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apter 7
○禁自宫 《实录》：“成化元年七月丁巳，直隶魏县民李堂等十一名，自宫以求进， 命执送锦衣卫狱罪之，发南海子种菜。祖宗以来，凡阉割火者，必俘获之奴，或 罪极当死者。出其死而生之，盖重绝人之世，不忍以无罪之民受古肉刑也。景泰 以来，乃有自宫以求进者，朝廷虽暂罪之，而终收以为用。故近畿之民畏避徭役， 希凯富贵者，仿效成风，往往自戕其身及其子孙，日赴礼部投进。自是以后，日 积月累，千百成群，其为国之蠹害甚矣。” 《余冬序录》曰：“永乐二十二年，令凡自宫者以不孝论，军犯罪及本管差 别目总小旗，民犯罪及有司里老。成化九年，令私自净身者，本身处死，家发边 远充军。正统十二年，天顺二年，成化九年，节经申明。宏治五年，自净身者本 身并下手人俱处死，全家充军，两邻及歇家不举、有司里老容隐者，一体治罪。
其禁止乎未残者，法甚严也。永乐二十三年。兴州左屯卫军徐翼，有子自宫，入 为内竖。翼奏乞除军籍，上曰：“为父当教子，为子当养亲。尔有子不能教，自 残其体，背亲恩，绝人道，败坏风化，皆原于尔，尚敢希除军籍邪？”出其子使 代军役。宣德二年，令自净身人军民，各还元伍籍，不许投入王府及官势家藏隐， 躲避差役。若犯，本身及匿藏家处死，该管总小旗、里老邻佑一体治罪。正统元 年闰六月，时军民多自宫希进，间有以赦而获免罪者。刑部请依旧制，不论赦前 赦后，俱论以不孝重罪，从之。成化十一年二月，顺天府永清县民徐义自宫其幼 子以求进，诏发充广西南丹卫军，妻及幼子皆随往。十五年，净身人，令巡城御 史、锦衣卫督逐回籍。宏治元年，令锦衣卫拘送顺天府，递发元管官司点闸知在， 不许容纵。十三年，令先年净身人曾经发遣，不候收取，私自来京，图谋进用者， 问发边远充军。其戒约于已残者，法亦非不至也。而貂满朝，金玉塞涂，至今 日而益盛，然则法果行乎？
宋仁宗未有继嗣，太常博士吴及上言：“古之明王，重绝人之世。今宦官之 家，竞求他子，剿绝人理，以希爵命。童幼何罪？陷于刀锯，有因而夭死者。夫 有疾而夭，治世所矜，况无疾乎？有罪而宫，前王不忍，况无罪乎？臣闻汉永平 之际，中常侍四员，小黄门十人尔。唐太宗定制，无得逾百员。今以祖宗时较之， 当日宦官几何人？今几何人？臣愚以为胎卵刳伤，凤凰不至；继嗣未育，殆由于 此。伏愿浚发德音，详为条禁，权罢宦官进献。有擅宫童幼，置以重法。若然， 则天心必应，继嗣必广。召福祥、安宗庙之策，无先此者。”帝异其言，权罢内 臣进养子。 ●卷十 ○治地 古先王之治地也，无弃也，而亦不尽地。田间之涂九轨，有余道矣。遗山泽 之分，秋水多得有所休息，有作法水矣。是以功易立而难坏，年计不足而世计有 余。后之人一以急迫之心为之，商鞅决袭阡陌，而中原之疆理荡然。宋政和以后， 围湖占江，而东南之水利亦塞。于是十年之中荒恒六七，而较其所得反不及于前 人。子曰；“无欲速”，“无见小利”。夫欲行井地之法，则必自此二言始矣。 ○斗斛丈尺 古帝王之于权量，其于天下，则五岁巡狩而一正之，《虞书》“同律度量衡” 是也。其于国中，则每岁而再正之，《礼记•月令》”日夜分，则同度量，钧衡 石，角斗甬，正权概”是也。故关石和钧，大禹以之兴夏；谨权量，审法度，而 武王以之造周。今北方之量，乡异而邑不同，至有以五斗为一斗者，一哄之市， 两斗并行。至其土地，有以二百四十步为亩者，有以三百六十步为亩者，有以七 百二十步为亩者。其步弓有以五尺为步，有以六尺、七尺、八尺为步。此之谓工 不信度者也。夫法不一则民巧生。有王者起，同权量而正经界，其先务矣。《后 汉书》：建武十五年，诏下州郡，简核垦田顷亩及户口、年纪。河南尹张及诸郡 守十余人，坐度田不实，下狱死。而《隋书》赵为冀州刺史，为铜斗铁尺，置 之于肆，百姓便之。上闻，令颁之天下，以为常法。傥亦可行于今日者乎？ ○地亩大小 以近郭为上地，远之为中地、下地。平面自金、元之末，城邑丘，人民稀少。
先耕者近郭，近郭，洪武之册田也；后垦者远郊，远郊，继代之新科也。故重轻 殊也。 《广平府志》曰：“地有大小之分者，以二百四十步为亩，自古以来未之有 改也。由国初有奉旨开垦，永不起科者，有因ㄜ下碱薄而无粮者，今一概量出作 数，是以元额地少，而丈出之地反多。有司恐亩数增多，取骇于上，而贻害于民， 乃以大亩该小亩，取合元额之数。自是上行造报，则用大地，以投黄册；下行征 派，则用小亩，以取均平。是以各县大地，有以小地一亩八分折一亩，递增之至 八亩以上折一亩。既因其地之高下而为之差等，又皆合一县之丈地，投一县之元 额，以敷一县之粮科，而赋役由之以出，此后人一时之权宜尔。”考之他郡，如 河南八府，而怀庆地独小，粮独重。开封三十四州县，而札地独小，粮独重。盖 由元末未甚残破，故独重于他郡邑。天下初定，日不暇给，度田之令、均丈之法 有所不及详，而中原之地，弥望荆榛，亦无从按亩科之也。唐时陆贽有言：“创 制之始，不务齐平。供应有烦简之殊，牧守有能否之异所在徭赋，轻重相悬；所 遣使臣，意见各异。计奏一定，有加无除。”此则致敝之端，古今一辙。而井地 不均，赋税不平，固三百年于此矣。故《东昌府志》言：“三州十五县，步尺参 差，大小亩规画不一，人得以意长短广狭其间。”而《大名府志》谓：“田赋必 均而后可久，除沙茅之地别籍外，请檄诸州县长吏，画一而度之，以钞准尺，以 尺准步，以步准亩，以亩准赋，仿江南鱼鳞册式而编次之。旧所籍不齐之额悉罢 去，而括其见存者，均摊于诸州县之间，一切粮税、马草、驿传、均徭、里甲之 类，率例视之以差。数百里之间，风土人烟同条共贯矣。”则知均丈之议，前人 已尝着之，而今可通于天下者也。 《宋名》言：“宋时田制不立，川亩转易，丁口隐漏，兼并冒伪，未尝考 按。”又言：“宣和中，李彦置局汝州。凡民间美田，使他人投牒告陈，指为天 荒。鲁山阖县尽括为公田，焚民故券，使田主输租，诉者辄加威刑。公田既无二 税，转运使亦不为奏除，悉均诸他州。”是则经界之不正，赋税之不均，有自宋 已然者，又不独金、元之季矣。 ○州县界域 自古以来，画疆分邑必相比附，天下皆然。乃今则州县所属乡村，有去治三 四百里者，有城门之外为邻属者，则幅员不可不更也。下わ在渭北而并于渭南， 美原在北山而并于富平，若此之类，俱宜复设。而大名县距府七里，可以省入元 城，则大小不可不均也。管辖之地多有隔越，如南宫、威县之间，有新河县。地；
