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apter 7
○禁自宮 《實錄》：“成化元年七月丁巳，直隸魏縣民李堂等十一名，自宮以求進， 命執送錦衣衛獄罪之，發南海子種菜。祖宗以來，凡閹割火者，必俘獲之奴，或 罪極當死者。出其死而生之，蓋重絕人之世，不忍以無罪之民受古肉刑也。景泰 以來，乃有自宮以求進者，朝廷雖暫罪之，而終收以為用。故近畿之民畏避徭役， 希凱富貴者，仿效成風，往往自戕其身及其子孫，日赴禮部投進。自是以後，日 積月累，千百成群，其為國之蠹害甚矣。” 《餘冬序錄》曰：“永樂二十二年，令凡自宮者以不孝論，軍犯罪及本管差 別目總小旗，民犯罪及有司里老。成化九年，令私自淨身者，本身處死，家發邊 遠充軍。正統十二年，天順二年，成化九年，節經申明。宏治五年，自淨身者本 身並下手人俱處死，全家充軍，兩鄰及歇家不舉、有司里老容隱者，一體治罪。
其禁止乎未殘者，法甚嚴也。永樂二十三年。興州左屯衛軍徐翼，有子自宮，入 為內豎。翼奏乞除軍籍，上曰：“為父當教子，為子當養親。爾有子不能教，自 殘其體，背親恩，絕人道，敗壞風化，皆原於爾，尚敢希除軍籍邪？”出其子使 代軍役。宣德二年，令自淨身人軍民，各還元伍籍，不許投入王府及官勢家藏隱， 躲避差役。若犯，本身及匿藏家處死，該管總小旗、里老鄰佑一體治罪。正統元 年閏六月，時軍民多自宮希進，間有以赦而獲免罪者。刑部請依舊制，不論赦前 赦後，俱論以不孝重罪，從之。成化十一年二月，順天府永清縣民徐義自宮其幼 子以求進，詔發充廣西南丹衛軍，妻及幼子皆隨往。十五年，淨身人，令巡城御 史、錦衣衛督逐回籍。宏治元年，令錦衣衛拘送順天府，遞發元管官司點閘知在， 不許容縱。十三年，令先年淨身人曾經發遣，不候收取，私自來京，圖謀進用者， 問發邊遠充軍。其戒約於已殘者，法亦非不至也。而貂滿朝，金玉塞塗，至今 日而益盛，然則法果行乎？
宋仁宗未有繼嗣，太常博士吳及上言：“古之明王，重絕人之世。今宦官之 家，競求他子，剿絕人理，以希爵命。童幼何罪？陷於刀鋸，有因而夭死者。夫 有疾而夭，治世所矜，況無疾乎？有罪而宮，前王不忍，況無罪乎？臣聞漢永平 之際，中常侍四員，小黃門十人爾。唐太宗定製，無得逾百員。今以祖宗時較之， 當日宦官幾何人？今幾何人？臣愚以為胎卵刳傷，鳳凰不至；繼嗣未育，殆由於 此。伏願浚發德音，詳為條禁，權罷宦官進獻。有擅宮童幼，置以重法。若然， 則天心必應，繼嗣必廣。召福祥、安宗廟之策，無先此者。”帝異其言，權罷內 臣進養子。 ●卷十 ○治地 古先王之治地也，無棄也，而亦不盡地。田間之塗九軌，有餘道矣。遺山澤 之分，秋水多得有所休息，有作法水矣。是以功易立而難壞，年計不足而世計有 餘。後之人一以急迫之心為之，商鞅決襲阡陌，而中原之疆理蕩然。宋政和以後， 圍湖佔江，而東南之水利亦塞。於是十年之中荒恆六七，而較其所得反不及於前 人。子曰；“無慾速”，“無見小利”。夫欲行井地之法，則必自此二言始矣。 ○鬥斛丈尺 古帝王之於權量，其於天下，則五歲巡狩而一正之，《虞書》“同律度量衡” 是也。其於國中，則每歲而再正之，《禮記•月令》”日夜分，則同度量，鈞衡 石，角鬥甬，正權概”是也。故關石和鈞，大禹以之興夏；謹權量，審法度，而 武王以之造周。今北方之量，鄉異而邑不同，至有以五斗為一斗者，一鬨之市， 兩鬥並行。至其土地，有以二百四十步為畝者，有以三百六十步為畝者，有以七 百二十步為畝者。其步弓有以五尺為步，有以六尺、七尺、八尺為步。此之謂工 不信度者也。夫法不一則民巧生。有王者起，同權量而正經界，其先務矣。《後 漢書》：建武十五年，詔下州郡，簡核墾田頃畝及戶口、年紀。河南尹張及諸郡 守十餘人，坐度田不實，下獄死。而《隋書》趙為冀州刺史，為銅鬥鐵尺，置 之於肆，百姓便之。上聞，令頒之天下，以為常法。儻亦可行於今日者乎？ ○地畝大小 以近郭為上地，遠之為中地、下地。平面自金、元之末，城邑丘，人民稀少。
先耕者近郭，近郭，洪武之冊田也；後墾者遠郊，遠郊，繼代之新科也。故重輕 殊也。 《廣平府志》曰：“地有大小之分者，以二百四十步為畝，自古以來未之有 改也。由國初有奉旨開墾，永不起科者，有因ㄜ下鹼薄而無糧者，今一概量出作 數，是以元額地少，而丈出之地反多。有司恐畝數增多，取駭於上，而貽害於民， 乃以大畝該小畝，取合元額之數。自是上行造報，則用大地，以投黃冊；下行徵 派，則用小畝，以取均平。是以各縣大地，有以小地一畝八分折一畝，遞增之至 八畝以上折一畝。既因其地之高下而為之差等，又皆合一縣之丈地，投一縣之元 額，以敷一縣之糧科，而賦役由之以出，此後人一時之權宜爾。”考之他郡，如 河南八府，而懷慶地獨小，糧獨重。開封三十四州縣，而札地獨小，糧獨重。蓋 由元末未甚殘破，故獨重於他郡邑。天下初定，日不暇給，度田之令、均丈之法 有所不及詳，而中原之地，彌望荊榛，亦無從按畝科之也。唐時陸贄有言：“創 制之始，不務齊平。供應有煩簡之殊，牧守有能否之異所在徭賦，輕重相懸；所 遣使臣，意見各異。計奏一定，有加無除。”此則致敝之端，古今一轍。而井地 不均，賦稅不平，固三百年於此矣。故《東昌府志》言：“三州十五縣，步尺參 差，大小畝規畫不一，人得以意長短廣狹其間。”而《大名府志》謂：“田賦必 均而後可久，除沙茅之地別籍外，請檄諸州縣長吏，畫一而度之，以鈔準尺，以 尺準步，以步準畝，以畝準賦，仿江南魚鱗冊式而編次之。舊所籍不齊之額悉罷 去，而括其見存者，均攤於諸州縣之間，一切糧稅、馬草、驛傳、均徭、里甲之 類，率例視之以差。數百里之間，風土人煙同條共貫矣。”則知均丈之議，前人 已嘗著之，而今可通於天下者也。 《宋名》言：“宋時田制不立，川畝轉易，丁口隱漏，兼併冒偽，未嘗考 按。”又言：“宣和中，李彥置局汝州。凡民間美田，使他人投牒告陳，指為天 荒。魯山闔縣盡括為公田，焚民故券，使田主輸租，訴者輒加威刑。公田既無二 稅，轉運使亦不為奏除，悉均諸他州。”是則經界之不正，賦稅之不均，有自宋 已然者，又不獨金、元之季矣。 ○州縣界域 自古以來，畫疆分邑必相比附，天下皆然。乃今則州縣所屬鄉村，有去治三 四百里者，有城門之外為鄰屬者，則幅員不可不更也。下わ在渭北而並於渭南， 美原在北山而並於富平，若此之類，俱宜復設。而大名縣距府七里，可以省入元 城，則大小不可不均也。管轄之地多有隔越，如南宮、威縣之間，有新河縣。地；
