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apter 8
○五銖錢 今世所傳五銖錢，皆雲漢物，非也。南北朝皆鑄五銖錢，《魏書》言：“武 定之初，私鑄濫惡，齊文襄王以錢文五銖名須稱實，宜稱錢一文重五銖者聽入市 用，計百錢重一斤四兩二十銖，自餘皆準此為數。其京邑二市、天下州鎮郡縣之 市各置二稱，懸於市門，民間所用之稱皆準市稱以定輕重。若重不五銖，或雖重 五銖而多雜鉛錯，並不聽用。然竟未施行。”《隋書》：“高祖既受周禪，以天 下錢貨輕重不等，乃更鑄新錢，背面肉好皆有周郭，文曰‘五銖’，而重如其文， 每錢一千重四斤二兩，悉禁古錢及私錢。置樣於關，不如樣者沒官銷燬之。自是 錢幣始臺，百姓便之。”是則改幣之議，始於齊文襄，至隋文帝乃行之，而今之 五銖亦大抵皆隋物也。按四斤二兩是六十六兩，每一枚當重六分六釐，今五銖錢 正符此數，不知漢制如何。
古錢惟五銖及開元通寶最多。五銖，隋開皇元年鑄；開元，唐武德四年鑄。 ○開元錢 自宋以後，皆先有年號，而後有錢文。唐之開元，則先有錢文而後有年號。 《舊唐書•食貨志》曰：“武德四年，鑄開元通寶，錢徑八分，重二銖四縈，積 十錢重一兩。”又曰：“開元錢之文，給事中歐陽詢制詞及書，時稱其工。其字 含八分及隸體，其詞先上後下，次左後右，讀之自上及左；迴環讀之，其義亦通。
流俗謂之開通元寶錢。”馬永卿曰：“開元通寶，蓋唐二百八十九年獨鑄此錢， 洛、並、幽、桂等處皆置監，故開元錢如此之多，而明皇紀號偶相合耳。” 《舊唐書》：“高宗乾封元年四月庚寅，改鑄乾封泉寶錢。二年正月，罷乾 封錢，復行開元通寶錢。” ○錢法之變 《太祖實錄》：“歲辛丑二月，置寶元局於應天府，鑄大中通寶錢，與歷代 之錢相兼行使。”至嘉靖，所鑄之錢最為精工。隆慶、萬曆加重半銖，而前代之 錢通行不廢。予幼時見市錢多南宋年號，後至北方，見多汴宋年號，真行草字體 皆備，間有一二唐錢。自天啟、崇禎廣置錢局，括古錢以充廢銅，於是市人皆擯 古錢不用。而新鑄之錢彌多彌惡，旋鑄旋銷，寶源、寶泉二局只為奸蠹之窟。故 嘗論古來之錢凡兩大變：隋時盡銷古錢，一大變；天啟以來，一大變也。昔時錢 法之弊，至於鵝眼、糹延環之類，無代不有。然歷代之錢尚存，旬日之間便可澄 汰。今則舊錢已盡，即使良工更鑄，而海內之廣一時難遍，欲一市價而裕民財， 其必用開皇之法乎？
自漢五銖以來，為歷代通行之貨。未有廢古而專用今者，唯王莽一行之耳。
考之於史，魏熙平初，尚收令任城王澄上言：“請下諸州方鎮，其太和及新鑄五 銖並古錢內外全好者，不限大小，悉聽行之。”梁敬帝太平元年，詔雜用古今錢。 《宋史》言：“自五代以來，相承用唐舊錢。”至如宋明帝泰始二年，則斷新錢， 專用古錢矣。金世宗大定十九年，則以宋大觀錢一當五用矣。昔之貴古錢如此。
近年聽爐頭之說，官吏、工徒無一不衣食其中，而古錢銷盡，新錢愈雜。地既愛 寶，火常克金，遂有乏銅之患。自非如隋文別鑄五銖，盡變天下之錢，古制不可 得而復矣。
錢者，歷代通行之貨，雖易姓改命，而不得變古。後之人主不知此義，而以 年號鑄之錢文，於是易代之君，遂以為勝國之物而銷燬之，自錢文之有年號始也。
嘗考之於史，年號之興，皆自季世。宋考武帝孝建初，鑄四銖，文曰“孝建”， 一邊為“四銖”。其後稍去“四銖”，專為“考建”。廢帝景和二年，鑄二銖錢， 文曰“景和”。魏孝文帝太和十九年，更鑄錢，文曰“太和”、“五銖”。孝莊 帝永安二年，更鑄永安五銖。此非永世流通之術，而高道穆乃以為：“論今據古， 宜載年號。”何其愚也！
近日河南、陝西各自行錢，不相流通，既非與民同利之術，而市肆之猾乘此 以欺愚人，窘行旅。《鹽鐵論》言：“幣數變而民滋偽。”亮哉，斯言矣！ ○銅 乏銅之患，前代已言之。江淹謂古劍多用銅，如昆吾、歐冶之類皆銅也。楚 子賜鄭伯金，盟曰：“無以鑄兵，故以鑄三鍾。”古金三品：黑金是鐵，赤金是 銅，黃金是金。夏後之時，九牧貢金，乃鑄鼎於荊山之下。董安於之治晉陽公宮， 令舍之堂皆以煉銅為柱質。荊軻之擊秦王，中銅柱。而始皇收天下之兵，鑄金人 十二，即銅人也。闔閭冢銅槨三重，秦始皇冢亦以銅為槨。戰國至秦，攻爭紛亂， 銅不充用，故以鐵足之。鑄銅既難，求鐵甚易，是故銅兵轉少，鐵兵轉多。年甚 一年，歲甚一歲，漸染流遷，遂成風俗。所以鐵工比肩，而銅工稍絕。二漢之世， 愈見其微。建安二十四年，魏太子鑄三寶刀、二匕首。天下百鍊之精利，而悉是 鑄鐵，不能復鑄銅矣。考之於史，自漢以後，銅器絕少，惟魏明帝鑄銅人二，號 曰翁仲；又鑄黃龍、鳳凰各一。而武后鑄銅為九州鼎，用銅五十六萬七百一十二 斤。自此之外，寂爾無聞，止有銅馬、銅駝、銅匭之屬。昭烈入蜀，僅鑄鐵錢。
而見存於今者，如真定之佛，蒲州之牛，滄州之獅，無非黑金者矣。 ○銅 乏銅之患，前代已言之。江淹謂古劍多用銅，如昆吾、歐冶之類皆銅也。楚 子賜鄭伯金，盟曰：“無以鑄兵，故以鑄三鍾。”古金三品：黑金是鐵，赤金是 銅，黃金是金。夏後之時，九牧貢金，乃鑄鼎於荊山之下。董安於之治晉陽公宮， 令舍之堂皆以煉銅為柱質。荊軻之擊秦王，中銅柱。而始皇收天下之兵，鑄金人 十二，即銅人也。闔閭冢銅槨三重，秦始皇冢亦以銅為槨。戰國至秦，攻爭紛亂， 銅不充用，故以鐵足之。鑄銅既難，求鐵甚易，是故銅兵轉少，鐵兵轉年甚一年， 歲甚一歲，漸染流遷，遂成風俗。所以鐵工比肩，而銅工稍絕。二漢之世，愈見 其微。建安二十四年，魏太子鑄三寶刀、二匕首。天下百鍊之精利，而悉是鑄鐵， 不能復鑄銅矣。考之於史，自漢以後，銅器絕少，惟魏明帝鑄銅人二，號曰翁仲；
又鑄黃龍、鳳凰各一。而武后鑄銅為九州鼎，用銅五十六萬七百一十二斤。自此 之外，寂爾無聞，止有銅馬、銅駝、銅匭之屬。昭烈入屬，僅鑄鐵錢。而見存於 今者，如真定之佛，蒲州之牛，滄州之獅，無非黑金者矣。
唐開元中，劉秩上議曰：“夫鑄錢用不贍者，在乎銅貴，銅貴則採用者眾。
夫銅以為兵，則不如鐵；以為器，則不如漆。禁之無害，陛下何不禁於人？禁於 人則銅無所用，銅益賤，則錢之用給矣。”文宗御紫宸殿，謂宰臣曰：“物輕錢 重，如何？”楊嗣復對以當禁銅器。考禁銅之令，古人有行之者。宋孝武帝孝建 三年四月甲子，禁人車及酒肆器用銅。唐玄宗開元十七年八月辛巳，禁私賣銅鉛 錫及以銅為器。代宗大曆七年十二月壬子，禁鑄銅器。德宗貞元九年正月甲辰， 禁賣劍銅器。天下有銅山，任人採取，其銅官買。除鑄鏡外，不得造鑄。憲宗元 和元年二月甲辰，禁用銅器。晉高祖天福三年三月丁丑，禁民作銅器。宋高宗紹 興二十八年七月己卯，命取公私銅器，悉付鑄錢司，民間不輸者罪之。然今日行 之，不免更為罔民之事。惟有銷錢、鑄錢，上下相蒙，而此日之錢固無長存之術 矣。 《南齊書•劉悛傳》：“永明八年，悛啟世祖曰：‘南廣郡界蒙山下有城， 名蒙城，可二頃也，有燒爐四所。從蒙城渡水南百許步，平地掘土，深二尺，得 銅，有古掘銅坑井，居宅處猶存。鄧通，南安人，漢文帝賜通嚴道縣銅山鑄錢。
今蒙山在青衣水南，故秦之嚴道也。蒙山去南安二百里，此必是通所鑄，甚可經 略。’並獻蒙山銅一片，又銅石一片，平州鑄鐵刀一口。上從之，遣使入蜀鑄錢。” 《魏書•食貨志》：“熙平二年，尚書崔亮奏：‘恆農郡銅青谷有銅礦，計一斗 得銅五兩四銖；葦池谷礦，計一斗得銅五兩；鸞帳山礦，計一斗得銅四兩。河南 郡王屋山礦，計一斗得銅八兩。南青州苑燭山、齊州商山，並是往者銅官舊跡。
既有冶利，所宜開鑄。’從之。”《舊唐書•韓洄傳》：“為戶部侍郎判度支。
上言：‘商州有紅崖冶出銅，又有洛源監久廢不理，請鑿山取銅，置十爐鑄錢， 而罷江淮七監。’從之。”《冊府元龜》：“元和初，監鐵使李巽上言：‘郴州 平陽、高亭兩縣界有平陽冶，及馬跡、曲木等古銅坑，約二百八十餘，並請於郴 州、舊桂陽監置爐兩所，採銅鑄錢。’”《宋史•食貨志》：“舊饒州永平監歲 鑄錢六萬貫，平江南，增為七萬貫，而銅、鉛、錫常不給。轉運使張齊賢訪求， 得南唐承旨丁釗，能知饒、信等州山谷產銅、鉛、錫，乃便宜調民採取。且詢舊 鑄法，惟永平用唐開元錢料最善。即詣闕面陳，詔增市鉛、錫、炭價，於是得銅 八十一萬斤，鉛二十六萬斤，錫十六萬斤，歲鑄錢三十萬貫。”此皆前代開採之 跡。 《通監》：“周世宗顯德元年九月丙寅朔，敕立監採銅鑄錢，自非縣官法物、 軍器及寺觀鐘磬、鈸鐸之類聽留外，其餘民間銅器、佛像，五十日內悉令輸官， 給其直。過期隱匿不輸，五斤以上，其罪死；不及者，論刑有差。上謂侍臣曰： ‘卿輩勿以毀佛為疑。夫佛以善道化人，苟志於善，斯奉佛矣。彼銅像豈所謂佛 邪？且吾聞佛在利人，雖頭目猶舍以佈施。若朕身可以濟民，亦非所惜也。” 《五代史》：“高麗地產銅銀。周世宗時，遣尚書水部員外郎韓彥卿以帛數 千匹市銅於高麗，以鑄錢。顯德六年，高麗王昭遣使者貢黃銅五萬斤。” ○錢面 自古鑄錢，若漢五銖，唐開元，宋以後各年號錢，皆一面有字，一面無字。