清河、威县之间，有冠县。地；郓城、范县之间，有邹县，地；清州之益都等县 俱有高苑地；淮安之宿迁县有开封之祥符县地；大同之灵丘、广昌二县中间有顺 天之宛平县地。或距县一二百里，或隔三四州里，薮奸诲逋，恒必由之。而甚则 有如沈丘之县署，地粮乃隶于汝阳者，则错互不可不正也。卫所之屯，有在三四 百里之外，与民地相错，浸久而迷其版籍，则军民不可不清也。水滨之地消长不 常，如蒲州之西门外三里，即以补朝邑之坍，使陕西之人越河而佃，至于争斗杀 伤，则事变不可不通也。《周礼•形方氏》：“掌制邦国之地域，而正其封疆， 无有华离之地。”有王者作，谓宜遣使分按郡邑，图写地形，奠以山川，正以经 界，地邑民居必参相得，庶乎狱讼衰而风俗淳矣。 ○后魏田制 后魏虽起朔漠，据有中原，然其垦田、均田之制有足为后世法者。景穆太子 监国，令曰：“《周书》言：‘任农以耕事，贡九谷；任圃以树事，贡草木；任 工以余材，贡器物；任商以市事，贡货贿；任以畜事，贡鸟兽；任嫔以女事，贡 布帛；任衡以山事，贡其材；任虞以泽事，贡其物。’乃令有司课畿内之民，使 无牛者借人牛以耕种，而为之芸田偿之。凡耕种二十二亩，而芸七亩，大略以是 为率。使民各标姓名于田首，以知其勤惰。禁饮酒游戏者。”于是垦田大增。高 祖太和九年十月丁未，诏曰：“朕承干在位十有五年，每览先王之典，经纶百氏， 储蓄既积，黎元永安。爰暨季叶，斯道陵替。富强者并兼山泽，贫弱者望绝一廛， 致令地有遗利，民无余财。或争亩畔以亡躯，或因饥馑以弃业。而欲天下太平， 百姓丰足，安可得哉！今遣使者循行州郡，与牧守均给天下之田，劝课农桑，兴 富民之本。其制：男夫十五以上，受露田四十亩，妇人二十亩。民年及课则受田， 老免，及身没则还田。诸桑田不在还受之限。男夫人给田二十亩，课莳余种桑五 十树，枣五株，榆三根。非桑之土，夫给一亩。依法课莳榆枣，限三年种毕，不 毕夺其不毕之地。于是有口分、世业之制，唐时犹沿之。嗟乎，人君欲留心民事， 而创百世之规，其亦运之掌上也已。宋林勋作《本政》之书，而陈同父以为必有 英雄特起之君，用于一变之后，岂非知言之士哉。 ○开垦荒地 明初，承元末大乱之后，山东、河南多是无人之地。洪武中，诏有能开垦者， 即为己业，永不起科。至正统中，流民聚居，诏令占籍。景泰六年六月丙申，户 部尚书张凤等奏：“山东、河南、北直隶并顺天府无额田地，甲方开荒耕种，乙 即告其不纳税粮。若不起科，争竞之涂终难杜塞。今后但告争者，宜依本部所奏， 减轻起科，则例每亩科米三升三合，每粮一石科草二束，不惟永绝争竞之端，抑 且少助仓禀之积。”从之。户科都给事中成章等劾凤等不守祖制，不恤民怨，帝 不听。然自古无永不起科之地。国初但以招徕垦民，立法之过，反以启后日之争 端，而彼此告讦，投献王府、勋戚及西天佛子，无怪乎经界之不正，赋税之不均 也。 ○苏松二府田赋之重 丘浚《大学衍义补》曰：“韩愈谓赋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以今观之，浙 东西又居江南十九，而苏、松、常、嘉、湖五府又居两渐十九也。考洪武中，天 下夏税秋粮以石计者，总二千九百四十三万余，而浙江布政司二百七十五万二千 余，苏州府二百八十九千余，松江府一百二十万九千余，常州府五十五万二千余。
是此一藩三府之地，其田租比天下为重，其粮额比天下为多。今国家都燕，岁漕 江南米四百余万石，以实京师。而此五府者，几居江西、湖广、南直隶之半。臣 窃以苏州一府计之，以准其余。苏州一府七县，其垦田九万六千五百六顷，居天 下八百四十九万六千余顷田数之中；而出二百八十万九千石税粮，于天下二千九 百四十余万石岁额之内。其科征之重，民力之竭，可知也已。” 杜宗桓《上巡抚侍郎周忱书》曰：“五季钱氏税两浙之田，每亩三斗。宋时 均两浙田，每亩一斗。元入中国，定天下田税，上田每亩税三升，中田二升半， 下田二升，水田五升。至于我太祖高皇帝受命之初，天下田税亦不过三升、五升， 而其最下有三合、五合者。于是天下之民咸得其所，独苏、松二府之民则因赋重 而流移失所者多矣。今之粮重去处，每里有逃去一半上下者。请言其故。国初籍 没土豪田租，有因为张氏义兵而籍没者，有因虐民得罪而籍没者。有司不体圣心， 将没入田地，一依租额起粮，每亩四五斗，七八斗，至一石以上，民病自此而生。
何也？田未没入之时，小民于土豪处还租，朝往暮回而已。后变私租为官粮，乃 于各仓送纳，运涉江湖，动经岁月，有二三石纳一石者，有四五石纳一石者，有 遇风波盗贼者，以致累年拖欠不足。愚按宋华亭一县，即公江一府。当绍熙时， 秋苗止十一万二千三百余石；景定中，贾似道买民田以为公田，益粮一十五万八 千二百余石。宋末，官民田地税粮共四十二万二千八百余石，量加圆斛。元初田 税比宋尤轻，然至大德间，没入朱清、张田后，至元间又没入朱国珍、管明等 田，一府税粮至有八十万石。迨至季年，张士诚又并诸拨属财赋府，与夫营围、 沙职、僧道、站役等田。至洪武以来，一府税粮共一百二十余万石，租既太重， 民不能堪。于是皇上怜民重困，屡降德音，将天下系官田地粮额递减三分、二分 外，松江一府税粮尚不下一百二万九千余石。愚历观往古，自有田税以来，未有 若是之重者也。以农夫蚕妇冻而织，馁而耕，供税不足，则卖儿鬻女；又不足， 然后不得已而逃，以至田地荒芜，钱粮年年拖欠。向蒙恩赦，自永乐十三年至十 九年，七年之间所免税粮不下数百万石。永乐二十年至宣德三年，又复七年，拖 欠折收轻赍亦不下数百万石。折收之后，两奉诏书敕谕，自宣德七年以前，拖欠 粮草盐粮、屯种子粒、税丝门摊课钞，悉皆停征。前后一十八年间，蠲免折收停 征至不可算。由此观之，徒有重税之名，殊无征税之实。愿阁下转达皇上，稽古 税法，斟酌取舍，以宜于今者而税之，轻其重额，使民如期输纳。此则国家有轻 税之名，又有征税之实矣。” 今按《宣庙实录》：洪熙元年闰七月，广西右布政使周干，自苏、常、嘉、 湖等府巡视。还言：“苏州等处人民多有逃亡者，询之耆老，皆云由官府弊政困 民所致。如吴江、昆山民田亩旧税五升，小民佃种富室田亩，出私租一石。后因 没入官，依私租减二斗，是十分而取八也。拨赐公侯、驸马等项田，每亩旧输租 一石，后因事故还官，又如私租例尽取之。且十分而取其八，民犹不堪，况尽取 之乎？尽取则无以给私家，而必至冻馁，欲不逃亡不可得矣。乞命所司，将没官 之田及公侯还官田租，俱照彼处官田起科，亩税六斗。则田地无抛荒之患，而小 民得以安生。”下部议。宣德五年二月癸巳，诏各处旧额官田起科不一，租粮既 重，农民弗胜。自今年为始，每田一亩，旧额纳粮自一斗至四斗者，各减十分之 二；自四斗一升至一石以上者，各减十分之三，永为定例。六年三月，巡抚侍郎 周忱言：“松江府华亭、上海二县，旧有官田，税粮二万七千九百余石，俱是古 额。科粮太重，乞依民田起科，庶征收易完。”上命行在户部会官议，劾忱变乱 成法，沽名要誉，请罪之。上不七年三月庚申朔，诏但系官田地税粮，不分古额、 近额，悉依五年二月癸巳诏书减免，不许故违。辛酉，上退朝，御左顺门，谓尚 书胡氵荧曰：’朕昨以官田赋重，百姓苦之，诏减什之三，以苏民力。尝闻外间 有言，朝廷每下诏蠲除租赋，而户部皆不准。甚者文移戒约有司，有‘勿以诏书 为辞’之语。若然，则是废格诏令，壅遏恩泽，不使下流，其咎若何！今减租之 令务在必行。《书》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有子曰：‘百姓不足，尹孰 与足？’卿等皆士人，岂不知此？朕昨有诗述此意，今以示卿，其念之毋忘。” 氵荧等皆顿首谢。其诗曰：“官租颇繁重，在昔盖有因。而此服田者，本皆贫下 民。耕作既劳，输纳亦苦辛。遂令衣食微，曷以赡其身？殷念恻予怀，故迹安 得循？下诏减什三，行之四方均。先王视万姓，有右父子亲。兹惟重邦本，岂曰 矜吾仁！”《英庙实录》：正统元年闰六月丁卯，行在户部奏：“浙江、直隶、 苏、松等处减除税粮，请命名处巡抚侍郎并同府县官，用心核实。其官田每亩秋 粮四斗一升至三石以上者，减作二斗七升；二斗一升以上至四斗者，减作二斗；
一斗一升至二斗者，减作一斗。明白具数，送部磨勘。”从之。
