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apter 5
中國人裡，杭州人是比較的文弱的人。當錢大王治世的時候，人民被颳得衣褲全無，只用一片瓦掩著下部，然而還要追捐，除被打得麂一般叫之外，並無貳話。〔４〕不過這出於宋人的筆記，是謠言也說不定的。但宋明的末代皇帝，帶著沒落的闊人，和暮氣一同滔滔的逃到杭州來，卻是事實，苟延殘喘，要大家有剛決的氣魄，難不難。到現在，西子湖邊還多是搖搖擺擺的雅人；連流氓也少有浙東似的“白刀子進紅刀子出”的打架。自然，倘有軍閥做著後盾，那是也會格外的撒潑的，不過當時實在並無敢於殺人的風氣，也沒有樂於殺人的人們。
我們只要看舉了老成持重的湯蟄仙先生做都督〔５〕，就可以知道是不會流血的了。
不過戰事是有的。革命軍圍住旗營，開槍打進去，裡面也有時打出來。然而圍得並不緊，我有一個熟人，白天在外面逛，晚上卻自進旗營睡覺去了。
雖然如此，駐防軍也終於被擊潰，旗人降服了，房屋被充公是有的，卻並沒有殺戮。口糧當然取消，各人自尋生計，開初倒還好，後來就遭災。
怎麼會遭災的呢？就是發生了謠言。
杭州的旗人一向優遊於西子湖邊，秀氣所鐘，是聰明的，他們知道沒有了糧，只好做生意，於是賣糕的也有，賣小菜的也有。杭州人是客氣的，並不歧視，生意也還不壞。然而祖傳的謠言起來了，說是旗人所賣的東西，裡面都藏著毒藥。這一下子就使漢人避之惟恐不遠，但倒是怕旗人來毒自己，並不是自己想去害旗人。結果是他們所賣的糕餅小菜，毫無生意，只得在路邊出賣那些不能下毒的傢俱。傢俱一完，途窮路絕，就一敗塗地了。這是杭州駐防旗人的收場。
笑裡可以有刀，自稱酷愛和平的人民，也會有殺人不見血的武器，那就是造謠言。但一面害人，一面也害己，弄得彼此懵懵懂懂。古時候無須提起了，即在近五十年來，甲午戰敗，就說是李鴻章害的，因為他兒子是日本的駙馬，〔６〕罵了他小半世；庚子拳變，又說洋鬼子是挖眼睛的，因為造藥水，就亂殺了一大通。下毒學說起於辛亥光復之際的杭州，而復活於近來排日的時候。我還記得每有一回謠言，就總有誰被誣為下毒的奸細，給誰平白打死了。
謠言世家的子弟，是以謠言殺人，也以謠言被殺的。
至於用數目來辨別漢滿之法，我在杭州倒聽說是出於湖北的荊州的，就是要他們數一二三四，數到“六”字，讀作上聲，便殺卻。但杭州離荊州太遠了，這還是一種謠言也難說。
我有時也不大能夠分清那句是謠言，那句是真話了。十月十三日。
BB
〔１〕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十五日《申報月刊》第二卷第十一號，署名洛文。
〔２〕雙十節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孫中山領導的革命黨人舉行武昌起義（即辛亥革命），次年一月一日建立中華民國。
九月二十八日臨時參議院議定十月十日為國慶節紀念日，又稱“雙十節”。〔３〕湯增"懊褡逯饕邐難□鋇墓拇嫡摺Ｋ諞瘓*三三年十月十日上海《時事新報》發表的《辛亥革命逸話》中說：“旗人謂九為鉤。辛亥革命起，旗人皆變裝圖逃，杭人乃偵騎四出，遇可疑者，執而訊之，令其口唱‘九百九十九’，如為旗人，則音必讀‘鉤百鉤十鉤’也。乃殺之，百無一失。”旗人，清代對編入八旗的人的稱呼，後來一般用以稱呼滿族人。
〔４〕錢大王即錢鏐（８５２—９３２），五代時吳越國的國王。據宋代鄭文寶《江表志》記載：“兩浙錢氏，偏霸一方，急徵苛慘，科賦凡欠一斗者多至徒罪。徐瑒嘗使越雲：‘三更已聞獐麂號叫達曙，問於驛吏，乃縣司徵科也。鄉民多赤體，有被葛褐者，都用竹篾繫腰間，執事非刻理不可，雖貧者亦家累千金。’”
〔５〕湯蟄仙（１８５７—１９１７）即湯壽潛，浙江紹興人。清末進士，武昌起義後曾被推為浙江省都督。
〔６〕李鴻章（１８２３—１９０１）安徽合肥人，清末北洋大臣，洋務派首領。一八九四年中日甲午戰爭發生，他避戰求和，失敗後與日本帝國主義簽訂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易順鼎在《劾權奸誤國奏》中說：“李鴻章雖奸，尚不及其子李經方之甚。李經方前充出使日本大臣，……所納外婦即倭主睦仁之甥女。……以權奸為醜虜內助，而始有用夷變夏之階；以醜虜為權奸外援，而始有化家為國之漸。”按李經方系李鴻章之侄，曾娶一日本女子為妾。
由中國女人的腳
古之儒者不作興談女人，但有時總喜歡談到女人。例如“纏足”罷，從明朝到清朝的帶些考據氣息的著作中，往往有一篇關於這事起源的遲早的文章。為什麼要考究這樣下等事呢，現在不說他也罷，總而言之，是可以分為兩大派的，一派說起源早，一派說起源遲。說早的一派，看他的語氣，是贊成纏足的，事情愈古愈好，所以他一定要考出連孟子的母親，也是小腳婦人的證據來。說遲的一派卻相反，他不大恭維纏足，據說，至早，亦不過起於宋朝的末年。
其實，宋末，也可以算得古的了。不過不纏之足，樣子卻還要古，學者應該“貴古而賤今”，斥纏足者，愛古也。但也有失懷了反對纏足的成見，假造證據的，例如前明才子楊升庵先生，他甚至於替漢朝人做《雜事秘辛》〔２〕，來證明那時的腳是“底平趾斂”。
於是又有人將這用作纏足起源之古的材料，說既然“趾斂”，可見是纏的了。但這是自甘於低能之談，這裡不加評論。
