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apter 12
又如《晋书•华谭传》未云：“始淮南袁甫字公胄，亦好学，与谭齐名。” 今本误于“始”字绝句，左方跳行，添列一袁甫名题，而再以“淮”字起行。 《齐王同传》末云：“郑方者，字子回。”此姓郑名方，即上文所云南阳处士郑 方，露版极谏，而别叙其人与书及同答书于后耳，今乃跳行添列一“郑方者”三 字名题。《唐书•李敬玄传》末附敬玄弟元素，今以敬玄属上文，而弟元素跳行。
此不适足以彰大学之无人，而贻后来之栅笑乎？《十三经》中《仪礼》脱误尤多， 《士昏礼》脱“婿授绥姆辞曰未教不足与为礼也”一节十四字。《乡射礼》脱 “士鹿中旌以获”七字，《士虞礼》脱“哭止告事毕宾出”七字，《特牲馈食 礼》脱“举者祭卒觯拜长者答拜”十一字，《少牢馈食礼》脱“以授尸坐取箪兴” 七字，此则秦火之所未亡，而亡于监刻矣。至于历官任满，必刻一书，以充馈遗， 此亦甚雅，而卤莽就工，殊不堪读。陆文裕《金台纪闻》曰：“元时州县皆有学 田，所人谓之学祖，以供师生廪饩，余则刻书。工大者合数处为之，故雠校刻画 颇有精者，洪武初，悉收上国学，今南监《十六史》诸书地里、岁月、勘校、工 役并存可识也。今学既无田，不复刻书，而有司间或刻之，然只以供馈赆之用， 其不工反出坊本下，工者不数见也。”闻之宋、元刻书皆在书院，山长主之，通 儒订之，学者则互相易而传布之，故书院之刻有三善焉：山长无事而勤于校雠， 一也；不惜费而工精，二也；板不贮官而易印行，三也。有右文之主出焉，其复 此非难也。而书之已为劣生刊改者，不可得而正矣。是故信而好古，则旧本不可 无存；多闻阙疑，则群书亦当并订。此非后之君子之责而谁任哉？ 《旧日唐书》病其事之遗阙，《新唐书》病其文之晦涩，当兼二书刻之，为 《二十二史》。如宋、魏诸国既各有书，而复有《南史》、《北史》，是其例也。 ○张参五经文字 唐人以《说文》、《字林》试士。其时去古未远，开元以前未改经文之日， 篆籀之学，童而习之，今西安府所存唐睿宗书景龙观钟，犹带篆、分遗法。至于 宋人，其去古益远，而为说日以凿矣，大历中，张参作《五经文字》，据《说文》、 《字林》，刊正谬失，甚有功于学者。开成中，唐玄度增补，复作《九经字样》， 石刻在关中。向无板本，间有残缺，无别本可证。近代有好事者刻《九经补字》， 并属诸生补此书之阙，以意为之。乃不知此书特《五经》之文，非经所有者不载， 而妄添经外之字，并及字书中泛博之训。予至关中，洗刷元石，其有一二可识者， 显与所补不同，乃知近日学者之不肯阙疑而妄作如此。 ○别字 《慢汉书•儒林传》：“谶书非圣人所作，其中多近鄙别字。”近鄙者，犹 今俗用之字；别字者，本当为此字，而误为彼字也，今人谓之“白字”，乃别音 之转。
山东人刻《金石录》，于李易安《梭序》：“绍兴二年玄岁壮月朔。”不 知壮月之出于《尔雅》，而改为“牡丹”。凡万历以来所刻之书多“牡丹”之类 也。 ○三朝要典 《宋史•蹇序辰传》：“绍圣中，为起居郎中书舍人，同修国史。疏言： ‘朝廷前日正司马光等好恶，明其罪罚，以告中外。惟变乱典刑，改废法度，讪 读宗庙，脾睨两宫，观事考言，实状彰着，然踪迹深秘，包藏祸心，相去八年之 间，盖已不可究。质其章疏案牍，散在有司，若不汇辑而存之，岁久必致沦失。
愿悉讨奸臣所言所行，选官编类，人为一帙，置之二府，以示天下后世大戒。’ 遂命序辰及徐铎编类，由是招绅之祸无一得免者。”天启中，篡辑《三朝要典》， 正用序辰之法。
门户之人，其立言之指各有所借，章奏之文互有是非。作史者两收而并存之， 则后之君子如执镜以照物，无所逃其形矣。偏心之辈谬加笔削，于此之党则存其 是者，去其非者；于彼之党则存其非者，去其是者，于是言者之情隐，而单辞得 以胜之。且如《要典》一书，其言未必尽非，而其意别有所为，继此之为书者犹 是也。此国论之所以未平，百世之下难乎其信史也。崇帧帝批讲官李明睿之疏曰： “纂修《实录》之法，惟在据事直书，则是非互见。”大哉王言！其万世作史之 准绳乎？ ○密疏 唐武宗会昌元年十二月，中书门下奏：“宰臣及公卿论事，行与不行须有明 据，或奏请允惬，必见褒称；或所论乖僻，因有惩责。在藩镇上表，必有批答；