清河、威縣之間，有冠縣。地；鄆城、范縣之間，有鄒縣，地；清州之益都等縣 俱有高苑地；淮安之宿遷縣有開封之祥符縣地；大同之靈丘、廣昌二縣中間有順 天之宛平縣地。或距縣一二百里，或隔三四州里，藪奸誨逋，恆必由之。而甚則 有如沈丘之縣署，地糧乃隸於汝陽者，則錯互不可不正也。衛所之屯，有在三四 百里之外，與民地相錯，浸久而迷其版籍，則軍民不可不清也。水濱之地消長不 常，如蒲州之西門外三里，即以補朝邑之坍，使陝西之人越河而佃，至於爭鬥殺 傷，則事變不可不通也。《周禮•形方氏》：“掌制邦國之地域，而正其封疆， 無有華離之地。”有王者作，謂宜遣使分按郡邑，圖寫地形，奠以山川，正以經 界，地邑民居必參相得，庶乎獄訟衰而風俗淳矣。 ○後魏田制 後魏雖起朔漠，據有中原，然其墾田、均田之制有足為後世法者。景穆太子 監國，令曰：“《周書》言：‘任農以耕事，貢九穀；任圃以樹事，貢草木；任 工以餘材，貢器物；任商以市事，貢貨賄；任以畜事，貢鳥獸；任嬪以女事，貢 布帛；任衡以山事，貢其材；任虞以澤事，貢其物。’乃令有司課畿內之民，使 無牛者借人牛以耕種，而為之芸田償之。凡耕種二十二畝，而芸七畝，大略以是 為率。使民各標姓名于田首，以知其勤惰。禁飲酒遊戲者。”於是墾田大增。高 祖太和九年十月丁未，詔曰：“朕承乾在位十有五年，每覽先王之典，經綸百氏， 儲蓄既積，黎元永安。爰暨季葉，斯道陵替。富強者併兼山澤，貧弱者望絕一廛， 致令地有遺利，民無餘財。或爭畝畔以亡軀，或因饑饉以棄業。而欲天下太平， 百姓豐足，安可得哉！今遣使者循行州郡，與牧守均給天下之田，勸課農桑，興 富民之本。其制：男夫十五以上，受露田四十畝，婦人二十畝。民年及課則受田， 老免，及身沒則還田。諸桑田不在還受之限。男夫人給田二十畝，課蒔餘種桑五 十樹，棗五株，榆三根。非桑之土，夫給一畝。依法課蒔榆棗，限三年種畢，不 畢奪其不畢之地。於是有口分、世業之制，唐時猶沿之。嗟乎，人君欲留心民事， 而創百世之規，其亦運之掌上也已。宋林勳作《本政》之書，而陳同父以為必有 英雄特起之君，用於一變之後，豈非知言之士哉。 ○開墾荒地 明初，承元末大亂之後，山東、河南多是無人之地。洪武中，詔有能開墾者， 即為己業，永不起科。至正統中，流民聚居，詔令佔籍。景泰六年六月丙申，戶 部尚書張鳳等奏：“山東、河南、北直隸並順天府無額田地，甲方開荒耕種，乙 即告其不納稅糧。若不起科，爭競之塗終難杜塞。今後但告爭者，宜依本部所奏， 減輕起科，則例每畝科米三升三合，每糧一石科草二束，不惟永絕爭競之端，抑 且少助倉稟之積。”從之。戶科都給事中成章等劾鳳等不守祖制，不恤民怨，帝 不聽。然自古無永不起科之地。國初但以招徠墾民，立法之過，反以啟後日之爭 端，而彼此告訐，投獻王府、勳戚及西天佛子，無怪乎經界之不正，賦稅之不均 也。 ○蘇松二府田賦之重 丘浚《大學衍義補》曰：“韓愈謂賦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以今觀之，浙 東西又居江南十九，而蘇、松、常、嘉、湖五府又居兩漸十九也。考洪武中，天 下夏稅秋糧以石計者，總二千九百四十三萬餘，而浙江布政司二百七十五萬二千 餘，蘇州府二百八十九千餘，松江府一百二十萬九千餘，常州府五十五萬二千餘。
是此一藩三府之地，其田租比天下為重，其糧額比天下為多。今國家都燕，歲漕 江南米四百餘萬石，以實京師。而此五府者，幾居江西、湖廣、南直隸之半。臣 竊以蘇州一府計之，以準其餘。蘇州一府七縣，其墾田九萬六千五百六頃，居天 下八百四十九萬六千餘頃田數之中；而出二百八十萬九千石稅糧，於天下二千九 百四十餘萬石歲額之內。其科徵之重，民力之竭，可知也已。” 杜宗桓《上巡撫侍郎周忱書》曰：“五季錢氏稅兩浙之田，每畝三鬥。宋時 均兩浙田，每畝一斗。元入中國，定天下田稅，上田每畝稅三升，中田二升半， 下田二升，水田五升。至於我太祖高皇帝受命之初，天下田稅亦不過三升、五升， 而其最下有三合、五合者。於是天下之民鹹得其所，獨蘇、松二府之民則因賦重 而流移失所者多矣。今之糧重去處，每裡有逃去一半上下者。請言其故。國初籍 沒土豪田租，有因為張氏義兵而籍沒者，有因虐民得罪而籍沒者。有司不體聖心， 將沒入田地，一依租額起糧，每畝四五斗，七八斗，至一石以上，民病自此而生。
何也？田未沒入之時，小民於土豪處還租，朝往暮回而已。後變私租為官糧，乃 於各倉送納，運涉江湖，動經歲月，有二三石納一石者，有四五石納一石者，有 遇風波盜賊者，以致累年拖欠不足。愚按宋華亭一縣，即公江一府。當紹熙時， 秋苗止十一萬二千三百餘石；景定中，賈似道買民田以為公田，益糧一十五萬八 千二百餘石。宋末，官民田地稅糧共四十二萬二千八百餘石，量加圓斛。元初田 稅比宋尤輕，然至大德間，沒入朱清、張田後，至元間又沒入朱國珍、管明等 田，一府稅糧至有八十萬石。迨至季年，張士誠又並諸撥屬財賦府，與夫營圍、 沙職、僧道、站役等田。至洪武以來，一府稅糧共一百二十餘萬石，租既太重， 民不能堪。於是皇上憐民重困，屢降德音，將天下系官田地糧額遞減三分、二分 外，松江一府稅糧尚不下一百二萬九千餘石。愚歷觀往古，自有田稅以來，未有 若是之重者也。以農夫蠶婦凍而織，餒而耕，供稅不足，則賣兒鬻女；又不足， 然後不得已而逃，以至田地荒蕪，錢糧年年拖欠。向蒙恩赦，自永樂十三年至十 九年，七年之間所免稅糧不下數百萬石。永樂二十年至宣德三年，又復七年，拖 欠折收輕齎亦不下數百萬石。折收之後，兩奉詔書敕諭，自宣德七年以前，拖欠 糧草鹽糧、屯種子粒、稅絲門攤課鈔，悉皆停徵。前後一十八年間，蠲免折收停 徵至不可算。由此觀之，徒有重稅之名，殊無徵稅之實。願閣下轉達皇上，稽古 稅法，斟酌取捨，以宜於今者而稅之，輕其重額，使民如期輸納。此則國家有輕 稅之名，又有徵稅之實矣。” 今按《宣廟實錄》：洪熙元年閏七月，廣西右布政使周幹，自蘇、常、嘉、 湖等府巡視。還言：“蘇州等處人民多有逃亡者，詢之耆老，皆雲由官府弊政困 民所致。如吳江、崑山民田畝舊稅五升，小民佃種富室田畝，出私租一石。後因 沒入官，依私租減二斗，是十分而取八也。撥賜公侯、駙馬等項田，每畝舊輸租 一石，後因事故還官，又如私租例盡取之。且十分而取其八，民猶不堪，況盡取 之乎？盡取則無以給私家，而必至凍餒，欲不逃亡不可得矣。乞命所司，將沒官 之田及公侯還官田租，俱照彼處官田起科，畝稅六鬥。則田地無拋荒之患，而小 民得以安生。”下部議。宣德五年二月癸巳，詔各處舊額官田起科不一，租糧既 重，農民弗勝。自今年為始，每田一畝，舊額納糧自一斗至四鬥者，各減十分之 二；自四鬥一升至一石以上者，各減十分之三，永為定例。六年三月，巡撫侍郎 周忱言：“松江府華亭、上海二縣，舊有官田，稅糧二萬七千九百餘石，俱是古 額。科糧太重，乞依民田起科，庶徵收易完。”上命行在戶部會官議，劾忱變亂 成法，沽名要譽，請罪之。上不七年三月庚申朔，詔但系官田地稅糧，不分古額、 近額，悉依五年二月癸巳詔書減免，不許故違。辛酉，上退朝，御左順門，謂尚 書胡氵熒曰：’朕昨以官田賦重，百姓苦之，詔減什之三，以蘇民力。嘗聞外間 有言，朝廷每下詔蠲除租賦，而戶部皆不準。甚者文移戒約有司，有‘勿以詔書 為辭’之語。若然，則是廢格詔令，壅遏恩澤，不使下流，其咎若何！今減租之 令務在必行。《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有子曰：‘百姓不足，尹孰 與足？’卿等皆士人，豈不知此？朕昨有詩述此意，今以示卿，其念之毋忘。” 氵熒等皆頓首謝。其詩曰：“官租頗繁重，在昔蓋有因。而此服田者，本皆貧下 民。耕作既勞，輸納亦苦辛。遂令衣食微，曷以贍其身？殷念惻予懷，故跡安 得循？下詔減什三，行之四方均。先王視萬姓，有右父子親。茲惟重邦本，豈曰 矜吾仁！”《英廟實錄》：正統元年閏六月丁卯，行在戶部奏：“浙江、直隸、 蘇、松等處減除稅糧，請命名處巡撫侍郎並同府縣官，用心核實。其官田每畝秋 糧四鬥一升至三石以上者，減作二斗七升；二斗一升以上至四鬥者，減作二斗；
一斗一升至二斗者，減作一斗。明白具數，送部磨勘。”從之。