儲泳曰：“自昔以錢之有字處為陰，無字處為陽。古者鑄金為貨，其陰則紀國號， 如鏡陰之有款識也。”凡器物之識，必書於其底，與此同義。沿襲既久，遂以漫 處為背。近年乃有別鑄字於漫處者。天啟大氏始鑄一‘兩’字，崇禎錢有‘戶’、 ‘工’等字。錢品益雜，而天下亦亂。”按唐會昌中，淮南節度使李紳，請天下 以州名鑄錢，京師為京錢。未幾，武宗崩，宣宗立，遂廢之。
無字謂之陽，有字謂之陰。《儀禮疏》：“筮法，古用木畫地，今則用錢， 以三少為重錢，重錢則九也。三多為交錢，交錢則六也。兩多一少為單錢，單錢 則七也。兩少一多為折錢，折錢則八也。”今人以錢筮者猶如此。錢以有字處為 陰，是知字乃錢之背也，碑之背亦名為陰。 ○短陌 《隋書•食貨志》曰：“梁大同後，自破嶺以東，錢以八十為百，名曰‘東 錢’。江郢以上，七十為百，名曰‘西錢’。京師以九十為百，名曰‘長錢’。
中大同元年，乃詔通用足陌。詔下，而人不從，錢陌益少。至於末年，遂以三十 五為百。”唐憲宗元和中，京師用錢，每貫頭除二十文。穆宗長慶元年，以所在 用錢墊陌不一，敕內外公私給用錢宜每貫一例，除墊八十，以九百二十文成貫。
至昭宗末，京師以八百五十為貫，每陌才八十五。河南府以八十為陌。漢隱帝時， 王章為三司使，聚斂刻急。舊制，錢出入，皆以八十為陌。章始令入者八十，出 者七十七，謂之“省陌”。《宋史》言：“宋初，凡輸官者，亦用八十或八十五 為百。諸州私用，則各隨其俗，至有以四十八為百者。太平興國中，詔所在以七 十七為百。”《金史》言：“大定中，民間以八十為陌，謂之‘短錢’。官用足 陌，謂之‘長錢’。大名男子斡魯補者上言，謂官司所用錢皆當以八十為陌，遂 為定製。”衰季之朝與亂同事，大抵如此。而《抱朴子》雲：“取人長錢，還人 短陌。”則是晉時已有之，不始於梁也。今京師錢以三十為陌，亦宜禁止。 ○鈔 鈔法之興，因於前代未以銀為幣，而患錢之重，乃立此法。唐憲宗之飛錢， 即如今之會票也。宋張詠鎮蜀，以鐵錢重，不便貿易，於是設質劑之法。一交一 緡，以三年為一界而換之。天聖間，遂置交子務。然宋人已嘗論之，謂無錢為本， 亦不能以空文行。今日上下皆銀，輕裝易致，而楮幣自無所用。故洪武初欲行鈔 法，至禁民間行使金銀，以奸惡論，而卒不能行。及乎後代，銀日盛而鈔日微， 勢不兩行，灼然易見。乃崇禎之末，倪公元璐掌戶部，必欲行之，其亦未察乎古 今之變矣。
議者但言，洪武間鈔法通行，二十七年八月丙戌，禁用銅錢矣。三十年三月 甲子，禁用金銀矣。三十五年十二月甲寅，命俸米折支鈔者，每石增五貫為十貫。
是國初造妙之後，不過數年，而其法已漸壞不行。於是有奸惡之條，充賞之格， 而卒亦不能行也。蓋昏爛倒換，出入之弊必至於此。乃以鈔之不利而並錢禁之， 廢堅剛可久之貨，而行軟熟易敗之物，宜其弗順於人情，而卒至於滯閣。後世興 利之臣，慎無言此可矣。
自鈔法行而獄訟滋多，於是有江夏縣民，父死以銀營葬具，而坐以徙邊者矣；
有給事中丁環，奉使至四川，遣親吏以銀誘民交易，而執之者矣。舍烹鮮之理， 就揚沸之威；去冬日之溫，用秋茶之密。天子亦知其拂於人情，而為之戒飭；然 其不達於天聽，不登於史書者，又不知凡幾也。《孟子》曰：“焉有仁人在位， 罔民而可為也？”若鈔法者，其不為罔民之一事乎？ 《元史》：“世祖至元十七年，中書省議流通鈔法，凡賞賜宜多給幣帛，課 程宜多收錢。於是陳瑛祖之，請通計戶口食鹽納鈔。又詔令課程、贓罰等物悉輸 鈔。又詔令笞杖定等，輸鈔贖罪。又令權增市肆門攤，課程收鈔。又令倒死虧欠 馬駝等畜並輸鈔。又令各欠羊皮、魚鰾、翎毛等物並輸鈔。又令塌坊、果園、舟 車、裝載並納鈔。欲以重鈔而鈔不行，於是製為阻滯鈔法之罪：有不用鈔一貫者， 罰納千貫：親鄰、里老、旗甲知情不首，依犯者一貫罰百貫；其關閉鋪店，潛自 貿易及抬高物價之人，罰鈔萬貫，知情不首罰千貫。有阻滯鈔法者，令有司於所 犯人每貫追一萬貫入官，全家發戍邊遠，而愈不可行矣。
宣德三年六月己酉，詔停造新鈔，已造完者悉收庫，不許放支。其在庫舊鈔， 委官選揀，堪用者備賞賚，不堪者燒燬。天子不能與萬物爭權，信夫。 《大明會典》：“國初止有商稅，未嘗有船鈔。至宣德間，始設鈔關。”夫 鈔關之設，本藉以收鈔而通鈔法也。鈔既停，則關宜罷矣。乃猶以為利國之一孔， 而因仍不革，豈非戴盈之所謂以待來年者乎？
宣德中，浙江按察使林碩、江西副使石璞累奏：“洪武初，鈔重物輕，所以 當時定律，官吏受髒枉法八十貫律絞。方今物重鈔輕，苟非更革，刑必失重，乞 以銀米為準。”未行。至正統五年十一月，行在刑部都察院大理寺議：“今後文 職官吏人等，受枉法贓比律該絞者，有祿人估鈔八百貫之上，無祿人估鈔一千二 百貫之上，俱發北方邊衛充軍。”亦可以見鈔直之低昂矣。 ○偽銀 今日上下皆用銀，而民間巧詐滋甚，非直紿市人，且或用以欺官長。濟南人 家專造此種偽物，至累十累百用之，殆所謂“為盜不操矛弧”者也。律：凡偽造 金銀者，杖一百，徒三年。為從及知情買使者，各減一等。其法既輕，而又不必 行，故民易犯。夫刑罰，世輕世重，視其敝何如爾。漢時用黃金，孝景中六年十 二月，定鑄錢、偽黃金棄市律，造偽黃金與私鑄錢者，同棄市。武帝元鼎五年， 欽酎少府省金，而列侯坐酎金失侯者百餘人。如淳曰：“《漢儀注》金少不如斤 兩及色惡，王削縣，侯免國。”宋太祖開寶四年十月己巳，詔偽作黃金者棄市。
而唐文宗太和三年六月，依中書門下奏，以鉛、錫錢交易者，過十貫以上，所在 集眾決殺。今偽銀之罪不下於偽黃金，而重於以鉛、錫錢交易，宜比前代這法， 置之重闢，庶可以革奸而反樸也。
漢既以錢為貨，而銅之為品不齊，故水衡都尉其屬有辨銅令、丞，此亦《周 官》“職金”之遺意。 ●卷十二 ○財用 古人制幣，以權百貨之輕重。錢者，幣之一也。將以導利而布之上下，非以 為人主之私藏也。《食貨志》言：“民有餘則輕之，故人君斂之以輕；民不足則 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凡輕重斂散之以時，則準平。使萬室之邑必有萬鍾之臧， 臧糹強千萬；千室之邑必有千鍾之臧，臧糹強百萬。” 齊武帝永明五年九月丙午，詔：“以粟帛輕賤，工商失業，良由圜法久廢， 上幣稍寡。可令京師及四方出錢億萬，糴米穀、絲綿之屬，其和價以優黔首。” 唐憲宗時，白居易《策》言：“今天下之錢日以減耗，或積於內府，或滯於私家， 若復日月徵收，歲時輸納，臣恐谷帛之價轉賤，農桑之業益傷，十年以後，其弊 必更甚於今日。”而元和八年四月，敕以錢重貨輕，出內庫錢五十萬貫，令兩市 收買布帛，每端匹視舊估加十之一。十二年正月，又敕出內庫錢五十萬貫，令京 兆府揀擇要便處開場，依市價交易。今日之銀猶夫前代之錢也。乃歲歲徵數百萬 貯之京庫，而不知所以流通之術，於是銀之在下者至於竭涸，而無以繼上之求， 然後民窮而盜起矣。單穆以有言，絕民用以實王府，猶塞川原而有潢也。自古 以來，有民窮財盡，而人主獨擁多藏於上者乎？此無他，不知錢幣之本為上下通 共之財，而以為一家之物也。《詩》曰：“不弔昊天，不宜空我師。”有子曰： “百姓不足，君熟與足？”古人其知之矣。
財聚於上，是謂國之不祥。不幸而有此，與其聚於人主，無寧聚於大臣。昔 殷之中年，有亂政同位，具乃貝玉，總於貨寶，貪濁之風亦已甚矣。有一盤庚出 焉，遂變而成中興之治。及紂之身，用義讎斂，鹿臺之錢、鉅橋之粟聚於人主， 而前徒倒戈，自燔之禍至矣。故堯之禪舜，猶曰：“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而 周公之系《易》，曰：“渙，王居無咎。”《管子》曰：“與天下同利者，天下 持之；擅天下之利者，天下謀之。”嗚呼！崇禎末年之事，可為永鑑也。已後之 有天下者，其念之哉！
唐自行兩稅法以後，天下百姓輸賦於州府，一曰上供，二曰送使，三曰留州。
及宋太祖乾德三年，詔諸州支度經費外，凡金帛悉送闕下，無得佔留。自此一錢 以上皆歸之朝廷，而簿領纖悉特甚於唐時矣。然宋之所以愈弱而不可振者，實在 此。昔人謂古者藏富於民，自漢以後，財已不在民矣，而猶在郡國，不至盡輦京 師，是亦漢人之良法也。後之人君知此意者鮮矣。
自唐開成初，歸融為戶部侍郎兼御史中丞，奏言：“天下一家，何非君土？
中外之財，皆陛下府庫。”而宋元中，蘇轍為戶部侍郎，則言：“善為國者， 藏之於民；其次藏之州郡；州郡有餘，則轉運司常足；轉運司既足，則戶部不困。” 自熙寧以來，言利之臣不知本末，欲求富國，而先困轉運司；轉運司既困，則上 供不繼；上供不繼，而戶部亦憊矣。兩司既困，雖內帑別藏積如丘山，而委為朽 壤，無益於算也。是以仁宗時富弼知青州，朝廷欲輦青州之財入京師，弼上疏諫。
