９５８）通譯左琴科！靶煥□絛值堋*文學團體發起人之一。這裡所引他的話，見一九二二年《文學雜志》（俄文）第三期所載《論自己及其他》一文。〔１３〕瓦浪斯基（ＡAdADK`KJSOT\，１８８４—１９４３）又譯沃龍斯基，蘇聯作家，文藝批評家。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七年曾主編“同路人”的雜志《紅色處女地》。
〔１４〕《煙袋》蘇聯愛倫堡等的短篇小說集，曹靖華的譯本於一九二八年北京未名社出版；《四十一》，即《第四十一》，蘇聯拉甫列涅夫著中篇小說，曹靖華的譯本於一九二九年未名社出版。
《蕭伯納在上海》序
現在的所謂“人”，身體外面總得包上一點東西，綢緞，氈布，紗葛都可以。就是窮到做乞丐，至少也得有一條破褲子；就是被稱為野蠻人的，小肚前後也多有了一排草葉子。要是在大庭廣眾之前自己脫去了，或是被人撕去了，這就叫作不成人樣子。
雖然不像樣，可是還有人要看，站著看的也有，跟著看的也有，紳士淑女們一齊掩住了眼睛，然而從手指縫裡偷瞥幾眼的也有，總之是要看看別人的赤條條，卻小心著自己的整齊的衣褲。
人們的講話，也大抵包著綢緞以至草葉子的，假如將這撕去了，人們就也愛聽，也怕聽。因為愛，所以圍攏來，因為怕，就特地給它起了一個對於自己們可以減少力量的名目，稱說這類的話的人曰“諷刺家”。
伯納·蕭一到上海，熱鬧得比泰戈爾還利害，不必說畢力涅克（ＢｏｒｉｓＰｌｌｎｉａｋ）和穆杭（ＰａｕｌＭｏｒａｎｄ）了，〔２〕我以為原因就在此。
還有一層，是“專制使人們變成冷嘲”〔３〕，但這是英國的事情，古來只能“道路以目”〔４〕的人們是不敢的。不過時候也到底不同了，就要聽洋諷刺家來“幽默”一回，大家哈哈一下子。
還有一層，我在這裡不想提。
但先要提防自己的衣褲。於是各人的希望就不同起來了。蹩腳願意他主張拿柺杖，癩子希望他贊成戴帽子，塗了脂粉的想他諷刺黃臉婆，民族主義文學者要靠他來壓服了日本的軍隊。但結果如何呢？結果只要看嘮叨的多，就知道不見得十分圓滿了。
蕭的偉大可又在這地方。英系報，日系報，白俄系報，雖然造了一些謠言，而終於全都攻擊起來，就知道他決不為帝國主義所利用。至於有些中國報，那是無須多說的，因為原是洋大人的跟丁。這跟也跟得長久了，只在“不抵抗”或“戰略關系”上，這才走在他們軍隊的前面。
蕭在上海不到一整天，而故事竟有這麼多，倘是別的文人，恐怕不見得會這樣的。這不是一件小事情，所以這一本書，也確是重要的文獻。在前三個部門之中，就將文人，政客，軍閥，流氓，叭兒的各式各樣的相貌，都在一個平面鏡裡映出來了。說蕭是凹凸鏡，我也不以為確鑿。
餘波流到北平，還給大英國的記者一個教訓：他不高興中國人歡迎他。
二十日路透電說北平報章多登關於蕭的文章，是“足證華人傳統的不感覺苦痛性”。〔５〕胡適博士尤其超脫，說是不加招待，倒是最高尚的歡迎。〔６〕“打是不打，不打是打！”〔７〕這真是一面大鏡子，真是令人們覺得好像一面大鏡子的大鏡子，從去照或不願去照裡，都裝模作樣的顯出了藏著的原形。在上海的一部分，雖然用筆和舌的還沒有北平的外國記者和中國學者的巧妙，但已經有不少的花樣。舊傳的臉譜本來也有限，雖有未曾收錄的，或後來發表的東西，大致恐怕總在這譜裡的了。
一九三三年二月二十八日燈下，魯迅。
BB
〔１〕本篇最初印入一九三三年三月上海野草書屋出版的《蕭伯納在上海》。
《蕭伯納在上海》，樂雯（瞿秋白）編譯，輯入上海中外報紙對於蕭在上海停留期間的記載和評論。在該書的《寫在前面》中說，編譯這書的主要用意，是把它“當作一面平面鏡子，在這裡，可以看看真的蕭伯納和各種人物自己的原形。”
〔２〕泰戈爾一九二四年四月曾來我國訪問。畢力涅克一九二六年曾來我國。穆杭又譯莫朗，法國作家，一九三一年曾來我國。〔３〕“專制使人們變成冷嘲”英國哲學家約翰·穆勒（１８０６—１８７３）的話。
