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t 8
○五铢钱 今世所传五铢钱，皆云汉物，非也。南北朝皆铸五铢钱，《魏书》言：“武 定之初，私铸滥恶，齐文襄王以钱文五铢名须称实，宜称钱一文重五铢者听入市 用，计百钱重一斤四两二十铢，自余皆准此为数。其京邑二市、天下州镇郡县之 市各置二称，悬于市门，民间所用之称皆准市称以定轻重。若重不五铢，或虽重 五铢而多杂铅错，并不听用。然竟未施行。”《隋书》：“高祖既受周禅，以天 下钱货轻重不等，乃更铸新钱，背面肉好皆有周郭，文曰‘五铢’，而重如其文， 每钱一千重四斤二两，悉禁古钱及私钱。置样于关，不如样者没官销毁之。自是 钱币始台，百姓便之。”是则改币之议，始于齐文襄，至隋文帝乃行之，而今之 五铢亦大抵皆隋物也。按四斤二两是六十六两，每一枚当重六分六厘，今五铢钱 正符此数，不知汉制如何。
古钱惟五铢及开元通宝最多。五铢，隋开皇元年铸；开元，唐武德四年铸。 ○开元钱 自宋以后，皆先有年号，而后有钱文。唐之开元，则先有钱文而后有年号。 《旧唐书•食货志》曰：“武德四年，铸开元通宝，钱径八分，重二铢四萦，积 十钱重一两。”又曰：“开元钱之文，给事中欧阳询制词及书，时称其工。其字 含八分及隶体，其词先上后下，次左后右，读之自上及左；回环读之，其义亦通。
流俗谓之开通元宝钱。”马永卿曰：“开元通宝，盖唐二百八十九年独铸此钱， 洛、并、幽、桂等处皆置监，故开元钱如此之多，而明皇纪号偶相合耳。” 《旧唐书》：“高宗干封元年四月庚寅，改铸干封泉宝钱。二年正月，罢干 封钱，复行开元通宝钱。” ○钱法之变 《太祖实录》：“岁辛丑二月，置宝元局于应天府，铸大中通宝钱，与历代 之钱相兼行使。”至嘉靖，所铸之钱最为精工。隆庆、万历加重半铢，而前代之 钱通行不废。予幼时见市钱多南宋年号，后至北方，见多汴宋年号，真行草字体 皆备，间有一二唐钱。自天启、崇祯广置钱局，括古钱以充废铜，于是市人皆摈 古钱不用。而新铸之钱弥多弥恶，旋铸旋销，宝源、宝泉二局只为奸蠹之窟。故 尝论古来之钱凡两大变：隋时尽销古钱，一大变；天启以来，一大变也。昔时钱 法之弊，至于鹅眼、纟延环之类，无代不有。然历代之钱尚存，旬日之间便可澄 汰。今则旧钱已尽，即使良工更铸，而海内之广一时难遍，欲一市价而裕民财， 其必用开皇之法乎？
自汉五铢以来，为历代通行之货。未有废古而专用今者，唯王莽一行之耳。
考之于史，魏熙平初，尚收令任城王澄上言：“请下诸州方镇，其太和及新铸五 铢并古钱内外全好者，不限大小，悉听行之。”梁敬帝太平元年，诏杂用古今钱。 《宋史》言：“自五代以来，相承用唐旧钱。”至如宋明帝泰始二年，则断新钱， 专用古钱矣。金世宗大定十九年，则以宋大观钱一当五用矣。昔之贵古钱如此。
近年听炉头之说，官吏、工徒无一不衣食其中，而古钱销尽，新钱愈杂。地既爱 宝，火常克金，遂有乏铜之患。自非如隋文别铸五铢，尽变天下之钱，古制不可 得而复矣。
钱者，历代通行之货，虽易姓改命，而不得变古。后之人主不知此义，而以 年号铸之钱文，于是易代之君，遂以为胜国之物而销毁之，自钱文之有年号始也。
尝考之于史，年号之兴，皆自季世。宋考武帝孝建初，铸四铢，文曰“孝建”， 一边为“四铢”。其后稍去“四铢”，专为“考建”。废帝景和二年，铸二铢钱， 文曰“景和”。魏孝文帝太和十九年，更铸钱，文曰“太和”、“五铢”。孝庄 帝永安二年，更铸永安五铢。此非永世流通之术，而高道穆乃以为：“论今据古， 宜载年号。”何其愚也！
近日河南、陕西各自行钱，不相流通，既非与民同利之术，而市肆之猾乘此 以欺愚人，窘行旅。《盐铁论》言：“币数变而民滋伪。”亮哉，斯言矣！ ○铜 乏铜之患，前代已言之。江淹谓古剑多用铜，如昆吾、欧冶之类皆铜也。楚 子赐郑伯金，盟曰：“无以铸兵，故以铸三钟。”古金三品：黑金是铁，赤金是 铜，黄金是金。夏后之时，九牧贡金，乃铸鼎于荆山之下。董安于之治晋阳公宫， 令舍之堂皆以炼铜为柱质。荆轲之击秦王，中铜柱。而始皇收天下之兵，铸金人 十二，即铜人也。阖闾冢铜椁三重，秦始皇冢亦以铜为椁。战国至秦，攻争纷乱， 铜不充用，故以铁足之。铸铜既难，求铁甚易，是故铜兵转少，铁兵转多。年甚 一年，岁甚一岁，渐染流迁，遂成风俗。所以铁工比肩，而铜工稍绝。二汉之世， 愈见其微。建安二十四年，魏太子铸三宝刀、二匕首。天下百炼之精利，而悉是 铸铁，不能复铸铜矣。考之于史，自汉以后，铜器绝少，惟魏明帝铸铜人二，号 曰翁仲；又铸黄龙、凤凰各一。而武后铸铜为九州鼎，用铜五十六万七百一十二 斤。自此之外，寂尔无闻，止有铜马、铜驼、铜匦之属。昭烈入蜀，仅铸铁钱。
而见存于今者，如真定之佛，蒲州之牛，沧州之狮，无非黑金者矣。 ○铜 乏铜之患，前代已言之。江淹谓古剑多用铜，如昆吾、欧冶之类皆铜也。楚 子赐郑伯金，盟曰：“无以铸兵，故以铸三钟。”古金三品：黑金是铁，赤金是 铜，黄金是金。夏后之时，九牧贡金，乃铸鼎于荆山之下。董安于之治晋阳公宫， 令舍之堂皆以炼铜为柱质。荆轲之击秦王，中铜柱。而始皇收天下之兵，铸金人 十二，即铜人也。阖闾冢铜椁三重，秦始皇冢亦以铜为椁。战国至秦，攻争纷乱， 铜不充用，故以铁足之。铸铜既难，求铁甚易，是故铜兵转少，铁兵转年甚一年， 岁甚一岁，渐染流迁，遂成风俗。所以铁工比肩，而铜工稍绝。二汉之世，愈见 其微。建安二十四年，魏太子铸三宝刀、二匕首。天下百炼之精利，而悉是铸铁， 不能复铸铜矣。考之于史，自汉以后，铜器绝少，惟魏明帝铸铜人二，号曰翁仲；
又铸黄龙、凤凰各一。而武后铸铜为九州鼎，用铜五十六万七百一十二斤。自此 之外，寂尔无闻，止有铜马、铜驼、铜匦之属。昭烈入属，仅铸铁钱。而见存于 今者，如真定之佛，蒲州之牛，沧州之狮，无非黑金者矣。
唐开元中，刘秩上议曰：“夫铸钱用不赡者，在乎铜贵，铜贵则采用者众。
夫铜以为兵，则不如铁；以为器，则不如漆。禁之无害，陛下何不禁于人？禁于 人则铜无所用，铜益贱，则钱之用给矣。”文宗御紫宸殿，谓宰臣曰：“物轻钱 重，如何？”杨嗣复对以当禁铜器。考禁铜之令，古人有行之者。宋孝武帝孝建 三年四月甲子，禁人车及酒肆器用铜。唐玄宗开元十七年八月辛巳，禁私卖铜铅 锡及以铜为器。代宗大历七年十二月壬子，禁铸铜器。德宗贞元九年正月甲辰， 禁卖剑铜器。天下有铜山，任人采取，其铜官买。除铸镜外，不得造铸。宪宗元 和元年二月甲辰，禁用铜器。晋高祖天福三年三月丁丑，禁民作铜器。宋高宗绍 兴二十八年七月己卯，命取公私铜器，悉付铸钱司，民间不输者罪之。然今日行 之，不免更为罔民之事。惟有销钱、铸钱，上下相蒙，而此日之钱固无长存之术 矣。 《南齐书•刘悛传》：“永明八年，悛启世祖曰：‘南广郡界蒙山下有城， 名蒙城，可二顷也，有烧炉四所。从蒙城渡水南百许步，平地掘土，深二尺，得 铜，有古掘铜坑井，居宅处犹存。邓通，南安人，汉文帝赐通严道县铜山铸钱。
今蒙山在青衣水南，故秦之严道也。蒙山去南安二百里，此必是通所铸，甚可经 略。’并献蒙山铜一片，又铜石一片，平州铸铁刀一口。上从之，遣使入蜀铸钱。” 《魏书•食货志》：“熙平二年，尚书崔亮奏：‘恒农郡铜青谷有铜矿，计一斗 得铜五两四铢；苇池谷矿，计一斗得铜五两；鸾帐山矿，计一斗得铜四两。河南 郡王屋山矿，计一斗得铜八两。南青州苑烛山、齐州商山，并是往者铜官旧迹。
既有冶利，所宜开铸。’从之。”《旧唐书•韩洄传》：“为户部侍郎判度支。
上言：‘商州有红崖冶出铜，又有洛源监久废不理，请凿山取铜，置十炉铸钱， 而罢江淮七监。’从之。”《册府元龟》：“元和初，监铁使李巽上言：‘郴州 平阳、高亭两县界有平阳冶，及马迹、曲木等古铜坑，约二百八十余，并请于郴 州、旧桂阳监置炉两所，采铜铸钱。’”《宋史•食货志》：“旧饶州永平监岁 铸钱六万贯，平江南，增为七万贯，而铜、铅、锡常不给。转运使张齐贤访求， 得南唐承旨丁钊，能知饶、信等州山谷产铜、铅、锡，乃便宜调民采取。且询旧 铸法，惟永平用唐开元钱料最善。即诣阙面陈，诏增市铅、锡、炭价，于是得铜 八十一万斤，铅二十六万斤，锡十六万斤，岁铸钱三十万贯。”此皆前代开采之 迹。 《通监》：“周世宗显德元年九月丙寅朔，敕立监采铜铸钱，自非县官法物、 军器及寺观钟磬、钹铎之类听留外，其余民间铜器、佛像，五十日内悉令输官， 给其直。过期隐匿不输，五斤以上，其罪死；不及者，论刑有差。上谓侍臣曰： ‘卿辈勿以毁佛为疑。夫佛以善道化人，苟志于善，斯奉佛矣。彼铜像岂所谓佛 邪？且吾闻佛在利人，虽头目犹舍以布施。若朕身可以济民，亦非所惜也。” 《五代史》：“高丽地产铜银。周世宗时，遣尚书水部员外郎韩彦卿以帛数 千匹市铜于高丽，以铸钱。显德六年，高丽王昭遣使者贡黄铜五万斤。” ○钱面 自古铸钱，若汉五铢，唐开元，宋以后各年号钱，皆一面有字，一面无字。