居要官启事，自有记注。并须昭然，在人耳目。或取舍存于堂案，或与夺形于诏 敕。前代史书所载奏议，罔不由此。近见《实录》，多载密疏，言不彰于朝听， 事不显于当对，得自其家，未足为信。今后《实录》所载章奏，并须朝廷共知者， 方得纪述，密疏并请不载。如此则理必可法，人皆向公，爱憎之志不行，褒贬之 言必信。”从之。此虽出于李德裕之私心，然其言不为无理。自万历末年，章疏 一切留中，抄传但凭阁揭。天启以来，谗慝弘多，啧言弥甚。予尝亲见大臣之子 追改其父之疏草而刻之以欺其人者，欲使盖棺之后，重为奋笔之文，追遗议于后 人，侈先见于前事，其为诬罔甚于唐时。故志之于书，俾作史之君子详察而严斥 之也。 ○贴黄 章奏之冗滥，至万历、天启之间而极至。一疏而荐数十人，累二三千言不止， 皆枝蔓之辞。崇祯帝英年御宇，厉精图治，省览之勤，批答之速，近朝未有。乃 数月之后，颇亦厌之，命内阁力贴黄之式。即令本官自撮疏中大要，不过百字， 粘附犊尾，以便省览。此贴黄之所由起也。宋叶梦得《石林燕语》曰：“唐制， 降敕有所更改，以纸贴之，谓之贴黄，盖敕书用黄纸，则贴者亦黄纸也。今奏状 札子皆白纸，有意所未尽，揭其要处，以黄纸别书于后，乃谓之贴黄，盖失之矣。
其表章略举事目与日月道里见于前及封皮者，又谓之引黄。” ○记注 古之人君，左史记事，右史记言，所以防过失而示后王。记注之职其来尚矣。
唐太宗通晓古典，尤重其事。苏冕言：“贞观中，每日朝退后，大宗与宰臣参议 政事，即令起居郎一人执简记录。”由是贞观注记，政事称为毕备，及高宗朝， 会端拱无言，有司惟奏辞见二事。其后许敬宗、李义甫用权，多妄论奏，恐史官 直书其短，遂奏令随仗便出，不得备闻机务，因为故事。 《旧唐书•姚踌传》：“长寿二年，迁文昌左丞同凤阁鸾台平章事。自永徽 以后，左右史惟得对仗承旨，仗下后，谋议皆不预闻，以为帝王谟训不可遂无 纪述，若不宣自宰相，史官无从得书，乃表请仗下所言军国政要，宰相一人专知 撰录，号为‘时政记，每月封送史馆。宰相之撰时政记，自始也。” ○四书五经大全 自朱于作《大学中庸章句或问》、《论语孟子集注》之后，黄氏有《论语通 释》，而采语录附于朱子章句之下则始自真氏，名日《集义》，止《大学》一书， 祝氏乃仿而足之，为《四书附录入像有蔡氏《四书集疏》，赵氏《四书篡疏》， 吴氏《四书集成》。昔之论者病其泛溢，于是陈氏作《四书发明》，胡氏作《四 书通入而定字之门人倪氏合二书为一，颇有删正，名曰《四书辑释》。自永乐中 命儒臣篡修《四书大全》，颁之学官，而诸书皆废。倪氏《辑释》今见于刘用章 所刻《四书通义》中。永乐中所纂《四书大全》特小有增删，其详其简或多不如 倪氏，《大学中庸或问》则全不异，而间有外误。至《春秋大全》则全袭元人汪 克宽《胡传纂疏》，但改其中“愚按”二字为“汪氏曰”，及添庐陵李氏等一二 条而已。《诗经大全》则全袭元人刘谨《诗传通释》，而改其中“愚按”二字为 “安成刘氏曰”。其三经后人皆不见旧书，亦未必不因前人也。当日儒臣奉旨修 《四书五经大全》，颁餐钱，给笔札，书成之日，赐金迁秩，所费于国家者不知 凡几。将谓此书既成，可以章一代教学之功，启百世儒林之绪，而仅取已成之书 抄誊一过，上欺朝廷，下诳士子，唐宋之时有是事乎？岂非骨鲠之臣已空于建文 之代？而制义初行，一时人士尽弃宋元以来所传之实学，上下相蒙，以饕禄利， 而莫之问也，呜呼！经学之废，实自此始，往之君子欲扫而更之，亦难乎其为力 矣。 ○书传会选 洪武二十七年四月丙戌，诏征儒臣定正宋儒蔡氏《书传》。上以蔡氏《书传》 日月五星运行与朱子《诗传》不同，及其他注说与番阳邹季友所论问亦有未安者， 遂诏征天下儒臣定正之，命翰林院学士刘三吾等总其事。凡蔡氏传得者存之，失 者正之，又采诸家之说足其未备。九月癸丑，书成，赐名《书传会选》，命礼部 颁行天下。今按此书若《尧典》谓“大左旋，日月五星违天而右转”，《高宗肜 日》谓“祖庚绎于高宗之庙”，《西伯勘黎》谓是武王，《洛浩》“惟周公诞保 文武受命惟七年”，谓周公辅成王之七年，皆不易之论。
每传之下系以经文及传，《音释》干字音、字体、字义辩之甚详。其传中用 古人姓字、古书名目必具出处，兼亦考证典故。盖宋元以来，诸儒之规模犹在， 而其为此书者皆自幼为务本之学，非由八股发身之人，故所着之书虽不及先儒， 而尚有功于后学。至永乐中修《尚书大全》，不惟删去异说，并《音释》亦不存 矣。愚尝谓自宋之末造以至有明之初年，经术人材于斯为盛。自八股行而古学弃， 《大全》出而经说亡，十族诛而臣节变，洪武、永乐之间，亦世道升降之一会矣。 ○内典 古之圣人所以教人之说，其行在孝弟、忠信，其职在洒扫、应对、进退，其 文在《诗》、《书》、《礼》、《易》、《春秋》，其用之身在出处、去就、交 际，其施之天下在政令、教化、刑罚。虽其和顺积中，而英华发夕外，亦有体用 之分，然并无用心于内之说。自老庄之学行于战国之时，而外义者告子也，外天 下、外物、外生者庄子也。于是高明之士厌薄诗书，以为此先王所从治天下之糟 粕。而佛氏晚人中国，其所言清净慈悲之说，适有以动乎世人之慕向者。六朝诸 君子从而衍之，由清净自在之说而极之，以至于不生不死人于涅，则杨氏之为 我也。由慈悲利物之说而极之，以至于普度众生，超拔苦海，则墨氏之兼爱也。
