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宗教自由状况

法律及政策框架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了宗教信仰的自由和不信仰宗教的自由，而且政府于5月发表的《西藏的民族区域自治》白皮书确认，"西藏人民享有充份的宗教信仰自由。" 但是，政府却力图使宗教活动限于政府批准的组织和已登记的宗教活动场所，并控制宗教团体的发展及其活动范围。总体而言，政府对藏传佛教及其与达赖喇嘛的联系仍有疑虑，并严格控制藏族地区的宗教活动和祷告场所。

尽管有关当局允许从事很多传统的宗教活动和公开表达信仰，但当局对被视为表达不同政见的活动，如被看作是主张西藏独立的宗教活动，则立即加以强力镇压。

有关官员证实，僧侣们继续在他们的宗教活动场所定期接受名为"爱国主义教育"的政治学习。

政治学习成了寺院生活中被官方强制进行的例行部份。但在不同的寺院之间，这类政治学习从形式、内容到间隔时间的长短似都有较大的差异。

2002年和2003年，政府向达赖喇嘛的特使发出了访问中国藏族地区和其他地区的邀请。2002年9月，分别担任达赖喇嘛派驻美国和欧洲的代表洛第嘉日(Lodi Gyari)和克桑加赞(Kelsang Gyaltsen)前往北京、拉萨和其他城市与一些政府官员举行会晤。这是自1993年以来达赖喇嘛的代表同中国政府的首次正式接触。他们于2003年6月第二次前往中国会晤中国官员，访问了上海、北京和云南省的藏族地区。此外，达赖喇嘛的哥哥嘉乐顿珠(Gyalo Thondup)也于2002年7月访问西藏自治区，这是他1959年离开西藏以来的首次访问。政府声称对话和谈判的大门是敞开的，条件是达赖喇嘛公开申明西藏和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份。西藏流亡政府的代表宣布，他们正在与中国政府就达赖喇嘛的代表在2004年稍晚的时候访问中国进行谈判。

中国政府在5月发表的白皮书中称，政府已出资约4000万美元(3亿元人民币)用于修缮开放1400 多所寺院和整修文化遗迹，其中有很多是在文化革命前和文化革命期间被毁的。白皮书说，政府从1989年到1994年拨出670万美元(5500万元人民币)和大量黄金白银用于拉萨布达拉宫(Potala Palace)的首期修缮工程。政府声称，自2001年以来，政府又已调拨4000万美元(3.3亿元人民币)用于布达拉宫的第二期修缮工程以及罗布林卡宫(Norbulingka Palace)(达赖喇嘛过去的另一官邸)和萨迦寺(Sakya Monastery) (西藏自治区南部农村地区藏传佛教萨迦派的主寺)的修缮工程。尽管做出了这些努力和其他努力，很多在文化革命期间被毁的寺院始终未能重建或修复，另有一些寺院只是得到部份的修复。从表面上看，政府为修复工作拨款是支持宗教活动，但促进藏族地区旅游业的发展也是原因之一。

尽管在本报告期结束时有几个宗教场所得到政府为重建项目提供的资助，但最近的修复工作大多依靠私人资金。

对宗教自由的限制

政府官员将佛教寺院和中国藏族地区主张独立的活动紧密联系在一起。在很多地方，特别是在西藏自治区，政府继续限制寺院的增建，理由是寺院的增建消耗地方资源并成为西藏流亡人士进行政治渗透的渠道。政府说，对大寺院的僧侣人数不加限制，每个寺院的民主管理委员会自行决定本寺院可容纳多少僧侣。但是，很多民主管理委员会受政府的控制，实际上政府对很多大寺院的僧侣人数严加限制，在西藏自治区尤为如此。政府有权否决任何个人担任神职的申请，但在本报告期内，政府在实际上并不一定行使这一权利。政府规定寺院不可接受未满18岁者入住寺院，从而减少了将男童送进寺院接受宗教训练的传统做法。然而，有些寺院继续接受男童入住，往往在他们年满18岁时才正式登记。

政府继续监督各大寺院的日常活动。政府并不为寺院的活动提供经费，但通过寺院的民主管理委员会和地方宗教事务局保持对寺院管理工作的控制。

有关规章将很多民主管理委员会的领导权限制在"爱国爱教"的僧尼手中，并规定管委会的所有成员必须得到政府批准。在某些寺院，政府官员还担任委员会的成员。

近年来，若干大寺院的民主管理委员会不再将出售门票之所得或烧香拜佛者之捐款仅限于资助全职研究佛法的僧侣。其结果是， 有些原先完全依靠资助的"学者僧侣 "现在不得不从事一些维持生计的活动。一些专家担心，这样一来，将来有资格担任师资的僧侣人数会因此减少。