〔４〕“道路以目”語見《國語·周語》：周厲王暴虐無道，“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據三國時吳國韋昭注：“不敢發言，以目相眄而已”。
〔５〕一九三三年二月二十日，蕭伯納由上海到北平，同日英國路透社發出電訊說：“政府機關報（按指國民黨政府的報紙）今晨載有大規模之戰事正在發展中之消息，而仍以廣大之篇幅載蕭伯納抵北事，聞此足證華人傳統的不感覺痛苦性。”
〔６〕胡適的話，見一九三三年二月二十日路透社另一電訊：“胡適之於蕭氏抵平之前夕發表一文，其言曰，餘以為對於特客如蕭伯納者之最高尚的歡迎，無過於任其獨來獨往，聽渠晤其所欲晤者，見其所欲見者雲。”
〔７〕“打是不打，不打是打！”見宋代張耒《明道雜志》：“殿中丞丘浚，多言人也。嘗在杭謁珊禪師。珊見之殊傲。俄頃，有州將子弟來謁，珊降階接禮甚恭。浚不能平。子弟退，乃問珊曰：‘和尚接浚甚做，而接州將子弟乃爾恭耶？’珊曰：‘接是不接，不接是接。’浚勃然起，摑珊數下，乃徐曰：‘和尚莫怪，打是不打，不打是打。’”
《一個人的受難》序
“連環圖畫”這名目，現在已經有些用熟了，無須更改；但其實是應該稱為“連續圖畫”的，因為它並非“如環無端”，而是有起有訖的畫本。中國古來的所謂“長卷”，如《長江無盡圖卷》，如《歸去來辭圖卷》，〔２〕也就是這一類，不過聯成一幅罷了。
這種畫法的起源真是早得很。埃及石壁所雕名王的功績，“死書”〔３〕所畫冥中的情形，已就是連環圖畫。別的民族，古今都有，無須細述了。這於觀者很有益，因為一看即可以大概明白當時的若干的情形，不比文辭，非熟習的不能領會。到十九世紀末，西歐的畫家，有許多很喜歡作這一類畫，立一個題，製成畫帖，但並不一定連貫的。用圖畫來敘事，又比較的後起，所作最多的就是麥綏萊勒。我想，這和電影有極大的因緣，因為一面是用圖畫來替文字的故事，同時也是用連續來代活動的電影。
麥綏萊勒（ＦｒａｎｓＭａｓｅｒｅｅｌ）〔４〕是反對歐戰的一人；據他自己說，以一八九九年七月三十一日生於弗蘭兌倫的勃蘭勘培克（ＢｌａｎｋｅｎｂｅｒｇｈｅｉｎＦｌａｎｄｅｒｎ），幼小時候是很幸福的，因為玩的多，學的少。求學時代是在幹德（Ｇｅｎｔ），在那裡的藝術學院裡學了小半年；後來就漫遊德，英，瑞士，法國去了，而最愛的是巴黎，稱之為“人生的學校”。在瑞士時，常投畫稿於日報上，摘發社會的隱病，羅曼羅蘭比之於陀密埃（Ｄａｕｍｉｅｒ）和戈耶（Ｇｏｙａ）〔５〕。但所作最多的是木刻的書籍上的插圖，和全用圖畫來表現的故事。他是酷愛巴黎的，所以作品往往浪漫，奇詭，出於人情，因以收得驚異和滑稽的效果。獨有這《一個人的受難》（ＤｉｅＰａｓｓｉｏｎｅｉｎｅｓＭｅｎｓｃｈｅｎ）乃是寫實之作，和別的圖畫故事都不同。
這故事二十五幅中，也並無一字的說明。但我們一看就知道：在桌椅之外，一無所有的屋子裡，一個女子懷著孕了（一），生產之後，即被別人所斥逐，不過我不知道斥逐她的是僱主，還是她的父親（二）。於是她只好在路上彷徨（三），終於跟了別人；先前的孩子，便進了野孩子之群，在街頭搗亂（四）。稍大，去學木匠，但那麼重大的工作，幼童是不勝任的（五），到底免不了被人踢出，像打跑一條野狗一樣（六）。他為饑餓所逼，就去偷麵包（七），而立刻被維持秩序的巡警所捕獲（八），關進監牢裡去了（九）。罰滿釋出（十），這回卻輪到他在熱鬧的路上彷徨（十一），但幸而也竟找得了修路的工作（十二）。不過，終日揮著鶴嘴鋤，是會覺得疲勞的（十三），這時乘機而入的卻是惡友（十四），他受了誘惑，去會妓女（十五），去玩跳舞了（十六）。但歸途中又悔恨起來（十七），決計進廠做工，而且一早就看書自習（十八）；在這環境裡，這才遇到了真的相愛的同人（十九）。但勞資兩方沖突了，他登高呼號，聯合下工人，和資本家戰鬥（二十），於是奸細窺探於前（二十一），兵警彈壓於後（二十二），奸細又從中離間，他被捕了（二十三）。在受難的“神之子”耶穌像前，這“人之子”就受著裁判（二十四）；自然是死刑，他站著，等候著兵們的開槍（二十五）！耶穌說過，富翁想進天國，比駱駝走過針孔還要難。〔６〕但說這話的人，自己當時卻受難（Ｐａｓｓｉｏｎ）了。現在是歐美的一切富翁，幾乎都是耶穌的信奉者，而受難的就輪到了窮人。這就是《一個人的受難》中所敘述的。