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而佛氏乃兼之矣。其传浸盛，后之学者遂谓其书为内 典。推其立言之旨，不将内释而外吾儒乎？夫内释而外吾儒，此自缁流之语，岂 得士人亦云尔乎， 《黄氏日钞》云：“《论语•曾子三省章》集注载尹氏曰：‘曾于守约，故 动必求诸身，语意已足矣。’又载谢氏曰：‘诸子之学皆出于圣人，其后愈远而 愈失其真，独曾子之学专用心于内，故传之无弊。夫心所以具众理而应万事，正 其心者，正欲施之治国平天下。’孔门未有专用心于内之说也，用心于内，近世 掸学之说耳。象山陆氏因谓曾子之学是里面出来，其学不传；诸子是外面人去。
今传于世者，皆外人之学，非孔子之真。遂于《论语》之外，自谓得不传之学。
凡皆源于谢氏之说也。后有朱子，当于集注中去此一条。” 褚少孙补《滑稽传》，以传记、杂说为外家，是以《六经》为内也。东汉儒 者则以七纬为内学，《六经》为外学。举图谶之文，一归之性与天道，不可得闻。
而今百世之下，晓然皆悟其非。今之所谓内学，则又不在图谶之书，而移之释氏 矣。 ○心学 《黄氏日钞》解《尚书》“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 一章曰：“此章本尧命舜之辞，舜申之以命，禹而加详焉耳。尧之命舜曰：‘允 执厥中。’今舜加‘危微精一’之语于‘允执厥中’之上，所以使之审择而能执 中者也。此训之之辞也，皆主于尧之执中一语而发也。尧之命舜曰：‘四海困穷， 天禄永终。’今舜加‘无稽之言勿听，以至敬修其可愿’于‘天禄永终’之上， 又‘所以警切之，使勿至于困穷而永终者也’，此戒之之辞也，皆主于尧之‘永 终’二语而发也，执中之训，正说也；永终之戒，反说也。盖舜以昔所得于尧之 训戒并其平日所尝用力而自得之者，尽以命禹，使知所以执中而不至于永终耳， 岂为言心设哉。近世喜言心学，舍全章本旨而独论人心道心，甚者单摭道心二字， 而直谓即心是道，盖陷于禅学而不自知，其去尧、舜、禹授受天下之本旨远矣。
葵九峰之作《书传》，述朱子之言曰：‘古之圣人将以天下与人，未尝不以治之 之法而并传之。’可谓深得此章之本旨，九峰虽亦以是明帝王之心，而心者，治 国平天下之本，其说固理之正也。其后进此书传于朝者，乃因以三圣传心为说。
世之学者遂指此书十六字为传心之要，而禅学者借以为据依矣。”愚按，心不待 传也，流行天地间，贯彻古今而无不同者，理也。理具于吾心，而验于事物。心 者，所以统宗此理而别白其是非。人之贤否，事之得失，天下之治乱，皆于此乎 判。此圣人所以致察于危微精一之间，而相传以执中之道，使无一事之不合于理， 而无有过不及之偏者也。禅学以理为障，而独指其心曰“不立文字，单传心印”。
圣贤之学，自一心而达之天下国家之用，无非至理之流行，明白洞达，人人所同， 历千载而无间者。何传之云：“俗说浸淫，虽贤者或不能不袭用其语，故僭书其 所见如此。” 《中庸章句》引程子之言曰：“此篇乃孔门传授心法。”亦是借用释氏之言， 不无可酌。 《论语》一书言心者三，曰“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曰“回也，其心 三月不违仁”；曰“饱食终日，无所用心”。乃“操则存，舍则亡”之训，门人 未之记，而独见于《孟子》。夫未学圣人之操心，而骤语夫从心，此即所谓饱食 终日，无所用心，而旦昼之所为有牿亡之者矣。
唐仁卿答人书曰：“自新学兴而名家着，其冒焉以居之者不少，然其言学也 则心而已矣。元闻古有学道，不闻学心；古有好学，不闻好心。心学二字，《六 经》、孔孟所不道。今之言学者，盖谓心即道也，而元不解也。何也？危微之旨 在也，虽上圣而不敢言也。今人多怪元言学而遗心，孰若执事责以不学之易了， 而元亦可以无辞于执事，子曰：‘有能一日用其力于仁矣乎？’又曰：‘一日克 己复礼。’又已‘终日干干，行事也。’元未能也。孔门诸子，日月至焉，夫子 犹未许其好学，而况乎日至未能也，谓之不学可也。但未知执事所谓学者果仁邪？
礼邪？事邪？抑心之谓邪？外仁、外礼、外事以言心，虽执事亦知其不可；”执 事之意必谓仁与礼与事即心也，用力于仁，用力于心也。复礼，复心也；行事， 行心也。则元之不解犹昨也，谓之不学可也。”又曰：“孳革为善者心，孳孳为 利者亦未必非心。危哉，心乎！判吉凶，别人禽，虽大圣犹必防乎其防，而敢言 心学乎？心学者，以心为学也。以心为学，是以心为性也。心能具性，而不能使 心即性也。是故求放心则是，求心则非；求心则非，求于心则是。我所病乎心学 者，为其求心也。心果待求，必非与我同类；心果可学，则‘以礼制心，以仁存 心’之言，毋乃为心障与！” 《论语》：“仁者安仁。”集注：“谢氏曰：仁者心无内外、远近、精粗之 间，非有所存而自不亡，非有所理而自不乱。”此皆庄、列之言，非吾儒之学。