官田自汉以来有之。《宋史》：建炎元年，籍蔡京、王黼等庄以为官田。开 禧三年，诛韩佗胄，明年，置安边所，凡佗胄与其他权幸没入之田及围田、湖田 之在官者皆隶焉，输米七十二万一千七百斛有奇，钱一百三十一万五千缗有奇而 已。景定四年，殿中侍御史陈尧道、右正言曹孝庆、监察御史虞虑、张颜等言： “乞依祖宗限田议，自两浙、江东西官民户逾限之田，抽三分之一买充公田，得 一千万亩之田，则岁有六七百万斛之入。丞相贾似道主其议行之，始于浙西六郡， 凡田亩起租满石者，予二百贯，以次递减。有司以买田多为功，皆谬以七八斗为 石。其后田少，与硗瘠亏租，与佃人负租而逃者，率取偿田主，六之民多破家矣。” 而平江之田独多，元之有天下也，此田皆别领于官。《松江府志》言：“元时苗 税，公田外，复有江淮财赋都总管府领故宋妃田，以供太后；江浙财赋府领籍没 朱、张田，以供中宫；稻田提领所领籍没朱、管田，以赐丞相脱脱；拨赐庄领宋 亲王及新籍明庆、妙行二寺等田，以赐影堂寺院、诸王近臣；又有括入白云宗僧 田，皆不系州县元额。而《元史》所记赐田，大臣如拜住、燕帖木儿等，诸王如 鲁王周阿不刺、郯王彻彻秃等，公主如鲁国大长公主，寺院如集庆、万寿二寺， 无不以平江田。而平江之官田又多，至张士诚据吴之日，其所署平章、太尉等官 皆出于负贩小人，无不志在良田美宅，一时买献之产遍于平江，而一入版图，亦 按其租簿没入之。已而富民沈万三等又多以事被籍，是故改平江曰苏州，而苏州 之官田多而益多。故宣德七年六月戊子，知府况钟所奏之数，长洲等七县秋粮二 百七十七万九千余石，其中民粮止一十五万三千一百七十余石，官粮二百六十二 万五千九百三十余石。是一府之地土无虑皆官田，而民田不过十五分之一也。且 夫民田仅以五升起科，而官田之一石者，奉诏减其什之三，而犹为七斗，是则民 间之田一入于官，而一亩之粮化而为十四亩矣。此固其极重难返之势，始于景定 讫于洪武，而征科之额十倍于绍、熙以前者也。于是巡抚周忱有均耗之法，有改 派金花官布之法，以宽官田，而租额之重则一定而不可改。若夫官田之农具、车 牛，其始皆给于官，而岁输其税，浸久不可问，而其税复派之于田。然而官田， 官之田也，国家之所有。而耕者，犹人家之佃户也。民田，民自有之田也。各为 一册而征之，犹夫《宋史》所谓“一曰官田之赋，二曰民用之赋”，《金史》所 谓“官田曰租，私田曰税”者，而未尝并也。相沿日久，版籍讹脱，疆界莫寻， 村鄙之氓未尝见册，买卖过割之际，往往以官作民。而里胥之飞洒移换者，又百 出而不可究。所谓官田者，非昔之官田矣。乃至讼端无穷，而赋不理。于是景泰 二年，从浙江布政司右布政使杨瓒之言，将湖州府官田重租分派民田轻租之家承 纳，及归并则例。四年，诏巡抚直隶侍郎李敏，均定应天等府州县官民田。嘉靖 二十六年，嘉兴知府赵瀛创议：“田不分官民，税不分等则，一切以三斗起征。” 苏、松、常三府从而效之，自官田之七斗、六斗，下至民田之五升，通为一则。
而州县之额，各视其所有官田之多少轻重为准，多者长洲至亩科三斗七升，少者 太仓亩科二斗九升矣。国家失累代之公田，而小民乃代官佃纳无涯之租赋，事之 不平，莫甚于此。然而为此说者，亦穷于势之无可奈何，而当日之士大夫亦皆帖 然而无异论，亦以治如乱丝，不得守二三百年纸上之虚科，而使斯人之害如水益 深，而不可救也。抑尝论之，自三代以下，田待买卖，而所谓业主者即连陌跨阡， 不过本其锱铢之直，而直之高下则又以时为之。地力之盈虚，人事之嬴绌，率数 十年而一变。柰之何一入于官，而遂如山河界域这不杏劝也？且景定之君臣，其 买此田者，不过予以告牒、会子虚名，不售之物，逼而夺之，以至彗出民愁，而 自亡其国。四百余年之后，推本重赋之由，则犹其遗祸也。而况于没入之田本无 其直者乎！至于今日，佃非昔日之佃，而主亦非昔日之主。则夫官田者，亦将与 册籍而俱销，共车牛而皆尽矣。犹执官租之说以求之，因已不可行，而欲一切改 从民田，以复五升之额，即又骇于众而损于国。有王者作，咸则三壤，谓宜遣使 案行吴中，逐县清丈，定其肥瘠高下为三等，上田科二斗，中田一斗五升，下田 一斗，山塘涂荡以升以合计者，附于册后，而概谓之曰民田，惟学田、屯田乃谓 之官田，则民乐业而赋易完，视之绍、熙以前，犹五六倍也。岂非去累代之横征， 而立万年之永利者乎？昔者唐末，中原宿兵所在，皆置营田，以耕旷土。其后又 募高赀户，使输课佃之。户部别置官司总领，不隶州县。梁太祖击淮南，掠得牛 以千万计，给东南诸州农民，使岁输租自是历数十年，牛死而租不除，民甚苦之。
周太祖素知其弊，用张凝、李之言，悉罢户部营田，务以其民隶州县，其田庐牛 农器并赐见佃者，为永业，悉除租牛课是岁，户部增三万余户。或言营田有肥饶 者，不若鬻之，可得钱数十万缗，以资国。帝曰“利在于民，犹在国也。朕用此 钱何为！”呜呼，以五代之君犹知此义，而况他日大有为主？必有朝闻而夕行之 者矣。今存者，惟卫所屯田、学田、勋戚钦赐庄田三者犹是官田。南京各衙门所 管草场田地佃户转相典卖，不异民田。苏州一府，惟吴县山不曾均匀一则，至今 有官山、私山之名，官山每亩科五升，私山亩科升五勺。今高淳县之西有永丰乡 者，宋时之湖田，所谓永丰圩者也。《文献通考》：“永丰圩，自政和五年围湖 成田，初令百姓请佃，后以赐蔡京，又以赐韩世忠，又以赐秦桧，继拨隶行宫， 今隶总所。王弼《永丰谣》曰：“永丰圩接永宁乡，一亩官田八斗粮，人家种田 无厚薄，了得官租身即乐。前年大水平斗门，圩底禾苗没半分，里胥告灾县官怒， 至今追租如追魂。有田追租未足怪，尽将官田作民卖，富家得田贫纳租，年年旧 租结新债。旧租了，新租促，更向城中卖黄犊，一犊千文任时估，债家算息不算 母。呜呼！有犊可卖君莫悲，东邻卖犊兼卖儿，但愿有儿在我边，明年还得种官 田。”读此诗，知当日官佃之苦即已如此。而以官作民，亦不始于近日矣。 《元微之集•奏状》：“右臣当州百姓田地，每亩只税粟九升五合，草四分， 地头榷酒钱共出二十一文。已下其诸色职田，每亩约税粟三斗，草三束，脚钱一 百二十文。若是京官上司职田，又须百姓变米雇车般送，比量正税近于四倍。廨 田、官田、驿田等所税轻重，约与职田相似。”是则官田之苦，自唐已然，不始 于宋、元也。故先朝洪熙、宣德中，屡下诏书，令民间有抛荒官田，召人开耕， 依民田例起科。又不独苏、松、常三府为然。
吴中之民，有田者什一，为人佃作者十九。其亩甚窄，而凡沟渠道路皆并其 税于田之中。岁仅秋禾一熟，一亩之收不能至三石，少者不过一石有余。而私租 之重者至一石二三斗，少亦八九斗。佃人竭一岁之力，粪壅工作，一亩之费可一 缗，而收成之日所得不过数斗，至有今日完租而明日乞贷者。故既减粮额，即当 禁限私租，上田不得过八斗，如此则贫者渐富，而富者亦不至于贫。《元史•成 宗纪》：“至元三十一年十月辛巳，江浙行省臣言：‘陛下即位之初，诏蠲今岁 田租十分之三。然江南与江北异，贫者佃富人之田，岁输其租。今所蠲特及田主， 其佃民输租如故，则是恩及富室，而不被及于贫民也。宜令佃民当输田主者，亦 如所蠲之数。’从之。”大德八年正月己未，诏江南佃户，私租太重，以十分为 率，普减二分，永为定例。前一事为特恩之蠲，后一事为永额之减，而皆所以宽 其佃户也。是则厚下之政，前代已有行之者。
汉武帝时，董仲舒言：“或耕豪民之田，见税什五。”唐德宗时，陆贽言： “今京畿之内，每田一亩，官税五升，而私家收租有亩至一石者，是二十倍于官 税也。降及中第，租犹半之。夫土地，王者之所有；耕稼，农夫之所为。而兼并 之徒，居然受利。望今凡所占田，约为条限，裁减租价，务利贫人。”仲舒所言 则今之分租，贽所言则今之包租也。然犹谓之“豪民”，谓之“兼并之徒”，宋 已下则公然号为“田主”矣。 ○豫借 唐玄宗天宝三载，制曰：“每载庸调，八月征收，农功未毕，恐难济办。自 今已后，延至九月二十日为限。”至代宗广德二年七月庚子，税天下地亩青苗钱， 以给百官俸。所谓青苗钱者，以国用急，不及待秋，方苗青而征之，故号青苗钱。