储泳曰：“自昔以钱之有字处为阴，无字处为阳。古者铸金为货，其阴则纪国号， 如镜阴之有款识也。”凡器物之识，必书于其底，与此同义。沿袭既久，遂以漫 处为背。近年乃有别铸字于漫处者。天启大氏始铸一‘两’字，崇祯钱有‘户’、 ‘工’等字。钱品益杂，而天下亦乱。”按唐会昌中，淮南节度使李绅，请天下 以州名铸钱，京师为京钱。未几，武宗崩，宣宗立，遂废之。
无字谓之阳，有字谓之阴。《仪礼疏》：“筮法，古用木画地，今则用钱， 以三少为重钱，重钱则九也。三多为交钱，交钱则六也。两多一少为单钱，单钱 则七也。两少一多为折钱，折钱则八也。”今人以钱筮者犹如此。钱以有字处为 阴，是知字乃钱之背也，碑之背亦名为阴。 ○短陌 《隋书•食货志》曰：“梁大同后，自破岭以东，钱以八十为百，名曰‘东 钱’。江郢以上，七十为百，名曰‘西钱’。京师以九十为百，名曰‘长钱’。
中大同元年，乃诏通用足陌。诏下，而人不从，钱陌益少。至于末年，遂以三十 五为百。”唐宪宗元和中，京师用钱，每贯头除二十文。穆宗长庆元年，以所在 用钱垫陌不一，敕内外公私给用钱宜每贯一例，除垫八十，以九百二十文成贯。
至昭宗末，京师以八百五十为贯，每陌才八十五。河南府以八十为陌。汉隐帝时， 王章为三司使，聚敛刻急。旧制，钱出入，皆以八十为陌。章始令入者八十，出 者七十七，谓之“省陌”。《宋史》言：“宋初，凡输官者，亦用八十或八十五 为百。诸州私用，则各随其俗，至有以四十八为百者。太平兴国中，诏所在以七 十七为百。”《金史》言：“大定中，民间以八十为陌，谓之‘短钱’。官用足 陌，谓之‘长钱’。大名男子斡鲁补者上言，谓官司所用钱皆当以八十为陌，遂 为定制。”衰季之朝与乱同事，大抵如此。而《抱朴子》云：“取人长钱，还人 短陌。”则是晋时已有之，不始于梁也。今京师钱以三十为陌，亦宜禁止。 ○钞 钞法之兴，因于前代未以银为币，而患钱之重，乃立此法。唐宪宗之飞钱， 即如今之会票也。宋张咏镇蜀，以铁钱重，不便贸易，于是设质剂之法。一交一 缗，以三年为一界而换之。天圣间，遂置交子务。然宋人已尝论之，谓无钱为本， 亦不能以空文行。今日上下皆银，轻装易致，而楮币自无所用。故洪武初欲行钞 法，至禁民间行使金银，以奸恶论，而卒不能行。及乎后代，银日盛而钞日微， 势不两行，灼然易见。乃崇祯之末，倪公元璐掌户部，必欲行之，其亦未察乎古 今之变矣。
议者但言，洪武间钞法通行，二十七年八月丙戌，禁用铜钱矣。三十年三月 甲子，禁用金银矣。三十五年十二月甲寅，命俸米折支钞者，每石增五贯为十贯。
是国初造妙之后，不过数年，而其法已渐坏不行。于是有奸恶之条，充赏之格， 而卒亦不能行也。盖昏烂倒换，出入之弊必至于此。乃以钞之不利而并钱禁之， 废坚刚可久之货，而行软熟易败之物，宜其弗顺于人情，而卒至于滞阁。后世兴 利之臣，慎无言此可矣。
自钞法行而狱讼滋多，于是有江夏县民，父死以银营葬具，而坐以徙边者矣；
有给事中丁环，奉使至四川，遣亲吏以银诱民交易，而执之者矣。舍烹鲜之理， 就扬沸之威；去冬日之温，用秋茶之密。天子亦知其拂于人情，而为之戒饬；然 其不达于天听，不登于史书者，又不知凡几也。《孟子》曰：“焉有仁人在位， 罔民而可为也？”若钞法者，其不为罔民之一事乎？ 《元史》：“世祖至元十七年，中书省议流通钞法，凡赏赐宜多给币帛，课 程宜多收钱。于是陈瑛祖之，请通计户口食盐纳钞。又诏令课程、赃罚等物悉输 钞。又诏令笞杖定等，输钞赎罪。又令权增市肆门摊，课程收钞。又令倒死亏欠 马驼等畜并输钞。又令各欠羊皮、鱼鳔、翎毛等物并输钞。又令塌坊、果园、舟 车、装载并纳钞。欲以重钞而钞不行，于是制为阻滞钞法之罪：有不用钞一贯者， 罚纳千贯：亲邻、里老、旗甲知情不首，依犯者一贯罚百贯；其关闭铺店，潜自 贸易及擡高物价之人，罚钞万贯，知情不首罚千贯。有阻滞钞法者，令有司于所 犯人每贯追一万贯入官，全家发戍边远，而愈不可行矣。
宣德三年六月己酉，诏停造新钞，已造完者悉收库，不许放支。其在库旧钞， 委官选拣，堪用者备赏赉，不堪者烧毁。天子不能与万物争权，信夫。 《大明会典》：“国初止有商税，未尝有船钞。至宣德间，始设钞关。”夫 钞关之设，本借以收钞而通钞法也。钞既停，则关宜罢矣。乃犹以为利国之一孔， 而因仍不革，岂非戴盈之所谓以待来年者乎？
宣德中，浙江按察使林硕、江西副使石璞累奏：“洪武初，钞重物轻，所以 当时定律，官吏受脏枉法八十贯律绞。方今物重钞轻，苟非更革，刑必失重，乞 以银米为准。”未行。至正统五年十一月，行在刑部都察院大理寺议：“今后文 职官吏人等，受枉法赃比律该绞者，有禄人估钞八百贯之上，无禄人估钞一千二 百贯之上，俱发北方边卫充军。”亦可以见钞直之低昂矣。 ○伪银 今日上下皆用银，而民间巧诈滋甚，非直绐市人，且或用以欺官长。济南人 家专造此种伪物，至累十累百用之，殆所谓“为盗不操矛弧”者也。律：凡伪造 金银者，杖一百，徒三年。为从及知情买使者，各减一等。其法既轻，而又不必 行，故民易犯。夫刑罚，世轻世重，视其敝何如尔。汉时用黄金，孝景中六年十 二月，定铸钱、伪黄金弃市律，造伪黄金与私铸钱者，同弃市。武帝元鼎五年， 钦酎少府省金，而列侯坐酎金失侯者百余人。如淳曰：“《汉仪注》金少不如斤 两及色恶，王削县，侯免国。”宋太祖开宝四年十月己巳，诏伪作黄金者弃市。
而唐文宗太和三年六月，依中书门下奏，以铅、锡钱交易者，过十贯以上，所在 集众决杀。今伪银之罪不下于伪黄金，而重于以铅、锡钱交易，宜比前代这法， 置之重辟，庶可以革奸而反朴也。
汉既以钱为货，而铜之为品不齐，故水衡都尉其属有辨铜令、丞，此亦《周 官》“职金”之遗意。 ●卷十二 ○财用 古人制币，以权百货之轻重。钱者，币之一也。将以导利而布之上下，非以 为人主之私藏也。《食货志》言：“民有余则轻之，故人君敛之以轻；民不足则 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凡轻重敛散之以时，则准平。使万室之邑必有万钟之臧， 臧纟强千万；千室之邑必有千钟之臧，臧纟强百万。” 齐武帝永明五年九月丙午，诏：“以粟帛轻贱，工商失业，良由圜法久废， 上币稍寡。可令京师及四方出钱亿万，籴米谷、丝绵之属，其和价以优黔首。” 唐宪宗时，白居易《策》言：“今天下之钱日以减耗，或积于内府，或滞于私家， 若复日月征收，岁时输纳，臣恐谷帛之价转贱，农桑之业益伤，十年以后，其弊 必更甚于今日。”而元和八年四月，敕以钱重货轻，出内库钱五十万贯，令两市 收买布帛，每端匹视旧估加十之一。十二年正月，又敕出内库钱五十万贯，令京 兆府拣择要便处开场，依市价交易。今日之银犹夫前代之钱也。乃岁岁征数百万 贮之京库，而不知所以流通之术，于是银之在下者至于竭涸，而无以继上之求， 然后民穷而盗起矣。单穆以有言，绝民用以实王府，犹塞川原而有潢也。自古 以来，有民穷财尽，而人主独拥多藏于上者乎？此无他，不知钱币之本为上下通 共之财，而以为一家之物也。《诗》曰：“不吊昊天，不宜空我师。”有子曰： “百姓不足，君熟与足？”古人其知之矣。
财聚于上，是谓国之不祥。不幸而有此，与其聚于人主，无宁聚于大臣。昔 殷之中年，有乱政同位，具乃贝玉，总于货宝，贪浊之风亦已甚矣。有一盘庚出 焉，遂变而成中兴之治。及纣之身，用义雠敛，鹿台之钱、钜桥之粟聚于人主， 而前徒倒戈，自燔之祸至矣。故尧之禅舜，犹曰：“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而 周公之系《易》，曰：“涣，王居无咎。”《管子》曰：“与天下同利者，天下 持之；擅天下之利者，天下谋之。”呜呼！崇祯末年之事，可为永鉴也。已后之 有天下者，其念之哉！
唐自行两税法以后，天下百姓输赋于州府，一曰上供，二曰送使，三曰留州。
及宋太祖干德三年，诏诸州支度经费外，凡金帛悉送阙下，无得占留。自此一钱 以上皆归之朝廷，而簿领纤悉特甚于唐时矣。然宋之所以愈弱而不可振者，实在 此。昔人谓古者藏富于民，自汉以后，财已不在民矣，而犹在郡国，不至尽辇京 师，是亦汉人之良法也。后之人君知此意者鲜矣。
自唐开成初，归融为户部侍郎兼御史中丞，奏言：“天下一家，何非君土？
中外之财，皆陛下府库。”而宋元中，苏辙为户部侍郎，则言：“善为国者， 藏之于民；其次藏之州郡；州郡有余，则转运司常足；转运司既足，则户部不困。” 自熙宁以来，言利之臣不知本末，欲求富国，而先困转运司；转运司既困，则上 供不继；上供不继，而户部亦惫矣。两司既困，虽内帑别藏积如丘山，而委为朽 壤，无益于算也。是以仁宗时富弼知青州，朝廷欲辇青州之财入京师，弼上疏谏。