太甲曰：“顾讠是天之明命。”子曰：“回之为人也，择乎中庸，得一善则拳拳 服膺而弗失之矣。”故曰“操则存，舍则亡。”不待存而自不亡者何人哉？ ○举业 林文烙《福州府志》曰：“余好问长老前辈时事，或为余言林尚默，方游乡 序，为弟子员，即自负其才当冠海内士云。然考其时，试诸生者则杨文贞、金文 靖二公也。夫尚默当时所习特举子业耳，而杨、金二学士皆文章宿老，蔚为儒宗， 尚默乃能必之二公若合符节，何哉？当是时也，学出于一，上以是取之，下以是 习之，譬作车者不出门，而知适四方之合辙也，工德末，异说者起，以利诱后生， 使从其学，毁儒先，低传汪，殆不啻弃髦矣。由是学者怅怅然莫知所从，欲从其 旧说则恐或主新说，从其新说则又不忍遽弃传注也。己不能自必，况于人平？呜 呼！士之怀瑾握瑜，范驰驱而不遇者，可胜道哉！是故射无定鹄，则羿不能巧；
学无定论，则游夏不能工。欲道德一，风俗同，其必自大人不倡游言始。” 又曰：“近日讲学之辈，弥近理而大乱真。士附其门者皆取荣名，于是一唱 百和，始伐木者呼邪许，然徐而叩之，不过徽捷径于终南，而其中实莫之能省也。” 东乡艾南英《皇明今文待序》曰：“呜呼！制举业中始为禅之说者，谁与原 其始？盖由一二聪明才辩之徒，厌先儒敬义诚明、穷理格物之说，乐简便而畏绳 束，其端肇于宋南渡之季，而慈湖杨氏之书为最着。国初，功令严密，匪程、朱 之言弗遵也。盖至摘取良知之说，而士稍异学矣，然予观其书，不过师友讲论立 教明宗而已，未尝以人制举业也。其徒龙溪、绪山阐明其师之说，而又过焉，亦 未尝以人制举业也。龙溪之举业不传，阳明、绪山班班可考矣。衡较其文，持详 矜重，若未始肆然欲自异于朱氏之学者。然则今之为此者，谁为之始与？吾姑为 隐其姓名，而又详乙注其文，使学者知以宗门之糟粕，为举业之偏者自斯人始。
呜呼，降而为传灯，于彼教初说，其浅深相去已远矣，又况附会以援儒人墨之辈， 其鄙陋可胜道哉。今其大旨不过曰‘耳自天聪，目自天明’，犹告子曰生之谓性’ 而已。及其厌穷理格物之迂而去之，犹告子曰‘不得于言，勿求于心’而已。任 其所之而冥行焉，未有不流于小人之无忌惮者，此《中庸》所以言性不言心， 《孟子》所以言心而必原之性，《大学》所以言心而必曰正其心。吾将有所论着， 而姑言其概如此，学者可以废然返矣。” 又曰：“嘉靖中，姚、江之书虽盛行于世，而士子举业尚谨守程、朱，无敢 以禅窜圣者。自兴化、华亭两执政尊王氏学，于是隆庆戊辰《论语程义》首开宗 门，此援浸淫，无所底止。科试文字大半剽窃王氏门人之言，阴诋程、朱。” 坊刻中有伪作罗伦《致知在格物》一篇，其破题曰：“良知者，廓于学者也。” 按罗文毅中成化二年进士，当时士无异学，使果有此文，则良知之说始于彝正， 不始于伯安矣。况前人作破亦无此体，以其为先朝名臣而借之耳。 ○破题用庄子 《五经》无“真”字，始见于老庄之书。《老子》曰：“其中有精，其精甚 真。”《庄子•渔父篇》：“孔子愀然曰：‘敢问何谓真？’客曰：‘真者，精 诚之至也。’”《大宗师篇》曰：“而已反其真，而我犹为人猗。”《列子》曰： “精神离形，各归其真，故谓之鬼。鬼，归也。归其真宅。”《汉书•杨王孙传》 曰：“死者，终生之化，而物之归者也。归者得至，化者得变，是物各反其真也。” 《说文》曰：“真，仙人变形登天也。”徐氏系传曰：“真者，仙也，化也。从 匕，匕即化也。反人为亡，从目从匕，入其所乘也。”以生为寄，以死为归，于 是有真人、真君、真宰之名。秦始皇曰：“吾慕真人。”自谓“真人”，不称 “朕”。魏太武改元太平真君，而唐玄宗诏以四子之书谓之“真经”，皆本乎此 也。后世相传，乃遂与假为对。李斯《上秦王书》：“夫击瓮叩缶，弹筝搏髀， 而歌呼呜呜快耳目者，真秦之声也。”韩信请为假王，高帝曰：“大丈夫定诸侯， 即为真王耳，何以假为！”又更东垣曰“真定”。窦融《上光武书》曰：“岂可 背真旧之主，事奸伪之人。”而与老、庄之言真亦微异其指矣。宋讳“玄”，以 “真”代之，故庙号曰真宗。玄武七宿改为“真武”，玄冥改为“真冥”，玄挎 改为“真枵”。《崇文总目》谓《太玄经》为“太真”，则犹未离其本也。隆庆 二年会试，为主考者厌《五经》而喜老庄，黜旧闻而崇新学，首题《论语》“子 曰由海汝知之乎”一节，其程文破云：“圣人教贤者以真知，在不昧其心而已。” 《庄子•大宗师篇》：“且有真人而后有真知。”《列子•仲尼篇》：“无乐无 知，是真乐真知。”始明以《庄子》之言人之文字。