照我的意見來說，則以上兩大派的話，是都錯，也都對的。現在是古董出現的多了，我們不但能看見漢唐的圖畫，也可以看到晉唐古墳裡發掘出來的泥人兒。那些東西上所表現的女人的腳上，有圓頭履，有方頭履，可見是不纏足的。古人比今人聰明，她決不至於纏小腳而穿大鞋子，裡面塞些棉花，使自己走得一步一拐。
但是，漢朝就確已有一種“利屣”〔３〕，頭是尖尖的，平常大約未必穿罷，舞的時候，卻非此不可。不但走著爽利，“潭腿”〔４〕似的踢開去之際，也不至於為裙子所礙，甚至於踢下裙子來。那時太太們固然也未始不舞，但舞的究以倡女為多，所以倡伎就大抵穿著“利屣”，穿得久了，也免不了要“趾斂”的。然而伎女的裝束，是閨秀們的大成至聖先師，這在現在還是如此，常穿利屣，即等於現在之穿高跟皮鞋，可以儼然居炎漢〔５〕“摩登女郎”之列，於是乎雖是名門淑女，腳尖也就不免尖了起來。先是倡伎尖，後是摩登女郎尖，再後是大家閨秀尖，最後才是“小家碧玉”〔６〕一齊尖。待到這些“碧玉”們成了祖母時，就入於利屣制度統一腳壇的時代了。
當民國初年，“不佞”觀光北京的時候，聽人說，北京女人看男人是否漂亮（自按：蓋即今之所謂“摩登”也）的時候，是從腳起，上看到頭的。所以男人的鞋襪，也得留心，腳樣更不消說，當然要弄得齊齊整整，這就是天下之所仁有“包腳布”的原因。倉頡造字，我們是知道的，誰造這布的呢，卻還沒有研究出。但至少是“古已有之”，唐朝張族鳥作的《朝野僉載》〔７〕罷，他說武后朝有一位某男士，將腳裹得窄窄的，人們見了都發笑。可見盛唐之世，就已有了這一種玩意兒，不過還不是很極端，或者還沒有很普及。然而好像終於普及了。由宋至清，綿綿不絕，民元革命以後，革了與否，我不知道，因為我是專攻考“古”學的。
然而奇怪得很，不知道怎的（自按：此處似略失學者態度），女士們之對於腳，尖還不夠，並且勒令它“小”起來了，最高模範，還竟至於以三寸為度。這麼一來，可以不必兼買利屣和方頭履兩種，從經濟的觀點來看，是不算壞的，可是從衛生的觀點來看，卻未免有些“過火”，換一句話，就是“走了極端”了。
我中華民族雖然常常的自命為愛“中庸”，行“中庸”的人民，其實是頗不免於過激的。譬如對於敵人罷，有時是壓服不夠，還要“除惡務盡”，殺掉不夠，還要“食肉寢皮”〔８〕。但有時候，卻又謙虛到“侵略者要進來，讓他們進來。也許他們會殺了十萬中國人。不要緊，中國人有的是，我們再有人上去”。這真教人會猜不出是真痴還是假呆。而女人的腳尤其是一個鐵證，不小則已，小則必求其三寸，寧可走不成路，擺擺搖搖。慨自辮子肅清以後，纏足本已一同解放的了，老新黨的母親們，鑒於自己在皮鞋裡塞棉花之麻煩，一時也確給她的女兒留了天足。然而我們中華民族是究竟有些“極端”的，不多久，老病復發，有些女士們已在別想花樣，用一枝細黑柱子將腳跟支起，叫它離開地球。她到底非要她的腳變把戲不可。由過去以測將來，則四朝（假如仍舊有朝代的話）之後，全國女人的腳趾都和小腿成一直線，是可以有八九成把握的。
然則聖人為什麼大呼“中庸”呢？曰：這正因為大家並不中庸的緣故。人必有所缺，這才想起他所需。窮教員養不活老婆了，於是覺到女子自食其力說之合理，並且附帶地向男女平權論盧頭；富翁胖到要發哮喘病了，才去打高而富球，從此主張運動的緊要。我們平時，是決不記得自己有一個頭，或一個肚子，應該加以優待的，然而一旦頭痛肚瀉，這才記起了他們，並且大有休息要緊，飲食小心的議論。倘有誰聽了這些議論之後，便貿貿然決定這議論者為衛生家，可就失之十丈，差以億裡了。
倒相反，他是不衛生家，議論衛生，正是他向來的不衛生的結果的表現。孔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９〕以孔子交遊之廣，事實上沒法子只好尋狂狷相與，這便是他在理想上之所以哼著“中庸，中庸”的原因。
以上的推定假使沒有錯，那麼，我們就可以進而推定孔子晚年，是生了胃病的了。“割不正不食”，這是他老先生的古板規矩，但“食不厭精，膾不厭細”的條令卻有些稀奇。
他並非百萬富翁或能收許多版稅的文學家，想不至於這麼奢侈的，除了只為衛生，意在容易消化之外，別無解法。況且“不撤姜食”〔１０〕，又簡直是省不掉暖胃藥了。何必如此獨厚於胃，念念不忘呢？曰，以其有胃病之故也。
倘說：坐在家裡，不大走動的人們很容易生胃病，孔子周遊列國〔１１〕，運動王公，該可以不生病證的了。那就是犯了知今而不知古的錯誤。蓋當時花旗白麵〔１２〕，尚未輸入，土磨麥粉，多含灰沙，所以分量較今面為重；國道尚未修成，泥路甚多凹凸，孔子如果肯走，那是不大要緊的，而不幸他偏有一車兩馬。胃裡袋著沉重的麵食，坐在車子裡走著七高八低的道路，一顛一頓，一掀一墜，胃就被墜得大起來，消化力隨之減少，時時作痛；每餐非吃“生薑”不可了。所以那病的名目，該是“胃擴張”；那時候，則是“晚年”，約在周敬王十年以後。
以上的推定，雖然簡略，卻都是“讀書得間”的成功。但若急於近功，妄加猜測，即很容易陷於“多疑”的謬誤。例如罷，二月十四日《申報》載南京專電雲：“中執委會令各級黨部及人民團體制‘忠孝仁愛信義和平’〔１３〕匾額，懸掛禮堂中央，以資啟迪。”看了之後，切不可便推定為各要人譏大家為“忘八”〔１４〕；三月一日《大晚報》〔１５〕載新聞雲：“孫總理夫人宋慶齡女士自歸國寓滬後，關於政治方面，不聞不問，惟對社會團體之組織非常熱心。據本報記者所得報告，前日有人由郵政局致宋女士之索詐信K（自按：原缺）件，業經本市稻峙勺□示旨觳櫬觳樵輩榛瘢苯髡┬*截留，轉輾呈報市府。”看了之後，也切不可便推定雖為總理夫人宋女士的信件，也常在郵局被當局派員所檢查。