主其任者为青苗使。遂为后代豫借之始。陆宣公言：“蚕事方兴，已输缣税；农 功未艾，遽敛谷租。上司之绳责既严，下吏之威暴愈促。有者急卖而耗其半直， 无者求假而费其倍酬。”宪宗元和六年二月，制以新陈未接，营办尤艰。凡有给 用，委观察使以供军钱，方员借便，不得量抽百姓。故韩文公有《游城南诗》云： “白布长衫紫领巾，差科未动是闲身。麦苗含穗桑生葚，共向田头乐社神。”是 三四月之间尚未动差科也。至后唐庄宗同光四年三月戊辰，以军食不足，敕河南 尹豫借夏秋税。其时外内离叛，未及一月，国亡主灭。明宗即位，颇知爱民。见 于《文献通考》所载：长兴四年，起征条流，其节候早者五月十五日征，八月一 日纳足。递而下之，其尤晚者六月二十日起征，九月纳足。周世宗显德三年十月 丙子，上谓侍臣曰：“近朝征敛谷帛，多不俟收获纺绩之毕。”乃诏三司，自今 夏税以六月，秋税以十月起征。是庄宗虽有三月豫借之令，而实未尝行也。乃后 代国势阽危，非若同光，而春初即出榜开征，其病民又甚矣。《诗》云：“硕鼠 硕鼠，无食我苗。”谢君直曰：“苗未秀而食之，贪之甚也。”今之为豫借者， 食苗之政也。有不殴民而适乐郊者乎！
虞谦，洪武末为杭州府知府，尝建议：“僧道，民之蠹。今江南寺院田多或 数百顷，而徭役未尝及之。贫民无田，往往为徭役所困。请为定制，僧道每人田 无过十亩，余田以均平民。”初是之，已而谓非旧制，遂废。 ○纺织之利 今边郡之民，既不知耕，又不知识，虽有材力而安于游惰。华阴王宏撰着议， 以为延安一府，布帛之价贵于西安数倍，既不获纺织之利，而又岁有买布之费， 生计日蹙，国税日逋。非尽其民之惰，以无教之者耳。今当每州县发纺织之具一 副，令有司依式造成，散给里下，募外郡能织者为师。即以民之勤惰工拙，为有 司之殿最。一二年间，民享其利，将自为之，而为烦程督矣。计延安一府四万五 千余户，户不下三女子，固已十三万余人，其为利益岂不甚多？按《盐铁论》曰： “边民无桑麻之利，仰中国丝絮而后衣之。夏不释复，冬不离窟，父子夫妇内藏 于专室土圜之中。”崔《政论》曰：“仆前为五原太守，土俗不知缉绩，冬积 草，伏卧其中。若见吏，以草缠身，令人酸鼻。吾乃卖储峙，得二十余万，诣雁 门、广武迎织师，使巧手作机，乃纺以教民识。”是则古人有行之者矣。《汉志》 有云：“冬民既入，妇人同巷相从夜绩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八月载绩， 为公子裳。”豳之旧俗也。率而行之，富强之效，庞之化，岂难致哉！
吴华核上书，欲禁绫绮锦绣，以一生民之原，丰谷帛之业。谓今吏士之家， 少无子女，多者三四，少者一二。通令户有一女，十万家则十万人。人人织绩， 一岁一束，则十万束矣。使四疆之内，同心戮力，数年之间，布帛必积。恣民五 色，惟所服用，但禁绮绣无益之饰。且美貌者不待华采以崇好，艳姿者不待文绮 以致爱，有之无益，废之无损，何爱而不暂禁，以充府藏之急乎！此救乏之上务， 富国之本业。使管、晏复生，无以易此方。今纂组日新，侈薄弥甚，斫雕为朴， 意亦可行之会乎？ ○马政 “析因夷奥”，先王之所以处人民也。“日中而出，日中而入”，先王之 所以处厩马也。
汉晁错言：“令民有车骑马一匹者，复卒三人。”文帝从之。故文、景之富， 众庶街巷有马，仟伯之间成群。乘牝者，摈而不得会聚。若乃塞之斥也，桥桃 致马千匹。于楼烦致马牛羊数千群。则民间之马其盛可知。武帝轮台之悔，乃修 马复令。唐玄宗开元九年，诏天下之有马者，州县皆先以邮递、军旅之役，定户 复缘以升之。百姓畏苦，乃多不畜马，故骑射之士减曩时。自今诸州民，勿限有 无荫，能家畜十马以下，免帖驿邮递，征行定户无以马为赀。”古之人君，其欲 民之有马如此。惟魏世宗正始四年十一月丁未，禁河南畜牝马。元世祖至元二十 三年六月戊申，括诸路马，凡色目人有马者三取其二，《实录》言：永乐元年七 月丙戌，上谕兵部臣曰：“比闻民间马价腾贵，盖禁民不得私畜故也。汉文、景 时，闾里有马成群，民有即国家之有。其榜谕天下，听军民畜马勿禁。”又曰： “三五年后，庶几马渐蕃息。”此承元人禁马之后，故有此谕。而洪熙元年正月 辛巳，上申谕兵部，令民间畜官马者，二岁纳驹一匹，俾得以余力养私马。至宣 德六年，有陕西安定卫土民王从义，畜马蕃息，数以来献。此则小为之而小效者 也，然未及修汉唐复马之令也。 ○驿传 《续汉•舆服志》曰：“驿马三十里一置。”《史记》：“田横乘传诣洛阳， 未至三十里，至尸乡厩置”是也。唐制亦然，白居易诗：“从陕至东京，山低路 渐平。风光四百里，车马十三程”是也。其行或一日而驰十驿，岑参诗：“一驿 过一驿，驿骑如星流。平时发咸阳，暮及陇山头。”韩愈诗：“衔命山东抚乱师， 日驰三百自嫌迟”是也。又如天宝十四载十一月丙寅，安禄山反于范阳。壬申， 闻于行在所，时上在华清宫，六日而达。至德二载九月癸卯，广平王收西京。甲 辰，捷书至行在，时上在凤翔府，一日而达。而唐制，赦书日行五百里，则又不 止于十驿也。古人以置驿之多，故行速而马不弊。后人以节费之说，历次裁并， 至有七八十里而一驿者，马倒官逃。职此之故，盍一考之前史乎？
古人以三十里为一舍。《左传》：“楚子入郑，退三十里而许之平。注以为 “退一舍”。而《诗》言：“我服既成，于三十里”《周礼•遗人》：“三十里 有宿，宿有路室。”然则汉人之驿马三十里一置，有自来矣。
国初，凡驿皆有仓。洪熙元年六月丙辰，河南新安知县陶奏：“县在山谷， 土瘠民贫，遇岁不登，公私无措。惟南关驿有储此一事，而当时储畜之裕，法令 之宽，贤尹益下之权，明主居高之听，皆非后世之所能及矣。然则驿之有仓，不 但以供宾客使臣，而亦所以待凶荒艰厄，实《周礼•遗人》之掌也。帖括后生， 何足以知先王之政哉。
今时十里一铺，设卒以递公文。 《孟子》所云“置邮而传命”，盖古已有之。《史记》：“白起既行，出咸 阳西门十里，至杜邮。”《汉书•黄霸传》注：“师古曰：邮亭书舍，谓传送文 书所止处。” ○漕程 《山堂考索》载：“唐漕制，凡陆行之程，马日七十里，步及驴五十里，车 三十里。水行之程，舟之重者，溯河日三十里，江四十里，余水四十五里；空舟， 溯河四十里，江五十里，余水六十里。沿流之舟则轻重同制，河日一百五十里， 江一百里，余水七十里。转运征敛送纳皆准程节其迟速，其三峡、砥柱之类不拘 此限。此法可以不尽人马之力，而亦无逗留之患。今之过淮、过洪及回空之限， 犹有此意，而其用车驴则必穷日之力而后止，以至于人畜两弊，岂非后人之急迫 日甚于前人也与，然其效可睹矣。” ○行盐 松江李雯论“盐之产于场，犹五谷之生于地，宜就场定额，一税之后，不问 其所之，则国与民两利。”又曰：“天下皆私盐，则天下皆官盐也。”此论凿凿 可行。丘仲深《大学衍义补》言复海运，而引杜子美诗：“云帆转辽海。更稻 来东吴”为证。余于盐法亦引子美诗云：“蜀麻吴盐自古通。”又曰：“风烟渺 吴蜀，舟楫通盐麻。”又曰：“蜀麻久不来，吴盐拥荆门。”若如今日之法，各 有行盐地界，吴盐安得至蜀哉！人人诵杜诗，而不知此故事。所云“诵诗三百， 授之以政”，不达者也。
洪武三年六月辛巳，山西行省言：“大同粮储自陵县、长芦运至太和岭，路 远费重。若令商人于大同仓入米一石，太原仓入米一石三斗者，俱准盐一引，引 二百斤。商人鬻毕，即以原给引自赴所在官司缴之。如此，则转输之费省而军储 充矣。”从之。此中盐之法所自始。