自此五十年间，举业所用， 无非释、老之书，彗星扫北斗、文昌，而御河之水变为赤血矣，崇侦时，始申旧 日之禁，而士大夫皆幼读时文，习染已久，不经之字，摇笔辄来，正如康昆仑所 受邻舍女巫之邪声，非十年不近乐器，未可得而绝也。虽然，以周元公道学之宗， 而其为书，犹有所谓“无极之真”者，吾又何责乎今之人哉。 《孟子》言：“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下文明指是爱亲敬长。若夫因 严以教敬，因亲以教爱，则必待学而知之者矣。今之学者明用《孟子》之良知， 暗用《庄子》之真知。 ○科场禁约 万历三十年三月，礼部尚书冯琦上言：“顷者皇上纳都给事中张问达之言， 正李贽惑世诬民之罪，尽焚其所着书，其崇正辟邪，甚盛举也。臣窃惟国家以经 术取士，自《五经》、《四书》、《二十一史》、《通鉴》、性理诸书而外，不 列于学官，而经书传注又以宋儒所订者为准。此即古人罢黜百家，独尊孔氏之旨。
自人文向盛，士习浸淳，始而厌薄平常，稍趋纤靡；纤靡不已，渐骛新奇；新奇 不已，渐趋诡僻。始犹附诸子以立帜，今且尊二氏以操戈。背弃孔、孟，非毁程、 朱，惟《南华》、西竺之语是宗是竞。以实为空，以空为实。以名教为桎梏以纪 纲为赘疣。以放言高论为神奇，以荡轶规矩、扫是非廉耻为广大。取佛书言心言 性略相近者窜入圣言，取圣经有空字无字者强同于禅教。语道既为舂驳，论文又 不成章。世道溃于狂澜，经学几为榛莽。臣请坊间一切新说曲议，令地方官杂烧 之。生员有引用佛书一句者，廪生停廪一月，增附不许帮补，三句以上降黜。中 式墨卷引用佛书一句者，勒停一科，不许会试，多者黜革。伏乞天语申饬，断在 必行。自古有仙佛之世，对学必不明，世运必不劢。即能实诣其极，亦与国家无 益，何况袭咳唾之余，以自盖其名利之迹者乎？夫道术之分久矣。自西晋以来， 于吾道之外别为二氏；自南宋以来，于吾道之中自分两岐；又其后则取释氏之精 蕴，而阴附于吾道之内；又其后则释氏之名法，而显出于吾道之外。非圣主执中 建极，群工一德同风，世运之流未知所届。”上曰：“祖宗维世立教，尊尚孔子。
明经是非，荡弃行检，复安得节义忠孝之士为朝廷用？览卿等奏，深于世教有裨， 可开列条款奏来。仙佛原是异术，宜在山林独修，有好尚者任其解官自便。”此 稍为厘正，然而旧染既深，不能尽涤；又在位之人多以护借士子科名为阴德，亦 不甚摘发也。至于未年，诡僻弥甚。
新学之兴，人皆土苴《六经》，因而不读传注，崇帧三年，浙江乡试题“义 用明俊民用章”。上文“岁月日时无易”，传曰：“不失其时也。”第三名龚广 生文，误以为历家“一日十二时”之时，而取冠本经，刻为程文。九年，应天乡 试题“‘王请大之’至‘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内有“以遏祖莒”，注曰： “‘莒’，《诗》作‘旅’，众也。”谓密人侵阮、徂、共之众也。第二十三名 周天一文，误以为《春秋》莒人”之莒，亦得中式，部科不闻磨勘。诏令之不行 至此。 ○朱子晚年定论 《宋史•陆九渊传》：“初，九渊尝与朱熹会鹅湖，论辩所学，多不合。及 熹守南康，九渊访之。熹与至白鹿洞，九渊为讲‘君子小人喻义利’一章，听者 至有泣下，熹以为切中学者隐微深痼之病。至于无极而大极之辩，则贻书往来， 论难不置焉。” 王文成所辑《朱子晚年定论》，今之学者多信之，不知当时罗文庄已尝与之 书而辩之矣。其书曰：“详《朱子定论》之编，盖以其中岁以前所见未真，及晚 年始克有悟。乃于其论学书牍三数十卷之内，摘此三十余条，其意皆主于向里者， 以为得于既悟之余，而断其为定论。斯其所择宜亦精矣，第不知所谓晚年者，断 以何年为定？偶考得何叔京氏卒于淳熙乙未，时朱子年方四十有六。慢二年丁酉， 而《论孟集注或问》始成。今有取于答何书者四通，以为晚年定论；至于《集注 或问八则以为中年未定之说。窃恐考之欠详，而立论之太果也。又所取《答黄直 卿》一书，监本止云此是向来差误，别无‘定本’二字，今所编增此二字，而序 中又变‘定’字为‘旧’字，却未详‘本’字所指。朱子有《答吕东莱》一书， 尝及定本之说，然非指《集注或问》也。凡此，愚皆不能无疑，顾犹未足深论。