蓋雖“學匪派考古學”，亦當不離於“學”，而以“考古”為限的。
三月四日夜。
BB
〔１〕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三三年三月十六日《論語》第十三期，署名何干。
〔２〕《雜事秘辛》筆記小說，一卷，舊題無名氏撰，偽託為東漢佚書，實為明代楊慎（號升庵）作。寫東漢桓帝（劉志）選梁瑩為妃的故事。其中有一段描寫梁瑩的腳：“足長八寸，跗豐研，底平指斂，約縑迫襪，收束微如禁中。”楊慎在該書跋語中說：“予嘗搜考弓足原始，不得。及見‘約縑迫襪，收束微如禁中’語，則纏足後漢已自有之。”按楊慎是持纏足起源較早一說的。
〔３〕“利屣”一種舞鞋。《史記·貨殖列傳》：“今夫趙女鄭姬，設形容，"a鳴琴，揄長袂，躡利屣，目挑心招。”
〔４〕“潭腿”拳術的一種，相傳由清代山東龍潭寺的和尚創立，故稱。
〔５〕炎漢即漢代。過去陰陽家用金木水火土五行（也稱五德）相生相剋的循環變化來說明王朝更替；他們認為漢朝屬火，故稱“炎漢”。
〔６〕“小家碧玉”語出南朝樂府《碧玉歌》：“碧玉小家女，不敢攀貴德”。碧玉原系人名，舊時常以“小家碧玉”稱小康人家的少女。〔７〕《朝野僉載》唐代張族鳥作，內容系記載唐代的故事和瑣聞。按該書沒有魯迅所引一事的記載。
〔８〕“除惡務盡”語出《尚書·泰誓》：“樹德欲滋，除惡務本。”“食肉寢皮”，語出《左傳》襄公二十一年：“然二子者，譬如禽獸，臣食其肉而寢處其皮矣。”
〔９〕語見《論語·子路》。據宋代朱熹注：“行，道也。
狂者，志極高而行不掩。狷者，知未及而守有餘。”〔１０〕“割不正不食”、“食不厭精，膾不厭細”、“不撤姜食”等語，都見《論語·鄉黨》。
〔１１〕孔子周遊列國孔丘於魯定公十二年至魯哀公十一年（前４９８—前４８４）離開魯國，周遊宋、衛、陳、蔡、齊、楚等國，遊說諸侯，終不見用。
〔１２〕花旗白麵由美國進口的麵粉。
〔１３〕“忠孝仁愛信義和平”當時國民黨政客戴季陶等宣揚的所謂“八德”。國民黨當局為了加強其封建法西斯統治，強令機關團體將它制匾懸掛於禮堂，國民黨教育部又於一九三三年二月二十日宣佈以此為“小學公民訓練標準”。〔１４〕“忘八”封建時代流行的俗語，指忘記了概括封建道德要義的“孝、悌、忠、信、禮、義、廉、恥”八個字的最後一個“恥”字，也即“無恥”的意思。
〔１５〕《大晚報》一九三二年二月十二日在上海創刊，張竹平創辦，後為國民黨財閥孔祥熙收買，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五日停刊。
又論“第三種人”
戴望舒〔２〕先生遠遠的從法國給我們一封通信，敘述著法國ＡAＥAＡAＲA（革命文藝家協會）得了紀德〔３〕的參加，在三月二十一日召集大會，猛烈的反抗德國法西斯諦的情形，並且紹介了紀德的演說，發表在六月號的《現代》上。法國的文藝家，這樣的仗義執言的舉動是常有的：較遠，則如左拉為德來孚斯打不平〔４〕，法朗士當左拉改葬時候的講演〔５〕；較近，則有羅曼羅蘭的反對戰爭。但這回更使我感到真切的歡欣，因為問題是當前的問題，而我也正是憎惡法西斯諦的一個。不過戴先生在報告這事實的同時，一併指明瞭中國左翼作家的“愚蒙”和像軍閥一般的橫暴，我卻還想來說幾句話。但希望不要誤會，以為意在辯解，希圖中國也從所謂“第三種人”得到對於德國的被壓迫者一般的聲援，——並不是的。中國的焚禁書報，封閉書店，囚殺作者，實在還遠在德國的白色恐怖以前，而且也得到過世界的革命的文藝家的抗議了。〔６〕我現在要說的，不過那通然裡的必須指出的幾點。
那通信敘述過紀德的加入反抗運動之後，說道——“在法國文壇中，我們可以說紀律是‘第三種人’，……自從他在一八九一年……起，一直到現在為止，他始終是一個忠實於他的藝術的人。然而，忠實於自己的藝術的作者，不一定就是資產階級的‘幫閒者’，法國的革命作家沒有這種愚蒙的見解（或者不如說是精明的策略），因此，在熱烈的歡迎之中，紀德便在群眾之間發言了。”
這就是說：“忠實於自己的藝術的作者”，就是“第三種人”，而中國的革命作家，卻“愚蒙”到指這種人為全是“資產階級的幫閒者”，現在已經由紀德證實，是“不一定”的了。這裡有兩個問題應該解答。
第一，是中國的左翼理論家是否真指“忠實於自己的藝術的作者”為全是“資產階級的幫閒者”？據我所知道，卻並不然。左翼理論家無論如何“愚蒙”，還不至於不明白“為藝術的藝術”在發生時，是對於一種社會的成規的革命，但待到新興的戰斗的藝術出現之際，還拿著這老招牌來明明暗暗阻礙他的發展，那就成為反動，且不只是“資產階級的幫閒者”了。至於“忠實於自己的藝術的作者”，卻並未視同一律。因為不問那一階級的作家，都有一個“自己”，這“自己”，就都是他本階級的一分子，忠實於他自己的藝術的人，也就是忠實於他本階級的作者，在資產階級如此，在無產階級也如此。這是極顯明粗淺的事實，左翼理論家也不會不明白的。但這位——戴先生用“忠實於自己的藝術”來和“為藝術的藝術”掉了一個包，可真顯得左翼理論家的“愚蒙”透頂了。