一九三三年八月六日，魯迅記。
BB
〔１〕本篇最初印入一九三三年九月上海良友圖書印刷公司出版的《一個人的受難》。
〔２〕“長卷”窄長的橫幅卷軸國畫。古來題名《長江萬里》、《江山無盡》的長卷很多，著名的有宋代夏、明代周臣、清代王等人的作品。以陶淵明《歸去來辭》為題材的長卷，有明代徐賁等人的作品。
〔３〕“死書”（ＴｈｅＢｏｏｋｏｆｔｈｅＤｅａｄ）又譯“死者之書”，古代埃及宗教文藝的一種。本為王公、貴族的陪葬物。它將多種咒語、禱文、頌歌寫在長卷紙上，冒於死者棺中。許多“死書”還附有冥間的圖畫。
〔４〕麥綏萊勒（１８８９—１９７２）通譯麥綏萊爾，比利時畫家、木刻家。曾為美國惠特曼、法國羅曼·羅蘭、巴比塞等作家的作品作插圖。一九三三年九月，上海良友圖書印刷公司還出版過他的連環畫《光明的追求》、《我的懺悔》和《沒有字的故事》。〔５〕陀密埃（１８０８—１８７９）通譯杜米埃，法國諷刺畫家，擅長石版畫。戈耶（１７４２—１８２８），西班牙諷刺畫家，擅長銅版畫。〔６〕耶穌的這段話，見《新約·馬太福音》第十九章：“我實在告訴你們，財主進天國是難的。我又告訴你們，駱駝穿過針的眼，比財主進上帝的國還容易呢。”
《自選集》自序
我做小說，是開手於一九一八年，《新青年》〔２〕上提倡“文學革命”〔３〕的時候的。這一種運動，現在固然已經成為文學史上的陳跡了，但在那時，卻無疑地是一個革命的運動。
我的作品在《新青年》上，步調是和大家大概一致的，所以我想，這些確可以算作那時的“革命文學”。
然而我那時對於“文學革命”，其實並沒有怎樣的熱情。見過辛亥革命〔４〕，見過二次革命〔５〕，見過袁世凱稱帝〔６〕，張勳復辟〔７〕，看來看去，就看得懷疑起來，於是失望，頹唐得很了。
民族主義的文學家在今年的一種小報上說，“魯迅多疑”，是不錯的，我正在疑心這批人們也並非真的民族主義文學者，變化正未可限量呢。不過我卻又懷疑於自己的失望，因為我所見過的人們，事件，是有限得很的，這想頭，就給了我提筆的力量。
“絕望之為虛妄，正與希望相同。”〔８〕既不是直接對於“文學革命”的熱情，又為什麼提筆的呢？想起來，大半倒是為了對於熱情者們的同感。這些戰士，我想，雖在寂寞中，想頭是不錯的，也來喊幾聲助助威罷。首先，就是為此。自然，在這中間，也不免夾雜些將舊社會的病根暴露出來，催人留心，設法加以療治的希望。但為達到這希望計，是必須與前驅者取同一的步調的，我於是刪削些黑暗，裝點些歡容，使作品比較的顯出若干亮色，那就是後來結集起來的《吶喊》，一共有十四篇。
這些也可以說，是“遵命文學”。不過我所遵奉的，是那時革命的前驅者的命令，也是我自己所願意遵奉的命令，決不是皇上的聖旨，也不是金元和真的指揮刀。
後來《新青年》的團體散掉了，有的高升，有的退隱，有的前進，我又經驗了一回同一戰陣中的夥伴還是會這麼變化，並且落得一個“作家”的頭銜，依然在沙漠中走來走去，不過已經逃不出在散漫的刊物上做文字，叫作隨便談談。有了小感觸，就寫些短文，誇大點說，就是散文詩，以後印成一本，謂之《野草》。得到較整齊的材料，則還是做短篇小說，只因為成了遊勇，布不成陣了，所以技術雖然比先前好一些，思路也似乎較無拘束，而戰斗的意氣卻冷得不少。新的戰友在那裡呢？我想，這是很不好的。於是集印了這時期的十一篇作品，謂之《彷徨》，願以後不再這模樣。
“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９〕不料這大口竟誇得無影無蹤。逃出北京，躲進廈門，只在大樓上寫了幾則《故事新編》和十篇《朝花夕拾》。前者是神話，傳說及史實的演義，後者則只是回憶的記事罷了。此後就一無所作，“空空如也”。