西藏和其他藏族地区宗教教学质量的逐步下降继续成为令人关注的一个焦点问题。

西藏和其他藏族地区高级宗教师资的质量欠佳，人才短缺，许多师资流亡在外，老一代教员的工作无人接替，而西藏以外其他藏族地区的师资难以获准进入西藏自治区施教。

政府官员宣称，始于1996年、往往以外来工作队集中举办持续数周学习班的形式进行的"爱国主义教育"运动已经结束。但他们公开申明，僧侣和尼姑们继续在各自的宗教场所定期(即每年举办4次学习班)接受政治教育，也称作"爱国主义教育"。有些宗教领袖还担任当地的政治职务。

由于原来主要由政府官员负责的政治教育现由寺院负责人来承担，各寺院进行的政治训练从形式、内容到间隔时间的长短都有很大差异。但是，这种训练按规定仍然必须进行，并已成为寺院管理的一项固定内容。

据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的报告，2003年期间，有2248名藏人前往该公署驻尼泊尔办事处，其中有1815人被认为应得到"关注"并获得基本的帮助，其余433人未经联合国难民公署的登记处理而前往印度。2003年9月，西藏自治区公安局官员对一个来访的外国代表团说，每年有1000名西藏自治区居民获得护照，西藏居民每年出国2000-3000人次。但有些藏人──特别是农村地区的藏民──继续报告说，得到护照相当困难。一方面因获得护照困难，另一方面因中国藏族公民难以获得进入印度的签证，藏人很难以宗教为事由前往印度。在本报告期内，有报告说，一群在2003年 5月在中国官员压力下从尼泊尔被强行遣返中国的18名藏人遭受酷刑，包括电击、严寒中罚站和毒打，并被强迫从事重体力劳动。

他们的家属不得不通过行贿手段使他们获释。不过，包括僧尼在内的很多藏人经过第三国前往印度并在短暂停留后返回中国。一些返藏流亡人士说，当局向他们施加压力，不让他们谈论敏感的政治问题。

在藏传佛教噶玛噶举派(Karma Kargyu School)领袖、藏传佛教最有影响的宗教人物之一噶玛巴喇嘛于1999年逃往印度以后，当局限制人们前往噶玛巴本寺楚布寺( Tsurphu Monastery)，并在寺内加强了"爱国主义教育"活动。噶玛巴喇嘛说，他之所以决定离开是因为他的行动受到政府的控制，政府既不允许他前往印度接受精神导师的传承，又不允许他们前来传承。据本报告期内参观过楚布寺的人说，该寺僧侣人数仍然很少，气氛依然压抑。

在噶玛巴喇嘛离开后，当局加强了控制转世灵童寻访和教育过程的努力。政府于2000年批准了第七世热振活佛(Reting Rinpoche)，但有报导说，热振寺的很多僧侣因达赖喇嘛没有承认这一选择而不接受这名男童为热振活佛。另一名被噶玛巴喇嘛在1994年认定为转世灵童的帕沃活佛(Pawo Rinpoche)在内朗寺(Nenang Monastery)内受到政府严格的监督。外国代表团无法获得参观内朗寺的许可。

政府官员认为持有或展示达赖喇嘛的肖像并不违法。然而，当局在因政治罪名拘留个人时，似乎认为持有达赖喇嘛的照片就是证明其有分离主义情绪的足够证据。在西藏自治区，达赖喇嘛的肖像既不在各大寺院公开展示，也无法在市场公开买到。

外交观察人士在西藏以外的藏族地区看到包括达赖喇嘛在内的若干西藏宗教人物的肖像公开展示。但是，2003年8月曾在四川省发生一起身分不明的人士将被禁止的藏旗悬挂在一座广播塔上的事件，此后几个月，该省两个县县城内私人悬挂的达赖喇嘛肖像均被没收。

政府还继续禁止被达赖喇嘛认定为班禅喇嘛的男童根敦确吉尼玛的肖像。

大多数地方都没有公开展示被"正式"选定为班禅喇嘛的坚赞诺布(Gyaltsen Norbu)的照片，这极有可能是因为承认他为班禅喇嘛的藏人为数极少的缘故。

有大约615名藏传佛教人士担任地方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委员。但是，政府继续要求共产党员和高层政府工作人员坚持中共的无神论，政府干部的日常政治教育继续推广无神论。政府官员证实，宗教事务局的有些官员是共产党员，而宗教信仰与党员身份是不相容的。然而，宗教事务局有一些下层官员信奉佛教。

当局禁止藏人在7月6日大事庆祝达赖喇嘛的生日。其他如默朗木祈愿大法会(Monlam Chenmo)和哲蚌寺雪顿节(Drepung Shodon)等主要节庆活动则在较为开放的气氛中进行，在场的保安人员人数也比过去减少。但是，西藏大学师生被禁止欢庆2004年的萨嘎达瓦节(Saga Dawa Festival)。