第二，是紀德是否真是中國所謂的“第三種人”？我沒有讀過紀德的書，對於作品，沒有加以批評的資格。但我相信：創作和演說，形式雖然不同，所含的思想是決不會兩樣的。
我可以引出戴先生所紹介的演說裡的兩段來——“有人會對我說：‘在蘇聯也是這樣的。’那是可能的事；但是目的卻是完全兩樣的，而且，為了要建設一個新社會起見，為了把發言權給與那些一向做著受壓迫者，一向沒有發言權的人們起見，不得已的矯枉過正也是免不掉的事。
“我為什麼並怎樣會在這裡贊同我在那邊所反對的事呢？那就是因為我在德國的恐怖政策中，見到了最可歎最可憎的過去底再演，在蘇聯的社會創設中，我卻見到一個未來的無限的允約。”
這說得清清楚楚，雖是同一手段，而他卻因目的之不同而分為贊成或反抗。蘇聯十月革命後，側重藝術的“綏拉比翁的兄弟們”這團體，也被稱為“同路人”，但他們卻並沒有這麼積極。中國關於“第三種人”的文字，今年已經匯印了一本專書〔７〕，我們可以查一查，凡自稱為“第三種人”的言論，可有絲毫近似這樣的意見的麼？倘其沒有，則我敢決定地說，“不可以說紀德是‘第三種人’”。
然而正如我說紀德不像中國的“第三種人”一樣，戴望舒先生也覺得中國的左翼作家和法國的大有賢愚之別了。他在參加大會，為德國的左翼藝術家同伸義憤之後，就又想起了中國左翼作家的愚蠢橫暴的行為。於是他臨末禁不住感慨——
“我不知道我國對於德國法西斯諦的暴行有沒有什麼表示。正如我們的軍閥一樣，我們的文藝者也是勇於內戰的。在法國的革命作家們和紀德攜手的時候，我們的左翼作家想必還在把所謂‘第三種人’當作唯一的敵手吧！”
這裡無須解答，因為事實具在：我們這裡也曾經有一點表示〔８〕，但因為和在法國兩樣，所以情形也不同；刊物上也久不見什麼“把所謂‘第三種人’當作唯一的敵手”的文章，不再內戰，沒有軍閥氣味了。戴先生的豫料，是落了空的。
然而中國的左翼作家，這就和戴先生意中的法國左翼作家一樣賢明瞭麼？我以為並不這樣，而且也不應該這樣的。如果聲音還沒有全被削除的時候，對於“第三種人”的討論，還極有從新提起和展開的必要。戴先生看出了法國革命作家們的隱衷，覺得在這危急時，和“第三種人”攜手，也許是“精明的策略”。但我以為單靠“策略”，是沒有用的，有真切的見解，才有精明的行為，只要看紀德的講演，就知道他並不超然於政治之外，決不能貿貿然稱之為“第三種人”，加以歡迎，是不必別具隱衷的。不過在中國的所謂“第三種人”，卻還復雜得很。
所謂“第三種人”，原意只是說：站在甲乙對立或相鬥之外的人。但在實際上，是不能有的。人體有胖和瘦，在理論上，是該能有不胖不瘦的第三種人的，然而事實上卻並沒有，一加比較，非近於胖，就近於瘦。文藝上的“第三種人”也一樣，即使好像不偏不倚罷，其實是總有些偏向的，平時有意的或無意的遮掩起來，而一遇切要的事故，它便會分明的顯現。如紀德，他就顯出左向來了；別的人，也能從幾句話裡，分明的顯出。所以在這混雜的一群中，有的能和革命前進，共鳴；有的也能乘機將革命中傷，軟化，曲解。左翼理論家是有著加以分析的任務的。
如果這就等於“軍閥”的內戰，那麼，左翼理論家就必須更加繼續這內戰，而將營壘分清，拔去了從背後射來的毒箭！
六月四日。
BB
〔１〕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三三年七月一日《文學》第一卷第一號。
〔２〕戴望舒（１９０５—１９５０）浙江杭縣（今餘抗）人，詩人。著有詩集《望舒草》、《災難的歲月》等。他寫的《法國通訊——關於文藝界的反法西斯蒂運動》，載《現代》第三卷第二期（一九三三年六月）。
〔３〕紀德（ＡAＧｉｄｅ，１８６９—１９５１）法國小說家。著有《窄門》*《地糧》、《田園交響曲》等。一九三二年初發表《日記抄》，聲稱“對於現在及將來要發生的許多事件，尤其是蘇聯的狀態，抱著太深切的關心”，並表示了對馬克思主義的“興趣”。一九三六年發表《從蘇聯歸來》一書，攻擊蘇聯。
〔４〕左拉（Ｅ·Ｚｏｌａ，１８４０—１９０２）法國作家。著有長篇小說《萌芽》、《崩潰》、《娜娜》等。一八九四年，法國的猶太籍軍官德萊孚斯受到軍事當局誣告，以洩漏軍事機密罪被判處終身苦役。此事曾引起各界進步人士的不滿。一八九七年，左拉對此案的材料作了研究後，確信德萊孚斯的無辜，就給總統佛爾寫了一封《我控訴》的公開信，控訴法國政府、法庭和總參謀部違反法律和人權；由此他被判一年徒刑和罰金，因而逃往英國倫敦。
〔５〕法朗士在左拉改葬時的講演在德萊孚斯事件中，法朗士曾和左拉一樣為德萊孚斯進肯辯護。一九○二年十月五日左拉安葬時，他發表演說，肯定左拉生前的正義行動，譴責當局對左拉的迫害。一九○六年七月十九日德萊孚斯案件得到平反後，他又在法國“人權同盟”組織的向左拉“表示感謝並致敬”的群眾集會（在左拉墓前舉行）上發表第二次演說，稱左拉為“偉大的公民”，號召人們不要忘記陷害無辜者的罪人，要“沿著正義和善良的道路前進”。並向法國國會提出建立“左拉先賢祠”法案的要求。（法朗士：《社會生活三十年》）按左拉原葬於巴黎蒙瑪特公墓，後改葬於法國“先賢祠”。〔６〕一九三一年國民黨政府殺害了柔石等革命作家，當時國際革命作家如蘇聯法捷耶夫、法國巴比塞、美國果爾德等人都曾強烈抗議國民黨的暴行。
〔７〕指蘇汶編的《文藝自由論辯集》。該書收入“第三種人”自己所寫的文章和別人批評“第三種人”的文章共二十篇，一九三三年三月上海現代書局出版。