可以勉強稱為創作的，在我至今只有這五種，本可以頃刻讀了的，但出版者要我自選一本集。推測起來，恐怕因為這麼一辦，一者能夠節省讀者的費用，二則，以為由作者自選，該能比別人格外明白罷。對於第一層，我沒有異議；至第二層，我卻覺得也很難。
因為我向來就沒有格外用力或格外偷懶的作品，所以也沒有自以為特別高妙，配得上提拔出來的作品。沒有法，就將材料，寫法，都有些不同，可供讀者參考的東西，取出二十二篇來，湊成了一本，但將給讀者一種“重壓之感”的作品，卻特地竭力抽掉了。這是我現在自有我的想頭的：
“並不願將自以為苦的寂寞，再來傳染給也如我那年青時候似的正做著好夢的青年。”〔１０〕然而這又不似做那《吶喊》時候的故意的隱瞞，因為現在我相信，現在和將來的青年是不會有這樣的心境的了。
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十四日，魯迅於上海寓居記。
BB
〔１〕本篇最初印入一九三三年三月上海天馬書店出版的《魯迅自選集》。
這本《自選集》內收《野草》中的七篇：《影的告別》、《好的故事》、《過客》、《失掉的好地獄》、《這樣的戰士》、《聰明人和傻子和奴才》、《淡淡的血痕中》；《吶喊》中的五篇：《孔乙己》、《一件小事》、《故鄉》、《阿Ｑ正傳》、《鴨的喜劇》；《彷徨》中的五篇：《在酒樓上》、《肥皂》、《示眾》、《傷逝》、《離婚》；《故事新編》中的兩篇：《奔月》、《鑄劍》；《朝花夕拾》中的三篇：《狗·貓·鼠》、《無常》、《範愛農》。共計二十二篇。
〔２〕《新青年》參看本卷第３０５頁注〔１６〕。《新青年》最初的編輯是陳獨秀。在北京出版後，主要成員有李大釗、魯迅、胡適、錢玄同、劉復、吳虞等。隨著五四運動的深入發展，《新青年》團體逐漸發生分化。魯迅是這個團體中的重要撰稿人。
〔３〕“文學革命”指“五四”時期反對舊文學，提倡新文學，反對文言文，提倡白話文的運動。
〔４〕辛亥革命一九一一年（辛亥）孫中山領導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它推翻了清王朝，結束了中國兩千多年的封建君主統治，建立了中華民國。但由於中國資產階級的軟弱性和妥協性，沒有也不可能完成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務，革命果實很快就被代表大地主大買辦階級利益的袁世凱所竊奪。
〔５〕二次革命一九一三年七月孫中山領導的反對袁世凱獨裁統治的戰爭。因對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而言，所以稱為“二次革命”。它很快就被袁世凱撲滅。
〔６〕袁世凱稱帝袁世凱（１８５９—１９１６），河南項城人，北洋軍閥首領。原為清朝大臣，他在竊取中華民國大總統職位後，於一九一六年一月實行帝制，自稱皇帝，定年號為“洪憲”；同年三月被迫撤銷。〔７〕張勳復辟張勳（１８５４—１９２３），江西奉新人，北洋軍閥之一。一九一七年六月，他在任安徽督軍時，從徐州帶兵到北京，七月一日和康有為等扶植清廢帝溥儀復辟，七月十二日即告失敗。〔８〕“絕望之為虛妄，正與希望相同”原是匈牙利詩人裴多菲在一八四七年七月十七日致友人弗裡傑什·凱雷尼信中的話，魯迅在《野草·希望》中曾引用。
〔９〕“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語見屈原《離騷》。魯迅曾引用它作為《彷徨》的題辭。
〔１０〕這兩句話，引自《吶喊·自序》。
祝中俄文字之交〔１〕十五年前，被西歐的所謂文明國人看作半開化的俄國，那文學，在世界文壇上，是勝利的；十五年以來，被帝國主義者看作惡魔的蘇聯，那文學，在世界文壇上，是勝利的。這裡的所謂“勝利”，是說：以它的內容和技術的傑出，而得到廣大的讀者，並且給與了讀者許多有益的東西。
它在中國，也沒有出於這例子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