金世宗欲運郡縣之錢入京師，徒單克寧以為如此則民間之錢益少，亦諫而止之。
以餘所見，有明之事，盡外庫之銀以解戶部，蓋起於末造，而非祖宗之制也。王 士性《廣志繹》言：“天下府庫莫盛於川中，餘以戊子典試於川，詢之藩司，庫 儲八百萬。即成都、重慶等府俱不下二十萬，順慶亦十萬。蓋川中無起運之糧， 而專備西南用兵故也。兩浙賦甲天下，餘丁亥北上，滕師少松為餘言，癸酉督學 浙中，藩司儲八十萬；後為方伯，止四十萬；今為中丞，藩司言不及二十萬矣。
十年之間，積貯一空如此。及餘己丑參政廣西，顧臬使問自浙糧儲來，詢之，則 雲浙藩亦不滿十萬，與浙同，每歲取礦課五六萬用之。今太倉所蓄亦止老庫四百 餘萬，有事則取諸太僕寺。餘乙未貳卿太僕時，亦止老庫四百萬，每歲馬價不足 用，則取之草料。蓋十年間東倭西孛，所用於二帑者逾二百萬故也。”其所記 萬曆時事如此。至天啟中，用操江範濟世之奏，一切外儲盡令解京，而蒐括之令 自此始矣。今錄上諭全文於此，俾後之考世變者得以覽焉。天啟六年四月七日， 上諭工部都察院：“朕思殿工肇興，所費宏鉅，今雖不日告成，但所欠各項價銀 已幾至二十萬。況遼東未復，兵餉浩繁，若不盡力鉤稽，多方清察，則大工必至 乏誤，而邊疆何日敉寧。殊非朕仰補三朝闕典之懷，亦非臣下子來奉上之誼也。
朕覽南京操江憲臣範濟世兩疏所陳，鑿鑿可據。其所管應天、揚州府等處庫貯銀 兩，前已有旨盡行起解，到京之日，照數察收。似此急公徇上之誠，足為大小臣 工模範。使天下有司皆同此心，朕何憂乎鼎建之殷繁，軍餉之難措哉。範濟世所 奏，奉旨已久，其銀兩何尚未解到？爾工部都察院即行文速催，以濟急用。且天 之生財止有此數，既上不在官，又下不在民，豈可目擊時艱，忍置之無用之地？
朕聞得鹽運司每年募兵銀六千兩，實收在庫約有二十餘萬兩，又鹽院康丕揚在任， 一文未取，每年加派銀一萬，約有二十餘萬兩，又故監魯保遺下每年餘銀四萬兩， 約有四十餘萬兩；連前院除支銷費過，餘銀約有八十餘萬兩，刷卷察盤可據。又 南太僕寺解過馬價餘銀二十六萬兩，見寄在應天等府貯庫；又戶科貯庫餘銀約有 七萬兩，寄收應天府；又操江寄十四府餘銀約有十萬兩；又操江寄貯揚州、鎮江、 安慶三府備倭餘銀約有三十餘萬兩。北道刷卷御史可據已上七宗，俱當遵照範濟 世所奏事例，徹底清察，就著南京守備內臣劉敬、楊國瑞亟委廉幹官胡良輔、劉 文耀，會同該部院撫按官，著落經管衙門察核的確，速行起解。有敢推避嫌怨， 隱匿稽遲，懷私抗阻者，必罪有所歸。如起解不完，則撫按等官都不許考滿遷轉。
劉敬等亦不許扶同矇蔽，委法徇私，必須殫力急公，盡心蒐括，庶大工、邊務均 有攸賴，國家有用之物不至為貪吏侵漁，昭朕裕國恤民德意。”又聞南京內庫， 祖宗時所藏金銀珍寶皆為魏忠賢矯旨取進。先帝諭中所云：“將我祖宗庫貯，傳 國奇珍異寶，盜竊幾至一空者，不知其歸之何所。”自此蒐括不已，至於加派；
加派不已，至於捐助，以訖於亡。由此言之，則蒐括之令開於範濟世，成於魏忠 賢，而外庫之虛，民力之匱所由來矣。以英明之主繼之，而猶不免乎與亂同事， 然則知上下之為一身，中外之為一體者，非聖王莫之能也。傳曰：“長國家而務 財用者，必自小人矣。”豈不信夫！
開科取士，則天下之人日愚一日，立限徵糧，則天下之財日窘一日。吾未見 無人與財而能國者也。然則如之何？必有作人之法而後科目可得而設也，必有生 財之方而後賦稅可得而收也。 ○言利之臣 《孟子》曰：“無政事則財用不足。”古之人君未嘗諱言財也，所惡於興利 者，為其必至於害民也。昔明太祖嘗黜言利之御史，而謂侍臣曰：“君子得位， 欲行其道；小人得位，欲濟其私。欲行道者心存於天下國家，欲濟私者心存於傷 人害物。”此則唐太宗責權萬紀之遺意也。又廣平府吏王允道言：“磁州臨水鎮 產鐵，請置爐冶。”上曰：“朕聞治世，天下無遺賢，不聞天下無遺利。且利不 在官則在民，民得其利則財源通，而有益於官，官專其利則利源塞，而必損於民。
今各冶數多，軍需不乏，而民生業已定，若復設此，必重擾之矣。”杖之流海外。
聖祖不肩好貨之意，可謂至深切矣。自萬曆中礦稅以來，求利之方紛紛，且數十 年，而民生愈貧，國計亦愈窘。然則治亂盈虛之數從可知矣。為人上者，可徒求 利而不以斯民為意與？ 《新唐書•宇文韋楊王列傳》贊曰：“開元中，宇文融始以言利得幸。於時 天子見海內完治，偃然有攘卻四裔之心。融度帝方調兵食，故議取隱戶剩田以中 主欲。利說一開，天子恨得之晚，不十年而取宰相。雖後得罪，而追恨融才猶所 未盡也。天寶以來，外奉軍興，內蠱豔妃，所費愈不貲計。於是韋堅、楊慎矜、 王釒共、楊國忠各以裒刻進，剝下益上，歲進羨緡百億萬，為天子私藏，以濟橫 賜，而天下經費自如。帝以為能，故重官累使，尊顯ピ赫然。天下流亡日多於前， 有司備員不復事。而堅等所欲既充，還用權娼，以想屠滅，四族皆覆，為天下笑。
孟子所謂上下交徵利而國危者，可不信哉？”嗚呼，芮良夫之刺厲王也曰：“所 怒甚多，而不備大難！”三季之君莫不皆然。前車覆而後不知誡，人臣以喪其軀， 人主以忘其國，悲夫！
讀孔、孟之書，而進管、商之術，此四十年前士大夫所不肯為，而今則滔滔 皆是也。有一人焉可以言而不言，則群推之以為有恥之士矣。上行之則下效之， 於是錢穀之任，榷課之司，昔人所避而不居，今且攘臂而爭之。禮義淪亡，盜竊 競作，苟為後義而先利，不奪不饜。後之興王所宜重為懲創，以變天下之貪邪者， 莫先乎此。 ○俸祿 今日貪取之風，所以膠固於人心而不可去者，以俸給之薄而無以贍其家也。
昔者武王克殷，庶士倍祿。《王制》：“諸侯之下士視上農夫，中士倍下士，上 士倍中士，下大夫倍上士。”漢宣帝神爵三年，詔曰：“吏不廉平則治道衰。今 小吏皆勤事而俸祿薄，欲其毋侵漁百姓，難矣。其益吏百石已下俸十五。”光武 建武二十六年，詔有司增百官俸，其千石以上減於西京舊制，六百石已下增於舊 秩。晉武帝泰始三年，詔曰：“古者以德詔爵，以庸制祿，雖下士猶食上農，外 足以奉公忘私，內足以養親施惠。今在位者，祿不代耕，非所以崇化本也。其議 增吏俸。”唐時俸錢，上州刺史八萬，中下州七萬；赤縣令四萬五千，畿縣、上 縣令四萬；赤縣丞三萬五千，上縣丞三萬；赤縣簿尉三萬，畿縣、上縣薄尉二萬。
玄宗天寶十四載，制曰：“衣食既足，廉恥乃知。至如資用靡充，或貪求不已， 敗名冒法，實此之由。輦轂之下尤難取給，其在西京文武九品已上正員官，今後 每月給俸食、雜用、防閣、庶僕等宜十分率加二分；其同正員官加一分。仍為常 式。”而白居易《為尉詩》雲：“吏祿三百石，歲晏有餘糧。”其《江州司 馬廳記》曰：“唐興，上州司馬秩五品，歲廩數百石，月俸六七萬，官足以庇身， 食足以給家。”今之制，祿不過唐人之什二三，彼無以自贍，焉得而不取諸民乎？
昔楊綰為相，承元載汰侈之後，欲變之以節儉，而先益百官之俸，皇甫以宰相 判度支，請減內外官俸祿，給事中崔植封還詔書，可謂達化理之原者矣。 《漢書》言王莽時，天下吏以不得俸祿，各因官職為奸，受取賕賂，以自共 給。《五代史》言北漢國小民貧，宰相月俸止百緡，節度使止三十緡，自餘薄有 資給而已，故其國中少廉吏。穆王之書曰：“爵重祿輕，群臣比而戾民，畢程氏 以亡。”此之謂矣。
前代官吏皆有職田，故其祿重；祿重則吏多勉而為廉。如陶潛之種秫，阮長 之之芒種前一日去官，皆公田之證也。《元史》：“世祖至元元年八月乙已，詔 定官吏員數，分品從官職，給俸祿，頒公田。”《太祖實錄》：“洪武十年十月 辛酉，制賜百官公田，以其租入充俸祿之數。”是國初此制未廢，不知何年收職 田以歸之上，而但折俸鈔，其數年收職田以歸之上，而但折俸鈔，其數複視前代 為輕，始無以責吏之廉矣。 《宣宗實錄》：“宣德八年三月庚辰，兼掌行在戶部事禮部尚書胡氵熒，奏 請文武官七年分俸鈔，每石減舊數，折鈔一十五貫。以十分為率，七分折與官絹， 每匹準鈔四百貫；三分析與官綿布，每匹準鈔二百貫。從之。氵熒初建議，與少 師蹇義等謀，義等力言不可，曰：‘仁宗皇帝在春宮久，深知官員折俸之薄，故 即位特增數倍，此仁政也，豈可違之。’氵熒初欲每石減作十貫，聞義等言，乃 作十五貫。白而行之，而小官不足者多矣。” 《大明會典•官員俸給條》雲：“每俸一石該鈔二十貫，每鈔二百貫折布一 匹。”後雙定布一匹折銀三錢，是十石之米折銀僅三錢也。蓋國初民間所納官糧 皆米麥也，或折以鈔布。百官所受俸亦米也，或折以鈔。其後鈔不行，而代以銀。
於是糧之重者愈重，而俸之輕者愈輕，其弊在於以鈔折米，以布折鈔，以銀折布， 而世莫究其源流也。