官田自漢以來有之。《宋史》：建炎元年，籍蔡京、王黼等莊以為官田。開 禧三年，誅韓佗胄，明年，置安邊所，凡佗胄與其他權幸沒入之田及圍田、湖田 之在官者皆隸焉，輸米七十二萬一千七百斛有奇，錢一百三十一萬五千緡有奇而 已。景定四年，殿中侍御史陳堯道、右正言曹孝慶、監察御史虞慮、張顏等言： “乞依祖宗限田議，自兩浙、江東西官民戶逾限之田，抽三分之一買充公田，得 一千萬畝之田，則歲有六七百萬斛之入。丞相賈似道主其議行之，始於浙西六郡， 凡田畝起租滿石者，予二百貫，以次遞減。有司以買田多為功，皆謬以七八斗為 石。其後田少，與磽瘠虧租，與佃人負租而逃者，率取償田主，六之民多破家矣。” 而平江之田獨多，元之有天下也，此田皆別領於官。《松江府志》言：“元時苗 稅，公田外，復有江淮財賦都總管府領故宋妃田，以供太后；江浙財賦府領籍沒 朱、張田，以供中宮；稻田提領所領籍沒朱、管田，以賜丞相脫脫；撥賜莊領宋 親王及新籍明慶、妙行二寺等田，以賜影堂寺院、諸王近臣；又有括入白雲宗僧 田，皆不繫州縣元額。而《元史》所記賜田，大臣如拜住、燕帖木兒等，諸王如 魯王周阿不刺、郯王徹徹禿等，公主如魯國大長公主，寺院如集慶、萬壽二寺， 無不以平江田。而平江之官田又多，至張士誠據吳之日，其所署平章、太尉等官 皆出於負販小人，無不志在良田美宅，一時買獻之產遍於平江，而一入版圖，亦 按其租簿沒入之。已而富民沈萬三等又多以事被籍，是故改平江曰蘇州，而蘇州 之官田多而益多。故宣德七年六月戊子，知府況鍾所奏之數，長洲等七縣秋糧二 百七十七萬九千餘石，其中民糧止一十五萬三千一百七十餘石，官糧二百六十二 萬五千九百三十餘石。是一府之地土無慮皆官田，而民田不過十五分之一也。且 夫民田僅以五升起科，而官田之一石者，奉詔減其什之三，而猶為七鬥，是則民 間之田一入於官，而一畝之糧化而為十四畝矣。此固其極重難返之勢，始於景定 訖於洪武，而徵科之額十倍於紹、熙以前者也。於是巡撫周忱有均耗之法，有改 派金花官布之法，以寬官田，而租額之重則一定而不可改。若夫官田之農具、車 牛，其始皆給於官，而歲輸其稅，浸久不可問，而其稅復派之於田。然而官田， 官之田也，國家之所有。而耕者，猶人家之佃戶也。民田，民自有之田也。各為 一冊而徵之，猶夫《宋史》所謂“一曰官田之賦，二曰民用之賦”，《金史》所 謂“官田曰租，私田曰稅”者，而未嘗並也。相沿日久，版籍訛脫，疆界莫尋， 村鄙之氓未嘗見冊，買賣過割之際，往往以官作民。而里胥之飛灑移換者，又百 出而不可究。所謂官田者，非昔之官田矣。乃至訟端無窮，而賦不理。於是景泰 二年，從浙江布政司右布政使楊瓚之言，將湖州府官田重租分派民田輕租之家承 納，及歸併則例。四年，詔巡撫直隸侍郎李敏，均定應天等府州縣官民田。嘉靖 二十六年，嘉興知府趙瀛創議：“田不分官民，稅不分等則，一切以三鬥起徵。” 蘇、松、常三府從而效之，自官田之七鬥、六鬥，下至民田之五升，通為一則。
而州縣之額，各視其所有官田之多少輕重為準，多者長洲至畝科三鬥七升，少者 太倉畝科二斗九升矣。國家失累代之公田，而小民乃代官佃納無涯之租賦，事之 不平，莫甚於此。然而為此說者，亦窮於勢之無可奈何，而當日之士大夫亦皆帖 然而無異論，亦以治如亂絲，不得守二三百年紙上之虛科，而使斯人之害如水益 深，而不可救也。抑嘗論之，自三代以下，田待買賣，而所謂業主者即連陌跨阡， 不過本其錙銖之直，而直之高下則又以時為之。地力之盈虛，人事之嬴絀，率數 十年而一變。柰之何一入於官，而遂如山河界域這不杏勸也？且景定之君臣，其 買此田者，不過予以告牒、會子虛名，不售之物，逼而奪之，以至彗出民愁，而 自亡其國。四百餘年之後，推本重賦之由，則猶其遺禍也。而況於沒入之田本無 其直者乎！至於今日，佃非昔日之佃，而主亦非昔日之主。則夫官田者，亦將與 冊籍而俱銷，共車牛而皆盡矣。猶執官租之說以求之，因已不可行，而欲一切改 從民田，以復五升之額，即又駭於眾而損於國。有王者作，鹹則三壤，謂宜遣使 案行吳中，逐縣清丈，定其肥瘠高下為三等，上田科二斗，中田一斗五升，下田 一斗，山塘塗蕩以升以合計者，附於冊後，而概謂之曰民田，惟學田、屯田乃謂 之官田，則民樂業而賦易完，視之紹、熙以前，猶五六倍也。豈非去累代之橫徵， 而立萬年之永利者乎？昔者唐末，中原宿兵所在，皆置營田，以耕曠土。其後又 募高貲戶，使輸課佃之。戶部別置官司總領，不隸州縣。梁太祖擊淮南，掠得牛 以千萬計，給東南諸州農民，使歲輸租自是歷數十年，牛死而租不除，民甚苦之。
周太祖素知其弊，用張凝、李之言，悉罷戶部營田，務以其民隸州縣，其田廬牛 農器並賜見佃者，為永業，悉除租牛課是歲，戶部增三萬餘戶。或言營田有肥饒 者，不若鬻之，可得錢數十萬緡，以資國。帝曰“利在於民，猶在國也。朕用此 錢何為！”嗚呼，以五代之君猶知此義，而況他日大有為主？必有朝聞而夕行之 者矣。今存者，惟衛所屯田、學田、勳戚欽賜莊田三者猶是官田。南京各衙門所 管草場田地佃戶轉相典賣，不異民田。蘇州一府，惟吳縣山不曾均勻一則，至今 有官山、私山之名，官山每畝科五升，私山畝科升五勺。今高淳縣之西有永豐鄉 者，宋時之湖田，所謂永豐圩者也。《文獻通考》：“永豐圩，自政和五年圍湖 成田，初令百姓請佃，後以賜蔡京，又以賜韓世忠，又以賜秦檜，繼撥隸行宮， 今隸總所。王弼《永豐謠》曰：“永豐圩接永寧鄉，一畝官田八斗糧，人家種田 無厚薄，了得官租身即樂。前年大水平斗門，圩底禾苗沒半分，里胥告災縣官怒， 至今追租如追魂。有田追租未足怪，盡將官田作民賣，富家得田貧納租，年年舊 租結新債。舊租了，新租促，更向城中賣黃犢，一犢千文任時估，債家算息不算 母。嗚呼！有犢可賣君莫悲，東鄰賣犢兼賣兒，但願有兒在我邊，明年還得種官 田。”讀此詩，知當日官佃之苦即已如此。而以官作民，亦不始於近日矣。 《元微之集•奏狀》：“右臣當州百姓田地，每畝只稅粟九升五合，草四分， 地頭榷酒錢共出二十一文。已下其諸色職田，每畝約稅粟三鬥，草三束，腳錢一 百二十文。若是京官上司職田，又須百姓變米僱車般送，比量正稅近於四倍。廨 田、官田、驛田等所稅輕重，約與職田相似。”是則官田之苦，自唐已然，不始 於宋、元也。故先朝洪熙、宣德中，屢下詔書，令民間有拋荒官田，召人開耕， 依民田例起科。又不獨蘇、松、常三府為然。
吳中之民，有田者什一，為人佃作者十九。其畝甚窄，而凡溝渠道路皆並其 稅于田之中。歲僅秋禾一熟，一畝之收不能至三石，少者不過一石有餘。而私租 之重者至一石二三鬥，少亦八九鬥。佃人竭一歲之力，糞壅工作，一畝之費可一 緡，而收成之日所得不過數鬥，至有今日完租而明日乞貸者。故既減糧額，即當 禁限私租，上田不得過八斗，如此則貧者漸富，而富者亦不至於貧。《元史•成 宗紀》：“至元三十一年十月辛巳，江浙行省臣言：‘陛下即位之初，詔蠲今歲 田租十分之三。然江南與江北異，貧者佃富人之田，歲輸其租。今所蠲特及田主， 其佃民輸租如故，則是恩及富室，而不被及於貧民也。宜令佃民當輸田主者，亦 如所蠲之數。’從之。”大德八年正月己未，詔江南佃戶，私租太重，以十分為 率，普減二分，永為定例。前一事為特恩之蠲，後一事為永額之減，而皆所以寬 其佃戶也。是則厚下之政，前代已有行之者。
漢武帝時，董仲舒言：“或耕豪民之田，見稅什五。”唐德宗時，陸贄言： “今京畿之內，每田一畝，官稅五升，而私家收租有畝至一石者，是二十倍於官 稅也。降及中第，租猶半之。夫土地，王者之所有；耕稼，農夫之所為。而兼併 之徒，居然受利。望今凡所佔田，約為條限，裁減租價，務利貧人。”仲舒所言 則今之分租，贄所言則今之包租也。然猶謂之“豪民”，謂之“兼併之徒”，宋 已下則公然號為“田主”矣。 ○豫借 唐玄宗天寶三載，制曰：“每載庸調，八月徵收，農功未畢，恐難濟辦。自 今已後，延至九月二十日為限。”至代宗廣德二年七月庚子，稅天下地畝青苗錢， 以給百官俸。所謂青苗錢者，以國用急，不及待秋，方苗青而徵之，故號青苗錢。