窃以执事天资绝世，而日新不已。向来恍若有悟之后，自以为证诸《五经》、 《四子》，沛然若决江河而放诸海；又以为精明的确，洞然无复可疑。某固信其 非虚语也。然又以为独于朱子之说有相抵悟，揆之于理，容有是邪？他说固未敢 请，尝读《朱子文集》，其第三十二卷皆与张南轩答问书。内第四书亦自以为： ‘其于实体似益精明，因复取凡圣贤之书，以及近世诸老先生之遗语，读而验之， 则又无一不合。’盖平日所疑而未白者，今皆不待安排，往往自见洒落处，与执 事之所自序者无一语不相似也，书中发其所见，不为不明；而卷未一书，提纲振 领，尤为详尽。窃以为千圣相传之心学，殆无以出此矣。不知何故，独不为执事 所取？无亦偶然也邪？若以此二书为然，则《论孟集注》、《学庸章句或问》不 容别有一般道理；如其以为未合，则是执事精明之见，决与朱子异矣！凡此三十 余条者，不过姑取之以证成高论，而所谓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者，安知不有豪厘之 不同者为祟于其间，以成抵牾之大隙哉！又执事于朱子之后，特推草庐吴氏，以 为见之尤真，而取其一说，以附三十余条之后。窃以草庐晚年所见端的与否，以 未易知。盖吾儒昭昭之云，释氏亦每言之，豪厘之差正在于此。即草庐所见果有 合于吾之所谓昭昭者，安知非其四十年间钻研文义之效，殆所谓真积力久而豁然 贯通者也。盖虽以明道先生之高明纯粹，又蚤获亲炙于濂溪，以发其吟风弄月之 趣，亦必反求诸《六经》而后得之。但其所禀邻于生知，闻一以知十，与他人极 力于钻研者不同耳，又安得以前日之钻研文义为非，而以堕此科臼为悔？夫得鱼 忘筌，得兔忘蹄可也。矜鱼兔之获，而反追咎筌蹄，以为多事，其可乎哉？东 陈建作《学通辩》，取朱子年谱、行状、文集、语类及与陆氏兄弟往来书札， 逐年编辑而为之，辩曰：‘朱、陆早同晚异之实，二家谱集具载甚明。近世东山 赵氵方《对江右六君子策》乃云‘朱子《答项平父书》有去短集长之言’，岂鹅 湖之论至是而有合邪？使其合并于晚岁，则其微言精义必有契焉，而子静则既往 矣，此朱、陆早异晚同之说所萌芽也。程篁墩因之，乃着《道一编》，分朱，陆 异同为三节，始焉如冰炭之相反，中焉则疑信之相半，终焉若辅车之相依。朱、 陆早异晚同之说，于是乎成矣。王阳明因之，遂有《朱子晚年定论》之录，专取 朱于议论与象山合者，与《道一编》辅车之说正相唱和矣。凡此皆颠倒早晚，以 弥缝陆学，而不顾矫诬朱子，诳误后学之深。故今编年以辩，而二家早晚之实， 近儒颠倒之弊，举昭然矣。”又曰：“朱子有朱子之定论，象山有象山之定论， 不可强同。专务虚静，完养精神，此象山之定论也。主敬涵养，以立其本；读书 穷理，以致其知；身体力行，以践其实，三者交修并尽，此朱子之定论也。乃或 专言涵养，或专言穷理，或止言力行，则朱子因人之教、因病之药也。今乃指专 言涵养者为定论，以附合于象山，其诬朱子甚矣！”又曰“赵东山所云，盖求朱、 陆生前无可同之实，而没后乃臆料其后会之必同，本欲安排早异晚同，乃至说成 生异死同，可笑可笑！
如此岂不适所以彰朱，陆平生之未尝同，适自彰其牵合欺人之弊？奈何近世 咸信之，而莫能察也。
昔裴延龄掩有为无，指无为有，以欺人主。陆亘公谓其愚弄朝廷，甚于赵高 指鹿为马。今篁墩辈分明掩有为无，指无为有，以欺弄后学，岂非吾道中之延龄 哉！”又曰：“昔韩绛、吕惠卿代王安石执政，时号绛为传法沙门，惠卿为护法 善神。愚谓近日继陆学而兴者，王阳明是传法沙门，程篁墩则护法善神也。
宛平孙承泽谓阳明所编，其意欲借朱子以攻朱子。且吾夫子以天纵之圣，不 以生知自居，而曰好古敏求，曰多闻多见，曰博文约礼，至老删述不休，犹欲假 年学《易》。朱子一生效法孔子，进学必在致知，涵养必在主敬，德性在是，问 学在是。如谬以朱子为支离，为晚悔，则是吾夫子所谓好古敏求，多闻多见，博 文约礼皆早年之支离，必如无言、无知、无能为晚年自悔之定论也。以此观之， 则‘晚年定论’之刻，真为阳明舞文之书矣。盖自弘治、正德之际，天下之士厌 常喜新，风气之变已有所自来，而文成以绝世之资，倡其新说，鼓动海内。嘉靖 以后，从王氏而诋朱子者，始接踵于人间，而王尚书发策谓：‘今之学者偶有所 窥，则欲尽发先儒之说而出其上；不学则借一贯之言以文其陋；无行则逃之性命 之乡，以便人不可诘。’此三言者，尽当日之情事矣。故王门高弟为泰州、龙溪 二人。泰州之学一传而为颜山农，再传而为罗近溪、赵大洲。龙溪之学一传而为 何心隐，再传而为李卓吾、陶石篑。昔范武子论王弼、何晏二人之罪深于桀纣， 以为一世之患轻，历代之害重；自丧之恶小，迷众之罪大。而苏子瞻谓李斯乱天 下，至于焚书坑儒，皆出于其师荀卿高谈异论而不顾者也。《困知之记》、《学 之编》，固今日中流之砥柱矣。” 《姑苏志》言姚荣国着书一卷，名曰《道馀录》专诋程、朱。少师亡后，其 友张洪谓人曰：“少师于我厚，今死矣，无以报之，但每见《道馀录》，辄为焚 弃。”少师之才不下于文成，而不能行其说者，少师当道德一、风俗同之日，而 文成在世衰道微、邪说又作之时也。