正統六年二月戊辰，巡按山東監察御史曹泰奏：“臣聞之《書》曰：‘凡厥 正人，既富方谷。今在外諸司文臣，去家遠任，妻子隨行。祿厚者月給米不過三 石，薄者一石、二石，又多折鈔。九載之間，仰事俯育之資，道路往來之費，親 故問遺之需，滿罷閒居之用，其祿不贍則不免失其所守，而陷於罪者多矣。乞敕 廷臣會議，量為增益，俾足養廉。如是而仍有貪汙，懲之無赦。”事下行在戶部， 格以定製，不行。 《北夢瑣言》：“唐畢相П家本寒微。其舅為太湖縣伍伯，相國恥之，俾罷 此役，為除一官。累遣致意，竟不承命。特除選人楊載宰此邑，參辭日，於私第 延坐，與語期為落籍，津送入京。楊令到任，具達臺旨。伍伯曰：‘某下賤，豈 有外甥為宰相邪？’楊令堅勉之，乃曰：‘某每歲公稅享六十緡事例錢，苟無敗 闕，終身優渥，不審相公俗為致何官職？’楊令具以聞，相國歎賞，亦然其說， 竟不奪其志也。”夫以伍伯之役而歲六十緡，宜乎臺皂之微皆知自重。乃信《漢 書》言：“趙廣漢奏請令長安遊徼獄吏秩百石，其後百石吏皆差自重，不敢枉法， 妄繫留人。”誠清吏之本務。謂貪澆之積習不可反而廉靜者，真不知治體之言矣。 ○助餉 人主之道，在乎不利群臣百姓之有。夫能不利群臣百姓這有，然後群臣百姓 亦不利君之有，而府庫之財可長保矣。《舊唐書•柳渾傳》：“渾為宰相，奏故 尚書左丞田季羔公忠正直，先朝名臣，其祖父皆以孝行旌表門閭，京城隋朝舊第， 季羔一家而已。今被堂侄伯強進狀，請貨宅，召市人馬，以討吐蕃。一開此門， 恐滋不逞。討賊自有國計，豈資僥倖之徒，且毀棄義門，虧損風教。望少責罰， 亦可懲勸。上可其奏。”夫以德宗好貨之主，而猶能聽宰相之方，不受伯強之獻， 後之人群可以思矣。王明清記高宗建炎二年，有湖州民王永從獻錢五十萬緡，上 以國用稍集，卻之，仍詔：“今後富民不許陳獻。”嗟夫，此宋之所以復存於南 渡也與？
江武尊卜式，以風天下，猶是勸之以爵。今乃怵這以威，戚畹之家常惴惴不 自保，而署其門曰“此房實賣”，都城之中十室而五，其不祥孰甚焉。《南唐書》 言後主之世，以鐵錢六權銅錢四。而行至其末年，銅錢一直鐵錢十。比國亡，諸 郡所積銅錢六十七萬緡。嗚呼！此所謂府庫財非其財者矣。
賊犯京師，史公可法為南京兵部尚書，軍餉告絀，乃傳檄募富人出財助國。
其略曰：“親郊乃雍容之事，唐宗有崇韜；出塞本徼倖之圖，漢武尚逢卜式。” 桐城諸生姚士晉之辭也。然百姓終莫肯輸財佐縣官，而神京淪喪，殆於孟子所謂 “委而去之”者，雖多財奚益哉！
洪武十五年七月，堂邑民有掘得黃金者，有司以進於朝。上曰：“民得金， 而朕有之，甚無謂也。”命歸之民。天啟初，遼事告急，有議及捐助者，朝論以 為教猱升木。而六年十二月，兵部主事詹以晉請靈鷲廢寺所存男畝變價助工。奉 旨：“詹以晉垂涎賤價，規奪寺業，可削籍為民，仍令自行修理寺宇，男有變佃 為民業者，責令贖還本寺，以為言利錙銖之戒。”以權奄之世，而下有此論，上 有此旨，亦三代直道之猶存矣。 ○館舍 讀孫樵《書褒城驛壁》乃知其有沼、有魚、有舟；讀杜子美《秦州雜詩》， 又知其驛之有池、有林，有竹。今之驛舍殆於隸人之垣矣。予見天下州之為唐舊 治者，其城郭必皆寬廣，街道必皆正直；廨舍之為唐舊創者，其基址必皆宏敞。
宋以下所置，時彌近者，制彌陋。此又樵《記》所謂州縣皆驛，而人情之苟且十 百於前代矣。
今日所以百事皆廢者，正緣國家取州縣之財，纖毫盡歸之於上，而吏與民交 困，遂無以為修舉之資。延陵季子游於晉，曰：“吾入其都，新室惡而故室美， 新牆卑而故牆高，吾是以知其民力之屈也。”又不獨人情之苟且也。
漢制，官寺鄉亭漏敗，牆垣也壞不治者，不勝任，先自劾。古人所以百廢 具舉者以此。 ○街道 古之王者，於國中之道路，則有條狼氏滌除道上之狼扈，而使之潔清。於效 外之道路，則有野廬氏達之四畿，合方氏達之天下，使之津樑相湊，不得陷絕。
而又有遂師以巡其道修，候人以掌其方之道治。至於司險掌九州之圖，以周知其 山林川澤之阻，而達其道路。則舟車所至，人力所通，無不蕩蕩平平者矣。晉文 之霸也，亦曰：“司空以時平易道路。”而道路若塞，川無舟梁，單子以卜陳靈 之亡。自天街不正，王路傾危，塗潦遍於效關，汙穢鍾於輦轂。《詩》曰：“周 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卷言顧之淋焉出涕。”其斯之謂與？ 《說苑》：“楚莊王伐陳，舍於有蕭氏。謂路室這人曰：“巷其不善乎，何 溝之不浚也？’”以莊王之霸而留意於一巷之溝，此以知其勤民也。
後唐明宗長興元年正月，宗正少卿李延祚奏清止絕車牛，不許於天津橋來往。
明制，兩京有街道官，車牛不許入城。 ○官樹 《周禮•野廬氏》：“比國效及野之道路、宿息、井、樹。”《國語》： “單襄公述周制以告王曰：‘列樹以表道，立鄙食以守路。’《釋名》曰：‘古 者列樹以表道，道有夾溝以通水潦。”古人於官道之旁必皆種樹，以記裡至以蔭 行旅。是以南土之棠，如伯所茇；道周之杜，君子來遊。固已宣美風謠，流恩後 嗣。子路治蒲，樹木甚茂；子產相鄭，桃李垂街。下至隋唐之代，而官槐官伐， 周道如砥，若彼濯濯，而官無勿翦之思，民鮮侯旬之芘矣。《續漢•百官志》： “將作大匠掌修作宗廟、路寢、宮室、陵園土木之功，並樹桐梓之類，列於道側。” 是昔人固有專職。後周書•韋都寬傳》：“為廢州刺史。先是，路側一里置一土 堠，經雨頹毀，每須修之。自孝寬臨州，乃勒部內當堠處植槐樹代之，既免修復， 行旅又得芘蔭。周文帝后問知之，曰：‘豈得一州獨爾，當令天下同之。’於是 令諸州夾道一里種一樹，十里種三樹，百里種五樹焉。”《冊府元龜》：“唐玄 宗開元二十八年正月，於兩京路及城中苑內種果樹。代宗永泰二年正月，種城內 六街樹。《舊唐書•吳湊傳》“官街樹缺，所司植榆以補之。湊曰：榆非九衢之 玩，命易之以槐。及槐陰成，而湊卒，人指樹而懷之。”《周禮•朝士》注曰： “槐之言懷也，懷來人於此。”然則今日之官其無可懷這政也人矣。 ○橋樑 《唐六典》：“凡天下造舟之梁四，石柱之梁四，木柱之梁三，巨梁十有一， 皆國工修之，其餘皆所管州縣隨時營葺。其大津無樑，皆給船人，量其大小難易 以定其差等。”今幾甸荒蕪，橋樑廢壞，雄莫之產，秋水時至，年年隱絕，曳輪 招舟，無賴之徒籍以為利。潞河渡子勒索客錢，至煩章劾。司空不修，長吏不問， 亦已久矣。況於邊陲之遠，能望如趙充國治湟狹以西道橋七十所，令可至鮮水， 從枕蓆上過師哉。《五代史》：“王周為義武節度使，定州橋壞，覆民租車。周 曰：‘橋樑不修，刺史過也。’乃償民栗為治其橋。”此又當今有司之所愧也。 ○人聚 太史公言：“漢文帝時，人民樂業，因其欲，然能不擾亂，故百姓遂安，自 六七十翁亦未嘗至市井。”劉寵為會稽太守，狗不夜吠，民不見吏，龐眉皓髮之 老未嘗識郡朝。史之所稱，其遺風猶可想見。唐自開元全盛之日，姚、宋作相， 海內昇平。元稹詩云：“戍煙生不見，村豎老猶純。”“此唐之所以盛也，至大 歷以後，四方多事，賦役繁興，而小民奔走官府，日不暇給。元結作《時化》之 篇，謂人民為徵賦所傷，州里化為禍邸。此唐之所以衰也。予少時見山野之氓， 有白首不見官長，安於畎畝，不至城中者。泊於末造，役繁訟多，終歲之功半在 官府，而小民有“家有二頃田，頭枕衙門眠”之諺，已而山有負隅，林多伏莽， 遂舍其田園，徙於城郭。又一變而求名之士，訴在之人，悉至京師，輦轂之間易 於郊垌之路矣，錐刀之末將盡爭之，五十年來，風俗遂至於此，今將靜百姓之心 而改其行，必在制民之產，使之甘其食，美其服，而後教化可行風俗可善乎？
人聚於鄉而治，聚於城而亂，聚於鄉則土地闢，田野治，欲民之無恆心，不 可得也。聚於城則謠役繁，獄訟多，欲民之有恆心，不可得也。
昔在神宗之世，一人無為，四海少事。郡縣之人其至京師者，大抵通籍之官， 其僕從亦不過三四，下此即一二舉貢與白糧解戶而已。蓋幾於古之所謂“道路罕 行，市朝生草”。彼其時豈無山人遊客於請公卿，而各挾一藝，未至多人，衣食 所須，其求易給。自東事既興，廣行召募，雜流之士哆回談兵，九門之中填馗溢 巷，至於封章自薦，投匭告密，甚者內結貂當，上窺顰笑，而人主之威福且有不 行者矣。《詩》曰：“我生之初，尚無為；我生之後，逢此百罹。”興言及此， 每輒為之流涕。