唐刘晏为转运使，专用榷盐法充军国之用。时自许、汝、郑、邓之西皆食河 东池盐，度支主之。汴、滑、唐、蔡之东皆食海盐，晏主之。晏以为盐吏多则州 县扰，故但于出盐之乡置盐官，收盐户所煮之盐，转鬻于商人，任其所之。自余 州县不复置官。其江岭间去盐乡远者，转官盐于彼贮之，或商绝盐贵，则减价鬻 之，谓之常平盐。官获其利，而民不乏盐。始江淮盐利不过四上万缗，季年乃六 百万缗。由是国用充足，而民不困弊。今日盐利之不可兴，正以盐吏之不可罢， 读史者可以慨然有省矣。
行盐地分有远近之不同，远于官而近于私，则民不得不买私盐。既买私盐， 则兴贩之徒必兴，于是乎盗贼多而刑狱滋矣。《宋史》言江西之虔州地连广南， 而福建之汀州亦与虔接，虔盐弗善，汀故不产盐，二州民多盗贩广南盐以射利。
每岁秋冬，田事才毕，恒数十百为群，持甲兵旗鼓，往来虔、汀、漳、潮、循、 梅、惠、广八州之地。所至劫人谷帛，掠人妇女，与巡捕吏卒斗格，或至杀伤， 则起为盗，依阻险要，捕不能得，或赦其罪招之。元末之张士诚，以盐徒而盗据 吴会。其小小兴贩，虽太平之世，未尝绝也。余少居昆山、常熟之间，为两浙行 盐地，而民间多贩淮盐，自通州渡江，其色青黑，视官盐为善。及游大同，所食 皆蕃盐，坚致精好。此地利之便，非国法之所能禁也。明知其不能禁，而设为巡 捕之格，课以私盐之获，每季若干，为一定之额，此掩耳盗钟之政也。
宋嘉中，著作佐郎何鬲、三班奉职王嘉麟上书，请罢茶本钱，纵园户贸易， 而官收租钱，与所在征算，归榷货务，以偿边籴之费，可以疏利源而宽民力。仁 宗从之。其诏书曰：“历世之敝，一旦以除，着为经常，弗复更制。”以是虽当 王安石之时，而于茶法未有所变，其说可通之于盐课者也。 ●卷十一 ○权量 三代以来，权量之制，自隋文帝一变。杜氏《通典》言：“六朝量三升当今 一升，称三两当今一两，尺一尺二寸当今一尺。”《左传•定公八年》正义曰： “魏、齐斗称于古二而为一，周、隋斗称于古三而为一。”《隋书•律历志》言： “梁、陈依古斗，齐以古升五升为一斗，周以玉升一升当官斗一升三合四勺，开 皇以古斗三升为一升，大业初依复古斗。梁、陈依古称，齐以古称一斤八两为一 斤，周玉称四两当古称四两半，开皇以古称三斤为一斤，大业初依复古称。”令 考之传记，如《孟子》以举百钧为有力人；三十斤为钧，百钧则三千斤。《晋书 •成帝纪》：“令诸郡举力人能举千五百斤以上者。”《史记•秦始皇纪》。 “金人十二，重各千石，置宫廷中。”百二十斤为石，千石则十二万斤。《汉旧 仪•祭天》：“养牛五岁，至二千斤。”《晋书•南阳王保传》：“自称重八百 斤。”不应若此之重！《考工记》曰：“爵一升，觚三升。献以爵而酬以觚，一 献而三酬，则一豆矣。”《礼记》“宗庙之祭，贵者献以爵，贱者献以散。尊者 举觯，卑者举角。五献之尊，门外缶，门内壶，君尊瓦С。”注：“凡觞一升曰 爵，二升曰觚，三升曰觯，四升曰角，壶大一石，五升曰散，瓦С五斗。《诗》 曰：“无姑酌彼金。”毛说：“人君以黄金饰尊，大一硕，每食四簋。”正义： “簋，瓦器，容斗二升。”不应若此之巨！《周礼•舍人》：“丧纪共饭米。” 注：“饭，所以实口。君用梁，大夫用稷，士用稻，皆四升。”《管子》：“凡 食盐之数，一月丈夫五升少半，妇人三升少半，婴儿二升少半。”《史记•廉颇 传》：“一饭斗米。”《汉书•食货志》：“食人月一石半。”《赵充国传》： “以一马自佗，负三十日食，为米二斛四斗，麦八斛。”《匈奴传》：“计一人 三百日食，用备十八斛。”不应若此之多！《史记•河渠书》：“可令亩十石。” 嵇康《养生论》：“夫田种者，一亩十斛，谓之良田。”《晋书•傅玄传》： “白田收至十余斛，水田至数十斛。”今之收获最多亦不及此数。《灵枢经》： “人食一日中五升。”《既夕礼》：“朝一溢米，莫一溢米。”注：“二十两曰 溢，为米一升二十四分升之一。”《晋书•宣帝纪》：“问诸葛公：‘食可几何？’ 对曰：‘三四升。’”《会稽王道子传》：“国用虚谒，自司徒以下，日廪七升。” 本皆言少，而反得多。是知古之权量比之于今，大抵皆三而当一也。《史记•孔 子世家》：“孔子居鲁，奉粟六万。”索隐曰：“当是六万斗。”正义曰：“六 万小斗，当今二千石也。”此唐人所言三而当一之验。盖自三代以后，取民无制， 权量之属，每代递增。至魏孝文太和十九年，诏改长尺、大斗，依周礼制度，班 之天下。隋炀帝大业三年四月壬辰，改度量权衡并依两、小两之名，而后代则不 复言矣。 《山堂考索》：“斛之为制，方尺而深尺。《班志》乃云其中容十斗，盖古 用之斗小。” 欧阳公《集古录》有谷口铜甬，始元四年左冯翊造，其铭曰：“谷口铜甬容 十斗，重四十斤。”以今权量校之，容三斗，重十五斤。斗则三而有余，斤则三 而不足。吕氏《考古图》汉好官厨鼎刻曰：“重九斤一两。”今重三斤六两， 今六两当汉之一斤。又曰：“轵家釜三斗弱，轵家甑三斗一升。”当汉之一石， 大抵是三而当一也。
古以二十四铢为两。五铢钱十枚，计重二两二铢。今称得十枚，当今之一两 弱。又《汉书•王莽传》言：“天凤元年，改作货布，长二寸五分，广一寸，首 长八分有奇，广八分，其圜好径二分半，足枝长八分，间广二分。其文右曰‘货’， 左曰‘布’，重二十五铢。”顷富平民掊地，得货布一罂。所谓长二寸五分者， 今钞尺之一寸六分有奇；广一寸者，今之六分有半；八分者，今之五分。而二十 五铢者，今称得百分两之四十二。是则今代之大于古者，量为最，权次之，度又 次之矣。 《晋书•挚虞传》：“将作大匠陈勰，掘地得古尺。尚书奏：‘今尺长于古 尺，宜以古为正。’潘岳以为习用已久，不宜复改。虞驳曰：‘昔圣人有以见天 下之赜，而拟其形容，象物制器，以存时用。故参天两地，以正算数之纪；依律 计分，以定长短之度。其作之也有则，故用之也有征。考步两仪，则天地无所隐 其情；准正三辰，是悬象无所容其谬。施步两仪，则天地无所隐其情；准正三辰， 则悬象无所容其谬。施之金石，则音韵和谐；措之规矩，则器用合宜。一本不差， 而万物皆正。及其差也，事皆反是。今尺长于古尺几于半寸，乐府用之，律吕不 合。史官用之，历象失占。医署用之，孔穴乖错。此三者，度量之所由生，得失 之所取征，皆纟圭阂而不得通，故宜改今而从古也。唐虞之制，同律度量衡；仲 尼之训，谨权审度。今两尺并用，不可谓之同；知失而行，不可谓之谨。不同不 谨，是谓谬法，非所以轨物垂则，示人之极。凡物有多而易改，亦有少而难变。
有改而致烦，亦有变而之简。度量是人所常用，而长短非人所恋惜，是多而易改 者也。正失于得，反邪于正，一时之变，永世无二，是变而之简者也。宪章成式， 不失其旧物。季末苟合之制，异端杂乱之用，宜以时厘改，贞夫一者也。臣以为 宜如所奏。’” ○大斗大两 《汉书•贷殖传》：“黍千大斗。”师古曰：“大斗者，异于量米粟之斗也。” 是汉时己有大斗，但用之量粗货耳。 《唐六典》：“凡度，以北方黍中者一黍之广为分，十分为寸，十寸为尺， 一尺二寸为大尺，十尺为丈。凡量，以黍中者容一千二百黍为龠，二龠为合， 十合为升，十升为斗，三斗为大斗，十斗为斛。凡权衡，以黍中者百黍之重为 铢，二十四铢为两，三两为大两，十六两为斤。凡积黍为度量权衡者，调钟律， 测晷景，合汤药及冠冕之制则用之，内外官司悉用大者。”按唐时权量，是古今、 小大并行，太史、太常、太医用古，他有司皆用今。久则其今者通行，而古者废 矣。