嘉靖二年，会试发策，谓朱、陆之论终以不合，而今之学者顾欲强而同之， 岂乐彼之径便，而欲阴诋吾朱子之学与？究其用心，其与何澹、陈贾辈亦岂大相 远与？至笔之简册，公肆诋訾，以求售其私见，礼官举祖宗朝故事，燔其书而禁 斥之，得无不可乎！当日在朝之臣有能持此论者，涓涓不塞，终为江河，有世道 之责者，可无履霜坚冰之虑。
以一人而易天下，其流风至于百有馀年之久者，古有之矣。王夷甫之清谈， 王介甫之新说，其在于今，则王伯安之良知是也。孟子曰：“天下之生久矣。一 治一乱。”拨乱世反之正，岂不在于后贤乎！ ○李贽 《神宗实录》：“万历三十年闰二月乙卯，礼科给事中张问达疏劾李贽： ‘壮岁为官，晚年削发，近又刻《藏书》、《焚书》、《卓吾大德》等书，流行 海内，惑乱人心。以吕不韦、李园为智谋，以李斯为才力，以冯道为吏隐，以卓 文君为善择佳耦，以秦始皇为千古一帝，以孔子之是非为不足据，狂诞悖戾，不 可不毁。尤可恨者，寄居麻城，肆行不简，与无良辈游庵院，挟妓女，白昼同浴， 勾引士人妻女入庵讲法，至有携衾枕而宿者，一境如狂。又作《观音问》一书， 所谓观音者，皆士人妻女也，后生小子喜其猖狂放肆，相率煽惑，至于明劫人财， 强搂人妇，同于禽兽，而不之恤。迩来缙绅士大夫亦有诵咒念佛，奉僧膜拜。手 持数珠，以为律戒；室悬妙像，以为皈依。不知遵孔子家法，而溺意于禅教沙门 者，往往出矣。近闻贽且移至通州，通州距都下四十里、倘一入都门，招致蛊惑， 又为麻城之续，望敕礼部，檄行通州地方官，将李贽解发原籍治罪，仍檄行两畿 及各布政司，将贽刊行诸书，并搜简其家未刻者，尽行烧毁，无令贻祸后生，世 道幸甚！’得旨：‘李贽敢倡乱道，惑世诬民，便令厂卫，五城严拿治罪。其书 籍已刻未刻，令所在官司尽搜烧毁，不许存留。如有徒党曲庇私藏，该科道及各 有司访奏治罪。’已而贽逮至，惧罪不食死。”愚按，自古以来，小人之无忌惮 而敢于叛圣人者，莫甚于李贽，然虽奉严旨，而其书之行于人间自若也。
天启五年九月，四川道御史王雅量疏奉旨“李贽诸书怪诞不经，命巡视衙门 焚毁，不许坊间发卖，仍通行禁止。”而士大夫多喜其书，往往收藏，至今未灭。 ○钟惺 钟惺字伯敬，景陵人，万历庚戌进士。天启初，任福建提学副使，大通关节。
丁父忧去职，尚挟姬妾游武夷山，而后即路。巡抚南居益疏劾有云：“百度逾闲， 《五经》扫地。化子衿为钱树，桃李堪羞；登驵侩于皋比，门墙成市，公然弃名 教而不顾，甚至承亲讳而冶游。疑为病狂丧心，讵止文人无行！”坐是沈废于家。
乃选历代之诗名曰《诗归》，其书盛行于世。已而评《左传》，评《史记》，评 《毛诗》，好行小慧，自立新说，天下之士靡然从之。而论者遂忘其不孝贪污之 罪，且列之为文人矣。
余闻闽人言，学臣之鬻诸生自伯敬始。当时之学臣，其于伯敬固当如茶肆之 陆鸿渐，奉为利市之神，又何怪读其所选之诗。以为《风》、《骚》再作者耶？
其罪虽不及李贽，然亦败坏天下之一人。
举业至于抄佛书，讲学至于会男女，考试至于鬻生员，此皆一代之大变，不 在王莽、安禄山、刘豫之下，故书其事于《五经》诸书之后。呜呼！“四维不张， 国乃灭亡！”《管子》已先言之矣。 ○窃书 汉人好以自作之书而托为古人，张霸《百二尚书》、卫宏《诗序》之类是也。
晋以下人则有以他人之书而窃为己作，郭象《庄子注》、何法盛《晋中兴书》之 类是也。若有明一代之人，其所着书无非窃盗而已。 《世说》曰：“初注《庄子》者数十家，莫能究其旨要。向秀于旧注外为解 义，妙析奇致，大畅玄风。唯《秋水》、《至乐》二篇未竟，而秀卒。秀子幼， 义遂零落，然犹有别本。郭象者，为人薄行，有隽才。见秀义不传于世，遂窃以 为己注。乃自注《秋水》、《至乐》二篇，又易《马蹄》一篇，其馀众篇或定点 文句而已，后秀义别本出，故今有向、郭二《庄》，其义一也。”今代之人但有 薄行而无隽才，不能通作者之意，其盗窃所成之书，必不如元本，名为钝贼何辞！ 《旧唐书》：“姚班尝以其曾祖察所撰《汉书训篡》多为后之注《汉书》者 隐没名字，将为己说，班乃撰《汉书绍训》四十卷，以发明旧义，行于代。”吾 读有明宏治以后经解之书，皆隐没古人名字，将为己说者也。 ○勘书 凡勘书必用能读书之人。偶见《焦氏易林》旧刻，有曰“环绪倚Θ”，乃 “环堵”之误。注云：“绪疑当作‘’。”“‘井堙水刊”，乃“木刊”之误， 注云：“刊疑当作‘利’。”失之远矣。幸其出于前人，虽不读书而犹遵守本文， 不敢辄改。苟如近世之人，据臆改之，则文益晦，义益舛，而传之后日虽有善读 者，亦茫然无可寻求矣。然则今之坊刻不择其人，而委之雠勘，岂不为大害乎！