〔８〕一九三三年五月十三日，魯迅和宋慶齡、楊杏佛等，到上海德國領事館遞交《為德國法西斯壓迫民權摧殘文化的抗議書》，次日並將抗議書在《申報》上發表。
真假堂吉訶德
西洋武士道〔２〕的沒落產生了堂·吉訶德那樣的戇大。他其實是個十分老實的書呆子。看他在黑夜裡仗著寶劍和風車開仗，〔３〕的確傻相可掬，覺得可笑可憐。
然而這是真正的吉訶德。中國的江湖派和流氓種子，卻會愚弄吉訶德式的老實人，而自己又假裝著堂·吉訶德的姿態。《儒林外史》上的幾位公子，慕遊俠劍仙之為人，結果是被這種假吉訶德騙去了幾百兩銀子，換來了一顆血淋淋的豬頭，〔４〕——那豬算是俠客的“君父之仇”了。
真吉訶德的做傻相是由於自己愚蠢，而假吉訶德是故意做些傻相給別人看，想要剝削別人的愚蠢。
可是中國的老百姓未必都還這麼蠢笨，連這點兒手法也看不出來。
中國現在的假吉訶德們，何嘗不知道大刀不能救國，他們卻偏要舞弄著，每天“殺敵幾百幾千”的亂嚷，還有人“特製鋼刀九十九，去贈送前敵將士”〔５〕。可是，為著要殺豬起見，又捨不得飛機捐〔６〕，於是乎“武器不精良”的宣傳，一面作為節節退卻或者“誘敵深入”〔７〕的解釋，一面又藉此蒐括一些殺豬經費。可惜前有慈禧太后〔８〕，後有袁世凱，——清末的興復海軍捐建設了頤和園，民四的“反日”愛國儲金〔９〕，增加了討伐當時革命軍的軍需，——不然的話，還可以說現在發現了一個新發明。
他們何嘗不知道“國貨運動”〔１０〕振興不了什麼民族工業，國際的財神爺扼住了中國的喉嚨，連氣也透不出，甚麼“國貨”都跳不出這些財神的手掌心。然而“國貨年”是宣佈了，“國貨商場”是成立了，像煞有介事的，彷彿抗日救國全靠一些戴著假面具的買辦多賺幾個錢。這錢還是從豬狗牛馬身上剝削來的。不聽見“增加生產力”，“勞資合作共赴國難”的呼聲麼？原本不把小百姓當人看待，然而小百姓做了豬狗牛馬還是要負“救國責任”！結果，豬肉供給假吉訶德吃，而豬頭還是要斫下來，掛出去，以為“搗亂後方”者戒。
他們何嘗不知道什麼“中國固有文化”咒不死帝國主義，無論念幾千萬遍“不仁不義”或者金光明咒〔１１〕，也不會觸發日本地震，使它陸沉大海。然而他們故意高喊恢復“民族精神”，彷彿得了什麼祖傳秘訣。意思其實很明白，是要小百姓埋頭治心，多讀修身教科書。這固有文化本來毫無疑義：是嶽飛式的奉旨不抵抗〔１２〕的忠，是聽命國聯爺爺的孝，是斫豬頭，吃豬肉，而又遠庖廚〔１３〕的仁愛，是遵守賣身契約的信義，是“誘敵深入”的和平。而且，“固有文化”之外，又提倡什麼“學術救國”，引證西哲菲希德〔１４〕之言等類的居心，又何嘗不是如此。
假吉訶德的這些傻相，真教人哭笑不得；你要是把假痴假呆當做真痴真呆，當真認為可笑可憐，那就未免傻到不可救藥了。
四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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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三三年六月十五日《申報月刊》第二卷第六號，署名洛文。
〔２〕武士道原指日本幕府時代武士所遵守的封建道德（忠君、節義、勇武、堅忍等）。西洋武士道，指西歐騎士精神。騎士，西歐中世紀封建時代的軍人，屬小封建主。他們標榜忠誠篤實，尚任俠，好冒險，崇尚愛情，艷羨貴婦。騎士盛行於十一至十四世紀，後因封建制解體和武器、戰術的改進，漸趨沒落。
〔３〕堂·吉訶德仗著寶劍和風車打仗的事，見《堂吉訶德》第八章。
〔４〕《儒林外史》第十二回寫有婁姓兩公子被張鐵臂騙取白銀五百兩的事。
〔５〕“特製鋼刀”的事，見一九三三年四月十二日《申報》：上海有個叫王述的人，特別定製大刀九十九把，捐贈給當時防守喜峰口等處的宋哲元部隊。
〔６〕飛機捐一九三三年初，國民黨政府決定舉辦航空救國飛機捐。稍後，組織中華航空救國會（後改名為中國航空協會），在各地發行航空獎券，強行募捐。
〔７〕“誘敵深入”九一八事變後，國民黨政府採取“不抵抗”政策，不斷喪失國土，卻妄說是戰略上的“誘敵深入”。這類欺騙宣傳充斥於當時的反動報刊，如一九三三年二月六日南京《救國日報》的社論中就說：“浸使政府為戰略關系，須暫時放棄北平以便引敵深入聚而殲之……故吾主張政府應嚴厲責成張學良，使之以武力制止反對運動，若不得已，雖流血亦所不辭。”
〔８〕慈禧太后（１８８５—１９０８）滿族，即葉赫那拉氏，咸豐帝妃，同治繼位後被尊為太后，成為清末同治、光緒兩朝的實際統治者。一八八八年（光緒十四年），她把建設北洋艦隊的海軍經費八千萬兩白銀，移用於修建頤和園。
〔９〕“反日”愛國儲金一九一五年（民國四年）五月九日，袁世凱接受了日本帝國主義提出的侵略中國的“二十一條”，北京、上海等地群眾為了反日救國，曾發起救國儲金，併成立了救國儲金團。但儲金團卻為袁世凱所把持，儲金存入當時他所控制的中國銀行和交通銀行，並被他挪用為活動帝制的經費。