有报告说，在本报告期内，外国访问者前往西藏自治区以及在自治区内的旅行受到限制。政府严格控制外国官员参观宗教场所，外国官方代表团很少有机会在未经地方当局事先批准的情况下会见僧侣和尼姑。

据西藏人权和民主中心报告，2003年7月，当局关闭了位于四川省阿坝州的阿坝格德寺院所属学校(Ngaba Kirti Monastic School)，并将学校的主要赞助人索巴那格(Soepa Nagur)传唤到四川省省会成都。这所于1994年用民间资金建立起来的学校向农村居民传授传统的藏学和佛学知识，到1998年时引起了地方当局的注意。当局强行让学校改名，要求在学校开设的课程中包含非宗教课程，最后将该校与附近另一所学校合并。

今年1月，位于四川省甘孜自治州的色达佛学院(Serthar Buddhist Study Institute；又称喇荣噶尔佛法修习营，Larung Gar)富有感召力的创始人堪布晋美彭措(Khenpo Jigme Phungtsog)在四川省省会成都就医期间去世。色达佛学院创建于1980年，在院内居住的僧尼曾一度多达10000人。2001 年，当局动手拆除院内建筑并将修习者驱逐出院外，最后，佛学院内仅留4000人左右。堪布晋美彭措消失了一年(据官方的说法是在外就医)，后于2002年7月返回佛学院。直至2003年5月，还曾有人试图重建某些建筑而引起冲突并遭逮捕，佛学院也被强制向外人关闭。在这位主持去世后，四川当局不准省内僧众出席他的葬礼。然而，据目击者报告说，数以万计的藏汉僧侣不顾禁令向其致哀。

对宗教自由的侵犯

政府对进入藏族地区──特别是西藏自治区──严格控制，并严格控制关于藏族地区的信息，因此难以准确判断宗教自由受到侵犯的程度。与不久前相比，虽然普通人从事宗教活动的气氛较为宽松，但在本报告期内，对西藏地区的压制仍很严厉，政府在尊重宗教自由方面的记录仍然不良。

2003年10月，因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9年徒刑的四川省甘孜州大悟县藏族僧侣尼玛扎巴(Nyima Dragpa)在狱中死亡。

非政府组织和外国媒体的观察人士将其死因归于他在狱中所受的酷刑，其根据是据称他本人临终前所写的一封信。据报告，2002年11月，藏族僧侣洛让达杰(Lobsang Dhargyal)在青海省的一个劳改营中因脑出血死亡。

西藏人权和民主中心将其死亡归因于拘留期间所受的酷刑和虐待。官方未公开证实洛让达杰的死亡，也没有调查他的死因。

班禅喇嘛是藏传佛教中仅次于达赖喇嘛的第二号显要人物。政府继续认定其1995年选择的男童加赞诺布为第十一世班禅喇嘛。政府继续拒绝让外人接触1995年被达赖喇嘛认定为第十一世班禅喇嘛的男童根敦确吉尼玛(时年6岁)，他的下落无人知晓。政府官员声称，为了这名男童的安全，他在一个未透露的地方受到政府的监管，并说他作为一名"普通学童"上学。为了证实他安然无恙，国际社会要求见到根敦确吉尼玛，但此类要求一概遭到拒绝。

绝大多数藏传佛教徒承认被达赖喇嘛认定的转世灵童为班禅喇嘛，但是西藏僧侣说他们被迫签署声明，保证忠于政府挑选的男童。共产党还要求其党员支持"正式选定的"班禅喇嘛。

加赞诺布于2003年8月对藏族地区进行第二次精心安排的访问，他在访问期间的公开露面都受到大量安全人员的保护。

据有关官员说，被政府指控在帮助达赖喇嘛挑选第十一世班禅喇嘛时泄露国家机密的恰扎活佛(Chadrel Rinpoche)已于2002年1月获释出狱。有报告说，恰扎活佛现被软禁在拉萨附近，但有关官员没有证实他的下落并拒绝国际社会提出的与他会面的要求。他们继续声称，恰扎活佛隐居研究佛经。2003年8月，西藏人权和民主中心报告说，恰扎活佛的前助手、56岁的强巴穷(Champa Chung)于1999年服刑4年期满后仍然在押。

据自由亚洲电台(Radio Free Asia)报导，2月12日，警方以持有藏旗和达赖喇嘛肖像为由，逮捕了拉萨甘丹寺(Ganden Monastery)僧人群丹仁增(Choeden Rinzen)。他的两位朋友与他一道被捕，但后来获释。