金世宗欲运郡县之钱入京师，徒单克宁以为如此则民间之钱益少，亦谏而止之。
以余所见，有明之事，尽外库之银以解户部，盖起于末造，而非祖宗之制也。王 士性《广志绎》言：“天下府库莫盛于川中，余以戊子典试于川，询之藩司，库 储八百万。即成都、重庆等府俱不下二十万，顺庆亦十万。盖川中无起运之粮， 而专备西南用兵故也。两浙赋甲天下，余丁亥北上，滕师少松为余言，癸酉督学 浙中，藩司储八十万；后为方伯，止四十万；今为中丞，藩司言不及二十万矣。
十年之间，积贮一空如此。及余己丑参政广西，顾臬使问自浙粮储来，询之，则 云浙藩亦不满十万，与浙同，每岁取矿课五六万用之。今太仓所蓄亦止老库四百 余万，有事则取诸太仆寺。余乙未贰卿太仆时，亦止老库四百万，每岁马价不足 用，则取之草料。盖十年间东倭西孛，所用于二帑者逾二百万故也。”其所记 万历时事如此。至天启中，用操江范济世之奏，一切外储尽令解京，而搜括之令 自此始矣。今录上谕全文于此，俾后之考世变者得以览焉。天启六年四月七日， 上谕工部都察院：“朕思殿工肇兴，所费宏钜，今虽不日告成，但所欠各项价银 已几至二十万。况辽东未复，兵饷浩繁，若不尽力钩稽，多方清察，则大工必至 乏误，而边疆何日敉宁。殊非朕仰补三朝阙典之怀，亦非臣下子来奉上之谊也。
朕览南京操江宪臣范济世两疏所陈，凿凿可据。其所管应天、扬州府等处库贮银 两，前已有旨尽行起解，到京之日，照数察收。似此急公徇上之诚，足为大小臣 工模范。使天下有司皆同此心，朕何忧乎鼎建之殷繁，军饷之难措哉。范济世所 奏，奉旨已久，其银两何尚未解到？尔工部都察院即行文速催，以济急用。且天 之生财止有此数，既上不在官，又下不在民，岂可目击时艰，忍置之无用之地？
朕闻得盐运司每年募兵银六千两，实收在库约有二十余万两，又盐院康丕扬在任， 一文未取，每年加派银一万，约有二十余万两，又故监鲁保遗下每年余银四万两， 约有四十余万两；连前院除支销费过，余银约有八十余万两，刷卷察盘可据。又 南太仆寺解过马价余银二十六万两，见寄在应天等府贮库；又户科贮库余银约有 七万两，寄收应天府；又操江寄十四府余银约有十万两；又操江寄贮扬州、镇江、 安庆三府备倭余银约有三十余万两。北道刷卷御史可据已上七宗，俱当遵照范济 世所奏事例，彻底清察，就着南京守备内臣刘敬、杨国瑞亟委廉干官胡良辅、刘 文耀，会同该部院抚按官，着落经管衙门察核的确，速行起解。有敢推避嫌怨， 隐匿稽迟，怀私抗阻者，必罪有所归。如起解不完，则抚按等官都不许考满迁转。
刘敬等亦不许扶同蒙蔽，委法徇私，必须殚力急公，尽心搜括，庶大工、边务均 有攸赖，国家有用之物不至为贪吏侵渔，昭朕裕国恤民德意。”又闻南京内库， 祖宗时所藏金银珍宝皆为魏忠贤矫旨取进。先帝谕中所云：“将我祖宗库贮，传 国奇珍异宝，盗窃几至一空者，不知其归之何所。”自此搜括不已，至于加派；
加派不已，至于捐助，以讫于亡。由此言之，则搜括之令开于范济世，成于魏忠 贤，而外库之虚，民力之匮所由来矣。以英明之主继之，而犹不免乎与乱同事， 然则知上下之为一身，中外之为一体者，非圣王莫之能也。传曰：“长国家而务 财用者，必自小人矣。”岂不信夫！
开科取士，则天下之人日愚一日，立限征粮，则天下之财日窘一日。吾未见 无人与财而能国者也。然则如之何？必有作人之法而后科目可得而设也，必有生 财之方而后赋税可得而收也。 ○言利之臣 《孟子》曰：“无政事则财用不足。”古之人君未尝讳言财也，所恶于兴利 者，为其必至于害民也。昔明太祖尝黜言利之御史，而谓侍臣曰：“君子得位， 欲行其道；小人得位，欲济其私。欲行道者心存于天下国家，欲济私者心存于伤 人害物。”此则唐太宗责权万纪之遗意也。又广平府吏王允道言：“磁州临水镇 产铁，请置炉冶。”上曰：“朕闻治世，天下无遗贤，不闻天下无遗利。且利不 在官则在民，民得其利则财源通，而有益于官，官专其利则利源塞，而必损于民。
今各冶数多，军需不乏，而民生业已定，若复设此，必重扰之矣。”杖之流海外。
圣祖不肩好货之意，可谓至深切矣。自万历中矿税以来，求利之方纷纷，且数十 年，而民生愈贫，国计亦愈窘。然则治乱盈虚之数从可知矣。为人上者，可徒求 利而不以斯民为意与？ 《新唐书•宇文韦杨王列传》赞曰：“开元中，宇文融始以言利得幸。于时 天子见海内完治，偃然有攘却四裔之心。融度帝方调兵食，故议取隐户剩田以中 主欲。利说一开，天子恨得之晚，不十年而取宰相。虽后得罪，而追恨融才犹所 未尽也。天宝以来，外奉军兴，内蛊艳妃，所费愈不赀计。于是韦坚、杨慎矜、 王钅共、杨国忠各以裒刻进，剥下益上，岁进羡缗百亿万，为天子私藏，以济横 赐，而天下经费自如。帝以为能，故重官累使，尊显ピ赫然。天下流亡日多于前， 有司备员不复事。而坚等所欲既充，还用权娼，以想屠灭，四族皆覆，为天下笑。
孟子所谓上下交征利而国危者，可不信哉？”呜呼，芮良夫之刺厉王也曰：“所 怒甚多，而不备大难！”三季之君莫不皆然。前车覆而后不知诫，人臣以丧其躯， 人主以忘其国，悲夫！
读孔、孟之书，而进管、商之术，此四十年前士大夫所不肯为，而今则滔滔 皆是也。有一人焉可以言而不言，则群推之以为有耻之士矣。上行之则下效之， 于是钱谷之任，榷课之司，昔人所避而不居，今且攘臂而争之。礼义沦亡，盗窃 竞作，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餍。后之兴王所宜重为惩创，以变天下之贪邪者， 莫先乎此。 ○俸禄 今日贪取之风，所以胶固于人心而不可去者，以俸给之薄而无以赡其家也。
昔者武王克殷，庶士倍禄。《王制》：“诸侯之下士视上农夫，中士倍下士，上 士倍中士，下大夫倍上士。”汉宣帝神爵三年，诏曰：“吏不廉平则治道衰。今 小吏皆勤事而俸禄薄，欲其毋侵渔百姓，难矣。其益吏百石已下俸十五。”光武 建武二十六年，诏有司增百官俸，其千石以上减于西京旧制，六百石已下增于旧 秩。晋武帝泰始三年，诏曰：“古者以德诏爵，以庸制禄，虽下士犹食上农，外 足以奉公忘私，内足以养亲施惠。今在位者，禄不代耕，非所以崇化本也。其议 增吏俸。”唐时俸钱，上州刺史八万，中下州七万；赤县令四万五千，畿县、上 县令四万；赤县丞三万五千，上县丞三万；赤县簿尉三万，畿县、上县薄尉二万。
玄宗天宝十四载，制曰：“衣食既足，廉耻乃知。至如资用靡充，或贪求不已， 败名冒法，实此之由。辇毂之下尤难取给，其在西京文武九品已上正员官，今后 每月给俸食、杂用、防阁、庶仆等宜十分率加二分；其同正员官加一分。仍为常 式。”而白居易《为尉诗》云：“吏禄三百石，岁晏有余粮。”其《江州司 马厅记》曰：“唐兴，上州司马秩五品，岁廪数百石，月俸六七万，官足以庇身， 食足以给家。”今之制，禄不过唐人之什二三，彼无以自赡，焉得而不取诸民乎？
昔杨绾为相，承元载汰侈之后，欲变之以节俭，而先益百官之俸，皇甫以宰相 判度支，请减内外官俸禄，给事中崔植封还诏书，可谓达化理之原者矣。 《汉书》言王莽时，天下吏以不得俸禄，各因官职为奸，受取赇赂，以自共 给。《五代史》言北汉国小民贫，宰相月俸止百缗，节度使止三十缗，自余薄有 资给而已，故其国中少廉吏。穆王之书曰：“爵重禄轻，群臣比而戾民，毕程氏 以亡。”此之谓矣。
前代官吏皆有职田，故其禄重；禄重则吏多勉而为廉。如陶潜之种秫，阮长 之之芒种前一日去官，皆公田之证也。《元史》：“世祖至元元年八月乙已，诏 定官吏员数，分品从官职，给俸禄，颁公田。”《太祖实录》：“洪武十年十月 辛酉，制赐百官公田，以其租入充俸禄之数。”是国初此制未废，不知何年收职 田以归之上，而但折俸钞，其数年收职田以归之上，而但折俸钞，其数复视前代 为轻，始无以责吏之廉矣。 《宣宗实录》：“宣德八年三月庚辰，兼掌行在户部事礼部尚书胡氵荧，奏 请文武官七年分俸钞，每石减旧数，折钞一十五贯。以十分为率，七分折与官绢， 每匹准钞四百贯；三分析与官绵布，每匹准钞二百贯。从之。氵荧初建议，与少 师蹇义等谋，义等力言不可，曰：‘仁宗皇帝在春宫久，深知官员折俸之薄，故 即位特增数倍，此仁政也，岂可违之。’氵荧初欲每石减作十贯，闻义等言，乃 作十五贯。白而行之，而小官不足者多矣。” 《大明会典•官员俸给条》云：“每俸一石该钞二十贯，每钞二百贯折布一 匹。”后双定布一匹折银三钱，是十石之米折银仅三钱也。盖国初民间所纳官粮 皆米麦也，或折以钞布。百官所受俸亦米也，或折以钞。其后钞不行，而代以银。
于是粮之重者愈重，而俸之轻者愈轻，其弊在于以钞折米，以布折钞，以银折布， 而世莫究其源流也。