主其任者為青苗使。遂為後代豫借之始。陸宣公言：“蠶事方興，已輸縑稅；農 功未艾，遽斂谷租。上司之繩責既嚴，下吏之威暴愈促。有者急賣而耗其半直， 無者求假而費其倍酬。”憲宗元和六年二月，制以新陳未接，營辦尤艱。凡有給 用，委觀察使以供軍錢，方員借便，不得量抽百姓。故韓文公有《遊城南詩》雲： “白布長衫紫領巾，差科未動是閒身。麥苗含穗桑生葚，共向田頭樂社神。”是 三四月之間尚未動差科也。至後唐莊宗同光四年三月戊辰，以軍食不足，敕河南 尹豫借夏秋稅。其時外內離叛，未及一月，國亡主滅。明宗即位，頗知愛民。見 於《文獻通考》所載：長興四年，起徵條流，其節候早者五月十五日徵，八月一 日納足。遞而下之，其尤晚者六月二十日起徵，九月納足。周世宗顯德三年十月 丙子，上謂侍臣曰：“近朝征斂谷帛，多不俟收穫紡績之畢。”乃詔三司，自今 夏稅以六月，秋稅以十月起徵。是莊宗雖有三月豫借之令，而實未嘗行也。乃後 代國勢阽危，非若同光，而春初即出榜開徵，其病民又甚矣。《詩》雲：“碩鼠 碩鼠，無食我苗。”謝君直曰：“苗未秀而食之，貪之甚也。”今之為豫借者， 食苗之政也。有不毆民而適樂郊者乎！
虞謙，洪武末為杭州府知府，嘗建議：“僧道，民之蠹。今江南寺院田多或 數百頃，而徭役未嘗及之。貧民無田，往往為徭役所困。請為定製，僧道每人田 無過十畝，餘田以均平民。”初是之，已而謂非舊制，遂廢。 ○紡織之利 今邊郡之民，既不知耕，又不知識，雖有材力而安於遊惰。華陰王宏撰著議， 以為延安一府，布帛之價貴於西安數倍，既不獲紡織之利，而又歲有買布之費， 生計日蹙，國稅日逋。非盡其民之惰，以無教之者耳。今當每州縣發紡織之具一 副，令有司依式造成，散給裡下，募外郡能織者為師。即以民之勤惰工拙，為有 司之殿最。一二年間，民享其利，將自為之，而為煩程督矣。計延安一府四萬五 千餘戶，戶不下三女子，固已十三萬餘人，其為利益豈不甚多？按《鹽鐵論》曰： “邊民無桑麻之利，仰中國絲絮而後衣之。夏不釋復，冬不離窟，父子夫婦內藏 於專室土圜之中。”崔《政論》曰：“僕前為五原太守，土俗不知緝績，冬積 草，伏臥其中。若見吏，以草纏身，令人酸鼻。吾乃賣儲峙，得二十餘萬，詣雁 門、廣武迎織師，使巧手作機，乃紡以教民識。”是則古人有行之者矣。《漢志》 有云：“冬民既入，婦人同巷相從夜績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八月載績， 為公子裳。”豳之舊俗也。率而行之，富強之效，龐之化，豈難致哉！
吳華核上書，欲禁綾綺錦繡，以一生民之原，豐谷帛之業。謂今吏士之家， 少無子女，多者三四，少者一二。通令戶有一女，十萬家則十萬人。人人織績， 一歲一束，則十萬束矣。使四疆之內，同心戮力，數年之間，布帛必積。恣民五 色，惟所服用，但禁綺繡無益之飾。且美貌者不待華採以崇好，豔姿者不待文綺 以致愛，有之無益，廢之無損，何愛而不暫禁，以充府藏之急乎！此救乏之上務， 富國之本業。使管、晏復生，無以易此方。今纂組日新，侈薄彌甚，斫雕為樸， 意亦可行之會乎？ ○馬政 “析因夷奧”，先王之所以處人民也。“日中而出，日中而入”，先王之 所以處廄馬也。
漢晁錯言：“令民有車騎馬一匹者，復卒三人。”文帝從之。故文、景之富， 眾庶街巷有馬，仟伯之間成群。乘牝者，擯而不得會聚。若乃塞之斥也，橋桃 致馬千匹。於樓煩致馬牛羊數千群。則民間之馬其盛可知。武帝輪臺之悔，乃修 馬復令。唐玄宗開元九年，詔天下之有馬者，州縣皆先以郵遞、軍旅之役，定戶 復緣以升之。百姓畏苦，乃多不畜馬，故騎射之士減曩時。自今諸州民，勿限有 無蔭，能家畜十馬以下，免帖驛郵遞，徵行定戶無以馬為貲。”古之人君，其欲 民之有馬如此。惟魏世宗正始四年十一月丁未，禁河南畜牝馬。元世祖至元二十 三年六月戊申，括諸路馬，凡色目人有馬者三取其二，《實錄》言：永樂元年七 月丙戌，上諭兵部臣曰：“比聞民間馬價騰貴，蓋禁民不得私畜故也。漢文、景 時，閭里有馬成群，民有即國家之有。其榜諭天下，聽軍民畜馬勿禁。”又曰： “三五年後，庶幾馬漸蕃息。”此承元人禁馬之後，故有此諭。而洪熙元年正月 辛巳，上申諭兵部，令民間畜官馬者，二歲納駒一匹，俾得以餘力養私馬。至宣 德六年，有陝西安定衛土民王從義，畜馬蕃息，數以來獻。此則小為之而小效者 也，然未及修漢唐復馬之令也。 ○驛傳 《續漢•輿服志》曰：“驛馬三十里一置。”《史記》：“田橫乘傳詣洛陽， 未至三十里，至屍鄉廄置”是也。唐制亦然，白居易詩：“從陝至東京，山低路 漸平。風光四百里，車馬十三程”是也。其行或一日而馳十驛，岑參詩：“一驛 過一驛，驛騎如星流。平時發咸陽，暮及隴山頭。”韓愈詩：“銜命山東撫亂師， 日馳三百自嫌遲”是也。又如天寶十四載十一月丙寅，安祿山反於范陽。壬申， 聞於行在所，時上在華清宮，六日而達。至德二載九月癸卯，廣平王收西京。甲 辰，捷書至行在，時上在鳳翔府，一日而達。而唐制，赦書日行五百里，則又不 止於十驛也。古人以置驛之多，故行速而馬不弊。後人以節費之說，歷次裁併， 至有七八十里而一驛者，馬倒官逃。職此之故，盍一考之前史乎？
古人以三十里為一舍。《左傳》：“楚子入鄭，退三十里而許之平。注以為 “退一舍”。而《詩》言：“我服既成，於三十里”《周禮•遺人》：“三十里 有宿，宿有路室。”然則漢人之驛馬三十里一置，有自來矣。
國初，凡驛皆有倉。洪熙元年六月丙辰，河南新安知縣陶奏：“縣在山谷， 土瘠民貧，遇歲不登，公私無措。惟南關驛有儲此一事，而當時儲畜之裕，法令 之寬，賢尹益下之權，明主居高之聽，皆非後世之所能及矣。然則驛之有倉，不 但以供賓客使臣，而亦所以待凶荒艱厄，實《周禮•遺人》之掌也。帖括後生， 何足以知先王之政哉。
今時十里一鋪，設卒以遞公文。 《孟子》所云“置郵而傳命”，蓋古已有之。《史記》：“白起既行，出鹹 陽西門十里，至杜郵。”《漢書•黃霸傳》注：“師古曰：郵亭書舍，謂傳送文 書所止處。” ○漕程 《山堂考索》載：“唐漕制，凡陸行之程，馬日七十里，步及驢五十里，車 三十里。水行之程，舟之重者，溯河日三十里，江四十里，餘水四十五里；空舟， 溯河四十里，江五十里，餘水六十里。沿流之舟則輕重同制，河日一百五十里， 江一百里，餘水七十里。轉運征斂送納皆準程節其遲速，其三峽、砥柱之類不拘 此限。此法可以不盡人馬之力，而亦無逗留之患。今之過淮、過洪及回空之限， 猶有此意，而其用車驢則必窮日之力而後止，以至於人畜兩弊，豈非後人之急迫 日甚於前人也與，然其效可睹矣。” ○行鹽 松江李雯論“鹽之產於場，猶五穀之生於地，宜就場定額，一稅之後，不問 其所之，則國與民兩利。”又曰：“天下皆私鹽，則天下皆官鹽也。”此論鑿鑿 可行。丘仲深《大學衍義補》言復海運，而引杜子美詩：“雲帆轉遼海。更稻 來東吳”為證。餘於鹽法亦引子美詩云：“蜀麻吳鹽自古通。”又曰：“風煙渺 吳蜀，舟楫通鹽麻。”又曰：“蜀麻久不來，吳鹽擁荊門。”若如今日之法，各 有行鹽地界，吳鹽安得至蜀哉！人人誦杜詩，而不知此故事。所云“誦詩三百， 授之以政”，不達者也。
洪武三年六月辛巳，山西行省言：“大同糧儲自陵縣、長蘆運至太和嶺，路 遠費重。若令商人於大同倉入米一石，太原倉入米一石三鬥者，俱準鹽一引，引 二百斤。商人鬻畢，即以原給引自赴所在官司繳之。如此，則轉輸之費省而軍儲 充矣。”從之。此中鹽之法所自始。