欲清輦載之道，在使民各聚於其鄉始。 ○訪惡 尹翁歸為右扶風，縣縣收取黠吏豪民，案致其罪，高至於死。收取人必於秋 冬課吏大會中，及出行縣，不以無事時。具有所取也，以一警百，吏民皆服，恐 懼，改行自新。所謂收取人，即今巡按御史之訪察惡人也。武斷之豪，舞文之吏， 主訟之師，皆得而訪察之。及乎濁亂之時，遂藉此為罔民之事。矯其敝者乃並訪 察而停之，無異因噎而廢食矣。 《傳》曰：“子產間政於然明，對曰：‘視民如子，見不仁者誅之，如鷹鴿 之逐鳥雀也。是故誅不仁，所以子其民也。” 《說苑》：“董安於治晉陽，問政於蹇老。蹇老曰：‘曰忠、日信、曰敢。’ 董安於曰：‘安忠乎？’曰：‘忠於主。’曰：‘安信乎？’曰：信於今。’曰： ‘安敢乎？’曰：‘敢於不善人。’董安於曰：‘此三者足。’” 《鹽鐵論》曰：“水有扁狙池魚勞，國有強御齊民消。” ○盜賊課 《史記•酷吏傳》：“武帝作《沈命法》，曰：‘群盜起不發覺，發覺而捕 弗滿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其小吏畏誅，雖有盜不敢發，恐不能 得，坐課累府，府亦使其不言，故盜賊浸多，上下相為匿，以文辭避法焉。”此 漢世所名為盜賊課，而為法之敝已盡此數言中矣。《漢書》言張敝為山陽太守， 遼東盜賊並起，上書自請治之。言山陽郡戶九萬三千，口五十萬以上，訖計盜賊 未得者七十七人，他課諸事亦略如此。久處閒郡，願徙治劇。夫未得之盜猶有七 十七人，而以為郡內清治。”豈非宣帝之用法寬於武帝時乎，然武帝之末至大盜 群起，遣繡衣之使持斧斷斬於郡國，乃能勝之。而宣帝之世帶牛佩犢之徒，皆驅 之歸於南畝。卒之吏稱其職，民安其業。是則治天下之道，有不恃法而行者，未 可與刀筆筐篋之士議也。 《後漢書•光武紀》：“建武十六年，郡國群盜處處並起攻劫，在所害殺長 吏。郡縣追討，到則解散，去復屯結。青、徐、幽、冀四州尤甚。上乃遣使者下 郡國，聽群盜自相糾纏，五人共斬一人者，除其罪，吏雖逗留迴避故縱者，皆勿 問，聽以禽討為效。其牧守令長坐界內盜賊而不收捕者，及以畏恢捐城委守者， 皆不以為負，但取獲賊多為殿最，唯蔽匿者乃罪之。於是更相追捕，賊並解散， 徙其魁帥於他郡。賦田受稟，使安生業。自是牛馬放牧，邑門不閉。”光武精於 吏事，故其治盜之方如此。天下之事得之於疏，而失之於密，大抵皆然，又豈獨 盜賊課哉！ ○禁兵器 王莽始建國二年，禁民不得挾彎鎧，徙西海。隋煬帝大業五年，制民間鐵叉、 搭鉤、柔刃之類皆禁絕之，尋而海內兵興，隕身失國。元世組至元二十三年二月 己亥，敕中外，凡漢民持鐵尺、手撾及杖之有刃者，悉輸於官。六月戊申，括諸 路馬，凡色目人有馬者三取其二，漢民悉人官。二十六年十二月辛已，括三下馬， 一品、二品官許乘五匹，三品三匹，四品、五品二匹，六品以下皆一匹。順帝至 元三年四月癸酉，禁漢人、南人、高麗人不得執持軍器，凡有馬者拘入官，已而 群盜充斥，攻陷城邑。至正十七年正月辛卯，命山東分省團結義兵，每州添設判 官一員，每縣添設主薄一員，專率義兵以事守禦。故劉文成有詩曰：“他時重禁 藏矛戟，今日呼令習鼓鼙。”鳴呼！“予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古之 聖王則既已言之矣。
漢武帝時，公孫宏奏言：“禁民毋得挾弓弩。吾丘壽王難之，以為聖王務教 化而省禁防。今陛下昭明德，建太平，字內日化，方外鄉風。然而盜賊猶有者， 郡國二千石之罪，非挾弓彎之過也。”“誠能明教化之原，而帥之以為善，保家 之道，則家有鶴膝，戶有犀渠，適足以誇國俗之強。”而不至導民以不祥之器矣。 ○水利 歐陽永叔作《唐書•地理志》，凡一渠之開，一堰之立，無不記之。其縣之 下實兼河渠一志，亦可謂詳而有體矣。蓋唐時為令者猶得以用一方之財，興期月 之役。而志之所書，大抵在天寶以前者居什之七，豈非太平之世，吏治修而民隱 達，故常以百里之官而創千年之利；至於河朔用兵之後，則以催科為急，而農功 水道有不暇講求者歟？然自大曆以至鹹通，猶皆書之不絕於冊。而今之為吏，則 數十年無聞也已。水日乾而土日積，山澤之氣不通，義焉得而無水旱乎？崇幀時， 有輔臣徐光啟作書，特詳於水利之學。而給事中魏呈潤亦言：“《傳》曰‘雨者， 水氣所化’，水利修亦致雨之木也。夫子之稱禹也曰：‘盡力乎溝洫。’而禹自 言亦曰“‘後畎澮，距川。’古聖人有天下之大事，而不遺乎其小如此。自乾時 著於齊人，枯濟徵於王莽，古之通津巨讀，今日多為細流，而中原之田夏旱秋潦， 年年告病矣。” 劃門縣，今之河津也。北十里有瓜谷山堰，貞觀門觀十年築。東南二十三里 有十石壚渠，二十三年，縣令長孫恕鑿，溉田良沃，畝收十石。西二十一里有馬 鞍塢渠，亦恕所鑿。有龍門倉，開元二年置，所以貯渠田之人，轉般至京，以省 關東之漕者也。此即漢時河東太守番系之策。《史記•河渠書》所謂“河移徙， 渠不利田者不能償種。”而唐人行之，競以獲利。是以知天下無難舉之功，存乎 其人而已。謂俊人之事必不能過前人者，不亦誣乎。
唐姜師度為同州刺史，開元八年十月，詔曰：“昔史起溉漳之策，鄭、白鑿 徑之利，自茲厥後，聲塵缺然。同州刺史姜師度，識洞於微，智形未兆。匪躬之 節，所懷必罄；奉公之道，知無不為。頃職大農，首開溝恤。歲功猶昧，物議紛 如。緣其忠款可嘉，委任仍舊。暫停九列之重，假以六條之察。白藏過半，績用 斯多。食乃人天，農為政本。朕故茲巡省。不憚祁寒，將申勸恤之懷，特冒風霜 之弊。今原田彌望，吹澮連屬，由來榛棘之所，遍為亢稻之川，倉庾有京坻之 饒，關輔致畝金之潤。本營此地，欲利平人，緣百姓未開，恐三農虛棄，所以官 為開發，冀令遞相教誘，功既成矣，思與共之。其屯田內先有百姓注籍之地，比 來別人作主，亦量準頃畝割還。其官屯熟田，如同州有貧下欠地之戶，自辦功力 能營種者，準數給付，餘地且依前官取。”師度以功加金紫光祿大夫，賜帛三百 匹。讀此詔書，然後知“無慾速”，“無見小利”二言，為建功立事之本。孫叔 敖決期思之水，而灌零婁之野，莊知其可以為令尹也。魏襄王與群臣飲酒，王為 群臣祝曰：“令吾臣皆如西門豹之為人臣也。”史起進曰：“魏氏之行田也以百 畝，鄴獨二百畝，是田惡也。漳水在其旁，西門豹不知用，是不智也。知而不興， 是不仁也。仁智，豹未之盡，何足法也。”於是以史起為鄴令，引漳水溉鄴，以 富魏之河內。《後漢書•安帝紀》：“元初二年正月，修理西門豹所分漳水為支 渠，以溉民田。”則指此為西門豹所開。為人君者，有率作興事之勤，有授方任 能之略，不患無叔敖、史起之臣矣。 《漢書》：“召信臣為南陽太守，為民作水，約束刻石，立於田畔，以防紛 爭。”此今日分水之制所自始也。
洪武末，遣國子生人才分詣天下郡縣，集吏民，乘農隙修治水利。二十八年， 奏開天下郡縣塘堰凡四萬九百八十六處，河四千一百六十二處，破渠堤岸五千四 十八處。此聖祖勤民之效。 ○雨澤 洪武中，令天下州縣長吏月奏雨澤。蓋古者龍見而雩，《春秋》三書“不雨” 之意也。承平日久，率視為不急之務。永樂二十二年十月，通政司請以四方雨澤 奏章類送給事中收貯，上曰：“祖宗所以令天下奏雨澤者，欲前知水旱，以施恤 民之政，此良法美意。今州縣雨澤章奏乃積於通政司，上之人何由知？又欲送給 事中收貯，是欲上之人終不知也。如此徒勞州縣何為。自今四方所奏雨澤，至即 封進，朕親閱焉。”鳴呼，太祖起自側微，升為天子，其視四海之廣猶吾莊田， 兆民之眾猶吾佃客也，故其留心民事如此。當時長吏得以言民疾苦，而里老亦得 詣闋自陳。後世雨澤之奏遂以寢廢，天災格而不聞，民隱壅而莫達，然後知聖主 之意有不但於祈年望歲者。民親而國治，有以也夫。 ○河渠 黃河載之《禹貢》，東過洛、肭，至於大丕；北過洚水，至於大陸；又北播 為九河，同為逆河人於海者，其故道也，漢元光中，河決瓠子東南，注矩野，通 於淮泗。武帝自臨，發卒數萬人塞之，築宮其上，名曰宣防。導河北行，復禹舊 跡，而梁楚之地復寧無水災，自漢至唐，河不為害幾及千年，《五代史》：“晉 開運元年五月丙辰，滑州河決、浸汴、曹、濮、單、鄆五州之境，環梁山，合於 汶水，與南旺蜀山湖連，瀰漫數百里，河乃自北而東。”《宋史》：”熙寧八年 七月乙丑，河大決於澶州曹村，北流斷絕，河道南徙，東匯於梁山張澤爍。分為 二派：一合南清河入於淮，一合北清河入於海河。”又自東而南矣，元豐以後， 又決而北。議者欲復禹跡，而大臣力主回東之議。降及金，元，其勢日趨於南而 不可挽。故今之河非古之河矣。自中牟以下奪汴，徐州以下奪泗，清口以下奪淮， 凡三奪而後注於海。今歲久，河身日高，淮、泗又不能容矣。廟堂之議既視其奪 者以為常，司水之臣又乘其決者以為利，不獨以害民生，妨國計，而於天地之氣 運未必不有所關也。
丘仲深《大學衍義補•言禮》：“曰：“四讀視諸侯。謂之讀者，獨也，以 其獨人於海，故江、河、淮、濟謂之四讀。”今以一淮而受黃河之全，蓋合二讀 而為一也。自宋以前，河自人海，尚能為並河州郡之害，況今河、淮合一，而請 口又合汴、泗、沂三水以同歸於淮也哉。”曩時河水猶有所瀦、如鉅野、梁山等 處；猶有所分，如屯氏、赤河之類，雖以元人排河人淮，而東北之道猶微有存焉 者。今則以一淮而受眾水之歸，而無涓滴之滲漏矣，邵國賢作《治河論》，以為 禹之治水至於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其功，可謂盛矣。以今觀之，其所空之 地甚廣，所處之勢甚易，所求之效甚小。今之治水者其去禹也遠矣，而所空之地 乃狹於禹，所處之勢乃難於禹，所求之功乃大於禹。禹之導河自大丕以下，分播 合同，隨其所之而疏之，不與爭利，故水得其性，而無沖決之患。今夫一杯之水 舉而注之地，必得方尺乃能容之，其勢然也。河自大懷以上，水之在杯者也；大 懷以下，水之在地者也。以在地之水而欲拘束周旋如在杯之時，大禹不能，而況 他人乎。今河南、山東郡縣棋佈星列，官亭民舍相比而居，凡禹之所空以與水者， 今人皆為吾有。蓋吾無容水之地，而非水據吾之地也，固宜其有沖決之患也，故 日所空之地狹於禹。禹之治水隨地施功，無所拘礙。今北有臨清，中有濟寧，南 有徐州，皆轉漕要路。而大梁在西南，又宗藩所在。左顧右盼，動則掣時，使水 有知，尚不能使之必隨吾意，況水無情物也，其能委蛇曲折以濟吾之事哉。故日 所處之勢難於禹。況禹之治水去其墊溺之害而已，此外無求焉，今則賴之以漕。