〔１０〕“國貨運動”一九三三年，上海工商界發起將該年定為“國貨年”，在元旦舉行遊行大會，併成立“國貨商場”和“中華國貨產銷合作協會”，出版《國貨週刊》，宣揚“國貨救國”。〔１１〕金光明咒指《金光明經》，佛經的一種。“九一八”以後，上海、北平等地國民黨“要人”紛紛聯名發起“金光明道場”之類的所謂“佛法救國”活動。一九三二年七月十六日上海《時事新報》以《發起金光明道場戴季陶先生之“經咒救國”》為題，報導了這類活動。〔１２〕嶽飛奉旨不抵抗嶽飛在抗金中戰功卓著，但主張議和的宋高宗（趙構）聽信內奸秦檜的讒言，在一天內連下十二道金牌把他從前線召回，並以“謀反”的罪名將他下獄處死。〔１３〕遠庖廚語見《孟子·梁惠王》：“君子之於禽畜也，見其生不忍見甚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廚也。”〔１４〕菲希德（ＪAＧAＦｉｃｈｔｅ，１７６２—１８１４）通譯費希特，德國唯心主義哲學家。著有《知識學基礎》、《人的天職》等。他主張用科技強化德意志民族，強調民族至上。
祝《濤聲》
《濤聲》的壽命有這麼長，想起來實在有點奇怪的。
大前年和前年，所謂作家也者，還有什麼什麼會，標榜著什麼什麼文學，到去年就渺渺茫茫了，今年是大抵化名辦小報，賣消息；消息那裡有這麼多呢，於是造謠言。先前的所謂作家還會聯成黑幕小說，現在是聯也不會聯了，零零碎碎的塞進讀者的腦裡去，使消息和秘聞之類成為他們的全部大學問。這功績的褒獎是稿費之外，還有消息獎，“掛羊頭賣狗肉”也成了過去的事，現在是在“賣人肉”了。於是不“賣人肉”的刊物及其作者們，便成為被賣的貨色。這也是無足奇的，中國是農業國，而麥子卻要向美國定購，獨有出賣小孩，只要幾百錢一斤，則古文明國中的文藝家，當然只好賣血，尼采說過：“我愛血寫的書”〔２〕呀。
然而《濤聲》尚存，這就是我所謂“想起來實在有點奇怪”。
這是一種幸運，也是一個缺點。看現在的景況，凡有敕準或默許其存在的，倒往往會被一部分人們搖頭。有人批評過我，說，只要看魯迅至今還活著，就足見不是一個什麼好人。這是真的，自民元革命以至現在，好人真不知道被害死了多少了，不過誰也沒有記一篇準賬。這事實又教壞了我，因為我知道即使死掉，也不過給他們大賣消息，大造謠言，說我的被殺，其實是為了金錢或女人關系。所以，名列於該殺之林〔３〕則可，懸梁服毒，是不來的。
《濤聲》上常有赤膊打仗，拚死拚活的文章，這脾氣和我很相反，並不是倖存的原因。我想，那幸運而且也是缺點之處，是在總喜歡引古證今，帶些學究氣。中國人雖然自誇“四千餘年古國古”，可是十分健忘的，連民族主義文學家，也會認成吉斯汗為老祖宗〔４〕，則不宜與之談古也可見。上海的市儈們更不需要這些，他們感到興趣的只是今天開獎，鄰右爭風；眼光遠大的也不過要知道名公如何遊山，闊人和誰要好之類；高尚的就看什麼學界瑣聞，文壇消息。總之，是已將生命割得零零碎碎了。
這可以使《濤聲》的銷路不見得好，然而一面也使《濤聲》長壽。文人學士是清高的，他們現在也更加聰明，不再恭維自己的主子，來著痕跡了。他們只是排好暗箭，拿定糞帚，監督著應該俯伏著的奴隸們，看有誰抬起頭來的，就射過去，灑過去，結果也許會終於使這人被綁架或被暗殺，由此使民國的國民一律“平等”。《濤聲》在銷路上的不大出頭，也正給它逃了暫時的性命，不過，也還是很難說，因為“不測之威”，也是古來就有的。
我是愛看《濤聲》的，並且以為這樣也就好。然而看近來，不談政治呀，仍談政治呀，似乎更加不大安分起來，則我的那些忠告，對於“烏鴉為記”〔５〕的刊物，恐怕也不見得有效。
那麼，“祝”也還是“白祝”，我也只好看一張，算一張了。昔人詩曰，“喪亂死多門”〔６〕，信夫！
八月六日。
十一月二十五日的《濤聲》上，果然發出《休刊辭》來，開首道：“十一月二十日下午，本刊奉令繳還登記證，‘民亦勞止，汔可小康’〔７〕。我們準備休息一些時了。
……”這真是康有為所說似的“不幸而吾言中”，豈不奇而不奇也哉。十二月三十一夜，補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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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三三年月十九日《濤聲》第二卷第三十一期。
〔２〕“我愛血寫的書”參看本卷第２５頁注〔５〕。〔３〕名列於該殺之林一九三三年一月，作者參加中國民權保障同盟，並被舉為執行委員，因此招致國民黨的忌恨。同年六月；該盟副會長楊杏佛遭暗殺，作者也被列入黑名單。
〔４〕這裡說的民族主義文學家，指黃震遐。參看《二心集·“民族主義文學”的任務和運命》。
〔５〕“烏鴉為記”的刊物指《濤聲》。它自第一卷第二十一期起，刊頭上印有烏鴉的圖案。
〔６〕“喪亂死多門”語見唐代杜甫《白馬》詩。〔７〕“民亦勞止，汔可小康”語見《詩經·大雅·民勞》。汔，庶幾，差不多。
上海的少女〔１〕
在上海生活，穿時髦衣服的比土氣的便宜。如果一身舊衣服，公共電車的車掌會不照你的話停車，公園看守會格外認真的檢查入門券，大宅子或大客寓的門丁會不許你走正門。所以，有些人寧可居斗室，喂臭蟲，一條洋服褲子卻每晚必須壓在枕頭下，使兩面褲腿上的摺痕天天有稜角。
然而更便宜的是時髦的女人。這在商店裡最看得出：挑選不完，決斷不下，店員也還是很能忍耐的。不過時間太長，就須有一種必要的條件，是帶著一點風騷，能受幾句調笑。否則，也會終於引出普通的白眼來。