正统六年二月戊辰，巡按山东监察御史曹泰奏：“臣闻之《书》曰：‘凡厥 正人，既富方谷。今在外诸司文臣，去家远任，妻子随行。禄厚者月给米不过三 石，薄者一石、二石，又多折钞。九载之间，仰事俯育之资，道路往来之费，亲 故问遗之需，满罢闲居之用，其禄不赡则不免失其所守，而陷于罪者多矣。乞敕 廷臣会议，量为增益，俾足养廉。如是而仍有贪污，惩之无赦。”事下行在户部， 格以定制，不行。 《北梦琐言》：“唐毕相П家本寒微。其舅为太湖县伍伯，相国耻之，俾罢 此役，为除一官。累遣致意，竟不承命。特除选人杨载宰此邑，参辞日，于私第 延坐，与语期为落籍，津送入京。杨令到任，具达台旨。伍伯曰：‘某下贱，岂 有外甥为宰相邪？’杨令坚勉之，乃曰：‘某每岁公税享六十缗事例钱，苟无败 阙，终身优渥，不审相公俗为致何官职？’杨令具以闻，相国叹赏，亦然其说， 竟不夺其志也。”夫以伍伯之役而岁六十缗，宜乎台皂之微皆知自重。乃信《汉 书》言：“赵广汉奏请令长安游徼狱吏秩百石，其后百石吏皆差自重，不敢枉法， 妄系留人。”诚清吏之本务。谓贪浇之积习不可反而廉静者，真不知治体之言矣。 ○助饷 人主之道，在乎不利群臣百姓之有。夫能不利群臣百姓这有，然后群臣百姓 亦不利君之有，而府库之财可长保矣。《旧唐书•柳浑传》：“浑为宰相，奏故 尚书左丞田季羔公忠正直，先朝名臣，其祖父皆以孝行旌表门闾，京城隋朝旧第， 季羔一家而已。今被堂侄伯强进状，请货宅，召市人马，以讨吐蕃。一开此门， 恐滋不逞。讨贼自有国计，岂资侥幸之徒，且毁弃义门，亏损风教。望少责罚， 亦可惩劝。上可其奏。”夫以德宗好货之主，而犹能听宰相之方，不受伯强之献， 后之人群可以思矣。王明清记高宗建炎二年，有湖州民王永从献钱五十万缗，上 以国用稍集，却之，仍诏：“今后富民不许陈献。”嗟夫，此宋之所以复存于南 渡也与？
江武尊卜式，以风天下，犹是劝之以爵。今乃怵这以威，戚畹之家常惴惴不 自保，而署其门曰“此房实卖”，都城之中十室而五，其不祥孰甚焉。《南唐书》 言后主之世，以铁钱六权铜钱四。而行至其末年，铜钱一直铁钱十。比国亡，诸 郡所积铜钱六十七万缗。呜呼！此所谓府库财非其财者矣。
贼犯京师，史公可法为南京兵部尚书，军饷告绌，乃传檄募富人出财助国。
其略曰：“亲郊乃雍容之事，唐宗有崇韬；出塞本徼幸之图，汉武尚逢卜式。” 桐城诸生姚士晋之辞也。然百姓终莫肯输财佐县官，而神京沦丧，殆于孟子所谓 “委而去之”者，虽多财奚益哉！
洪武十五年七月，堂邑民有掘得黄金者，有司以进于朝。上曰：“民得金， 而朕有之，甚无谓也。”命归之民。天启初，辽事告急，有议及捐助者，朝论以 为教猱升木。而六年十二月，兵部主事詹以晋请灵鹫废寺所存男亩变价助工。奉 旨：“詹以晋垂涎贱价，规夺寺业，可削籍为民，仍令自行修理寺宇，男有变佃 为民业者，责令赎还本寺，以为言利锱铢之戒。”以权奄之世，而下有此论，上 有此旨，亦三代直道之犹存矣。 ○馆舍 读孙樵《书褒城驿壁》乃知其有沼、有鱼、有舟；读杜子美《秦州杂诗》， 又知其驿之有池、有林，有竹。今之驿舍殆于隶人之垣矣。予见天下州之为唐旧 治者，其城郭必皆宽广，街道必皆正直；廨舍之为唐旧创者，其基址必皆宏敞。
宋以下所置，时弥近者，制弥陋。此又樵《记》所谓州县皆驿，而人情之苟且十 百于前代矣。
今日所以百事皆废者，正缘国家取州县之财，纤毫尽归之于上，而吏与民交 困，遂无以为修举之资。延陵季子游于晋，曰：“吾入其都，新室恶而故室美， 新墙卑而故墙高，吾是以知其民力之屈也。”又不独人情之苟且也。
汉制，官寺乡亭漏败，墙垣也坏不治者，不胜任，先自劾。古人所以百废 具举者以此。 ○街道 古之王者，于国中之道路，则有条狼氏涤除道上之狼扈，而使之洁清。于效 外之道路，则有野庐氏达之四畿，合方氏达之天下，使之津梁相凑，不得陷绝。
而又有遂师以巡其道修，候人以掌其方之道治。至于司险掌九州之图，以周知其 山林川泽之阻，而达其道路。则舟车所至，人力所通，无不荡荡平平者矣。晋文 之霸也，亦曰：“司空以时平易道路。”而道路若塞，川无舟梁，单子以卜陈灵 之亡。自天街不正，王路倾危，涂潦遍于效关，污秽钟于辇毂。《诗》曰：“周 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视，卷言顾之淋焉出涕。”其斯之谓与？ 《说苑》：“楚庄王伐陈，舍于有萧氏。谓路室这人曰：“巷其不善乎，何 沟之不浚也？’”以庄王之霸而留意于一巷之沟，此以知其勤民也。
后唐明宗长兴元年正月，宗正少卿李延祚奏清止绝车牛，不许于天津桥来往。
明制，两京有街道官，车牛不许入城。 ○官树 《周礼•野庐氏》：“比国效及野之道路、宿息、井、树。”《国语》： “单襄公述周制以告王曰：‘列树以表道，立鄙食以守路。’《释名》曰：‘古 者列树以表道，道有夹沟以通水潦。”古人于官道之旁必皆种树，以记里至以荫 行旅。是以南土之棠，如伯所茇；道周之杜，君子来游。固已宣美风谣，流恩后 嗣。子路治蒲，树木甚茂；子产相郑，桃李垂街。下至隋唐之代，而官槐官伐， 周道如砥，若彼濯濯，而官无勿翦之思，民鲜侯旬之芘矣。《续汉•百官志》： “将作大匠掌修作宗庙、路寝、宫室、陵园土木之功，并树桐梓之类，列于道侧。” 是昔人固有专职。后周书•韦都宽传》：“为废州刺史。先是，路侧一里置一土 堠，经雨颓毁，每须修之。自孝宽临州，乃勒部内当堠处植槐树代之，既免修复， 行旅又得芘荫。周文帝后问知之，曰：‘岂得一州独尔，当令天下同之。’于是 令诸州夹道一里种一树，十里种三树，百里种五树焉。”《册府元龟》：“唐玄 宗开元二十八年正月，于两京路及城中苑内种果树。代宗永泰二年正月，种城内 六街树。《旧唐书•吴凑传》“官街树缺，所司植榆以补之。凑曰：榆非九衢之 玩，命易之以槐。及槐阴成，而凑卒，人指树而怀之。”《周礼•朝士》注曰： “槐之言怀也，怀来人于此。”然则今日之官其无可怀这政也人矣。 ○桥梁 《唐六典》：“凡天下造舟之梁四，石柱之梁四，木柱之梁三，巨梁十有一， 皆国工修之，其余皆所管州县随时营葺。其大津无梁，皆给船人，量其大小难易 以定其差等。”今几甸荒芜，桥梁废坏，雄莫之产，秋水时至，年年隐绝，曳轮 招舟，无赖之徒籍以为利。潞河渡子勒索客钱，至烦章劾。司空不修，长吏不问， 亦已久矣。况于边陲之远，能望如赵充国治湟狭以西道桥七十所，令可至鲜水， 从枕席上过师哉。《五代史》：“王周为义武节度使，定州桥坏，覆民租车。周 曰：‘桥梁不修，刺史过也。’乃偿民栗为治其桥。”此又当今有司之所愧也。 ○人聚 太史公言：“汉文帝时，人民乐业，因其欲，然能不扰乱，故百姓遂安，自 六七十翁亦未尝至市井。”刘宠为会稽太守，狗不夜吠，民不见吏，庞眉皓发之 老未尝识郡朝。史之所称，其遗风犹可想见。唐自开元全盛之日，姚、宋作相， 海内升平。元稹诗云：“戍烟生不见，村竖老犹纯。”“此唐之所以盛也，至大 历以后，四方多事，赋役繁兴，而小民奔走官府，日不暇给。元结作《时化》之 篇，谓人民为征赋所伤，州里化为祸邸。此唐之所以衰也。予少时见山野之氓， 有白首不见官长，安于畎亩，不至城中者。泊于末造，役繁讼多，终岁之功半在 官府，而小民有“家有二顷田，头枕衙门眠”之谚，已而山有负隅，林多伏莽， 遂舍其田园，徙于城郭。又一变而求名之士，诉在之人，悉至京师，辇毂之间易 于郊垌之路矣，锥刀之末将尽争之，五十年来，风俗遂至于此，今将静百姓之心 而改其行，必在制民之产，使之甘其食，美其服，而后教化可行风俗可善乎？
人聚于乡而治，聚于城而乱，聚于乡则土地辟，田野治，欲民之无恒心，不 可得也。聚于城则谣役繁，狱讼多，欲民之有恒心，不可得也。
昔在神宗之世，一人无为，四海少事。郡县之人其至京师者，大抵通籍之官， 其仆从亦不过三四，下此即一二举贡与白粮解户而已。盖几于古之所谓“道路罕 行，市朝生草”。彼其时岂无山人游客于请公卿，而各挟一艺，未至多人，衣食 所须，其求易给。自东事既兴，广行召募，杂流之士哆回谈兵，九门之中填馗溢 巷，至于封章自荐，投匦告密，甚者内结貂当，上窥颦笑，而人主之威福且有不 行者矣。《诗》曰：“我生之初，尚无为；我生之后，逢此百罹。”兴言及此， 每辄为之流涕。