不及汴矣，又恐壞臨清也；不及臨清矣，又恐壞濟寧也；不及濟寧矣，又恐壞徐 州也；使皆無壞也，又恐漕渠不足於運也。了是數者，而後謂之治。故日所求之 功大於禹。繇二文莊之言觀之，則河水南趨之勢已極，而一代之臣不過補苴罅漏， 以塞目前之責而已，安望其為斯民計百世之長利哉。至於今日，而決溢之災無歲 不告。嗚呼！其信非人力之所能治矣。” 《禹貢》之言治水也，曰播，曰瀦。水之性合則衝，驟則溢。故別而疏之， 所以殺其衝也，“又北播為九河”是也。旁而蓄之，所以節其溢也，“大野既瀦” 是也。必使之有所容而不為暴，然後鍾美可以豐物，流惡可以阜民，而百姓之利， 繇是而興矣。今也不然，堤之、障之、逼之、束之，使之無以容其流，而不得不 發其怒，則其不由地中而橫出於原隰之間，固無怪其然也。丘仲深謂以一淮受黃 河之全，然考之先朝徐有貞治河，猶疏分水之渠於濮，汜之間，不使之並趨一道， 自弘治六年，築黃陵岡以絕其北來之道，而河流總於曹、單之間，乃猶於蘭陽， 儀封各開一口而洩之於南。今復塞之，故河之在今日欲北不得，欲南不得，唯以 一道入淮，淮狹而不能容，又高而不利下，則瀕歲決於邳、宿以下，以病民而妨 運。而邳、宿以下，左右皆有湖陂，河必從而入之。吾見劉貢父所云：“別穿一 梁山爍者，將在今淮、泅之間。”而生民魚鱉之憂殆未已也。
河政之壞也，起於並水之民貪水退之利，而佔佃河旁汗澤之地，不才之吏因 而籍之於官，然後水無所容，而橫決為害。賈讓言：“古者立國居民，疆理土地， 必遺川澤之分，度水勢所不及。大川無防，小水得人陂障，卑下以為汗澤，使秋 水多得有所休息，左右遊波寬緩而不迫，故曰：‘善為川者決之使道。”又曰： “內黃界中有澤、方數十里，環之有堤。往十餘歲，太守以賦民，民今起廬舍其 中，此臣親見者也。《元史•河渠志》謂，黃河退涸之時，舊水泊於池多為勢家 所據，忽遇泛溢，水無所歸，遂致為害。”由此觀之，非河犯人，人自犯之。予 行山東鉅野、壽張諸邑，古時瀦水之地，無尺寸不耕，而忘其昔日之為川浸矣， 近有一壽張令修志，乃雲梁山爍僅可十里，其虛言八百里，乃小說之惑人耳。此 並五代、宋、金史而未之見也。書生之論，豈不可笑也哉！
陸文裕《續停驂錄》曰：“河患有二，日決、日溢。決之害間見，而溢之害 頻歲有之。使賈魯之三法遂而有成，亦小補耳。且當歲歲為之，其勞、其費可勝 言哉。今欲治之，非大棄數百里之地不可。先作湖陂以瀦漫波；其次則濱河之處， 仿江南圩田之法，多為溝渠，足以容水；然後浚其淤沙，由之地中。而潤下之性、 必東之勢得矣。” 按文裕之意，即賈讓之上、中二策，而不敢明言。賈讓言：“今行上策，徙 冀州之民當水衝者，決黎陽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河西薄大山，東薄金堤，勢 不能遠氾濫，期月自定。難者將曰：若如此，敗壞城郭、田廬、冢墓以萬數，百 姓怨恨。今瀕河十郡，治堤歲費且萬萬，及其大決，所殘無數，如出數年治河之 決，以業所徙之民，遵古聖之法，定山川之位。且大漢方制萬里，豈其與水爭咫 尺之地哉。此功一立，河定民安，千載無患，故謂之上策。若乃多穿漕渠於冀州 地，使民得以溉田，分殺了怒，雖非聖人法，然亦救敗術也。”嗟夫，非有武帝 之雄才大略，其孰能排眾多之口，而創非常之原者哉。
平當使領河堤，奏按經義治水，有“決河深川，而無堤防壅塞”之文。宋開 寶之詔亦曰：“朕每閱前書，詳究經瀆。至若夏後所載，但言導河至海，隨山浚 川，未聞力制湍流，廣營高岸。今之言治水者計無出於堤、塞二事。箕子答武王 之訪，首言鯀堙洪水，汩陳其五行，帝乃震怒。後世治河之臣皆鯀也，非其人之 願為鯀，乃國家教之使為鯀也，是以水不治而彝倫敦也。
因河以為槽者，禹也。壅河以為漕者，明人也。故古曰河渠，今日河防。
聞之先達言：天啟以前，無人不利於河決者。侵克金錢，則自總河以至於閘 官，無所不利；支領工食，則自執事以至於遊閒無食之人，無所不利。其不利者， 獨業主耳。而今年決口，明年退灘，填淤之中，常得倍蓰，而溺死者特百之一二 而已。於是頻年修治，頻年沖決，以馴致今日之害，非一朝一夕之故矣。國家之 法使然，彼斗筲之人焉足責哉。
不獨此也。彼都人士，為人說一事，置一物，未有不索其酬者。百官有司受 朝廷一職事，一差遣，未有不計其獲者，自府史胥徒上而至於公卿大夫，真可謂 之同心同德者矣。苟非返普天率土之人心，使之先義而後利，終不可以致太平。
故愚以為今日之務正人心，急於抑洪水也。 ●卷十三 ○周未風俗 《春秋》終於敬王三十九年庚申之歲，西狩獲麟。又十四年，為貞定王元年 癸酉之歲，魯哀公出奔；二年，卒於有山氏。《左傳》以是終焉。又六十五年， 威烈王二十三年戊寅之歲，初命晉大夫魏斯、趙籍、韓虔為諸侯。又一十七年， 安王十六年乙未之歲，初命齊大夫田和為諸侯。又五十二年，顯王三十五年丁亥 之歲，六國以次稱王，蘇秦為從長，自此之後，事乃可得而紀。自《左傳》之終 以至此，凡一百三十三年，史文闕軼，考古者為之茫昧。如春秋時，猶尊禮重信， 而七國則絕不言禮與信矣，春秋時，猶宗周王，而七國則絕不言王矣。春秋時， 猶嚴祭祀，重聘享，而七國則無其事矣，春秋時，猶論宗姓氏族，而七國則無一 言及之矣。春秋時，猶宴會賦詩，而七國則不聞矣，春秋時，猶有赴告策書，而 七國則無有矣。邦無定交，士無定主，此皆變於一百三十三年之間。史之闕文， 而後人可以意推者也。不待始皇之並天下，而文武之道盡矣。漢，此風未改，故 劉向謂其“承千歲之衰周，繼暴秦之餘弊，貪饕險波，不閒義理。”觀夫史之所 錄，無非功名勢利之人，筆札喉舌之輩，而如董生之言正誼明道者不一二見也， 蓋自春秋之後，至東京，而其風俗稍復乎古，吾是以知光武、明、章果有變齊至 魯之功，而借其未純乎道也。自斯以降，則宋慶曆、元右之間為優矣。嗟乎，論 世而不考其風俗，無以明人主之功。餘之所以斥週末而進東京，亦《春秋》之意 也。 ○秦紀會稽山刻石 秦始皇刻石凡六，皆鋪張其滅六王、並天下之事。其言黔首風俗，在泰山則 雲：“男女禮順，慎遵職事。昭隔內外，靡不清淨。”在褐石門則雲：“男樂其 疇，女修其業。”如此而已。惟會稽一刻其辭曰：“飾省宣義，有子而嫁，倍死 不貞。防隔內外，禁止淫，男女挈誠。夫為寄瑕，殺之無罪，男秉義程。妻為 逃嫁，子不得母，鹹化廉清。”何其繁而不殺也？考之《國語》，自越王勾踐棲 於會稽之後，惟恐國人之不善，故令壯者無取老婦，老者無取壯妻。女子十七不 嫁，其父母有罪；丈夫二十不取，其父母有罪。生丈夫，二壺酒一犬；生女子， 二壺酒一豚。生三人，公與之母；生二人，公與之餼。《內傳》子胥之言亦曰： “越十年，生聚。”《吳越春秋》至謂勾踐以寡婦淫過犯，皆輸山上；士有憂 思者，令遊山上，以喜其意。當其時蓋欲民之多，而不復禁其淫。傳至六國之 末，而其風猶在。故始皇為之厲禁，而特著於刻石之文。以此與滅六王並天下之 事並提而論，且不著之於燕、齊，而獨著之於越，然則秦之任刑雖過，而其坊民 正俗之意固未始異於三王也。漢興以來，承用秦法以至今日者多矣，世之儒者言 及於秦，即以為亡國之法，亦未之深考乎？ ○兩漢風俗 漢自孝武表章《六經》之後，師儒雖盛，而大義未明，故新莽居攝，頌德獻 符者遍於天下。光武有鑑於此，故尊崇節義，敦厲名實，所舉用者莫非經明行修 之人，而風俗為之一變。至其未造，朝政昏濁，國事日非，而黨錮之流、獨行之 輩，依仁蹈義，捨命不渝，風雨如晦，雞鳴不已，三代以下風俗之美，無尚於東 京者，故范曄之論，以為桓、靈之間，君道秕僻，朝綱日陵，國隙屢啟，自中智 以下，靡不審其崩離，而權強之臣息其窺盜之謀，豪俊之夫屈於鄙生之議。所以 傾而未頹、決而未潰，皆仁人君子心力之為。可謂知言者矣。使後代之主循而弗 革，即流風至今，亦何不可，而孟德既有冀州，崇獎躍馳之士。觀其下令再三， 至於求負汙辱之名，見笑之行，不仁不孝而有治國用兵之術者，於是權詐迭進， 好逆萌生。故董昭太和之疏，已謂當今年少不復以學問為本，專更以交遊為業；