唐劉晏為轉運使，專用榷鹽法充軍國之用。時自許、汝、鄭、鄧之西皆食河 東池鹽，度支主之。汴、滑、唐、蔡之東皆食海鹽，晏主之。晏以為鹽吏多則州 縣擾，故但於出鹽之鄉置鹽官，收鹽戶所煮之鹽，轉鬻於商人，任其所之。自餘 州縣不復置官。其江嶺間去鹽鄉遠者，轉官鹽於彼貯之，或商絕鹽貴，則減價鬻 之，謂之常平鹽。官獲其利，而民不乏鹽。始江淮鹽利不過四上萬緡，季年乃六 百萬緡。由是國用充足，而民不困弊。今日鹽利之不可興，正以鹽吏之不可罷， 讀史者可以慨然有省矣。
行鹽地分有遠近之不同，遠於官而近於私，則民不得不買私鹽。既買私鹽， 則興販之徒必興，於是乎盜賊多而刑獄滋矣。《宋史》言江西之虔州地連廣南， 而福建之汀州亦與虔接，虔鹽弗善，汀故不產鹽，二州民多盜販廣南鹽以射利。
每歲秋冬，田事才畢，恆數十百為群，持甲兵旗鼓，往來虔、汀、漳、潮、循、 梅、惠、廣八州之地。所至劫人谷帛，掠人婦女，與巡捕吏卒鬥格，或至殺傷， 則起為盜，依阻險要，捕不能得，或赦其罪招之。元末之張士誠，以鹽徒而盜據 吳會。其小小興販，雖太平之世，未嘗絕也。餘少居崑山、常熟之間，為兩浙行 鹽地，而民間多販淮鹽，自通州渡江，其色青黑，視官鹽為善。及遊大同，所食 皆蕃鹽，堅緻精好。此地利之便，非國法之所能禁也。明知其不能禁，而設為巡 捕之格，課以私鹽之獲，每季若干，為一定之額，此掩耳盜鐘之政也。
宋嘉中，著作佐郎何鬲、三班奉職王嘉麟上書，請罷茶本錢，縱園戶貿易， 而官收租錢，與所在徵算，歸榷貨務，以償邊糴之費，可以疏利源而寬民力。仁 宗從之。其詔書曰：“歷世之敝，一旦以除，著為經常，弗復更制。”以是雖當 王安石之時，而於茶法未有所變，其說可通之於鹽課者也。 ●卷十一 ○權量 三代以來，權量之制，自隋文帝一變。杜氏《通典》言：“六朝量三升當今 一升，稱三兩當今一兩，尺一尺二寸當今一尺。”《左傳•定公八年》正義曰： “魏、齊鬥稱於古二而為一，周、隋鬥稱於古三而為一。”《隋書•律曆志》言： “梁、陳依古鬥，齊以古升五升為一斗，周以玉升一升當官鬥一升三合四勺，開 皇以古鬥三升為一升，大業初依復古鬥。梁、陳依古稱，齊以古稱一斤八兩為一 斤，周玉稱四兩當古稱四兩半，開皇以古稱三斤為一斤，大業初依復古稱。”令 考之傳記，如《孟子》以舉百鈞為有力人；三十斤為鈞，百鈞則三千斤。《晉書 •成帝紀》：“令諸郡舉力人能舉千五百斤以上者。”《史記•秦始皇紀》。 “金人十二，重各千石，置宮廷中。”百二十斤為石，千石則十二萬斤。《漢舊 儀•祭天》：“養牛五歲，至二千斤。”《晉書•南陽王保傳》：“自稱重八百 斤。”不應若此之重！《考工記》曰：“爵一升，觚三升。獻以爵而酬以觚，一 獻而三酬，則一豆矣。”《禮記》“宗廟之祭，貴者獻以爵，賤者獻以散。尊者 舉觶，卑者舉角。五獻之尊，門外缶，門內壺，君尊瓦С。”注：“凡觴一升曰 爵，二升曰觚，三升曰觶，四升曰角，壺大一石，五升曰散，瓦С五斗。《詩》 曰：“無姑酌彼金。”毛說：“人君以黃金飾尊，大一碩，每食四簋。”正義： “簋，瓦器，容鬥二升。”不應若此之巨！《周禮•舍人》：“喪紀共飯米。” 注：“飯，所以實口。君用梁，大夫用稷，士用稻，皆四升。”《管子》：“凡 食鹽之數，一月丈夫五升少半，婦人三升少半，嬰兒二升少半。”《史記•廉頗 傳》：“一飯鬥米。”《漢書•食貨志》：“食人月一石半。”《趙充國傳》： “以一馬自佗，負三十日食，為米二斛四鬥，麥八斛。”《匈奴傳》：“計一人 三百日食，用備十八斛。”不應若此之多！《史記•河渠書》：“可令畝十石。” 嵇康《養生論》：“夫田種者，一畝十斛，謂之良田。”《晉書•傅玄傳》： “白田收至十餘斛，水田至數十斛。”今之收穫最多亦不及此數。《靈樞經》： “人食一日中五升。”《既夕禮》：“朝一溢米，莫一溢米。”注：“二十兩曰 溢，為米一升二十四分升之一。”《晉書•宣帝紀》：“問諸葛公：‘食可幾何？’ 對曰：‘三四升。’”《會稽王道子傳》：“國用虛謁，自司徒以下，日廩七升。” 本皆言少，而反得多。是知古之權量比之於今，大抵皆三而當一也。《史記•孔 子世家》：“孔子居魯，奉粟六萬。”索隱曰：“當是六萬鬥。”正義曰：“六 萬小鬥，當今二千石也。”此唐人所言三而當一之驗。蓋自三代以後，取民無制， 權量之屬，每代遞增。至魏孝文太和十九年，詔改長尺、大斗，依周禮制度，班 之天下。隋煬帝大業三年四月壬辰，改度量權衡並依兩、小兩之名，而後代則不 復言矣。 《山堂考索》：“斛之為制，方尺而深尺。《班志》乃雲其中容十鬥，蓋古 用之鬥小。” 歐陽公《集古錄》有谷口銅甬，始元四年左馮翊造，其銘曰：“谷口銅甬容 十鬥，重四十斤。”以今權量校之，容三鬥，重十五斤。鬥則三而有餘，斤則三 而不足。呂氏《考古圖》漢好官廚鼎刻曰：“重九斤一兩。”今重三斤六兩， 今六兩當漢之一斤。又曰：“軹家釜三鬥弱，軹家甑三鬥一升。”當漢之一石， 大抵是三而當一也。
古以二十四銖為兩。五銖錢十枚，計重二兩二銖。今稱得十枚，當今之一兩 弱。又《漢書•王莽傳》言：“天鳳元年，改作貨布，長二寸五分，廣一寸，首 長八分有奇，廣八分，其圜好徑二分半，足枝長八分，間廣二分。其文右曰‘貨’， 左曰‘布’，重二十五銖。”頃富平民掊地，得貨布一罌。所謂長二寸五分者， 今鈔尺之一寸六分有奇；廣一寸者，今之六分有半；八分者，今之五分。而二十 五銖者，今稱得百分兩之四十二。是則今代之大於古者，量為最，權次之，度又 次之矣。 《晉書•摯虞傳》：“將作大匠陳勰，掘地得古尺。尚書奏：‘今尺長於古 尺，宜以古為正。’潘岳以為習用已久，不宜復改。虞駁曰：‘昔聖人有以見天 下之賾，而擬其形容，象物制器，以存時用。故參天兩地，以正算數之紀；依律 計分，以定長短之度。其作之也有則，故用之也有徵。考步兩儀，則天地無所隱 其情；準正三辰，是懸象無所容其謬。施步兩儀，則天地無所隱其情；準正三辰， 則懸象無所容其謬。施之金石，則音韻和諧；措之規矩，則器用合宜。一本不差， 而萬物皆正。及其差也，事皆反是。今尺長於古尺幾於半寸，樂府用之，律呂不 合。史官用之，曆象失佔。醫署用之，孔穴乖錯。此三者，度量之所由生，得失 之所取徵，皆糹圭閡而不得通，故宜改今而從古也。唐虞之制，同律度量衡；仲 尼之訓，謹權審度。今兩尺並用，不可謂之同；知失而行，不可謂之謹。不同不 謹，是謂謬法，非所以軌物垂則，示人之極。凡物有多而易改，亦有少而難變。
有改而致煩，亦有變而之簡。度量是人所常用，而長短非人所戀惜，是多而易改 者也。正失於得，反邪於正，一時之變，永世無二，是變而之簡者也。憲章成式， 不失其舊物。季末苟合之制，異端雜亂之用，宜以時釐改，貞夫一者也。臣以為 宜如所奏。’” ○大斗大兩 《漢書•貸殖傳》：“黍千大斗。”師古曰：“大斗者，異於量米粟之鬥也。” 是漢時己有大斗，但用之量粗貨耳。 《唐六典》：“凡度，以北方黍中者一黍之廣為分，十分為寸，十寸為尺， 一尺二寸為大尺，十尺為丈。凡量，以黍中者容一千二百黍為龠，二龠為合， 十合為升，十升為鬥，三鬥為大斗，十鬥為斛。凡權衡，以黍中者百黍之重為 銖，二十四銖為兩，三兩為大兩，十六兩為斤。凡積黍為度量權衡者，調鐘律， 測晷景，合湯藥及冠冕之制則用之，內外官司悉用大者。”按唐時權量，是古今、 小大並行，太史、太常、太醫用古，他有司皆用今。久則其今者通行，而古者廢 矣。