欲清辇载之道，在使民各聚于其乡始。 ○访恶 尹翁归为右扶风，县县收取黠吏豪民，案致其罪，高至于死。收取人必于秋 冬课吏大会中，及出行县，不以无事时。具有所取也，以一警百，吏民皆服，恐 惧，改行自新。所谓收取人，即今巡按御史之访察恶人也。武断之豪，舞文之吏， 主讼之师，皆得而访察之。及乎浊乱之时，遂借此为罔民之事。矫其敝者乃并访 察而停之，无异因噎而废食矣。 《传》曰：“子产间政于然明，对曰：‘视民如子，见不仁者诛之，如鹰鸽 之逐鸟雀也。是故诛不仁，所以子其民也。” 《说苑》：“董安于治晋阳，问政于蹇老。蹇老曰：‘曰忠、日信、曰敢。’ 董安于曰：‘安忠乎？’曰：‘忠于主。’曰：‘安信乎？’曰：信于今。’曰： ‘安敢乎？’曰：‘敢于不善人。’董安于曰：‘此三者足。’” 《盐铁论》曰：“水有扁狙池鱼劳，国有强御齐民消。” ○盗贼课 《史记•酷吏传》：“武帝作《沈命法》，曰：‘群盗起不发觉，发觉而捕 弗满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其小吏畏诛，虽有盗不敢发，恐不能 得，坐课累府，府亦使其不言，故盗贼浸多，上下相为匿，以文辞避法焉。”此 汉世所名为盗贼课，而为法之敝已尽此数言中矣。《汉书》言张敝为山阳太守， 辽东盗贼并起，上书自请治之。言山阳郡户九万三千，口五十万以上，讫计盗贼 未得者七十七人，他课诸事亦略如此。久处闲郡，愿徙治剧。夫未得之盗犹有七 十七人，而以为郡内清治。”岂非宣帝之用法宽于武帝时乎，然武帝之末至大盗 群起，遣绣衣之使持斧断斩于郡国，乃能胜之。而宣帝之世带牛佩犊之徒，皆驱 之归于南亩。卒之吏称其职，民安其业。是则治天下之道，有不恃法而行者，未 可与刀笔筐箧之士议也。 《后汉书•光武纪》：“建武十六年，郡国群盗处处并起攻劫，在所害杀长 吏。郡县追讨，到则解散，去复屯结。青、徐、幽、冀四州尤甚。上乃遣使者下 郡国，听群盗自相纠缠，五人共斩一人者，除其罪，吏虽逗留回避故纵者，皆勿 问，听以禽讨为效。其牧守令长坐界内盗贼而不收捕者，及以畏恢捐城委守者， 皆不以为负，但取获贼多为殿最，唯蔽匿者乃罪之。于是更相追捕，贼并解散， 徙其魁帅于他郡。赋田受禀，使安生业。自是牛马放牧，邑门不闭。”光武精于 吏事，故其治盗之方如此。天下之事得之于疏，而失之于密，大抵皆然，又岂独 盗贼课哉！ ○禁兵器 王莽始建国二年，禁民不得挟弯铠，徙西海。隋炀帝大业五年，制民间铁叉、 搭钩、柔刃之类皆禁绝之，寻而海内兵兴，陨身失国。元世组至元二十三年二月 己亥，敕中外，凡汉民持铁尺、手挝及杖之有刃者，悉输于官。六月戊申，括诸 路马，凡色目人有马者三取其二，汉民悉人官。二十六年十二月辛已，括三下马， 一品、二品官许乘五匹，三品三匹，四品、五品二匹，六品以下皆一匹。顺帝至 元三年四月癸酉，禁汉人、南人、高丽人不得执持军器，凡有马者拘入官，已而 群盗充斥，攻陷城邑。至正十七年正月辛卯，命山东分省团结义兵，每州添设判 官一员，每县添设主薄一员，专率义兵以事守御。故刘文成有诗曰：“他时重禁 藏矛戟，今日呼令习鼓鼙。”鸣呼！“予视天下，愚夫愚妇，一能胜予。”古之 圣王则既已言之矣。
汉武帝时，公孙宏奏言：“禁民毋得挟弓弩。吾丘寿王难之，以为圣王务教 化而省禁防。今陛下昭明德，建太平，字内日化，方外乡风。然而盗贼犹有者， 郡国二千石之罪，非挟弓弯之过也。”“诚能明教化之原，而帅之以为善，保家 之道，则家有鹤膝，户有犀渠，适足以夸国俗之强。”而不至导民以不祥之器矣。 ○水利 欧阳永叔作《唐书•地理志》，凡一渠之开，一堰之立，无不记之。其县之 下实兼河渠一志，亦可谓详而有体矣。盖唐时为令者犹得以用一方之财，兴期月 之役。而志之所书，大抵在天宝以前者居什之七，岂非太平之世，吏治修而民隐 达，故常以百里之官而创千年之利；至于河朔用兵之后，则以催科为急，而农功 水道有不暇讲求者欤？然自大历以至咸通，犹皆书之不绝于册。而今之为吏，则 数十年无闻也已。水日干而土日积，山泽之气不通，义焉得而无水旱乎？崇帧时， 有辅臣徐光启作书，特详于水利之学。而给事中魏呈润亦言：“《传》曰‘雨者， 水气所化’，水利修亦致雨之木也。夫子之称禹也曰：‘尽力乎沟洫。’而禹自 言亦曰“‘后畎浍，距川。’古圣人有天下之大事，而不遗乎其小如此。自干时 着于齐人，枯济征于王莽，古之通津巨读，今日多为细流，而中原之田夏旱秋潦， 年年告病矣。” 划门县，今之河津也。北十里有瓜谷山堰，贞观门观十年筑。东南二十三里 有十石垆渠，二十三年，县令长孙恕凿，溉田良沃，亩收十石。西二十一里有马 鞍坞渠，亦恕所凿。有龙门仓，开元二年置，所以贮渠田之人，转般至京，以省 关东之漕者也。此即汉时河东太守番系之策。《史记•河渠书》所谓“河移徙， 渠不利田者不能偿种。”而唐人行之，竞以获利。是以知天下无难举之功，存乎 其人而已。谓俊人之事必不能过前人者，不亦诬乎。
唐姜师度为同州刺史，开元八年十月，诏曰：“昔史起溉漳之策，郑、白凿 径之利，自兹厥后，声尘缺然。同州刺史姜师度，识洞于微，智形未兆。匪躬之 节，所怀必罄；奉公之道，知无不为。顷职大农，首开沟恤。岁功犹昧，物议纷 如。缘其忠款可嘉，委任仍旧。暂停九列之重，假以六条之察。白藏过半，绩用 斯多。食乃人天，农为政本。朕故兹巡省。不惮祁寒，将申劝恤之怀，特冒风霜 之弊。今原田弥望，吹浍连属，由来榛棘之所，遍为亢稻之川，仓庾有京坻之 饶，关辅致亩金之润。本营此地，欲利平人，缘百姓未开，恐三农虚弃，所以官 为开发，冀令递相教诱，功既成矣，思与共之。其屯田内先有百姓注籍之地，比 来别人作主，亦量准顷亩割还。其官屯熟田，如同州有贫下欠地之户，自办功力 能营种者，准数给付，馀地且依前官取。”师度以功加金紫光禄大夫，赐帛三百 匹。读此诏书，然后知“无欲速”，“无见小利”二言，为建功立事之本。孙叔 敖决期思之水，而灌零娄之野，庄知其可以为令尹也。魏襄王与群臣饮酒，王为 群臣祝曰：“令吾臣皆如西门豹之为人臣也。”史起进曰：“魏氏之行田也以百 亩，邺独二百亩，是田恶也。漳水在其旁，西门豹不知用，是不智也。知而不兴， 是不仁也。仁智，豹未之尽，何足法也。”于是以史起为邺令，引漳水溉邺，以 富魏之河内。《后汉书•安帝纪》：“元初二年正月，修理西门豹所分漳水为支 渠，以溉民田。”则指此为西门豹所开。为人君者，有率作兴事之勤，有授方任 能之略，不患无叔敖、史起之臣矣。 《汉书》：“召信臣为南阳太守，为民作水，约束刻石，立于田畔，以防纷 争。”此今日分水之制所自始也。
洪武末，遣国子生人才分诣天下郡县，集吏民，乘农隙修治水利。二十八年， 奏开天下郡县塘堰凡四万九百八十六处，河四千一百六十二处，破渠堤岸五千四 十八处。此圣祖勤民之效。 ○雨泽 洪武中，令天下州县长吏月奏雨泽。盖古者龙见而雩，《春秋》三书“不雨” 之意也。承平日久，率视为不急之务。永乐二十二年十月，通政司请以四方雨泽 奏章类送给事中收贮，上曰：“祖宗所以令天下奏雨泽者，欲前知水旱，以施恤 民之政，此良法美意。今州县雨泽章奏乃积于通政司，上之人何由知？又欲送给 事中收贮，是欲上之人终不知也。如此徒劳州县何为。自今四方所奏雨泽，至即 封进，朕亲阅焉。”鸣呼，太祖起自侧微，升为天子，其视四海之广犹吾庄田， 兆民之众犹吾佃客也，故其留心民事如此。当时长吏得以言民疾苦，而里老亦得 诣阕自陈。后世雨泽之奏遂以寝废，天灾格而不闻，民隐壅而莫达，然后知圣主 之意有不但于祈年望岁者。民亲而国治，有以也夫。 ○河渠 黄河载之《禹贡》，东过洛、肭，至于大丕；北过洚水，至于大陆；又北播 为九河，同为逆河人于海者，其故道也，汉元光中，河决瓠子东南，注矩野，通 于淮泗。武帝自临，发卒数万人塞之，筑宫其上，名曰宣防。导河北行，复禹旧 迹，而梁楚之地复宁无水灾，自汉至唐，河不为害几及千年，《五代史》：“晋 开运元年五月丙辰，滑州河决、浸汴、曹、濮、单、郓五州之境，环梁山，合于 汶水，与南旺蜀山湖连，弥漫数百里，河乃自北而东。”《宋史》：”熙宁八年 七月乙丑，河大决于澶州曹村，北流断绝，河道南徙，东汇于梁山张泽烁。分为 二派：一合南清河入于淮，一合北清河入于海河。”又自东而南矣，元丰以后， 又决而北。议者欲复禹迹，而大臣力主回东之议。降及金，元，其势日趋于南而 不可挽。故今之河非古之河矣。自中牟以下夺汴，徐州以下夺泗，清口以下夺淮， 凡三夺而后注于海。今岁久，河身日高，淮、泗又不能容矣。庙堂之议既视其夺 者以为常，司水之臣又乘其决者以为利，不独以害民生，妨国计，而于天地之气 运未必不有所关也。
丘仲深《大学衍义补•言礼》：“曰：“四读视诸侯。谓之读者，独也，以 其独人于海，故江、河、淮、济谓之四读。”今以一淮而受黄河之全，盖合二读 而为一也。自宋以前，河自人海，尚能为并河州郡之害，况今河、淮合一，而请 口又合汴、泗、沂三水以同归于淮也哉。”曩时河水犹有所潴、如钜野、梁山等 处；犹有所分，如屯氏、赤河之类，虽以元人排河人淮，而东北之道犹微有存焉 者。今则以一淮而受众水之归，而无涓滴之渗漏矣，邵国贤作《治河论》，以为 禹之治水至于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其功，可谓盛矣。以今观之，其所空之 地甚广，所处之势甚易，所求之效甚小。今之治水者其去禹也远矣，而所空之地 乃狭于禹，所处之势乃难于禹，所求之功乃大于禹。禹之导河自大丕以下，分播 合同，随其所之而疏之，不与争利，故水得其性，而无冲决之患。今夫一杯之水 举而注之地，必得方尺乃能容之，其势然也。河自大怀以上，水之在杯者也；大 怀以下，水之在地者也。以在地之水而欲拘束周旋如在杯之时，大禹不能，而况 他人乎。今河南、山东郡县棋布星列，官亭民舍相比而居，凡禹之所空以与水者， 今人皆为吾有。盖吾无容水之地，而非水据吾之地也，固宜其有冲决之患也，故 日所空之地狭于禹。禹之治水随地施功，无所拘碍。今北有临清，中有济宁，南 有徐州，皆转漕要路。而大梁在西南，又宗藩所在。左顾右盼，动则掣时，使水 有知，尚不能使之必随吾意，况水无情物也，其能委蛇曲折以济吾之事哉。故日 所处之势难于禹。况禹之治水去其垫溺之害而已，此外无求焉，今则赖之以漕。