宋沈括《笔谈》曰：“予受诏考钟律及铸浑仪，求秦汉以来度量，计六斗当 今之一斗七升九合，称三斤当今十三两。”是宋时权量又大于唐也。 《元史》言：“至元二十年，颁行宋文思院小口斛。”又言：“世祖取江南， 命输米者止用宋斗斛，以宋一石当今七斗故也。”是则元之斗斛又大于宋也。 ○汉禄言石 古时制禄之数，皆用斗斛。《左传》言：“豆、区、釜、钟，各自其四，以 登于釜。”《论语》：“与之釜，与之庾。”《孟子》：“养弟子以万钟。”皆 量也。汉承秦制，始以石为名。故有中二千石、二千石、比二千石，千石、比千 石，六百石、比六百石，四百石、比四百石，三百石、比三百石，二百石、比二 百石，百石，而三公号万石。百二十斤为石，是以权代量。然考《续汉•百官志》 所载月奉之数，则大将军、三公奉月三百五十斛，以至斗食奉月十一斛，又未尝 不用斛。所谓二千石以至百石者，但以为品级之差而已。今人以十斗为石，本于 此。不知秦时所为“金人十二，重各千石”，“撞万石之钟”，“县石铸钟ね”， “衡石程书”之类，皆权也，非量也。惟《白圭传》“谷长石斗”，《淳于髡传》 “一斗亦醉，一石亦醉”，对斗言之，是移权之名于量尔。
叶梦得《岩下放言》：“名生于实，凡物皆然。以斛为石，不知起何时，自 汉以来始见之。石本五权之名，汉制重百二十斤为石，非量名也。以之取名赋禄， 如二千石之类，以谷百二十斤为斛，犹之可也。若酒言石，酒之多少本不系谷数， 从其取之醇ㄤ。以今准之，酒之醇者，斛止取七斗或六斗；而ㄤ者，多至于十五 六斗。若以谷百二十斤为斛，酒从其权名，则当为酒十五六斗；从其量名，则斛 当谷百八九十斤，进退两无所合。是汉酒言石者，未尝有定数也。至于面言斛石， 面亦未必正为麦百二十斤，而麦之实又有大小虚实。然沿袭至今，莫知为非。及 弓弩较力，言斗言石，此乃古法。打锤以斤为别，而世反疑之。乃知名实何常之 有。 《史记•货殖传》：“狐貂裘千皮，羔羊裘千石。”变“皮”言“石”，亦 互文也。凡细而轻者则以皮计，粗而重者则以石计。 ○以钱代铢 古算法，二十四铢为两。汉轵家釜铭：“重十斤九铢”，轵家甑铭：“重四 斤廿铢”是也。近代算家不便，乃十分其两，而有“钱”之名。此字本是借用 “钱币”之钱，非数家之正名，簿领用之可耳，今人以入文字，可笑。《唐书》： “武德四年，铸开通元宝，径八分，重二铢四萦。”积十钱重一两，得轻重大小 之中。所谓二铢四萦者，今一钱之重也。后人以其繁而难晓，故代以钱字。
度量皆以十起数，惟权则以一龠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铢，两之为两，十六两 为斤，三十斤为钧，四钧为石。今人改铢为钱，而自两以上则萦百、萦千以至于 万，而权之数亦以十起矣。汉制，钱言铢，金言斤，其名近古。 《宋史•律历志》：大宗淳化三年三月，诏曰：“《书》云协时月正日，同 律度量衡，所以建国经而立民极也。国家万邦咸义，九赋是均。顾出纳于有司， 系权衡之定式。如闻黍之制。或差毫厘，锤钩为奸，害及黎庶，宜令详定称法， 着为通规。”事下有司。监内藏库崇仪使刘蒙、刘承：“太府寺旧铜式，自一 钱至十斤，凡五十一，轻重无准。外府藏受黄金，必自毫厘计之。或自钱始，则 伤于重。”遂寻本末，别制法物。至景德中，承加参定，而权衡之制益为精备。
其法盖取《汉志》子谷为则，广十黍以为寸，从其大乐之尺就成二术。因度尺 而求牦，自积黍而取萦以牦、萦一钱半及一两等二称。各悬三毫，以星准之。等 一钱半者，以取一称之法。其衡合乐尺一尺二寸，重一钱，锤重六分，盘重五分。
初毫星准半钱，至梢总一钱半，析成十五分，分列十牦；中毫至梢一钱，析成十 分，分列十牦；末毫至梢半钱，析成五分，分列十牦。等一两者亦为一称之则， 其衡合乐尺一尺四寸，重一钱半，锤重六钱，盘重四钱。初毫至梢布二十四铢， 下别出一星，星等五萦中毫至梢五钱，布十二铢，铢列五星，星等二萦。末毫至 梢六铢，铢列十星，星等一萦。以御书真、草、行三体。淳化钱较定，实重二铢 四萦，为一钱者。以二千四百得十有五斤，为一称之则。其法初以绩黍为准，然 后以分而推忽，为定数之端。故自忽、丝、毫、厘、黍、萦、铢，各定一钱之则。
毫则百，牦则十。转以十倍倍之，则为一钱。黍以二千四百杖为一两，萦以二百 四十，铢以二十四，遂成其称。称合黍数，则一钱半者，计三百六十黍之重，列 为五分，则每分计二十四黍。又每分析为一十牦，则每牦计二黍十分黍之四，每 四毫一线六忽有差为一黍，则牦、萦之数极矣。一两者，合二十四铢，为二千四 百黍之重。每百黍为铢，二百四十黍为二铢四萦，二铢四萦为钱，二萦四黍为分， 一萦二黍重五牦，六黍重二牦五毫，三黍重一牦二毫五丝，则黍萦之数成矣。先 是，守藏吏受天下岁输金币，而太府权衡旧式失准，得因之为奸，故诸道主者坐 逋负而破产者甚众。又守藏更代，校计争讼，动必数载。至是新制既定，奸弊无 所措，中外以为便。是则今日以十分为钱，十钱为两，皆始于宋初所谓新制者也。 ○十分为钱 古时分乃度之名，非权之名。《说文》：“寸，十分也。”《隋书•律历志》 引《易纬通卦验》：“十马尾为一分。”《说苑》：“度、量、权、衡以粟生。
十粟为一分，十分为一寸。”《孙子算术》：“蚕所吐丝为忽，十忽为秒，十秒 为毫，十毫为牦为分，十分为寸。”《汉书•律历志》：“本起黄钟之长，以子 谷黍中者一黍之广度之，九十黍为黄钟之长，一黍为一分，十分为一寸。”此 皆度之名。《淮南子》：“十二{艹票}当一粟，十二粟而当一分，十二分而当一 铢，十二铢而当半两，二十四铢为一两，十六两为一斤，三十斤为一钧，四钧为 石。”此则权之名。然以十二分为一铢，二十四铢为一两，则小于今之为分者多 矣。
陶隐居《名医别录》曰：“古称惟有铢、两，而无分名。今则以十黍为一铢， 六铢为一分，四分为一两，十六两为一斤。”李杲曰：“六铢为一分，即今之二 钱半也。”此又以二钱半为分，则随人所命而无定名也。 ○黄金 汉时黄金上下通行。故文帝赐周勃至五千斤；宣帝赐霍光至七千斤；而武帝 以公主妻栾大，至赍金万斤；卫青出塞，斩捕首虏之士，受赐黄金二十余万斤；
梁孝王薨，藏府余黄金四十余万斤；馆陶公主近幸董偃，令中府曰：“董君所发， 一日金满百斤，钱满百万，帛满千区，乃白之。”王莽禁列侯以下，不得挟黄金， 输御府受直。至其将败，省中黄金万斤者为一匮，尚有六十匮；黄门钩盾藏府中 尚方处，处各有数匮。而《后汉•光武纪》言：“王莽末，天下旱蝗，黄金一斤 易粟一斛。”是民间亦未尝无黄金也。董卓死，坞中有金二三万斤，银八九万斤。