宋沈括《筆談》曰：“予受詔考鐘律及鑄渾儀，求秦漢以來度量，計六鬥當 今之一斗七升九合，稱三斤當今十三兩。”是宋時權量又大於唐也。 《元史》言：“至元二十年，頒行宋文思院小口斛。”又言：“世祖取江南， 命輸米者止用宋鬥斛，以宋一石當今七鬥故也。”是則元之鬥斛又大於宋也。 ○漢祿言石 古時制祿之數，皆用鬥斛。《左傳》言：“豆、區、釜、鍾，各自其四，以 登於釜。”《論語》：“與之釜，與之庾。”《孟子》：“養弟子以萬鍾。”皆 量也。漢承秦制，始以石為名。故有中二千石、二千石、比二千石，千石、比千 石，六百石、比六百石，四百石、比四百石，三百石、比三百石，二百石、比二 百石，百石，而三公號萬石。百二十斤為石，是以權代量。然考《續漢•百官志》 所載月奉之數，則大將軍、三公奉月三百五十斛，以至斗食奉月十一斛，又未嘗 不用斛。所謂二千石以至百石者，但以為品級之差而已。今人以十鬥為石，本於 此。不知秦時所為“金人十二，重各千石”，“撞萬石之鐘”，“縣石鑄鐘ね”， “衡石程書”之類，皆權也，非量也。惟《白圭傳》“谷長石鬥”，《淳于髡傳》 “一斗亦醉，一石亦醉”，對鬥言之，是移權之名於量爾。
葉夢得《巖下放言》：“名生於實，凡物皆然。以斛為石，不知起何時，自 漢以來始見之。石本五權之名，漢制重百二十斤為石，非量名也。以之取名賦祿， 如二千石之類，以谷百二十斤為斛，猶之可也。若酒言石，酒之多少本不繫谷數， 從其取之醇ㄤ。以今準之，酒之醇者，斛止取七鬥或六鬥；而ㄤ者，多至於十五 六鬥。若以谷百二十斤為斛，酒從其權名，則當為酒十五六鬥；從其量名，則斛 當谷百八九十斤，進退兩無所合。是漢酒言石者，未嘗有定數也。至於面言斛石， 面亦未必正為麥百二十斤，而麥之實又有大小虛實。然沿襲至今，莫知為非。及 弓弩較力，言鬥言石，此乃古法。打錘以斤為別，而世反疑之。乃知名實何常之 有。 《史記•貨殖傳》：“狐貂裘千皮，羔羊裘千石。”變“皮”言“石”，亦 互文也。凡細而輕者則以皮計，粗而重者則以石計。 ○以錢代銖 古算法，二十四銖為兩。漢軹家釜銘：“重十斤九銖”，軹家甑銘：“重四 斤廿銖”是也。近代算家不便，乃十分其兩，而有“錢”之名。此字本是借用 “錢幣”之錢，非數家之正名，簿領用之可耳，今人以入文字，可笑。《唐書》： “武德四年，鑄開通元寶，徑八分，重二銖四縈。”積十錢重一兩，得輕重大小 之中。所謂二銖四縈者，今一錢之重也。後人以其繁而難曉，故代以錢字。
度量皆以十起數，惟權則以一龠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銖，兩之為兩，十六兩 為斤，三十斤為鈞，四鈞為石。今人改銖為錢，而自兩以上則縈百、縈千以至於 萬，而權之數亦以十起矣。漢制，錢言銖，金言斤，其名近古。 《宋史•律曆志》：大宗淳化三年三月，詔曰：“《書》雲協時月正日，同 律度量衡，所以建國經而立民極也。國家萬邦鹹義，九賦是均。顧出納於有司， 系權衡之定式。如聞黍之制。或差毫釐，錘鉤為奸，害及黎庶，宜令詳定稱法， 著為通規。”事下有司。監內藏庫崇儀使劉蒙、劉承：“太府寺舊銅式，自一 錢至十斤，凡五十一，輕重無準。外府藏受黃金，必自毫釐計之。或自錢始，則 傷於重。”遂尋本末，別製法物。至景德中，承加參定，而權衡之制益為精備。
其法蓋取《漢志》子谷為則，廣十黍以為寸，從其大樂之尺就成二術。因度尺 而求犛，自積黍而取縈以犛、縈一錢半及一兩等二稱。各懸三毫，以星準之。等 一錢半者，以取一稱之法。其衡合樂尺一尺二寸，重一錢，錘重六分，盤重五分。
初毫星準半錢，至梢總一錢半，析成十五分，分列十犛；中毫至梢一錢，析成十 分，分列十犛；末毫至梢半錢，析成五分，分列十犛。等一兩者亦為一稱之則， 其衡合樂尺一尺四寸，重一錢半，錘重六錢，盤重四錢。初毫至梢布二十四銖， 下別出一星，星等五縈中毫至梢五錢，布十二銖，銖列五星，星等二縈。末毫至 梢六銖，銖列十星，星等一縈。以御書真、草、行三體。淳化錢較定，實重二銖 四縈，為一錢者。以二千四百得十有五斤，為一稱之則。其法初以績黍為準，然 後以分而推忽，為定數之端。故自忽、絲、毫、釐、黍、縈、銖，各定一錢之則。
毫則百，犛則十。轉以十倍倍之，則為一錢。黍以二千四百杖為一兩，縈以二百 四十，銖以二十四，遂成其稱。稱合黍數，則一錢半者，計三百六十黍之重，列 為五分，則每分計二十四黍。又每分析為一十犛，則每犛計二黍十分黍之四，每 四毫一線六忽有差為一黍，則犛、縈之數極矣。一兩者，合二十四銖，為二千四 百黍之重。每百黍為銖，二百四十黍為二銖四縈，二銖四縈為錢，二縈四黍為分， 一縈二黍重五犛，六黍重二犛五毫，三黍重一犛二毫五絲，則黍縈之數成矣。先 是，守藏吏受天下歲輸金幣，而太府權衡舊式失準，得因之為奸，故諸道主者坐 逋負而破產者甚眾。又守藏更代，校計爭訟，動必數載。至是新制既定，奸弊無 所措，中外以為便。是則今日以十分為錢，十錢為兩，皆始於宋初所謂新制者也。 ○十分為錢 古時分乃度之名，非權之名。《說文》：“寸，十分也。”《隋書•律曆志》 引《易緯通卦驗》：“十馬尾為一分。”《說苑》：“度、量、權、衡以粟生。
十粟為一分，十分為一寸。”《孫子算術》：“蠶所吐絲為忽，十忽為秒，十秒 為毫，十毫為犛為分，十分為寸。”《漢書•律曆志》：“本起黃鐘之長，以子 谷黍中者一黍之廣度之，九十黍為黃鐘之長，一黍為一分，十分為一寸。”此 皆度之名。《淮南子》：“十二{艹票}當一粟，十二粟而當一分，十二分而當一 銖，十二銖而當半兩，二十四銖為一兩，十六兩為一斤，三十斤為一鈞，四鈞為 石。”此則權之名。然以十二分為一銖，二十四銖為一兩，則小於今之為分者多 矣。
陶隱居《名醫別錄》曰：“古稱惟有銖、兩，而無分名。今則以十黍為一銖， 六銖為一分，四分為一兩，十六兩為一斤。”李杲曰：“六銖為一分，即今之二 錢半也。”此又以二錢半為分，則隨人所命而無定名也。 ○黃金 漢時黃金上下通行。故文帝賜周勃至五千斤；宣帝賜霍光至七千斤；而武帝 以公主妻欒大，至齎金萬斤；衛青出塞，斬捕首虜之士，受賜黃金二十餘萬斤；
梁孝王薨，藏府餘黃金四十餘萬斤；館陶公主近幸董偃，令中府曰：“董君所發， 一日金滿百斤，錢滿百萬，帛滿千區，乃白之。”王莽禁列侯以下，不得挾黃金， 輸御府受直。至其將敗，省中黃金萬斤者為一匱，尚有六十匱；黃門鉤盾藏府中 尚方處，處各有數匱。而《後漢•光武紀》言：“王莽末，天下旱蝗，黃金一斤 易粟一斛。”是民間亦未嘗無黃金也。董卓死，塢中有金二三萬斤，銀八九萬斤。
昭烈得益州，賜諸葛亮、法正、關羽、張飛金各五百斤，銀千斤。《南齊書•蕭 穎胄傳》：“長沙寺僧業富沃，鑄黃金為龍數千兩，埋土中，歷相傳付，稱為下 方黃鐵，莫有見者。潁胄起兵，乃取此龍以充軍實。”《梁書•武陵王紀傳》： “黃金一斤為餅，百餅為，至有百。銀五倍之。”自此以後，則罕見於史。 《尚書》疏：“漢魏贖罪，皆用黃金。後魏以金難得，令金一兩收絹十匹。今律 乃贖銅。” 宋太宗問學士杜鎬曰：“兩漢賜予多用黃金，而後代遂為難得之貨，何也？” 對曰：“當時佛事未興，故金價甚賤。”今以目所睹記及《會典》所載國初金價 推之，亦大略可考。《會典•鈔法卷》內雲：“洪武八年，造大明寶鈔，每鈔一 貫，折銀一兩；每鈔四貫，易赤金一兩。”是金一兩當銀四兩也。《徵收卷》內 雲：“洪武貫，易赤金一兩。”是金一兩當銀四兩也。《徵收卷》內雲：“洪武 十八年，令凡折收稅糧，金每兩準米十石，銀每兩準米二石。”是金一兩當銀五 兩也。三十年，上曰：“折收逋賦，欲以蘇民困也。今如此其重，將愈困民。” 更令金每兩準米二十石，銀每兩準米四石。然亦是金一兩當銀五兩也。