不及汴矣，又恐坏临清也；不及临清矣，又恐坏济宁也；不及济宁矣，又恐坏徐 州也；使皆无坏也，又恐漕渠不足于运也。了是数者，而后谓之治。故日所求之 功大于禹。繇二文庄之言观之，则河水南趋之势已极，而一代之臣不过补苴罅漏， 以塞目前之责而已，安望其为斯民计百世之长利哉。至于今日，而决溢之灾无岁 不告。呜呼！其信非人力之所能治矣。” 《禹贡》之言治水也，曰播，曰潴。水之性合则冲，骤则溢。故别而疏之， 所以杀其冲也，“又北播为九河”是也。旁而蓄之，所以节其溢也，“大野既潴” 是也。必使之有所容而不为暴，然后钟美可以丰物，流恶可以阜民，而百姓之利， 繇是而兴矣。今也不然，堤之、障之、逼之、束之，使之无以容其流，而不得不 发其怒，则其不由地中而横出于原隰之间，固无怪其然也。丘仲深谓以一淮受黄 河之全，然考之先朝徐有贞治河，犹疏分水之渠于濮，汜之间，不使之并趋一道， 自弘治六年，筑黄陵冈以绝其北来之道，而河流总于曹、单之间，乃犹于兰阳， 仪封各开一口而泄之于南。今复塞之，故河之在今日欲北不得，欲南不得，唯以 一道入淮，淮狭而不能容，又高而不利下，则濒岁决于邳、宿以下，以病民而妨 运。而邳、宿以下，左右皆有湖陂，河必从而入之。吾见刘贡父所云：“别穿一 梁山烁者，将在今淮、泅之间。”而生民鱼鳖之忧殆未已也。
河政之坏也，起于并水之民贪水退之利，而占佃河旁汗泽之地，不才之吏因 而籍之于官，然后水无所容，而横决为害。贾让言：“古者立国居民，疆理土地， 必遗川泽之分，度水势所不及。大川无防，小水得人陂障，卑下以为汗泽，使秋 水多得有所休息，左右游波宽缓而不迫，故曰：‘善为川者决之使道。”又曰： “内黄界中有泽、方数十里，环之有堤。往十馀岁，太守以赋民，民今起庐舍其 中，此臣亲见者也。《元史•河渠志》谓，黄河退涸之时，旧水泊于池多为势家 所据，忽遇泛溢，水无所归，遂致为害。”由此观之，非河犯人，人自犯之。予 行山东巨野、寿张诸邑，古时潴水之地，无尺寸不耕，而忘其昔日之为川浸矣， 近有一寿张令修志，乃云梁山烁仅可十里，其虚言八百里，乃小说之惑人耳。此 并五代、宋、金史而未之见也。书生之论，岂不可笑也哉！
陆文裕《续停骖录》曰：“河患有二，日决、日溢。决之害间见，而溢之害 频岁有之。使贾鲁之三法遂而有成，亦小补耳。且当岁岁为之，其劳、其费可胜 言哉。今欲治之，非大弃数百里之地不可。先作湖陂以潴漫波；其次则滨河之处， 仿江南圩田之法，多为沟渠，足以容水；然后浚其淤沙，由之地中。而润下之性、 必东之势得矣。” 按文裕之意，即贾让之上、中二策，而不敢明言。贾让言：“今行上策，徙 冀州之民当水冲者，决黎阳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河西薄大山，东薄金堤，势 不能远泛滥，期月自定。难者将曰：若如此，败坏城郭、田庐、冢墓以万数，百 姓怨恨。今濒河十郡，治堤岁费且万万，及其大决，所残无数，如出数年治河之 决，以业所徙之民，遵古圣之法，定山川之位。且大汉方制万里，岂其与水争咫 尺之地哉。此功一立，河定民安，千载无患，故谓之上策。若乃多穿漕渠于冀州 地，使民得以溉田，分杀了怒，虽非圣人法，然亦救败术也。”嗟夫，非有武帝 之雄才大略，其孰能排众多之口，而创非常之原者哉。
平当使领河堤，奏按经义治水，有“决河深川，而无堤防壅塞”之文。宋开 宝之诏亦曰：“朕每阅前书，详究经渎。至若夏后所载，但言导河至海，随山浚 川，未闻力制湍流，广营高岸。今之言治水者计无出于堤、塞二事。箕子答武王 之访，首言鲧堙洪水，汩陈其五行，帝乃震怒。后世治河之臣皆鲧也，非其人之 愿为鲧，乃国家教之使为鲧也，是以水不治而彝伦敦也。
因河以为槽者，禹也。壅河以为漕者，明人也。故古曰河渠，今日河防。
闻之先达言：天启以前，无人不利于河决者。侵克金钱，则自总河以至于闸 官，无所不利；支领工食，则自执事以至于游闲无食之人，无所不利。其不利者， 独业主耳。而今年决口，明年退滩，填淤之中，常得倍蓰，而溺死者特百之一二 而已。于是频年修治，频年冲决，以驯致今日之害，非一朝一夕之故矣。国家之 法使然，彼斗筲之人焉足责哉。
不独此也。彼都人士，为人说一事，置一物，未有不索其酬者。百官有司受 朝廷一职事，一差遣，未有不计其获者，自府史胥徒上而至于公卿大夫，真可谓 之同心同德者矣。苟非返普天率土之人心，使之先义而后利，终不可以致太平。
故愚以为今日之务正人心，急于抑洪水也。 ●卷十三 ○周未风俗 《春秋》终于敬王三十九年庚申之岁，西狩获麟。又十四年，为贞定王元年 癸酉之岁，鲁哀公出奔；二年，卒于有山氏。《左传》以是终焉。又六十五年， 威烈王二十三年戊寅之岁，初命晋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又一十七年， 安王十六年乙未之岁，初命齐大夫田和为诸侯。又五十二年，显王三十五年丁亥 之岁，六国以次称王，苏秦为从长，自此之后，事乃可得而纪。自《左传》之终 以至此，凡一百三十三年，史文阙轶，考古者为之茫昧。如春秋时，犹尊礼重信， 而七国则绝不言礼与信矣，春秋时，犹宗周王，而七国则绝不言王矣。春秋时， 犹严祭祀，重聘享，而七国则无其事矣，春秋时，犹论宗姓氏族，而七国则无一 言及之矣。春秋时，犹宴会赋诗，而七国则不闻矣，春秋时，犹有赴告策书，而 七国则无有矣。邦无定交，士无定主，此皆变于一百三十三年之间。史之阙文， 而后人可以意推者也。不待始皇之并天下，而文武之道尽矣。汉，此风未改，故 刘向谓其“承千岁之衰周，继暴秦之馀弊，贪饕险波，不闲义理。”观夫史之所 录，无非功名势利之人，笔札喉舌之辈，而如董生之言正谊明道者不一二见也， 盖自春秋之后，至东京，而其风俗稍复乎古，吾是以知光武、明、章果有变齐至 鲁之功，而借其未纯乎道也。自斯以降，则宋庆历、元右之间为优矣。嗟乎，论 世而不考其风俗，无以明人主之功。余之所以斥周末而进东京，亦《春秋》之意 也。 ○秦纪会稽山刻石 秦始皇刻石凡六，皆铺张其灭六王、并天下之事。其言黔首风俗，在泰山则 云：“男女礼顺，慎遵职事。昭隔内外，靡不清净。”在褐石门则云：“男乐其 畴，女修其业。”如此而已。惟会稽一刻其辞曰：“饰省宣义，有子而嫁，倍死 不贞。防隔内外，禁止淫，男女挈诚。夫为寄瑕，杀之无罪，男秉义程。妻为 逃嫁，子不得母，咸化廉清。”何其繁而不杀也？考之《国语》，自越王勾践栖 于会稽之后，惟恐国人之不善，故令壮者无取老妇，老者无取壮妻。女子十七不 嫁，其父母有罪；丈夫二十不取，其父母有罪。生丈夫，二壶酒一犬；生女子， 二壶酒一豚。生三人，公与之母；生二人，公与之饩。《内传》子胥之言亦曰： “越十年，生聚。”《吴越春秋》至谓勾践以寡妇淫过犯，皆输山上；士有忧 思者，令游山上，以喜其意。当其时盖欲民之多，而不复禁其淫。传至六国之 末，而其风犹在。故始皇为之厉禁，而特着于刻石之文。以此与灭六王并天下之 事并提而论，且不着之于燕、齐，而独着之于越，然则秦之任刑虽过，而其坊民 正俗之意固未始异于三王也。汉兴以来，承用秦法以至今日者多矣，世之儒者言 及于秦，即以为亡国之法，亦未之深考乎？ ○两汉风俗 汉自孝武表章《六经》之后，师儒虽盛，而大义未明，故新莽居摄，颂德献 符者遍于天下。光武有鉴于此，故尊崇节义，敦厉名实，所举用者莫非经明行修 之人，而风俗为之一变。至其未造，朝政昏浊，国事日非，而党锢之流、独行之 辈，依仁蹈义，舍命不渝，风雨如晦，鸡鸣不已，三代以下风俗之美，无尚于东 京者，故范晔之论，以为桓、灵之间，君道秕僻，朝纲日陵，国隙屡启，自中智 以下，靡不审其崩离，而权强之臣息其窥盗之谋，豪俊之夫屈于鄙生之议。所以 倾而未颓、决而未溃，皆仁人君子心力之为。可谓知言者矣。使后代之主循而弗 革，即流风至今，亦何不可，而孟德既有冀州，崇奖跃驰之士。观其下令再三， 至于求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者，于是权诈迭进， 好逆萌生。故董昭太和之疏，已谓当今年少不复以学问为本，专更以交游为业；