昭烈得益州，赐诸葛亮、法正、关羽、张飞金各五百斤，银千斤。《南齐书•萧 颖胄传》：“长沙寺僧业富沃，铸黄金为龙数千两，埋土中，历相传付，称为下 方黄铁，莫有见者。颍胄起兵，乃取此龙以充军实。”《梁书•武陵王纪传》： “黄金一斤为饼，百饼为，至有百。银五倍之。”自此以后，则罕见于史。 《尚书》疏：“汉魏赎罪，皆用黄金。后魏以金难得，令金一两收绢十匹。今律 乃赎铜。” 宋太宗问学士杜镐曰：“两汉赐予多用黄金，而后代遂为难得之货，何也？” 对曰：“当时佛事未兴，故金价甚贱。”今以目所睹记及《会典》所载国初金价 推之，亦大略可考。《会典•钞法卷》内云：“洪武八年，造大明宝钞，每钞一 贯，折银一两；每钞四贯，易赤金一两。”是金一两当银四两也。《征收卷》内 云：“洪武贯，易赤金一两。”是金一两当银四两也。《征收卷》内云：“洪武 十八年，令凡折收税粮，金每两准米十石，银每两准米二石。”是金一两当银五 两也。三十年，上曰：“折收逋赋，欲以苏民困也。今如此其重，将愈困民。” 更令金每两准米二十石，银每两准米四石。然亦是金一两当银五两也。永乐十一 年，令金每两准米三十石，则当银七两五钱矣。又令交址召商中盐，金一两，给 盐三十引，则当银十两矣。岂非承平以后，日事侈靡，上自宫掖，下逮勋贵，用 过乎物之故与？幼时见万历中赤金止七八换，崇祯中十换，江左至十三换矣。投 珠抵璧之风，将何时而见与？ 《汉书•食货志》：“黄金重一斤，直钱万。朱提银重八两为一流，直一千 五百八十。他银一流，直千。”是金价亦四五倍于银也。《元史》：“至大银钞 一两，准至元钞五贯，白银一两，赤金一钱。”是金价十倍于银也。 《史记•平准书》：“一黄金一斤。”臣瓒曰：“秦以一镒为一金，汉以一 斤为一金。”是汉之金已减于秦矣。《汉书•食货志》：“黄金重一斤，直钱万。” 《惠帝纪》注：“师古曰：“诸赐金不言黄者，一斤与万钱。” 古来用金之费，如《吴志•刘繇传》：“笮融大起浮图祠，以铜为人，黄金 涂身，衣以锦采，垂铜盘九重。”《何姬传》注引《江表传》：“孙皓使尚方以 金作华燧、步摇、假髻以千数，令宫人着以相扑，朝成夕败，辄出更作。”《魏 书•释老志》：“兴光元年，敕有司，于五缎大寺内为大祖已下五帝，铸释迦立 像五，各长一丈六尺，都用赤金二万五千斤。天安中，于天宫寺造释迦立像，高 四十三尺，用赤金十万斤，黄金六百斤。”《齐书•东昏侯本纪》：“后宫服御， 极选珍奇，府库旧物不复周用，贵市民间金银宝物，价皆数倍京邑。酒租皆折使 输金，以为金涂，犹不能足。”《唐书•敬宗纪》：“诏度支进铜三千斤，金薄 十万，翻修清思院新殿及升阳殿图障。”《五代史•闽世家》：“王昶起三清台 三层，以黄金数千斤铸宝皇及元始天尊、大上老君像。”宋真宗作玉清昭应宫， 甍ㄆ栾楹，全以金饰，所费钜亿万，虽用金之数亦不能全计。《金史•海陵本纪》： “宫殿之饰遍傅黄金，而后间以五采。金屑飞空，如落雪。”《元史•世祖本纪》： “建大圣寿万安寺，佛像及窗壁皆金饰之，凡费金五百四十两有奇，水银二百四 十斤。”又言：“缮写金字藏经，凡糜金三千二百四十四两。”此皆耗金之由也。
杜镐之言，颇为不妄。草木子云：“金一为箔，无复再还元矣。”故《南齐书• 武帝纪》：“禁不得以金银为箔。”而《太祖实录》言：“上出黄金一锭，示近 臣曰：‘此表笺袱盘龙金也。令宫人洗涤销熔得之。’”呜呼，俭德之风远矣！ ○银 唐宋以前，上下能行之货一皆以钱而已，未尝用银。《汉书•食货志》言： 秦并天下，币为二等。而珠玉、龟贝、银锡之属为器饰宝藏，不为币。孝武始造 白金三品，寻废不行。《旧唐书》：宪宗元和三年六月，诏曰：“天下有银之山， 必有铜矿。铜者，可资于鼓铸；银者，无益于生人。其天下自五岭以北，见采银 坑，并宜禁断。”然考之《通典》，谓梁初唯京师及三吴、荆郢、江湘、梁益用 钱，其余州郡则杂以谷帛交易，交广之域则全以金银为货。而唐韩愈奏状亦言， 五岭买卖一以银。元稹奏状言，自岭已南，以金银为货币。自巴已外，以盐帛为 交易。黔巫溪峡用水银、朱砂、缯彩、巾帽以相市。《宋史•仁宗纪》：“景 二年，诏诸路岁输缗钱。福建、二广易以银，江东以帛。”于是有以银当缗钱者 矣。《金史•食货志》：“旧例银每铤五十两，其直百贯。民间或有截凿之者， 其价亦随低昂。遂改铸银，名承安宝货，一两至十两分五等，每两折钱二贯，公 私同见钱用。”又：“更造兴定宝泉，每贯当通宝五十。又以绫印制元光珍货， 同银钞及余钞行之。行之未久，银价日贵，宝泉日贱，民但以银论价。至元光二 年，宝泉几于不用。哀宗正大间，民间但以银市易。”此今日上下用银之始。
今民间输官之物皆用银，而犹谓之钱粮。盖承宋代之名，当时上下皆用钱也。
国初所收天下田赋，未尝用银，惟坑冶之课有银。《实录》于每年之终记所 入之数，而洪武二十四年，但有银二万四千七百四十两；至宣德五年，则三十二 万二百九十七两。岁办视此为率，当日国家固不恃银以为用也。至正统三年，以 采办扰民，始罢银课，封闭坑穴，而岁入之数不过五千有余。九年闰七月戊寅朔， 复开福建、浙江银场，乃仓米折输变卖，无不以银。后遂以为常货，盖市舶之来 多矣。 《太祖实录》：“洪武八年三月辛酉朔，禁民间不得以金银为货交易，违者 治其罪。有告发者，就以其物给之。”其立法若是之严也。“九年四月己丑，许 民以银钞钱绢代输今年租税。”“十九年三月己巳，诏岁解税课钱钞，有道里险 远难致者，许易金银以进。”“五月己未，诏户部，以今年秋粮及在仓所储，通 会其数，除存留外，悉折收金银布绢钞，定输京师。”此其折变之法虽暂行，而 交易之禁亦少弛矣。 “正统元年八月庚辰，命江南租税折收金帛。先是，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周铨 奏：‘行在各卫官员俸粮，在南京者，差官支给，本为便利。但差来者，将各官 俸米贸易物货，贵买贱酬，十不及一，朝廷虚费廪禄，各官不得实惠。请令该部 会议岁禄之数，于浙江、江西、湖广、南直隶不通舟楫之处，各随土产折收布绢、 白金，赴京充俸。’巡抚江西侍郎赵新亦言：‘江西属县有僻居深山，不通舟楫 者，岁赍金帛于通津之处易米，上纳南京。设遇米贵，其费不赀。今行在官员俸 禄于南京支给，往返劳费，不得实用。请令江西属县量收布绢或白金，类销成锭， 运赴京师，以准官员俸禄。’少保兼户部尚书黄福亦有是请。至是行在户部复申 前议，上曰：‘祖宗尝行之否？’尚书胡氵荧等对曰：‘太祖皇帝尝行于陕西， 每钞二贯五百文折米一石，黄金一两折二十石，白金一两折四石，绢一匹折一石 二斗，布一匹折一石，各随所产，民以为便。后又行于浙江，民亦便之。’上遂 从所请，远近称便。然自是仓廪之积少矣。” 二年二月甲戌，命两广、福建当输南京税粮，悉纳白金，有愿纳布绢者听。
于是巡抚南直隶、行在工部侍郎周忱奏：官仓储积有余。其年十月壬午，遣行在 能政司右通政李畛，往苏、常、松三府，将存留仓粮七十二万九千三百石有奇， 卖银准折官军俸粮。三年四月甲寅，命粜广西、云南、四川、浙江陈积仓粮。遂 令军民无挽运之劳，而庾免陈红之患，诚一时之便计也。
自折银之后，不二三年，频有水旱之灾，而设法劝借至千石以上以赈凶荒者 谓之“义民”，诏复其家。至景泰间，纳粟之例纷纷四出，相传至今，而国家所 收之银不复知其为米矣。 《唐书》言：“天宝中，海内丰炽，州县粟帛举巨万。杨国忠判度支，因言： 古者二十七年耕，余九年食。今天下太平，请在所出滞积，变轻赍，内富京师。
又悉天下义仓及丁租地课，易布帛以充天子禁藏。”当日诸臣之议，有类于此， 踵事而行，不免太过。相沿日久，内实外虚。至祟祯十三年，郡国大，仓无见 粟，民思从乱，遂以亡国。
宣德中，以边储不给，而定为纳米赎罪之令，其例不一。正统三年八月，从 陕西按察使陈正伦之请，改于本处纳银，解边易米。杂犯死罪者，纳银三十六两， 三流二十四两，徒五等视流递减三两，杖五等一百者六两，九十以下及笞五等俱 递减五钱。此今日赎锾之例所由始也。
正统十一年九月壬午，巡抚直隶工部左侍郎周忱言：“各处被灾，恐预备仓 储赈济不敷，请以折银粮税悉征本色，于各仓收贮。俟青黄不接之际，出粜于民。