永樂十一 年，令金每兩準米三十石，則當銀七兩五錢矣。又令交址召商中鹽，金一兩，給 鹽三十引，則當銀十兩矣。豈非承平以後，日事侈靡，上自宮掖，下逮勳貴，用 過乎物之故與？幼時見萬曆中赤金止七八換，崇禎中十換，江左至十三換矣。投 珠抵璧之風，將何時而見與？ 《漢書•食貨志》：“黃金重一斤，直錢萬。朱提銀重八兩為一流，直一千 五百八十。他銀一流，直千。”是金價亦四五倍於銀也。《元史》：“至大銀鈔 一兩，準至元鈔五貫，白銀一兩，赤金一錢。”是金價十倍於銀也。 《史記•平準書》：“一黃金一斤。”臣瓚曰：“秦以一鎰為一金，漢以一 斤為一金。”是漢之金已減於秦矣。《漢書•食貨志》：“黃金重一斤，直錢萬。” 《惠帝紀》注：“師古曰：“諸賜金不言黃者，一斤與萬錢。” 古來用金之費，如《吳志•劉繇傳》：“笮融大起浮圖祠，以銅為人，黃金 塗身，衣以錦採，垂銅盤九重。”《何姬傳》注引《江表傳》：“孫皓使尚方以 金作華燧、步搖、假髻以千數，令宮人著以相撲，朝成夕敗，輒出更作。”《魏 書•釋老志》：“興光元年，敕有司，於五緞大寺內為大祖已下五帝，鑄釋迦立 像五，各長一丈六尺，都用赤金二萬五千斤。天安中，於天宮寺造釋迦立像，高 四十三尺，用赤金十萬斤，黃金六百斤。”《齊書•東昏侯本紀》：“後宮服御， 極選珍奇，府庫舊物不復周用，貴市民間金銀寶物，價皆數倍京邑。酒租皆折使 輸金，以為金塗，猶不能足。”《唐書•敬宗紀》：“詔度支進銅三千斤，金薄 十萬，翻修清思院新殿及昇陽殿圖障。”《五代史•閩世家》：“王昶起三清檯 三層，以黃金數千斤鑄寶皇及元始天尊、大上老君像。”宋真宗作玉清昭應宮， 甍ㄆ欒楹，全以金飾，所費鉅億萬，雖用金之數亦不能全計。《金史•海陵本紀》： “宮殿之飾遍傅黃金，而後間以五采。金屑飛空，如落雪。”《元史•世祖本紀》： “建大聖壽萬安寺，佛像及窗壁皆金飾之，凡費金五百四十兩有奇，水銀二百四 十斤。”又言：“繕寫金字藏經，凡糜金三千二百四十四兩。”此皆耗金之由也。
杜鎬之言，頗為不妄。草木子云：“金一為箔，無復再還元矣。”故《南齊書• 武帝紀》：“禁不得以金銀為箔。”而《太祖實錄》言：“上出黃金一錠，示近 臣曰：‘此表箋袱盤龍金也。令宮人洗滌銷熔得之。’”嗚呼，儉德之風遠矣！ ○銀 唐宋以前，上下能行之貨一皆以錢而已，未嘗用銀。《漢書•食貨志》言： 秦並天下，幣為二等。而珠玉、龜貝、銀錫之屬為器飾寶藏，不為幣。孝武始造 白金三品，尋廢不行。《舊唐書》：憲宗元和三年六月，詔曰：“天下有銀之山， 必有銅礦。銅者，可資於鼓鑄；銀者，無益於生人。其天下自五嶺以北，見採銀 坑，並宜禁斷。”然考之《通典》，謂梁初唯京師及三吳、荊郢、江湘、梁益用 錢，其餘州郡則雜以谷帛交易，交廣之域則全以金銀為貨。而唐韓愈奏狀亦言， 五嶺買賣一以銀。元稹奏狀言，自嶺已南，以金銀為貨幣。自巴已外，以鹽帛為 交易。黔巫溪峽用水銀、硃砂、繒彩、巾帽以相市。《宋史•仁宗紀》：“景 二年，詔諸路歲輸緡錢。福建、二廣易以銀，江東以帛。”於是有以銀當緡錢者 矣。《金史•食貨志》：“舊例銀每鋌五十兩，其直百貫。民間或有截鑿之者， 其價亦隨低昂。遂改鑄銀，名承安寶貨，一兩至十兩分五等，每兩折錢二貫，公 私同見錢用。”又：“更造興定寶泉，每貫當通寶五十。又以綾印製元光珍貨， 同銀鈔及餘鈔行之。行之未久，銀價日貴，寶泉日賤，民但以銀論價。至元光二 年，寶泉幾於不用。哀宗正大間，民間但以銀市易。”此今日上下用銀之始。
今民間輸官之物皆用銀，而猶謂之錢糧。蓋承宋代之名，當時上下皆用錢也。
國初所收天下田賦，未嘗用銀，惟坑冶之課有銀。《實錄》於每年之終記所 入之數，而洪武二十四年，但有銀二萬四千七百四十兩；至宣德五年，則三十二 萬二百九十七兩。歲辦視此為率，當日國家固不恃銀以為用也。至正統三年，以 採辦擾民，始罷銀課，封閉坑穴，而歲入之數不過五千有餘。九年閏七月戊寅朔， 復開福建、浙江銀場，乃倉米折輸變賣，無不以銀。後遂以為常貨，蓋市舶之來 多矣。 《太祖實錄》：“洪武八年三月辛酉朔，禁民間不得以金銀為貨交易，違者 治其罪。有告發者，就以其物給之。”其立法若是之嚴也。“九年四月己丑，許 民以銀鈔錢絹代輸今年租稅。”“十九年三月己巳，詔歲解稅課錢鈔，有道里險 遠難致者，許易金銀以進。”“五月己未，詔戶部，以今年秋糧及在倉所儲，通 會其數，除存留外，悉折收金銀布絹鈔，定輸京師。”此其折變之法雖暫行，而 交易之禁亦少弛矣。 “正統元年八月庚辰，命江南租稅折收金帛。先是，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周銓 奏：‘行在各衛官員俸糧，在南京者，差官支給，本為便利。但差來者，將各官 俸米貿易物貨，貴買賤酬，十不及一，朝廷虛費廩祿，各官不得實惠。請令該部 會議歲祿之數，於浙江、江西、湖廣、南直隸不通舟楫之處，各隨土產折收布絹、 白金，赴京充俸。’巡撫江西侍郎趙新亦言：‘江西屬縣有僻居深山，不通舟楫 者，歲齎金帛於通津之處易米，上納南京。設遇米貴，其費不貲。今行在官員俸 祿於南京支給，往返勞費，不得實用。請令江西屬縣量收布絹或白金，類銷成錠， 運赴京師，以準官員俸祿。’少保兼戶部尚書黃福亦有是請。至是行在戶部復申 前議，上曰：‘祖宗嘗行之否？’尚書胡氵熒等對曰：‘太祖皇帝嘗行於陝西， 每鈔二貫五百文折米一石，黃金一兩折二十石，白金一兩折四石，絹一匹折一石 二斗，布一匹折一石，各隨所產，民以為便。後又行於浙江，民亦便之。’上遂 從所請，遠近稱便。然自是倉廩之積少矣。” 二年二月甲戌，命兩廣、福建當輸南京稅糧，悉納白金，有願納布絹者聽。
於是巡撫南直隸、行在工部侍郎周忱奏：官倉儲積有餘。其年十月壬午，遣行在 能政司右通政李畛，往蘇、常、松三府，將存留倉糧七十二萬九千三百石有奇， 賣銀准折官軍俸糧。三年四月甲寅，命糶廣西、雲南、四川、浙江陳積倉糧。遂 令軍民無挽運之勞，而庾免陳紅之患，誠一時之便計也。
自折銀之後，不二三年，頻有水旱之災，而設法勸借至千石以上以賑凶荒者 謂之“義民”，詔復其家。至景泰間，納粟之例紛紛四出，相傳至今，而國家所 收之銀不復知其為米矣。 《唐書》言：“天寶中，海內豐熾，州縣粟帛舉鉅萬。楊國忠判度支，因言： 古者二十七年耕，餘九年食。今天下太平，請在所出滯積，變輕齎，內富京師。
又悉天下義倉及丁租地課，易布帛以充天子禁藏。”當日諸臣之議，有類於此， 踵事而行，不免太過。相沿日久，內實外虛。至祟禎十三年，郡國大，倉無見 粟，民思從亂，遂以亡國。
宣德中，以邊儲不給，而定為納米贖罪之令，其例不一。正統三年八月，從 陝西按察使陳正倫之請，改於本處納銀，解邊易米。雜犯死罪者，納銀三十六兩， 三流二十四兩，徒五等視流遞減三兩，杖五等一百者六兩，九十以下及笞五等俱 遞減五錢。此今日贖鍰之例所由始也。
正統十一年九月壬午，巡撫直隸工部左侍郎周忱言：“各處被災，恐預備倉 儲賑濟不敷，請以折銀糧稅悉徵本色，於各倉收貯。俟青黃不接之際，出糶於民。