慣在上海生活了的女性，早已分明地自覺著這種自己所具的光榮，同時也明白著這種光榮中所含的危險。所以凡有時髦女子所表現的神氣，是在招搖，也在固守，在羅致，也在抵禦，像一切異性的親人，也像一切異性的敵人，她在喜歡，也正在惱怒。這神氣也傳染了未成年的少女，我們有時會看見她們在店舖裡購買東西，側著頭，佯嗔薄怒，如臨大敵。自然，店員們是能像對於成年的女性一樣，加以調笑的，而她也早明白著這調笑的意義。總之：她們大抵早熟了。
然而我們在日報上，確也常常看見誘拐女孩，甚而至於凌辱少女的新聞。
不但是《西遊記》〔２〕裡的魔王，吃人的時候必須童男和童女而已，在人類中的富戶豪家，也一向以童女為侍奉，縱欲，鳴高，尋仙，採補的材料，恰如食品的饜足了普通的肥甘，就想乳豬芽茶一樣。
現在這現象並且已經見於商人和工人裡面了，但這乃是人們的生活不能順遂的結果，應該以饑民的掘食草根樹皮為比例，和富戶豪家的縱恣的變態是不可同日而語的。
但是，要而言之，中國是連少女也進了險境了。
這險境，更使她們早熟起來，精神已是成人，肢體卻還是孩子。
俄國的作家梭羅古勃曾經寫過這一種類型的少女，說是還是小孩子，而眼睛卻已經長大了。〔３〕然而我們中國的作家是另有一種稱贊的寫法的：所謂“嬌小玲瓏”者就是。八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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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三三年九月十五日《申報月刊》第二卷第九號，署名洛文。
〔２〕《西遊記》長篇小說，明代吳承恩著，一百回。寫唐僧（玄奘）在孫悟空等護送下到西天取經，沿途戰勝妖魔險阻的故事。〔３〕梭羅古勃在長篇小說《小鬼》中，描寫過一群早熟的少女。上海的兒童〔１〕
上海越界築路〔２〕的北四川路一帶，因為打仗，去年冷落了大半年，今年依然熱鬧了，店舖從法租界搬回，電影院早經開始，公園左近也常見攜手同行的愛侶，這是去年夏天所沒有的。
倘若走進住家的弄堂裡去，就看見便溺器，吃食擔，蒼蠅成群的在飛，孩子成隊的在鬧，有劇烈的搗亂，有發達的罵詈，真是一個亂烘烘的小世界。但一到大路上，映進眼簾來的卻只是軒昂活潑地玩著走著的外國孩子，中國的兒童幾乎看不見了。但也並非沒有，只因為衣褲郎當，精神萎靡，被別人壓得像影子一樣，不能醒目了。
中國中流的家庭，教孩子大抵只有兩種法。其一，是任其跋扈，一點也不管，罵人固可，打人亦無不可，在門內或門前是暴主，是霸王，但到外面，便如失了網的蜘蛛一般，立刻毫無能力。其二，是終日給以冷遇或呵斥，甚而至於打撲，使他畏葸退縮，彷彿一個奴才，一個傀儡，然而父母卻美其名曰“聽話”，自以為是教育的成功，待到放他到外面來，則如暫出樊籠的小禽，他決不會飛鳴，也不會跳躍。
現在總算中國也有印給兒童看的畫本了，其中的主角自然是兒童，然而畫中人物，大抵倘不是帶著橫暴冥頑的氣味，甚而至於流氓模樣的，過度的惡作劇的頑童，就是鉤頭聳背，低眉順眼，一副死板板的臉相的所謂“好孩子”。這雖然由於畫家本領的欠缺，但也是取兒童為範本的，而從此又以作供給兒童仿效的範本。我們試一看別國的兒童畫罷，英國沉著，德國粗豪，俄國雄厚，法國漂亮，日本聰明，都沒有一點中國似的衰憊的氣象。觀民風是不但可以由詩文，也可以由圖畫，而且可以由不為人們所重的兒童畫的。
頑劣，鈍滯，都足以使人沒落，滅亡。童年的情形，便是將來的命運。我們的新人物，講戀愛，講小家庭，講自立，講享樂了，但很少有人為兒女提出家庭教育的問題，學校教育的問題，社會改革的問題。先前的人，只知道“為兒孫作馬牛”，固然是錯誤的，但只顧現在，不想將來，“任兒孫作馬牛”，卻不能不說是一個更大的錯誤。
八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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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三三年九月十五日《申報月刊》第二卷第九號，署名洛文。
〔２〕越界築路指當時上海租界當局越出租界範圍以外修築馬路的區域。
作文秘訣
現在竟還有人寫信來問我作文的秘訣。
我們常常聽到：拳師教徒弟是留一手的，怕他學全了就要打死自己，好讓他稱雄。在實際上，這樣的事情也並非全沒有，逢蒙殺羿〔２〕就是一個前例。逢蒙遠了，而這種古氣是沒有消盡的，還加上了後來的“狀元癮”，科舉雖然久廢，至今總還要爭“唯一”，爭“最先”。遇到有“狀元癮”的人們，做教師就危險，拳棒教完，往往免不了被打倒，而這位新拳師來教徒弟時，卻以他的先生和自己為前車之鑒，就一定留一手，甚而至於三四手，於是拳術也就“一代不如一代”了。
還有，做醫生的有秘方，做廚子的有秘法，開點心舖子的有秘傳，為了保全自家的衣食，聽說這還只授兒婦，不教女兒，以免流傳到別人家裡去，“秘”是中國非常普遍的東西，連關於國家大事的會議，也總是“內容非常秘密”，大家不知道。但是，作文卻好像偏偏並無秘訣，假使有，每個作家一定是傳給子孫的了，然而祖傳的作家很少見。自然，作家的孩子們，從小看慣書籍紙筆，眼格也許比較的可以大一點罷，不過不見得就會做。目下的刊物上，雖然常見什麼“父子作家”“夫婦作家”的名稱，彷彿真能從遺囑或情書中，密授一些什麼秘訣一樣，其實乃是肉麻當有趣，妄將做官的關系，用到作文上去了。