国士不以孝梯清修为首，乃以趋势求利为先。至正始之际，而一二浮诞之徒骋其 智识，蔑周、孔之书，习老、庄之教，风俗又为之一变。夫以经术之治，节义之 防，光武、明、章数世为之而未足；毁方败常之俗，孟德一人变之而有馀。后之 人君将树之风声，纳之轨物，以善俗而作人，不可不察乎此矣。光武躬行俭约， 以化臣下。讲论经义，常至夜分。一时功臣如邓禹，有子十三人，各使守一艺， 闺门修整，可为世法。贵戚如樊重，三世共财，子孙朝夕礼敬，常若公家。以故 东汉之世，虽人才之倜傥不及西京，而士风家法似有过于前代。
东京之末，节义衰而文章盛，自蔡邑始，其仕董卓，无守，卓死，惊叹无识。
观其集中滥作碑颂，则平日之为人可知矣。
以其文采富而交游多，故后人为立佳传。嗟乎，士君子处衰季之朝，常以负 一世之名，而转移天下之风气者，视伯喈之为人，其戒之哉！ ○正始 魏明帝殂，少帝即位，改元正始，凡九年。其十年，则太傅司马懿杀大将军 曹爽，而魏之大权移矣。三国鼎立，至此垂三十年，一时名士风流盛于洛下。乃 其弃经典而尚老、庄，蔑礼法而崇放达，视其主之颠危若路人然，即此诸贤为之 倡也。自此以后，竞相祖述。如《晋书》言王敦见卫，谓长史谢鲲曰：“不意 永嘉之末，复闻正始之音，”沙门支遁以清谈著名于时，莫不崇敬，以为造微之 功足参诸正始。《宋书》言羊玄保二子，太祖赐名日咸、日粲，谓玄保曰：“欲 令卿二子有林下正始馀风。”王微《与何偃书》曰：“卿少陶玄风，淹雅修畅， 自是正始中人。”《南齐书》占袁粲言于帝曰：“臣观张绪有正始遗风。”《南 史》言何尚之谓王球：“正始之风尚在。”其为后人企慕如此。然而《晋书•儒 林传序》云：“摈阙里之典经、习正始之馀论，指礼法为流俗，目纵诞以清高。
此则虚名虽被于时流，笃论未忘乎学者。是以讲明六艺，郑王为集汉之终；演说 老、庄，王何为开晋之始。
以至国亡于上，教沦于下。羌、戎互僭，君臣屡易。非林下诸贤之咎而谁咎 哉！” 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 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魏晋人之清谈，何以亡天下？是孟子 所谓杨、墨之言，至于使天下无父无君，而入于禽兽者也。
昔者嵇绍之父康被杀于晋文王，至武帝革命之时，而山涛荐之人仕，绍时屏 居私门，欲辞不就。涛谓之曰：“为君思之久矣，天地四时犹有消息，而况于人 乎。”一时传诵，以为名言，而不知其败义伤教，至于率天下而无父者也。夫绍 之于晋，非其君也，忘其父而事其非君，当其未死，三十馀年之间，为无父之人 亦已久矣，而荡阴之死，何足以赎其罪乎！且其人仕之初，岂知必有乘舆败绩之 事，而可树其忠名以盖于晚上，自正始以来，而大义之不明遍于天下。如山涛者， 既为邪说之魁，遂使嵇绍之贤且犯天下之不韪而不顾，夫邪正之说不容两立，使 谓绍为忠，则必谓王裒为不忠而后可也，何怪其相率臣于刘聪、石勒，观其故主 青衣行酒，而不以动其心者乎？是故知保人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 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 ○宋世风俗 《宋史》言士大夫忠义之气，至于五季变化殆尽。宋之初兴，范质、王溥犹 有馀憾。艺祖首褒韩通，次表卫融，以示意向。真、仁之世，田锡、王禹、范 仲淹、欧阳修、唐介诸贤，以直言谠论倡于朝。于是中外荐绅知以名节为高，廉 耻相尚，尽去五季之陋。故靖康之变，志士投袂起而勤王，临难不屈，所在有之。
及宋之亡，忠节相望。呜呼！观哀、平之可以变而为东京，五代之可以变而为宋， 则知天下无不可变之风俗也。《剥》上九之言硕果也，阳穷于上，则复生于下矣。
人君御物之方，莫大乎抑浮止竟。宋自仁宗在位四十徐年。虽所用或非其人， 而风俗醇厚，好尚端方，论世之士谓之君子道长。及神宗朝荆公秉政，骤奖趋媚 之徒，深锄异己之辈。邓绾、李定、舒、蹇序辰、王子韶诸奸，一时擢用，而 士大夫有“十钻”之目。干进之流，乘机抵隙。驯至绍圣、崇宁，而党祸大起， 国事日非，膏育之疾遂不可治。后之人但言其农田、水利、青苗、保甲诸法为百 姓害，而不知其移人心、变士心为朝廷之害。其害于百姓者，可以一日而更，而 其害于朝廷者历数十百年，滔滔之势一位而不可反矣。李应中谓：“自王安石用 事，陷溺人心，至今不自知觉。人趋利而不知义，则主势日孤。”此可谓知言者 也。《诗》曰：“毋教猱升木，如涂涂附。”夫使庆历之士风一变而为崇宁者， 岂非荆公教揉之效哉。 《苏轼传》：“熙宁初，安石创行新法，拭上书言：‘国家之所以存亡者， 在道德之浅深，不在乎强与弱；历数之所以长短者，在风俗之厚薄，不在乎富与 贫，臣愿陛下务崇道德而厚风俗，不愿陛下急于有功而贪富强。仁祖持法至宽， 用人有序，专务掩覆过失，未尝轻改旧章。考其成功，则日未至，以言乎用兵， 则十出而九败；以言乎府库，则仅足而无馀。徒以德泽在人，风俗知义，故升遐 之日，天下归仁。议者见其末年，吏多因循，事不振举，乃欲矫之以苛察，齐之 以智能，招徕新进勇锐之人，以图一切速成之效。未享其利，浇风已成，多开骤 进之门、使有意外之得。公卿侍从跬步可图，俾常调之人举生非望。欲望风俗之 厚，岂可得哉！近岁朴拙之人愈少，巧进之士益多，惟陛下哀之、救之。’”当 时论新法者多矣，未有若此之深切者。根本之言，人主所宜独观而三复也。 《东轩笔录》：“王荆公秉政，更新天下之务，而宿望旧人议论不协，荆公 遂选用新进，侍以不次，故一时政事不日皆举，而两禁台阁内外要权莫非新进之 士也。及出知江宁府，吕惠卿骤得政柄，有射羿之意。而一时之士见其得君，谓 可以倾夺荆公，遂更朋附之，以兴大狱。寻荆公再召，邓绾反攻惠卿，惠卿自知 不安，乃条列荆公兄弟之失数事面奏，上封惠卿所言以示荆公。故荆公表有云 ‘忠不足以取信，故事事欲其自明；义不足以胜奸，故人人与之立敌。’盖谓是 也。既而惠卿出毫州，荆公复相，承党人之后，平日肘腋尽去，而在者已不可信， 可信者又才不足以任事，当日唯与其子机谋，而又死，知道之难行也，于是 慨然复求罢去，遂以使相再镇金陵，未期纳节。久之，得会灵观使。”其发明荆 公情事，至为切当。子曰：“君子易事而难说也。”而《大戴礼》言：“有人焉， 容色辞气其人人甚愉，进退周旋其与人甚巧，其就人甚速，其叛人甚易。”迹荆 公昔日之所信用者，不惟变土习、蠢民生，而已亦不飨其利。《书》曰：“其后 嗣王罔克有终，相亦罔终。”为大臣者，可不以人心风俗为重哉！ 《东轩笔录》又曰：“王荆公在中书，作《新经义》以授学者故太学诸生几 及三千人。又令判监、直讲程第诸生之业，处以上，中、下三舍，而人间传以为 试中、上舍者，朝廷将以不次升擢。于是轻薄书生矫饰言行，坐作虚誉，奔走公 卿之门者若市矣。” 苏子瞻《易传兑卦解》曰：“六三，上六，皆兑之小人，以说为事者均也。
六三，履非其位，而处于二阳之间，以求说为兑者故日‘来兑’，言初与二不招 而自来也，其心易知，其为害浅，故二阳皆吉，而六三凶。上六，超然于外，不 累于物，此小人之托于无求以为兑者也，故曰‘引兑’，言九五引之而后至也。
其心难知，其为害深。故九五孚于剥，虽然其心盖不知而贤之，非说其小人之实 也，使知其实则去之矣，故有厉而不凶。然则上六之所以不光，何也？曰：难进 者，君子之事也，使上六引而不兑则其道光矣。”此论盖为神宗用王安石而发。 《孟子》曰：“好名之人，能让千乘之国，苟非其人，箪食豆羹见于色。”荆公 当日处卑官，力辞其所不必辞；既显，宜辞而不复辞。矫情干誉之私，固有识之 者矣。夫子之论观人也，曰“察其所安”；又曰“色取仁而行违，居之不疑，在 邦必闻，在家必闻”。是则欺世盗名之徒，古今一也，人君可不察哉。陆游《岁 暮感怀诗》：“在昔祖宗时，风俗极粹美。人材兼南北，议论忘彼此。谁令各植 党，更仆而迭起，中更金源祸，此风犹未已。倘筑太平基，请自厚俗始。” ○清议 古之哲王所以正百辟者，既已制官刑儆于有位矣，而又为之立闾师，设乡校， 存清议于州里，以佐刑罚之穷。“移之郊、遂”，载在《礼经》；“殊厥井疆”， 称于《毕命》。两汉以来犹循此制，乡举里选，必先考其生平，一玷清议，终身 不齿。君子有怀刑之惧，小人存耻格之风，教成于下而上不严，论定于乡而民不 犯。降及魏晋，而九品中正之设，虽多失实，遗意未亡。凡被纠弹付清议者，即 废弃终身，同之禁锢。至宋武帝篡位，乃诏：“有犯乡论清议，赃污淫盗，一皆 荡涤洗除。与之更始。”自后凡遇非常之恩，赦文并有此语。《小雅》废而中国 微，风俗衰而叛乱作矣。然乡论之污，至烦诏书为之洗刷，岂非三代之直道尚在 于斯民，而畏人之多言犹见于《变风》之日乎？予闻在下有鳏，所以登庸；以比 三凶，不才，所以投畀。虽二帝之举错，亦未尝不询于刍荛。然则崇月旦以佐秋 官，进乡评以扶国是，傥亦四聪之所先，而王治之不可阙也。