梁简文帝《长安道诗》：“金椎抵长乐，复道向宜春。”是用《汉书•贾山 传》：“隐以金椎，树以青松，为驰道之丽至于此。”《三辅决录》：“长安十 二门，三涂洞开，隐以金椎，周以林木，左出右人，为往来之径。”今误作“金 槌”，而又改为“椎轮”。唐阎朝隐《送金城公主适西着诗》：“还将贵公主， 嫁与亻辱檀王。”是用《晋书•载记》：“河西王秃发亻辱檀”。今误作“耨檀”， 而又改为“褥毡”，比于“金根车”之改“金银”，而又甚焉者矣。 《庄子》：“婴儿生，无石师而能言。”一本作“所师”。盖魏晋以后，写 书多有作草者，故以“所”而讹“石”也。 ○改书 《东坡志林》曰：“近世人轻以意改书，鄙浅之人好恶多同，故从而和之者 众，遂使古书日就讹舛，深可忿疾。孔子曰：‘吾犹及史之阙文也。’自予少时， 见前辈皆不敢轻改书，故蜀本大字书皆善本。” 《汉书•艺文志》曰：“古者书必同文，不知则阙，问诸故老。至于衰世， 是非无正，人用其私。故孔子曰：‘吾犹及史之阙文也，今亡矣夫。’盖伤其浸 不正。”是知穿凿之弊自汉已然，故有行赂改兰台漆书，以合其私者矣。
万历间，人多好改窜古书，人心之邪，风气之变，自此而始。且如骆宾王 《为徐敬业讨武氏檄》，本出《旧唐书》。其曰：“伪临朝武氏”者，敬业起兵 在光宅元年九月，武氏但临朝而未革命也。近刻古文，改作“伪周武氏”，不察 檄中所云“包藏祸心，脾睨神器”，乃是未篡之时，故有是言。其时废中宗为庐 陵王，而立相王为皇帝，故曰“君之爱子，幽之于别宫”也。不知其人，不论其 世，而辄改其文，缪种流传，至今未已。又近日盛行《诗归》一书，尤为妄诞。
魏文帝《短歌行》：“长吟永叹，思我圣考。”圣考谓其父武帝也，改为“圣老”， 评之曰：“圣老字奇。”《旧唐书》李泌对肃宗言：“天后有四子，长曰太子宏， 监国而仁明孝悌。天后方图称制，乃鸠杀之，以雍王贤为太子。贤自知不免，与 二弟日侍于父母之侧，不敢明言，乃作《黄台瓜辞》，令乐工歌之，冀天后悟而 哀愍。其辞曰：‘种瓜黄台下，瓜熟子离离。一摘使瓜好，再摘使瓜稀。三摘犹 尚可，四摘抱蔓归。’而太子贤终为天后所逐，死于黔中。”其言四摘者，以况 四子也，以为非四之所能尽，而改为“摘绝”。此皆不考古而肆臆之说，岂非小 人而无忌惮者哉！ ○易林 《易林》疑是东汉以后人撰，而托之焦延寿者，延寿在昭、宣之世。
其时《左氏》未立学官，今《易林》引《左氏》语甚多，又往往用《汉书》 中事，如曰“彭离济东，迁之上庸”，事在武帝元鼎元年；曰“长城既立，四夷 宾服，交和结好，昭君是福”，事在元帝竟宁元年；曰“火入井口，阳芒生角， 犯历天门，窥见太微，登上玉床”，似用《李寻传》语；曰“新作初陵，逾陷难 登”，似用成帝起昌陵事；又曰“刘季发怒，命灭子婴”，又曰““大蛇当路， 使季畏惧”，则又非汉人所宜言也。 ●卷十九 ○文须有益于天下 文之不可绝于天地间者，曰明道也，纪政事也，察民隐也，乐道人之善也。
若此者有益于天下，有益于将来，多一篇，多一篇之益矣。若夫怪力乱神之事， 无稽之言，剿袭之说，谀佞之文，若此者，有损于己，无益于人，多一篇，多一 篇之损矣。 ○文不贵多 二汉文人所着绝少，史于其传末每云：所着凡若干篇。惟董仲舒至百三十篇， 而其馀不过五六十篇，或十数篇，或三四篇。史之录其数，盖称之，非少之也。
乃今人著作则以多为富，夫多则必不能工，即工亦必不皆有用于世，其不传宜矣。
西京尚辞赋，故《汉书•艺文志》所载止诗、赋二家。其诸有名文人，陆贾 赋止三篇，贾谊赋止七篇，枚乘赋止九篇，司马相如赋止二十九篇，儿宽赋止二 篇，司马迁赋止八篇，王褒赋止十六篇，杨雄赋止十二篇，而最多者则淮南王赋 八十二篇，枚皋赋百二十篇。而于《枚皋传》云：“皋为文疾，受诏辄成，故所 赋者多。司马相如善为文而迟，故所作少而善于皋。皋赋辞中自言为赋不如相如， 其文委<骨皮>，曲随其事，皆得其意，颇诙笑，不甚闲靡，凡可读者不二十篇， 其尤戏不可读者尚数十篇。”是辞赋多而不必善也。东汉多碑诔书序论难之文；
又其时崇重经术，复多训诂。凡传中录其篇数者 四十九人，其中多者如曹褒、应劭、刘陶、蔡邕、荀爽、王逸各百馀篇，少 者卢植六篇，黄香五篇、刘余、崔烈、曹众，曹朔各四篇，桓彬三篇，而 于《郑玄传》云：“玄依《论语》作《郑志》八篇，所注诸经百馀万言，通人颇 讥其繁。”是解经多而不必善也 秦延群说《尧典》篇目两字之说十馀万言，但说“日若稽古”三万言，此颜 之推《家训》所谓邺下谚云“博士买驴，书券三纸，未有驴字”者也。
文以少而盛，以多而衰。以二汉言之，东都之文多于西京，而文衰矣。以三 代言之，春秋以降之文多于《六经》，而文衰矣。《记》曰：“天下无道，则言 有枝叶。” 《隋志》载古人文集，西京惟刘向六卷，杨雄、刘歆各五卷，为至多矣，他 不过一卷、二卷。而江左梁简文帝至八十五卷，元帝至五十二卷，沈约至一百一 卷，所谓虽多亦奚以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