國士不以孝梯清修為首，乃以趨勢求利為先。至正始之際，而一二浮誕之徒騁其 智識，蔑周、孔之書，習老、莊之教，風俗又為之一變。夫以經術之治，節義之 防，光武、明、章數世為之而未足；毀方敗常之俗，孟德一人變之而有餘。後之 人君將樹之風聲，納之軌物，以善俗而作人，不可不察乎此矣。光武躬行儉約， 以化臣下。講論經義，常至夜分。一時功臣如鄧禹，有子十三人，各使守一藝， 閨門修整，可為世法。貴戚如樊重，三世共財，子孫朝夕禮敬，常若公家。以故 東漢之世，雖人才之倜儻不及西京，而士風家法似有過於前代。
東京之末，節義衰而文章盛，自蔡邑始，其仕董卓，無守，卓死，驚歎無識。
觀其集中濫作碑頌，則平日之為人可知矣。
以其文采富而交遊多，故後人為立佳傳。嗟乎，士君子處衰季之朝，常以負 一世之名，而轉移天下之風氣者，視伯喈之為人，其戒之哉！ ○正始 魏明帝殂，少帝即位，改元正始，凡九年。其十年，則太傅司馬懿殺大將軍 曹爽，而魏之大權移矣。三國鼎立，至此垂三十年，一時名士風流盛於洛下。乃 其棄經典而尚老、莊，蔑禮法而崇放達，視其主之顛危若路人然，即此諸賢為之 倡也。自此以後，競相祖述。如《晉書》言王敦見衛，謂長史謝鯤曰：“不意 永嘉之末，復聞正始之音，”沙門支遁以清談著名於時，莫不崇敬，以為造微之 功足參諸正始。《宋書》言羊玄保二子，太祖賜名日鹹、日粲，謂玄保曰：“欲 令卿二子有林下正始餘風。”王微《與何偃書》曰：“卿少陶玄風，淹雅修暢， 自是正始中人。”《南齊書》佔袁粲言於帝曰：“臣觀張緒有正始遺風。”《南 史》言何尚之謂王球：“正始之風尚在。”其為後人企慕如此。然而《晉書•儒 林傳序》雲：“擯闕里之典經、習正始之餘論，指禮法為流俗，目縱誕以清高。
此則虛名雖被於時流，篤論未忘乎學者。是以講明六藝，鄭王為集漢之終；演說 老、莊，王何為開晉之始。
以至國亡於上，教淪於下。羌、戎互僭，君臣屢易。非林下諸賢之咎而誰咎 哉！” 有亡國，有亡天下，亡國與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號謂之亡國。仁義充塞， 而至於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謂之亡天下。魏晉人之清談，何以亡天下？是孟子 所謂楊、墨之言，至於使天下無父無君，而入於禽獸者也。
昔者嵇紹之父康被殺於晉文王，至武帝革命之時，而山濤薦之人仕，紹時屏 居私門，欲辭不就。濤謂之曰：“為君思之久矣，天地四時猶有消息，而況於人 乎。”一時傳誦，以為名言，而不知其敗義傷教，至於率天下而無父者也。夫紹 之於晉，非其君也，忘其父而事其非君，當其未死，三十餘年之間，為無父之人 亦已久矣，而蕩陰之死，何足以贖其罪乎！且其人仕之初，豈知必有乘輿敗績之 事，而可樹其忠名以蓋於晚上，自正始以來，而大義之不明遍於天下。如山濤者， 既為邪說之魁，遂使嵇紹之賢且犯天下之不韙而不顧，夫邪正之說不容兩立，使 謂紹為忠，則必謂王裒為不忠而後可也，何怪其相率臣於劉聰、石勒，觀其故主 青衣行酒，而不以動其心者乎？是故知保人下，然後知保其國。保國者，其君其 臣，肉食者謀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賤與有責焉耳矣。 ○宋世風俗 《宋史》言士大夫忠義之氣，至於五季變化殆盡。宋之初興，範質、王溥猶 有餘憾。藝祖首褒韓通，次表衛融，以示意向。真、仁之世，田錫、王禹、範 仲淹、歐陽修、唐介諸賢，以直言讜論倡於朝。於是中外薦紳知以名節為高，廉 恥相尚，盡去五季之陋。故靖康之變，志士投袂起而勤王，臨難不屈，所在有之。
及宋之亡，忠節相望。嗚呼！觀哀、平之可以變而為東京，五代之可以變而為宋， 則知天下無不可變之風俗也。《剝》上九之言碩果也，陽窮於上，則復生於下矣。
人君御物之方，莫大乎抑浮止竟。宋自仁宗在位四十徐年。雖所用或非其人， 而風俗醇厚，好尚端方，論世之士謂之君子道長。及神宗朝荊公秉政，驟獎趨媚 之徒，深鋤異己之輩。鄧綰、李定、舒、蹇序辰、王子韶諸奸，一時擢用，而 士大夫有“十鑽”之目。幹進之流，乘機抵隙。馴至紹聖、崇寧，而黨禍大起， 國事日非，膏育之疾遂不可治。後之人但言其農田、水利、青苗、保甲諸法為百 姓害，而不知其移人心、變士心為朝廷之害。其害於百姓者，可以一日而更，而 其害於朝廷者歷數十百年，滔滔之勢一位而不可反矣。李應中謂：“自王安石用 事，陷溺人心，至今不自知覺。人趨利而不知義，則主勢日孤。”此可謂知言者 也。《詩》曰：“毋教猱升木，如塗塗附。”夫使慶曆之士風一變而為崇寧者， 豈非荊公教揉之效哉。 《蘇軾傳》：“熙寧初，安石創行新法，拭上書言：‘國家之所以存亡者， 在道德之淺深，不在乎強與弱；歷數之所以長短者，在風俗之厚薄，不在乎富與 貧，臣願陛下務崇道德而厚風俗，不願陛下急於有功而貪富強。仁祖持法至寬， 用人有序，專務掩覆過失，未嘗輕改舊章。考其成功，則日未至，以言乎用兵， 則十出而九敗；以言乎府庫，則僅足而無餘。徒以德澤在人，風俗知義，故升遐 之日，天下歸仁。議者見其末年，吏多因循，事不振舉，乃欲矯之以苛察，齊之 以智能，招徠新進勇銳之人，以圖一切速成之效。未享其利，澆風已成，多開驟 進之門、使有意外之得。公卿侍從跬步可圖，俾常調之人舉生非望。慾望風俗之 厚，豈可得哉！近歲樸拙之人愈少，巧進之士益多，惟陛下哀之、救之。’”當 時論新法者多矣，未有若此之深切者。根本之言，人主所宜獨觀而三複也。 《東軒筆錄》：“王荊公秉政，更新天下之務，而宿望舊人議論不協，荊公 遂選用新進，侍以不次，故一時政事不日皆舉，而兩禁臺閣內外要權莫非新進之 士也。及出知江寧府，呂惠卿驟得政柄，有射羿之意。而一時之士見其得君，謂 可以傾奪荊公，遂更朋附之，以興大獄。尋荊公再召，鄧綰反攻惠卿，惠卿自知 不安，乃條列荊公兄弟之失數事面奏，上封惠卿所言以示荊公。故荊公表有云 ‘忠不足以取信，故事事欲其自明；義不足以勝奸，故人人與之立敵。’蓋謂是 也。既而惠卿出毫州，荊公復相，承黨人之後，平日肘腋盡去，而在者已不可信， 可信者又才不足以任事，當日唯與其子機謀，而又死，知道之難行也，於是 慨然復求罷去，遂以使相再鎮金陵，未期納節。久之，得會靈觀使。”其發明荊 公情事，至為切當。子曰：“君子易事而難說也。”而《大戴禮》言：“有人焉， 容色辭氣其人人甚愉，進退周旋其與人甚巧，其就人甚速，其叛人甚易。”跡荊 公昔日之所信用者，不惟變土習、蠢民生，而已亦不饗其利。《書》曰：“其後 嗣王罔克有終，相亦罔終。”為大臣者，可不以人心風俗為重哉！ 《東軒筆錄》又曰：“王荊公在中書，作《新經義》以授學者故太學諸生幾 及三千人。又令判監、直講程第諸生之業，處以上，中、下三舍，而人間傳以為 試中、上舍者，朝廷將以不次升擢。於是輕薄書生矯飾言行，坐作虛譽，奔走公 卿之門者若市矣。” 蘇子瞻《易傳兌卦解》曰：“六三，上六，皆兌之小人，以說為事者均也。
六三，履非其位，而處於二陽之間，以求說為兌者故日‘來兌’，言初與二不招 而自來也，其心易知，其為害淺，故二陽皆吉，而六三兇。上六，超然於外，不 累於物，此小人之託於無求以為兌者也，故曰‘引兌’，言九五引之而後至也。
其心難知，其為害深。故九五孚於剝，雖然其心蓋不知而賢之，非說其小人之實 也，使知其實則去之矣，故有厲而不兇。然則上六之所以不光，何也？曰：難進 者，君子之事也，使上六引而不兌則其道光矣。”此論蓋為神宗用王安石而發。 《孟子》曰：“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苟非其人，簞食豆羹見於色。”荊公 當日處卑官，力辭其所不必辭；既顯，宜辭而不復辭。矯情干譽之私，固有識之 者矣。夫子之論觀人也，曰“察其所安”；又曰“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在 邦必聞，在家必聞”。是則欺世盜名之徒，古今一也，人君可不察哉。陸游《歲 暮感懷詩》：“在昔祖宗時，風俗極粹美。人材兼南北，議論忘彼此。誰令各植 黨，更僕而迭起，中更金源禍，此風猶未已。倘築太平基，請自厚俗始。” ○清議 古之哲王所以正百辟者，既已制官刑儆於有位矣，而又為之立閭師，設鄉校， 存清議於州里，以佐刑罰之窮。“移之郊、遂”，載在《禮經》；“殊厥井疆”， 稱於《畢命》。兩漢以來猶循此制，鄉舉裡選，必先考其生平，一玷清議，終身 不齒。君子有懷刑之懼，小人存恥格之風，教成於下而上不嚴，論定於鄉而民不 犯。降及魏晉，而九品中正之設，雖多失實，遺意未亡。凡被糾彈付清議者，即 廢棄終身，同之禁錮。至宋武帝篡位，乃詔：“有犯鄉論清議，贓汙淫盜，一皆 盪滌洗除。與之更始。”自後凡遇非常之恩，赦文並有此語。《小雅》廢而中國 微，風俗衰而叛亂作矣。然鄉論之汙，至煩詔書為之洗刷，豈非三代之直道尚在 於斯民，而畏人之多言猶見於《變風》之日乎？予聞在下有鰥，所以登庸；以比 三兇，不才，所以投畀。雖二帝之舉錯，亦未嘗不詢於芻蕘。然則崇月旦以佐秋 官，進鄉評以扶國是，儻亦四聰之所先，而王治之不可闕也。