以所得银上纳京库，则官既不损，民亦得济。”从之。此文襄权宜变通之法，所 以为一代能臣也。 ○以钱为赋 《周官•太宰》：“以九赋敛财贿。”注：“财，泉谷也。”又曰：“赋口 率出泉也。”《荀子》言：“厚刀布之敛，以夺之财。”而汉律有口算。此则以 钱为赋，自古有之，而不出于田亩也。唐初，租出谷，庸出绢，调出缯布，未用 钱。自两税法行，遂以钱为惟正之供矣。 《孟子》有言：“圣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 者乎？”由今之道，无变今之俗，虽使余粮栖亩，斗米三钱，而输将不办，妇子 不宁，民财终不可得，而阜民德终不可得而正，何者？国家之赋不用粟而用银， 舍所有鸸赠所无故也。夫田野之氓，不为商贾，不为官，不为盗贼，银奚自而来 哉！此唐宋诸臣每致叹于钱荒之害，而今又甚焉。非任土以成赋，重穑以帅民， 而欲望教化之行，风俗之美，无是理矣。 《白氏长庆集》策曰：“夫赋敛之本者，量桑地以出租，计夫家以出庸。租 庸者，谷帛而已。今则谷帛之外，又责之以钱。钱者，桑地不生铜，私家不敢铸， 业于农者何从得之？至乃吏胥追征，官限迫蹙，则易其所有以赴公程。当丰岁则 贱粜半价，不足以充缗钱。遇凶年则息利倍称，不足以偿逋债。丰凶既若此，为 农者何所望焉？是以商贾大族乘时射利者，日以富豪；田垄罢人望岁勤力者，日 以贫困。劳逸既悬，利病相诱，则农夫之心尽思释耒而倚市，织妇之手皆欲投杼 而刺文。至使田卒污莱，室如悬罄。人力罕施，而地利多郁；天时虚运，而岁功 不成。臣尝反复思之，实由谷帛轻而钱刀重也。夫籴甚贵，钱甚轻，则伤人；籴 甚贱，钱甚重，则伤农。农伤则生业不专，人伤则财用不足。故王者平均其贵贱， 调节其重轻，使百货通流，四人交利，然后上无乏用，而下亦阜安。方今天下之 钱日以减耗，或积于国或滞于私家。若复日月征取，岁时输纳，臣恐谷帛之价转 贱，农桑之业转伤，十年以后，其弊必更甚于今日矣。今若量夫家之桑地，计谷 帛为租庸，以石斗登降为差，以匹丈多少为等，但书估致力，利兴则趋末者回心。
游手于道涂市肆者，可易业于西成；托迹于军籍、释流者，可返躬于东作。所谓 下令如流水之原，系人于包桑之本者矣。” 《赠友诗》曰：“私家无钱炉，平地无铜山，胡为秋夏税，岁岁输铜钱！钱 力日已重，农力日已殚。贱粜粟与麦，贱贸丝与绵，岁暮衣食尽，焉得无饥寒？
吾闻国之初，有制垂不刊：庸必算丁口，租必计桑田。不求土所无，不强人所难， 量入以为出，上足下亦安。兵兴一变法，兵息遂不还。使我农桑人，憔悴畎亩间。
谁能革此弊，待君秉利权。复彼租庸法，令如贞观年。” 《李翱集》有《疏改税法》一篇，言：“钱者，官司所铸；粟帛者，农之所 出。今乃使农人贱卖帛，易钱入官，是岂非颠倒而取其无者邪？由是豪家大商皆 多积钱，以逐轻重，故农人日困，末业日增。请一切不督见钱，皆纳布帛。” 宋时岁赋亦止是谷帛，其入有常物，而一时所需则变而取之，使其直轻重相 当，谓之折变。熙宁中，张方平上疏言：“比年公私上下，并苦乏钱。又缘青苗、 助役之法，农民皆变转谷帛，输纳见钱。钱既难得，谷帛益贱。人情窘迫，谓之 钱荒。”绍熙元年，臣僚言：“古者赋出于民之所有，不强其所无。今之为绢者， 一倍折而为钱，再倍折而为银。银愈贵，钱愈难得，谷愈不可售。使民贱粜而贵 折，则大熟之岁反为民害。愿诏州郡，凡多取而多折者，重置于罚。民有粜不售 者，令常平就籴，异时岁歉，平价以粜。庶于民无伤，于国有补。”从之。而真 宗时，知袁州何蒙请以金折本州二税，上曰：“若是将尽废耕农矣。”不许。是 宋时之弊亦与唐同，而折银之见于史者，自南渡后始也。
解缙《太平十策》言：“及今丰岁，宜于天下要害之处，每岁积粮若干。民 乐近输，而国受长久之利，计之善者也。”愚以为天下税粮，当一切尽征本色。
除漕运京仓之外，其余则储之于通都大邑。而使司计之臣略仿刘晏之遗意，量其 岁之丰凶，稽其价之高下，粜银解京，以资国用。一年计之不足，十年计之有余。
小民免称贷之苦，官府省敲扑之烦，郡国有凶荒之备，一举而三善随之矣。
先生《钱粮论》略曰：古天下之所为富者，菽粟而已。为其交易也，不得已 而以钱权之。然自三代以至于唐，所取于民者，粟帛而已。自杨炎两税之法行， 始改而征钱，而未有银也。《汉志》言秦币二等，而银锡之属施于器饰，不为币。
自梁时始有交广以金银为货之说。宋仁宗景二年，始诏诸路岁收缗钱，福建、 二广易以银，江东以帛。所以取之福建、二广者，以坑冶多，而海舶利也。至金 章宗，始铸银，名之曰承安宝货，公私同见钱用。哀宗正大间，民但以银市易， 而不用铸。至于今日，上下通行，而忘其所自。然而考之《元史》，岁课之数为 银至少。然则国赋之用银，盖不过二三百年间耳。今之言赋，必曰钱粮。夫钱， 钱也；粮，粮也。亦乌有所谓银哉？且天地间银不益增，而赋则加倍，此必不供 之数也。昔者唐穆宗时，物轻钱重，用户部尚书杨于陵之议，令两税等钱皆易以 布帛丝纩，而民便之。吴徐知诰从宋齐邱言，以为钱非耕桑所得，使民输钱，是 教之弃本逐末也，于是是诸税悉收、帛、细绢。是则昔人之论取民者，且以钱 为难得也，以民之求钱为不务本也，而况于银乎？右度土地之宜，权岁入之数， 酌转般之法，而通融乎其间，凡州县之不通商者，令尽纳本色，不得已以其什之 三征钱。钱自下而上，则监恶无所容，而钱价贵，是一举而两利焉。无蠲赋之亏， 而有活民之实；无督责之难，而有完逋之渐。今日之计莫便乎此。夫树谷而征银， 是畜羊而求马也；倚银而富国，吴倚酒而充饥也。以此自愚，而其敝至于国与民 交尽，是其计出唐、宋之季诸臣之下也。
又曰：自古以来，有国者之取于民为已悉矣，然不闻有火耗之说。火耗之所 由名，其起于征银之代乎？原夫耗之所生，以一州县之赋繁矣，户户而收之，铢 铢而纳之，不可以琐细而上诸司府，是不得不资于火。有火则必有耗，所谓耗者， 特百之一二而已。有贱丈夫焉，以为额外之征，不免干于吏议。择人而食，未足 厌其贪忄林，于是藉火耗之名，为巧取之术。盖不知起于何年，而此法相传，代 增一代，官重一官，以至于今。于是官取其赢十二三，而民以十三输国之十；里 胥又取其赢十一二，而民以十五输国之十。其取则薄于两而厚于铢，其征收这数， 者，必其地多而豪有力可以持吾之短长者也；铢者，必其穷下户也。虽多取之， 不敢言也。于是两之加焉十二三，而铢之加焉十五六矣。薄于正赋而厚于杂赋， 正赋耳目之所先也，杂赋其所后也。于是正赋之加焉十二三，而杂赋之加焉十七 八矣。解之藩司，谓之羡余；贡诸节使，谓之常例。责之以不得不为，护之以不 可破，而生民之困未有甚于此时者矣。愚尝久于山东，山东之民无不疾首蹙额， 而诉火耗之为虐者。独德州则不然，问其故，则曰：州之赋二万九千，二为银， 八为钱也。钱则无火耗之加，故民力纾于他邑也。非德州之官皆贤，里胥皆善人 也，势使之然也。又闻长者言：近代之贪吏倍甚于唐宋之时，所以然者，钱重而 难运，银轻而易赍，难运则少取之而以为多，易赍则多取之而犹以为少。非唐宋 之吏多廉而今之吏贪也，势使之然也。然则银之通，钱之滞；吏之宝，民之贼也！
在有明之初，尝禁民不得行使金银，犯者准奸恶论。夫用金银，何奸之有？有重 为之禁者，盖逆知其弊之必至此也。当时市肆所用皆唐宋钱，而制钱则偶一铸造， 以助其不足耳。今也泉货弱而害金兴，市道穷而伪物作，国币夺于上，民力殚于 下。使陆贽、白居易、李翱之流而生今日，其咨嗟太息必有甚于唐之中叶者矣。
曰：子以火耗为病于民也，使改而征粟米，其无淋尖、踢斛，巧取于民之术乎？
曰：吾未见罢任之仓官，宁家这斗级，负米而行者也，必鬻银而后去。有两车行 于道，前为钱，后为银，则大盗之所睨常在其后车焉。然则岂独今之贪吏倍甚于 唐宋之时；河朔这间所名为响马者，亦当倍甚于唐宋之时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