以所得銀上納京庫，則官既不損，民亦得濟。”從之。此文襄權宜變通之法，所 以為一代能臣也。 ○以錢為賦 《周官•太宰》：“以九賦斂財賄。”注：“財，泉谷也。”又曰：“賦口 率出泉也。”《荀子》言：“厚刀布之斂，以奪之財。”而漢律有口算。此則以 錢為賦，自古有之，而不出于田畝也。唐初，租出谷，庸出絹，調出繒布，未用 錢。自兩稅法行，遂以錢為惟正之供矣。 《孟子》有言：“聖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 者乎？”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雖使餘糧棲畝，鬥米三錢，而輸將不辦，婦子 不寧，民財終不可得，而阜民德終不可得而正，何者？國家之賦不用粟而用銀， 舍所有鴯贈所無故也。夫田野之氓，不為商賈，不為官，不為盜賊，銀奚自而來 哉！此唐宋諸臣每致嘆於錢荒之害，而今又甚焉。非任土以成賦，重穡以帥民， 而慾望教化之行，風俗之美，無是理矣。 《白氏長慶集》策曰：“夫賦斂之本者，量桑地以出租，計夫家以出庸。租 庸者，谷帛而已。今則谷帛之外，又責之以錢。錢者，桑地不生銅，私家不敢鑄， 業於農者何從得之？至乃吏胥追徵，官限迫蹙，則易其所有以赴公程。當豐歲則 賤糶半價，不足以充緡錢。遇凶年則息利倍稱，不足以償逋債。豐兇既若此，為 農者何所望焉？是以商賈大族乘時射利者，日以富豪；田壟罷人望歲勤力者，日 以貧困。勞逸既懸，利病相誘，則農夫之心盡思釋耒而倚市，織婦之手皆欲投杼 而刺文。至使田卒汙萊，室如懸罄。人力罕施，而地利多鬱；天時虛運，而歲功 不成。臣嘗反覆思之，實由谷帛輕而錢刀重也。夫糴甚貴，錢甚輕，則傷人；糴 甚賤，錢甚重，則傷農。農傷則生業不專，人傷則財用不足。故王者平均其貴賤， 調節其重輕，使百貨通流，四人交利，然後上無乏用，而下亦阜安。方今天下之 錢日以減耗，或積於國或滯於私家。若復日月徵取，歲時輸納，臣恐谷帛之價轉 賤，農桑之業轉傷，十年以後，其弊必更甚於今日矣。今若量夫家之桑地，計谷 帛為租庸，以石鬥登降為差，以匹丈多少為等，但書估致力，利興則趨末者回心。
遊手於道塗市肆者，可易業於西成；託跡于軍籍、釋流者，可返躬於東作。所謂 下令如流水之原，系人於包桑之本者矣。” 《贈友詩》曰：“私家無錢爐，平地無銅山，胡為秋夏稅，歲歲輸銅錢！錢 力日已重，農力日已殫。賤糶粟與麥，賤貿絲與綿，歲暮衣食盡，焉得無飢寒？
吾聞國之初，有制垂不刊：庸必算丁口，租必計桑田。不求土所無，不強人所難， 量入以為出，上足下亦安。兵興一變法，兵息遂不還。使我農桑人，憔悴畎畝間。
誰能革此弊，待君秉利權。復彼租庸法，令如貞觀年。” 《李翱集》有《疏改稅法》一篇，言：“錢者，官司所鑄；粟帛者，農之所 出。今乃使農人賤賣帛，易錢入官，是豈非顛倒而取其無者邪？由是豪家大商皆 多積錢，以逐輕重，故農人日困，末業日增。請一切不督見錢，皆納布帛。” 宋時歲賦亦止是谷帛，其入有常物，而一時所需則變而取之，使其直輕重相 當，謂之折變。熙寧中，張方平上疏言：“比年公私上下，並苦乏錢。又緣青苗、 助役之法，農民皆變轉谷帛，輸納見錢。錢既難得，谷帛益賤。人情窘迫，謂之 錢荒。”紹熙元年，臣僚言：“古者賦出於民之所有，不強其所無。今之為絹者， 一倍折而為錢，再倍折而為銀。銀愈貴，錢愈難得，谷愈不可售。使民賤糶而貴 折，則大熟之歲反為民害。願詔州郡，凡多取而多折者，重置於罰。民有糶不售 者，令常平就糴，異時歲歉，平價以糶。庶於民無傷，於國有補。”從之。而真 宗時，知袁州何蒙請以金折本州二稅，上曰：“若是將盡廢耕農矣。”不許。是 宋時之弊亦與唐同，而折銀之見於史者，自南渡後始也。
解縉《太平十策》言：“及今豐歲，宜於天下要害之處，每歲積糧若干。民 樂近輸，而國受長久之利，計之善者也。”愚以為天下稅糧，當一切盡徵本色。
除漕運京倉之外，其餘則儲之於通都大邑。而使司計之臣略仿劉晏之遺意，量其 歲之豐兇，稽其價之高下，糶銀解京，以資國用。一年計之不足，十年計之有餘。
小民免稱貸之苦，官府省敲撲之煩，郡國有凶荒之備，一舉而三善隨之矣。
先生《錢糧論》略曰：古天下之所為富者，菽粟而已。為其交易也，不得已 而以錢權之。然自三代以至於唐，所取於民者，粟帛而已。自楊炎兩稅之法行， 始改而徵錢，而未有銀也。《漢志》言秦幣二等，而銀錫之屬施於器飾，不為幣。
自梁時始有交廣以金銀為貨之說。宋仁宗景二年，始詔諸路歲收緡錢，福建、 二廣易以銀，江東以帛。所以取之福建、二廣者，以坑冶多，而海舶利也。至金 章宗，始鑄銀，名之曰承安寶貨，公私同見錢用。哀宗正大間，民但以銀市易， 而不用鑄。至於今日，上下通行，而忘其所自。然而考之《元史》，歲課之數為 銀至少。然則國賦之用銀，蓋不過二三百年間耳。今之言賦，必曰錢糧。夫錢， 錢也；糧，糧也。亦烏有所謂銀哉？且天地間銀不益增，而賦則加倍，此必不供 之數也。昔者唐穆宗時，物輕錢重，用戶部尚書楊於陵之議，令兩稅等錢皆易以 布帛絲纊，而民便之。吳徐知誥從宋齊邱言，以為錢非耕桑所得，使民輸錢，是 教之棄本逐末也，於是是諸稅悉收、帛、細絹。是則昔人之論取民者，且以錢 為難得也，以民之求錢為不務本也，而況於銀乎？右度土地之宜，權歲入之數， 酌轉般之法，而通融乎其間，凡州縣之不通商者，令盡納本色，不得已以其什之 三徵錢。錢自下而上，則監惡無所容，而錢價貴，是一舉而兩利焉。無蠲賦之虧， 而有活民之實；無督責之難，而有完逋之漸。今日之計莫便乎此。夫樹谷而徵銀， 是畜羊而求馬也；倚銀而富國，吳倚酒而充飢也。以此自愚，而其敝至於國與民 交盡，是其計出唐、宋之季諸臣之下也。
又曰：自古以來，有國者之取於民為已悉矣，然不聞有火耗之說。火耗之所 由名，其起於徵銀之代乎？原夫耗之所生，以一州縣之賦繁矣，戶戶而收之，銖 銖而納之，不可以瑣細而上諸司府，是不得不資於火。有火則必有耗，所謂耗者， 特百之一二而已。有賤丈夫焉，以為額外之徵，不免幹於吏議。擇人而食，未足 厭其貪忄林，於是藉火耗之名，為巧取之術。蓋不知起於何年，而此法相傳，代 增一代，官重一官，以至於今。於是官取其贏十二三，而民以十三輸國之十；裡 胥又取其贏十一二，而民以十五輸國之十。其取則薄於兩而厚於銖，其徵收這數， 者，必其地多而豪有力可以持吾之短長者也；銖者，必其窮下戶也。雖多取之， 不敢言也。於是兩之加焉十二三，而銖之加焉十五六矣。薄於正賦而厚於雜賦， 正賦耳目之所先也，雜賦其所後也。於是正賦之加焉十二三，而雜賦之加焉十七 八矣。解之藩司，謂之羨餘；貢諸節使，謂之常例。責之以不得不為，護之以不 可破，而生民之困未有甚於此時者矣。愚嘗久于山東，山東之民無不疾首蹙額， 而訴火耗之為虐者。獨德州則不然，問其故，則曰：州之賦二萬九千，二為銀， 八為錢也。錢則無火耗之加，故民力紓於他邑也。非德州之官皆賢，里胥皆善人 也，勢使之然也。又聞長者言：近代之貪吏倍甚於唐宋之時，所以然者，錢重而 難運，銀輕而易齎，難運則少取之而以為多，易齎則多取之而猶以為少。非唐宋 之吏多廉而今之吏貪也，勢使之然也。然則銀之通，錢之滯；吏之寶，民之賊也！
在有明之初，嘗禁民不得行使金銀，犯者準奸惡論。夫用金銀，何奸之有？有重 為之禁者，蓋逆知其弊之必至此也。當時市肆所用皆唐宋錢，而制錢則偶一鑄造， 以助其不足耳。今也泉貨弱而害金興，市道窮而偽物作，國幣奪於上，民力殫於 下。使陸贄、白居易、李翱之流而生今日，其諮嗟太息必有甚於唐之中葉者矣。
曰：子以火耗為病於民也，使改而徵粟米，其無淋尖、踢斛，巧取於民之術乎？
曰：吾未見罷任之倉官，寧家這鬥級，負米而行者也，必鬻銀而後去。有兩車行 於道，前為錢，後為銀，則大盜之所睨常在其後車焉。然則豈獨今之貪吏倍甚於 唐宋之時；河朔這間所名為響馬者，亦當倍甚於唐宋之時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