那麼，作文真就毫無秘訣麼？卻也並不。我曾經講過幾句做古文的秘訣〔３〕，是要通篇都有來歷，而非古人的成文；也就是通篇是自己做的，而又全非自己所做，個人其實並沒有說什麼；也就是“事出有因”，而又“查無實據”。到這樣，便“庶幾乎免於大過也矣”了。簡而言之，實不過要做得“今天天氣，哈哈哈……”而已。
這是說內容。至於修辭，也有一點秘訣：一要蒙朧，二要難懂。那方法，是：縮短句子，多用難字。譬如罷，作文論秦朝事，寫一句“秦始皇乃始燒書”，是不算好文章的，必須翻譯一下，使它不容易一目瞭然才好。這時就用得著《爾雅》，《文選》〔４〕了，其實是隻要不給別人知道，查查《康熙字典》〔５〕也不妨的。動手來改，成為“始皇始焚書”，就有些“古”起來，到得改成“政俶燔典”，那就簡直有了班馬〔６〕氣，雖然跟著也令人不大看得懂。但是這樣的做成一篇以至一部，是可以被稱為“學者”的，我想了半天，只做得一句，所以只配在雜志上投稿。
我們的古之文學大師，就常常玩著這一手。班固先生的“紫色聲，餘分閏位”〔７〕，就將四句長句，縮成八字的；揚雄先生的“蠢迪檢柙”〔８〕，就將“動由規矩”這四個平常字，翻成難字的。《綠野仙蹤》記塾師詠“花”〔９〕，有句雲：“媳釵俏矣兒書廢，哥罐聞焉嫂棒傷。”自說意思，是兒婦折花為釵，雖然俏麗，但恐兒子因而廢讀；下聯較費解，是他的哥哥折了花來，沒有花瓶，就插在瓦罐裡，以嗅花香，他嫂嫂為防微杜漸起見，竟用棒子連花和罐一起打壞了。這算是對於冬烘先生的嘲笑。然而他的作法，其實是和揚班並無不合的，錯只在他不用古典而用新典。這一個所謂“錯”，就使《文選》之類在遺老遺少們的心眼裡保住了威靈。
做得蒙朧，這便是所謂“好”麼？答曰：也不盡然，其實是不過掩了醜。但是，“知恥近乎勇”〔１０〕，掩了醜，也就彷彿近乎好了。摩登女郎披下頭發，中年婦人罩上面紗，就都是蒙朧術。人類學家解釋衣服的起源有三說：一說是因為男女知道了性的羞恥心，用這來遮羞；一說卻以為倒是用這來刺激；還有一種是說因為老弱男女，身體衰瘦，露著不好看，蓋上一些東西，藉此掩掩醜的。從修辭學的立場上看起來，我贊成後一說。現在還常有駢四儷六，典麗堂皇的祭文，輓聯，宣言，通電，我們倘去查字典，翻類書，剝去它外面的裝飾，翻成白話文，試看那剩下的是怎樣的東西呵！？
不懂當然也好的。好在那裡呢？即好在“不懂”中。但所慮的是好到令人不能說好醜，所以還不如做得它“難懂”：有一點懂，而下一番苦功之後，所懂的也比較的多起來。我們是向來很有崇拜“難”的脾氣的，每餐吃三碗飯，誰也不以為奇，有人每餐要吃十八碗，就鄭重其事的寫在筆記上；用手穿針沒有人看，用腳穿針就可以搭帳篷賣錢；一幅畫片，平淡無奇，裝在匣子裡，挖一個洞，化為西洋鏡，人們就張著嘴熱心的要看了。況且同是一事，費了苦功而達到的，也比並不費力而達到的的可貴。譬如到什麼廟裡去燒香罷，到山上的，比到平地上的可貴；三步一拜才到廟裡的廟，和坐了轎子一徑抬到的廟，即使同是這廟，在到達者的心裡的可貴的程度是大有高下的。作文之貴乎難懂，就是要使讀者三步一拜，這才能夠達到一點目的的妙法。
寫到這裡，成了所講的不但只是做古文的秘訣，而且是做騙人的古文的秘訣了。但我想，做白話文也沒有什麼大兩樣，因為它也可以夾些僻字，加上蒙朧或難懂，來施展那變戲法的障眼的手巾的。倘要反一調，就是“白描”。
“白描”卻並沒有秘訣。如果要說有，也不過是和障眼法反一調：有真意，去粉飾，少做作，勿賣弄而已。十一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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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十五日《申報月刊》第二卷第十二號，署名洛文。
〔２〕逢蒙殺羿見《孟子·離婁》：“逢蒙學射於羿，盡羿之道；思天下惟羿為愈己，於是殺羿。”按逢蒙亦作逢蒙。〔３〕指一九三○年寫的《做古文和做好人的秘訣》，後收入《二心集》。
〔４〕《爾雅》我國最早解釋詞義的書，大概成書於春秋至西漢初年，今本十九篇。《文選》，南朝梁昭明太子蕭統編選的從先秦到齊、梁的各體文章的總集，共六十卷。
〔５〕《康熙字典》清代康熙年間張玉書等奉旨編撰，共四十二卷，收四萬七千餘字，一七一六年（康熙五十五年）開始印行。〔６〕班馬指班固、司馬遷。他們都是漢代史學家、文學家。〔７〕“紫色聲，餘分閏位”語見《漢書·王莽傳》，指王莽“篡位”這件事。據唐代顏師古注：“應劭曰：紫，間色；，邪音也。
服虔曰：言莽不得正王之命，如歲月之餘分為閏也。”〔８〕揚雄（前５３—１８）一作楊雄，字子云，成都（今屬四川）人，西漢文學家、語言文字學家。他的著作，明人輯有《楊子云集》五卷。“蠢迪檢柙”，語見《法言·序》。據東晉李軌注：“蠢，動也；迪，道也；撿押，猶隱括也。言君子舉動，則當蹈規矩。”按撿押，當作檢柙。
〔９〕《綠野仙蹤》長篇小說，清代李百川著。這裡所說塾師詠“花”的故事，見於該書第六回《評詩賦大失腐儒心》。
〔１０〕“知恥近乎勇”語見《禮記·中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