据西藏信息网(TIN)2月发布的统计数字，在该网络记录在案的136名男性藏族在押政治犯中，约有90名为僧侣、曾为僧侣者或转世喇嘛，6名女性政治犯中有4名是尼姑或曾为尼姑者。今年4月，西藏自治区司法和监狱管理部门的官员说，在被监禁在西藏自治区三个正式监狱中并经司法程序被判刑的2500名犯人中，约有3%──即大约 75人──被控犯有"危害国家安全"的罪名。在这75名犯人中，大部份都是僧侣和尼姑。像过去几年那样，有可信的报告说，被指控从事政治活动的僧尼被监禁并遭受虐待和酷刑，还有报告说，有犯人因抵制监狱当局强加给他们的政治再教育而遭到殴打。

虽然西藏自治区以外藏族地区的藏族佛教徒比自治区内的藏族佛教徒享有多一些的拜佛自由，他们有时也因表达宗教信仰而被扣押和逮捕。因涉嫌与2002年4月发生的一系列爆炸事件有牵连而遭到逮捕的著名宗教领袖丹增德勒仁波切(Tenzin Deleg Rinpoche)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目前仍在狱中。丹增德勒过去的同事洛桑邓珠(Lobsang Dondrup)则因被指控参与爆炸案于2003年1月26日被判处死刑。而此前中国政府曾保证说，将允许他们二人享有充份的正当司法程序，并表示最高人民法院将对他们的案件进行复审，然而，洛桑邓珠仍被处死。中国官员已向美国和欧盟官员证实，丹增德勒的死刑将自终审判决之日起缓期两年执行。中国政府还进一步向美国官员说明，2003年1月26日，丹增德勒向四川高级人民法院的上诉败诉，那一天就是他的终审判决日。

2003年8月，五名僧侣和一位不知姓名的平民画师因被指控从事分离主义活动而分别被判处1至12年徒刑，他们的"分离"活动包括画藏旗、拥有达赖喇嘛的肖像和散发呼吁西藏独立的材料。这五名僧侣都来自四川省阿坝州康玛寺(Khangmar Monastery)，他们是索巴(Zoepa)、措平(Tsogphel)、夏饶达杰(Sherab Dargye)、韦泽(Oezer)和明秋(Migyur)。

在本报告期内，仍有很多其他宗教人物被监禁，包括因领导抗议活动于1999年被捕的四川省甘孜县佛师索南彭措(Sonam Phuntsog)、 在2002年被判"从事间谍活动和危害国家安全"罪的拉萨孤儿院主办人晋美丹增(Jigme Tenzin)和尼玛曲忠(Nyima Choedron)以及因与海外佛教徒赞助的达赖喇嘛长寿仪式有关联而于2002年10月在四川省甘孜市被关押的大约10人。

有报导说，自法轮功于1999年被禁以来，一些法轮功修炼者在西藏自治区被拘押。据信，西藏修炼法轮功的人数很少。

在囚犯问题上有了一些进展。据报导，4月18日，因在哲蚌寺参加藏独活动而服刑15年的藏族僧侣阿旺韦泽(Ngawang Oezer)在期满时从西藏自治区监狱获释。当局曾在2003年 8月宣布给阿旺韦泽减刑两年。

2月24日，藏族尼姑平措尼珠(Phuntsog Nyidrol)比刑期约提前一年从西藏自治区监狱获释。她因于1989年参加支持达赖喇嘛的和平示威活动而被判处9年徒刑。此后，当局又因她和其他几名尼姑于1993年录制忠于西藏和达赖喇嘛的歌曲而将其刑期延长为17年。但在2001年，她被减刑一年。

2003年，因涉嫌帮助噶玛巴喇嘛逃往印度而于2002年被捕的楚布寺僧侣白朗(Panam)和土登(Thubten)被释放出狱，并回到了楚布寺。据报导，2003年9月，藏族尼姑朗珍拉姆(Lhamo Namdrol)在长达12年的刑期届满时获释。

据西藏自治区官员说，2004年2月，曾是尼姑并任嘉措儿童之家(Gyatso Children's Home)负责人之一的尼玛曲忠(Nyima Choedron)被减刑一年。2003年8月，政府宣布曾在20世纪80年代在蚌哲寺参加一藏独组织而被监禁在拉萨西藏自治区监狱的僧人强培详确(Jamphel Jangchub)获减刑三年。

强迫改变宗教信仰

没有关于强迫改变宗教信仰的报告，也没有关于未成年美国公民被绑架或非法带离美国或政府拒不允许这些美国公民返回美国的报告。

恐怖主义组织对宗教自由的侵犯

在本报告期内，没有关于恐怖主义组织迫害某种宗教的报告。