陈寿居父丧，有疾，使婢丸药，客往见之，乡党以为贬议，坐是沈滞者累年， 阮简父丧，行遇大雪，寒冻，遂诣浚仪令，令为他宾设黍霍，简食之，以致清 议，废顿几三十年。温峤为刘司空使劝进，母崔氏固留之，峤绝裾而去，迄于崇 贵，乡品犹不过也，每爵皆发诏。谢惠连先爱会稽郡吏杜德灵，及居父忧，赠以 五言诗十馀首，文行于世，坐废不豫荣伍。张率以父忧去职，其父侍伎数十人， 善讴者有色貌，邑子仪曹郎顾玩之求聘焉，讴者不愿，遂出家为尼。尝因斋会率 宅，玩之为飞书，言与率奸，南司以事奏闻，高祖惜其才，寝其奏，然犹致世论， 服阕后久之不仕。官职之升沈本于乡评之与夺，其犹近古之风乎？
天下风俗最坏之地，清议尚存，犹足以维持一二。至于清议亡，而干戈至矣。
洪武十五年八月乙酉，礼部议：“凡十恶、好盗诈伪，干名犯义，有伤风俗 及犯赃至徒者，书其名于申明亭，以示惩戒，有私毁亭舍、涂抹姓名者，监察御 史、按察司官以时按视，罪如律。”制可。十八年四月辛丑，命刑部录内外诸司 官之犯法罪状明著者，书之申明亭。此前代乡议之遗意也，后之人视为文具。风 纪之官但以刑名为事，而于弼教新民之意若不相关，无惑乎江河之日下已！ ○名教 司马迁作《史记•货殖传》，谓：“自廊庙朝廷岩穴之士，无不归于富厚。
等而下之，至于吏士舞文弄法，刻章伪书，不避刀锯之诛者，没于赂遗。”而仲 长敖《核性赋》谓：“倮虫三百，人最为劣。爪牙皮毛，不足自卫；唯赖诈伪， 迭相嚼啮。等而下之，至于台隶僮竖，唯盗唯窃。”乃以今观之，则无官不赂遗， 而人人皆吏士之为矣；无守不盗窃，而人人皆僮竖之为矣。自其束发读书之时， 所以劝之者，不过所谓千钟粟、黄金屋，而一日服官，即求其所大欲。君臣上下 怀利以相接，遂成风流，不可复制。后之为治者宜何术之操？曰：唯名可以胜之。
名之所在，上之所庸，而忠信廉沽者显荣于世；名之所去，上之所摈，而怙侈贪 得者废锢于家。即不无一二矫伪之徒，犹愈于肆然而为利者。《南史》有云： “汉世士务修身，故忠孝成俗。至于乘轩服冕，非此莫由，晋、宋以来，风衰义 缺。故昔人之言日名教，曰名节，曰功名，不能使天下之人以义为利。而犹使之 以名为利，虽非纯王之风，亦可以救积污之俗矣。” 《旧唐书》：薛谦光为左补阙，上疏言：“臣窃窥古之取士，实异于今，先 观名行之源，考其乡邑之誉，崇礼让以厉己，显节义以标信，以敦朴为先最，以 雕虫为后科，故人崇劝让之风，士去轻浮之行。希仕者必修贞确不拔之操，行难 进易退之规，众议已定其高下，郡将难诬其曲直，故计贡之贤愚，即州将之荣辱， 假有秽行之彰露，亦乡人之厚颜。是以李陵降而陇西惭，干木隐而西河美。故名 胜于利，则小人之道消；利胜于名，则贪暴之风扇，自七国之季，虽杂纵横，而 汉代求才，犹征百行，是以礼节之士敏德自修，闾里推高，然后为府寺所辟。今 之举人有乖事实、乡议决小人之笔，行修无长者之沦，策第喧竞于州府，祈恩不 胜于拜伏。或明制才出，试遣搜易攵，驱驰府寺之门，出人王公之第，上启陈诗， 唯希咳唾之泽：摩顶至足，冀荷提携之恩。故俗号举人，皆称‘觅举’。觅者。
自求之称也。夫徇己之心切，则至公之理乖，贪仕之性彰，则廉洁之风薄。是知 府命虽高，异叔度勤勤之让；黄门已贵，无秦嘉耿耿之辞。纵不能挹己推贤，亦 不肯待于三命。故选司补置，喧然于礼闱；州贡宾上，争讼于阶闼。谤议纷合， 渐以成风。夫竞荣者必有争利之心，谦逊者亦无贪贿之累。自非上智。焉能不移？
在于中人，理由习俗。若重谨厚之士，则怀禄者必崇德以修名；若开趋竞之门， 则徼幸者皆戚施而附会。附会则百姓罹其弊，修名则兆庶蒙其福，风化之渐，靡 不由兹。”嗟乎，此言可谓切中今时之弊矣。
汉人以名为治，故人材盛；今人以法为治，故人材衰。
宋范文正《上晏元献书》曰：“夫名教不崇，则为人君者谓尧舜不足法，祭、 纣不足畏；为人臣者谓八元不足尚，四凶不足耻。天下岂复有善人乎？人不爱名， 则圣人之权去矣。” 今日所以变化人心，荡涤污俗者，莫急于劝学、奖廉二事。天下之士，有能 笃信好学，至老不倦，卓然可当方正有道之举者，官之以翰林、国子之秩，而听 其出处，则人皆知向学，而不竞于科目矣，庶司之官，有能洁己爱民，以礼告老， 而家无儋石之储者，赐之以五顷十顷之地，以为子孙世业，而除其租赋，复其丁 徭，则人皆知自守而不贪于货赂矣。岂待川再遣，方收牧豕之儒；优孟陈言， 始录负薪之允。而扶风之子，特赐黄金；琢郡之贤，常颁羊酒。遂使名高处士， 德表具僚，当时怀稽古之荣，没世仰遗清之泽，不愈于科名、爵禄劝人，使之干 进而饕利者哉？以名为治，必自此涂始矣。
汉平帝元始中，诏曰：“汉兴以来，股肱在位，身行俭约，轻财重义，未有 若公孙弘者也，位在宰相封侯，而为布被脱粟之饭，奉禄以给故人宾客，无有所 馀，可谓减于制度而率下笃俗者也，与内富厚而外为诡服以钓虚誉者殊科，其赐 弘后子孙之次见为适者，爵关内侯，食邑三百户” 《魏志》：“嘉平六年，朝廷追思清节之士，诏赐故司空徐邈、征东将军胡 质、卫尉田豫家二千斛，帛三十束，布告天下。”后魏宣武帝延昌四年，诏曰： “故处士李谧，屡辞征辟，志守冲素。儒隐之操深可嘉美，可远傍惠、康，近准 玄、晏。谥曰贞静处士，并表其门闾，以旌高节。”《唐六典》：“若蕴德丘园， 声实明着，虽无官爵，亦赐谥曰先生。”以余所见，崇祯中尝用巡按御史祁彪佳 言，赠举人归子慕、朱陛宣为翰林院待诏。 《唐书》：“牛僧孺，隋仆射奇章公弘之裔，幼孤，下杜樊乡有赐田数顷， 依以为生。”则知隋之赐田，至唐二百年而犹其子孙守之，若金帛之颁，廪禄之 惠，则早已化为尘土矣。国朝正统中。以武进田赐礼部尚书胡氵荧，其子孙亦至 今守之，故窃以为奖廉之典莫善于此。 ○廉耻 《五代史•冯道传论》曰：“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 善乎！管生之能言也，礼义，治人之大法；廉耻，立人之大节，盖不廉则无所不 取，不耻则无所不为。人而如此，则祸败乱亡亦无所不至，况为大臣，而无所不 取，无所不为，则天下其有不乱，国家其有不亡者乎？”然而四者之中，耻尤为 要。故夫于之论士，曰“行己有耻”；《孟子》曰“人不可以无耻，无耻之耻， 无耻矣”，又曰“耻之于人大矣，为机变之巧者，无所用耻焉”。所以然者，人 之不廉而至于悖礼犯义，其原皆生于无耻也，故士大夫之无耻，是谓国耻，吾观 三代以下，世衰道微，弃礼义，捐廉耻，非一朝一夕之故。然而松柏后雕于岁寒， 鸡鸣不已于风雨，彼昏之日，固未尝无独醒之人也，顷读《颜氏家训》，有云： “齐朝一士夫尝谓吾曰：‘我有一儿，年已十七，颇晓书疏。教其鲜卑语及弹琵 琶，稍欲通解。以此伏事公卿，无不宠爱。’吾时俯而不答。异哉，此人之教子 也！若由此业自致卿相，亦不愿汝曹为之。”嗟乎，之推不得已而仕于乱世，犹 为此言，尚有《小宛》诗人之意。彼阉然媚于世者，能无愧哉？
罗仲素曰：“教化者，朝廷之光务；廉耻者，士人之美节；风俗者，天下之 大事。朝廷有教化，则士人有廉耻；士人有廉耻，则天下有风俗。” 古人治军之道，未有不本于廉耻者，《吴子》曰：“凡制国治军，必教之以 礼，励之以义，使有耻也。夫人有耻，在大足以战，在小足以守矣。”《尉缭于》 言：“国必有慈孝廉耻之俗，则可以死易生。”而太公对武王：“将有三胜：一 曰礼将，二曰力将，三曰止欲将。”故礼者所以班朝治军，而《兔》之武夫皆 本于文王后妃之化，岂有淫刍荛，窃牛马，而为暴于百姓者哉。《后汉书》： “张奂为安定属国都尉，羌豪帅感矣恩德，上马二十匹，先零酋长又遗金钅八 枚。奂并受之，而召主簿于诸羌前，以酒酹地曰：“使马如羊，不以人厩；使金 如粟，不以人怀。’悉以金、马还之，羌性贪而贵吏清，前有八都尉，率好财货， 为所患苦，及央正身洁己，威化大行。”呜呼，自古以来，边事之败，有不始于 贪求者哉？吾于辽东之事有感。
杜子美诗：“安得廉颇将，三军同晏眠。”一本作“廉耻将”，诗人之意未 必及此。然吾观《唐书》言，王亻必为武灵节度使。先是，吐蕃欲成乌兰桥，每 于河ヂ先贮材木，皆为节帅遣人潜载之，委于河流，终莫能成。蕃人知亻必贪而 无谋，先厚遣之，然后并役成桥，仍筑月城守之，自是朔方御寇不暇，至今为患， 由亻必之黩货也。故贪夫为帅，而边城晚开。得此意者，郢书燕说，或可以治国 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