陳壽居父喪，有疾，使婢丸藥，客往見之，鄉黨以為貶議，坐是沈滯者累年， 阮簡父喪，行遇大雪，寒凍，遂詣浚儀令，令為他賓設黍霍，簡食之，以致清 議，廢頓幾三十年。溫嶠為劉司空使勸進，母崔氏固留之，嶠絕裾而去，迄於崇 貴，鄉品猶不過也，每爵皆發詔。謝惠連先愛會稽郡吏杜德靈，及居父憂，贈以 五言詩十餘首，文行於世，坐廢不豫榮伍。張率以父憂去職，其父侍伎數十人， 善謳者有色貌，邑子儀曹郎顧玩之求聘焉，謳者不願，遂出家為尼。嘗因齋會率 宅，玩之為飛書，言與率奸，南司以事奏聞，高祖惜其才，寢其奏，然猶致世論， 服闋後久之不仕。官職之升沈本於鄉評之與奪，其猶近古之風乎？
天下風俗最壞之地，清議尚存，猶足以維持一二。至於清議亡，而干戈至矣。
洪武十五年八月乙酉，禮部議：“凡十惡、好盜詐偽，幹名犯義，有傷風俗 及犯贓至徒者，書其名於申明亭，以示懲戒，有私毀亭舍、塗抹姓名者，監察御 史、按察司官以時按視，罪如律。”制可。十八年四月辛丑，命刑部錄內外諸司 官之犯法罪狀明著者，書之申明亭。此前代鄉議之遺意也，後之人視為文具。風 紀之官但以刑名為事，而於弼教新民之意若不相關，無惑乎江河之日下已！ ○名教 司馬遷作《史記•貨殖傳》，謂：“自廊廟朝廷巖穴之士，無不歸於富厚。
等而下之，至於吏士舞文弄法，刻章偽書，不避刀鋸之誅者，沒於賂遺。”而仲 長敖《核性賦》謂：“倮蟲三百，人最為劣。爪牙皮毛，不足自衛；唯賴詐偽， 迭相嚼齧。等而下之，至於臺隸僮豎，唯盜唯竊。”乃以今觀之，則無官不賂遺， 而人人皆吏士之為矣；無守不盜竊，而人人皆僮豎之為矣。自其束髮讀書之時， 所以勸之者，不過所謂千鍾粟、黃金屋，而一日服官，即求其所大欲。君臣上下 懷利以相接，遂成風流，不可複製。後之為治者宜何術之操？曰：唯名可以勝之。
名之所在，上之所庸，而忠信廉沽者顯榮於世；名之所去，上之所擯，而怙侈貪 得者廢錮於家。即不無一二矯偽之徒，猶愈於肆然而為利者。《南史》有云： “漢世士務修身，故忠孝成俗。至於乘軒服冕，非此莫由，晉、宋以來，風衰義 缺。故昔人之言日名教，曰名節，曰功名，不能使天下之人以義為利。而猶使之 以名為利，雖非純王之風，亦可以救積汙之俗矣。” 《舊唐書》：薛謙光為左補闕，上疏言：“臣竊窺古之取士，實異於今，先 觀名行之源，考其鄉邑之譽，崇禮讓以厲己，顯節義以標信，以敦樸為先最，以 雕蟲為後科，故人崇勸讓之風，士去輕浮之行。希仕者必修貞確不拔之操，行難 進易退之規，眾議已定其高下，郡將難誣其曲直，故計貢之賢愚，即州將之榮辱， 假有穢行之彰露，亦鄉人之厚顏。是以李陵降而隴西慚，幹木隱而西河美。故名 勝於利，則小人之道消；利勝於名，則貪暴之風扇，自七國之季，雖雜縱橫，而 漢代求才，猶徵百行，是以禮節之士敏德自修，閭里推高，然後為府寺所闢。今 之舉人有乖事實、鄉議決小人之筆，行修無長者之淪，策第喧競於州府，祈恩不 勝於拜伏。或明制才出，試遣搜易攵，驅馳府寺之門，出人王公之第，上啟陳詩， 唯希咳唾之澤：摩頂至足，冀荷提攜之恩。故俗號舉人，皆稱‘覓舉’。覓者。
自求之稱也。夫徇己之心切，則至公之理乖，貪仕之性彰，則廉潔之風薄。是知 府命雖高，異叔度勤勤之讓；黃門已貴，無秦嘉耿耿之辭。縱不能挹己推賢，亦 不肯待於三命。故選司補置，喧然於禮闈；州貢賓上，爭訟於階闥。謗議紛合， 漸以成風。夫競榮者必有爭利之心，謙遜者亦無貪賄之累。自非上智。焉能不移？
在於中人，理由習俗。若重謹厚之士，則懷祿者必崇德以脩名；若開趨競之門， 則徼倖者皆戚施而附會。附會則百姓罹其弊，脩名則兆庶蒙其福，風化之漸，靡 不由茲。”嗟乎，此言可謂切中今時之弊矣。
漢人以名為治，故人材盛；今人以法為治，故人材衰。
宋範文正《上晏元獻書》曰：“夫名教不崇，則為人君者謂堯舜不足法，祭、 紂不足畏；為人臣者謂八元不足尚，四凶不足恥。天下豈復有善人乎？人不愛名， 則聖人之權去矣。” 今日所以變化人心，盪滌汙俗者，莫急於勸學、獎廉二事。天下之士，有能 篤信好學，至老不倦，卓然可當方正有道之舉者，官之以翰林、國子之秩，而聽 其出處，則人皆知向學，而不競於科目矣，庶司之官，有能潔己愛民，以禮告老， 而家無儋石之儲者，賜之以五頃十頃之地，以為子孫世業，而除其租賦，復其丁 徭，則人皆知自守而不貪於貨賂矣。豈待川再遣，方收牧豕之儒；優孟陳言， 始錄負薪之允。而扶風之子，特賜黃金；琢郡之賢，常頒羊酒。遂使名高處士， 德表具僚，當時懷稽古之榮，沒世仰遺清之澤，不愈於科名、爵祿勸人，使之幹 進而饕利者哉？以名為治，必自此塗始矣。
漢平帝元始中，詔曰：“漢興以來，股肱在位，身行儉約，輕財重義，未有 若公孫弘者也，位在宰相封侯，而為布被脫粟之飯，奉祿以給故人賓客，無有所 餘，可謂減於制度而率下篤俗者也，與內富厚而外為詭服以釣虛譽者殊科，其賜 弘後子孫之次見為適者，爵關內侯，食邑三百戶” 《魏志》：“嘉平六年，朝廷追思清節之士，詔賜故司空徐邈、徵東將軍胡 質、衛尉田豫家二千斛，帛三十束，佈告天下。”後魏宣武帝延昌四年，詔曰： “故處士李謐，屢辭徵辟，志守衝素。儒隱之操深可嘉美，可遠傍惠、康，近準 玄、晏。諡曰貞靜處士，並表其門閭，以旌高節。”《唐六典》：“若蘊德丘園， 聲實明著，雖無官爵，亦賜諡曰先生。”以餘所見，崇禎中嘗用巡按御史祁彪佳 言，贈舉人歸子慕、朱陛宣為翰林院待詔。 《唐書》：“牛僧孺，隋僕射奇章公弘之裔，幼孤，下杜樊鄉有賜田數頃， 依以為生。”則知隋之賜田，至唐二百年而猶其子孫守之，若金帛之頒，廩祿之 惠，則早已化為塵土矣。國朝正統中。以武進田賜禮部尚書胡氵熒，其子孫亦至 今守之，故竊以為獎廉之典莫善於此。 ○廉恥 《五代史•馮道傳論》曰：“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 善乎！管生之能言也，禮義，治人之大法；廉恥，立人之大節，蓋不廉則無所不 取，不恥則無所不為。人而如此，則禍敗亂亡亦無所不至，況為大臣，而無所不 取，無所不為，則天下其有不亂，國家其有不亡者乎？”然而四者之中，恥尤為 要。故夫於之論士，曰“行己有恥”；《孟子》曰“人不可以無恥，無恥之恥， 無恥矣”，又曰“恥之於人大矣，為機變之巧者，無所用恥焉”。所以然者，人 之不廉而至於悖禮犯義，其原皆生於無恥也，故士大夫之無恥，是謂國恥，吾觀 三代以下，世衰道微，棄禮義，捐廉恥，非一朝一夕之故。然而松柏後雕於歲寒， 雞鳴不已於風雨，彼昏之日，固未嘗無獨醒之人也，頃讀《顏氏家訓》，有云： “齊朝一士夫嘗謂吾曰：‘我有一兒，年已十七，頗曉書疏。教其鮮卑語及彈琵 琶，稍欲通解。以此伏事公卿，無不寵愛。’吾時俯而不答。異哉，此人之教子 也！若由此業自致卿相，亦不願汝曹為之。”嗟乎，之推不得已而仕於亂世，猶 為此言，尚有《小宛》詩人之意。彼閹然媚於世者，能無愧哉？
羅仲素曰：“教化者，朝廷之光務；廉恥者，士人之美節；風俗者，天下之 大事。朝廷有教化，則士人有廉恥；士人有廉恥，則天下有風俗。” 古人治軍之道，未有不本於廉恥者，《吳子》曰：“凡制國治軍，必教之以 禮，勵之以義，使有恥也。夫人有恥，在大足以戰，在小足以守矣。”《尉繚於》 言：“國必有慈孝廉恥之俗，則可以死易生。”而太公對武王：“將有三勝：一 曰禮將，二曰力將，三曰止欲將。”故禮者所以班朝治軍，而《兔》之武夫皆 本於文王後妃之化，豈有淫芻蕘，竊牛馬，而為暴於百姓者哉。《後漢書》： “張奐為安定屬國都尉，羌豪帥感矣恩德，上馬二十匹，先零酋長又遺金釒八 枚。奐並受之，而召主簿於諸羌前，以酒酹地曰：“使馬如羊，不以人廄；使金 如粟，不以人懷。’悉以金、馬還之，羌性貪而貴吏清，前有八都尉，率好財貨， 為所患苦，及央正身潔己，威化大行。”嗚呼，自古以來，邊事之敗，有不始於 貪求者哉？吾於遼東之事有感。
杜子美詩：“安得廉頗將，三軍同晏眠。”一本作“廉恥將”，詩人之意未 必及此。然吾觀《唐書》言，王亻必為武靈節度使。先是，吐蕃欲成烏蘭橋，每 於河ヂ先貯材木，皆為節帥遣人潛載之，委於河流，終莫能成。蕃人知亻必貪而 無謀，先厚遣之，然後並役成橋，仍築月城守之，自是朔方禦寇不暇，至今為患， 由亻必之黷貨也。故貪夫為帥，而邊城晚開。得此意者，郢書燕說，或可以治國 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